商業社會中士人精神的再造（節錄）∕余英時
你是知識分子嗎？
台灣在這幾十年來和大陸有一個很大的分野，即知識分子總是扮演著自己應當有的角色，並且本著良知說話。不過慢慢地，大陸會漸漸接近台灣的腳步。我想，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歷史與國家大勢，應該還是很樂觀的。「五四」以來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理想逐漸在實現，先是在自由中國的台灣，現在已傳佈在中國大陸上了。這是大陸上知識分子和老百姓的共同覺醒，不可能永遠被鎮壓下去的。
在我的講題中提到了「商業社會」，西方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今天流行的名稱是「市場經濟」，一切以「競爭」為主軸，但或許這兩種說法都不夠周全。競爭從原來的「市場」傳到各個社會層面，政治上競爭產生了民主系統，知識思想上競爭帶來了學術自由。西方人今天已常用「觀念的市場」（market of ideas）這個名詞了。其結果是「多元社會」的出現。
在多元化社會中，誰都可以是知識分子，誰也都不是知識分子。不是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比如有些終身關在研究室做研究的學者，他在知識和專業領域中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但他並沒有社會的參與。當然。他有權選擇這樣做，這是每個人價值觀不同的問題。但專門學者、科學家如果不參與社會事務，我們便不好說他們是「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今天「知識分子」必須是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人。
然而，在每個人的分工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共同的領域，攸關著每個人的利益，我們稱它為「公領域」。比如最近你可能會特別關心「柯江會談」的問題，想知道這樣一個國際情勢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也可以稱這樣的一種參與為「公民意識」，那是存在每一個人的私生活之外的。就像綠黨重視環境保護；就像長江三峽工程只是毛澤東偶然詩句中的浪漫想像，但施工之後，卻可能帶來無法預知的後果。因為科技在便利之餘，確實也有其可怕的副作用。我想，人本身就是自然，又怎麼能妄想要征服自然呢？這就好比西方神學上的難題：如果人是上帝創造的，那麼人怎麼能有反抗上帝的自由意志？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當社會漸趨多元化之後，每個人都為自己所心儀的價值護衛。「發展科技以增加人的福利」是價值，「保護大自然」使後代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也是一種價值，卻可能難以兩全其美。這就像中國傳統裡面所說的「忠孝不能兩全」，並非是其中一方不好，而是價值本身就是衝突的。又比如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可是「自由」和「平等」之間便存在著潛伏的衝突。這也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由來已久的爭執。我並非意指社會主義不好，它對於平等的概念有其重要性與貢獻。而自由市場固然郝，卻又常常容易形成貧富不均的下場。
由此可知，沒有一個知識分子能代表所有的價值。
過分的執著就會造成悲劇的誕生。
多元社會中的動態平衡
自由主義有一個新名詞叫做「分配的公平」。這也就是在西方福利制度中，希望連最貧窮的人也可以得到最起碼的生活保障。而大陸上的困難之處就在於沒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最早他們是從出生到死都由政府包辦，連反對政府的異議分子亦然。而那些異議者拿了錢又寫文章或拍電影視反抗政府。但今天大陸上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已無力再包辦下去，可是失業下崗的人怎麼辦？轉型的困難是不可想像的，俄國便是眼前的例子。可見最初採用極權政府，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是一致命的錯誤。今天一開始改變，便育到了分配不公平的大危機。
其實，在愈民主的社會，政治的比重就愈輕。就好比中國古代有一個理想：帝力予我何有哉？農民們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靠外力。換句話說，國家和政府只是為了要維持一個良好的共同領域而存在，因此必須隨時受人民的監視和督察，這只有民主才行。如果政府無法維護人民的利益，又不許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必須動用武力，就本末倒置。正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所提到的一樣，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卻什麼事都不能做。傳統中國君主的權力過分擴大，最後便成了一個專制社會。在民主社會中，你可以生活在政治之外，依舊受到法律的保障。可是專制社會不然，你不管政治，政治卻會管你。專制或極權政治必然是一元的，思想必求定於一尊,社會和文化都不能活潑暢發，弄成死沉沉的局面。
在民主的社會中，知識分子在不同的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就會不一樣。以今天的台灣來說，價值多元，社會不斷變動，這是自然的現象。比如在這一系列的演講之中，可能每個人的政治思想都不一樣，但每一講者都能有完全陳述奇觀點的自由，這便是多元的明證。如果我們要保持表面的「和諧」、「安定」，不許講者有不同的意見，那便成為一元化的極權社會了。我們的領域各不相同，價值考慮不一致，只能提出不同的看法，讓聽眾自由選擇，這是「思想的自由市場」，絕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知識分子在今天必然是多元化的。
人不是上帝，不可能有全面的透視力。因此我們只希望不同領域、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各就專業知識和公共關懷，提出不同意見，維護不同甚至彼此衝突的價值。在不斷的爭辯中，逐漸取得價值的動態平衡。我們絕不可以再以「和諧」、「穩定」為藉口，希望思想能定於一尊。
中國傳統社會到了宋明以後，已出現思想的多元分化，可是我們的思想整體取向依然是一元模式。「和諧」、「穩定」是我們的最高價值，因此掩蓋和壓制了新觀念的成長。這一傾向在過去五十年大陸上又因極權體制的強大力量而加強了。知識分子因此不能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台灣則已從這個一元模型中破壁而出，但有時也不免積習未除盡。所以我願再強調知識分子多元化的重要性。
我又強調：在今天多元化社會中，知識分子以不屬於任何一個特殊階層。我們必須擴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使它可以包括一切有公民意識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的個人。這可以打破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錯誤觀念。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從「士」階層轉變而來，而「士」一向被視為「四民之首」，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特別不容易擺脫「菁英論」（elitism）的陰影。在自由中國的台灣，已無人不受教育，因此人人都有機會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如果人人都可以是知識分子，那麼物我們更必須準備隨時聽到許多嘈雜的聲音。
你是知識分子嗎？
台灣在這幾十年來和大陸有一個很大的分野，即知識分子總是扮演著自己應當有的角色，並且本著良知說話。不過慢慢地，大陸會漸漸接近台灣的腳步。我想，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歷史與國家大勢，應該還是很樂觀的。「五四」以來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理想逐漸在實現，先是在自由中國的台灣，現在已傳佈在中國大陸上了。這是大陸上知識分子和老百姓的共同覺醒，不可能永遠被鎮壓下去的。
在我的講題中提到了「商業社會」，西方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今天流行的名稱是「市場經濟」，一切以「競爭」為主軸，但或許這兩種說法都不夠周全。競爭從原來的「市場」傳到各個社會層面，政治上競爭產生了民主系統，知識思想上競爭帶來了學術自由。西方人今天已常用「觀念的市場」（market of ideas）這個名詞了。其結果是「多元社會」的出現。
在多元化社會中，誰都可以是知識分子，誰也都不是知識分子。不是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比如有些終身關在研究室做研究的學者，他在知識和專業領域中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但他並沒有社會的參與。當然。他有權選擇這樣做，這是每個人價值觀不同的問題。但專門學者、科學家如果不參與社會事務，我們便不好說他們是「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今天「知識分子」必須是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人。
然而，在每個人的分工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共同的領域，攸關著每個人的利益，我們稱它為「公領域」。比如最近你可能會特別關心「柯江會談」的問題，想知道這樣一個國際情勢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也可以稱這樣的一種參與為「公民意識」，那是存在每一個人的私生活之外的。就像綠黨重視環境保護；就像長江三峽工程只是毛澤東偶然詩句中的浪漫想像，但施工之後，卻可能帶來無法預知的後果。因為科技在便利之餘，確實也有其可怕的副作用。我想，人本身就是自然，又怎麼能妄想要征服自然呢？這就好比西方神學上的難題：如果人是上帝創造的，那麼人怎麼能有反抗上帝的自由意志？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當社會漸趨多元化之後，每個人都為自己所心儀的價值護衛。「發展科技以增加人的福利」是價值，「保護大自然」使後代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也是一種價值，卻可能難以兩全其美。這就像中國傳統裡面所說的「忠孝不能兩全」，並非是其中一方不好，而是價值本身就是衝突的。又比如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可是「自由」和「平等」之間便存在著潛伏的衝突。這也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由來已久的爭執。我並非意指社會主義不好，它對於平等的概念有其重要性與貢獻。而自由市場固然郝，卻又常常容易形成貧富不均的下場。
由此可知，沒有一個知識分子能代表所有的價值。
過分的執著就會造成悲劇的誕生。
多元社會中的動態平衡
自由主義有一個新名詞叫做「分配的公平」。這也就是在西方福利制度中，希望連最貧窮的人也可以得到最起碼的生活保障。而大陸上的困難之處就在於沒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最早他們是從出生到死都由政府包辦，連反對政府的異議分子亦然。而那些異議者拿了錢又寫文章或拍電影視反抗政府。但今天大陸上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已無力再包辦下去，可是失業下崗的人怎麼辦？轉型的困難是不可想像的，俄國便是眼前的例子。可見最初採用極權政府，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是一致命的錯誤。今天一開始改變，便育到了分配不公平的大危機。
其實，在愈民主的社會，政治的比重就愈輕。就好比中國古代有一個理想：帝力予我何有哉？農民們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靠外力。換句話說，國家和政府只是為了要維持一個良好的共同領域而存在，因此必須隨時受人民的監視和督察，這只有民主才行。如果政府無法維護人民的利益，又不許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必須動用武力，就本末倒置。正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所提到的一樣，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卻什麼事都不能做。傳統中國君主的權力過分擴大，最後便成了一個專制社會。在民主社會中，你可以生活在政治之外，依舊受到法律的保障。可是專制社會不然，你不管政治，政治卻會管你。專制或極權政治必然是一元的，思想必求定於一尊,社會和文化都不能活潑暢發，弄成死沉沉的局面。
在民主的社會中，知識分子在不同的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就會不一樣。以今天的台灣來說，價值多元，社會不斷變動，這是自然的現象。比如在這一系列的演講之中，可能每個人的政治思想都不一樣，但每一講者都能有完全陳述奇觀點的自由，這便是多元的明證。如果我們要保持表面的「和諧」、「安定」，不許講者有不同的意見，那便成為一元化的極權社會了。我們的領域各不相同，價值考慮不一致，只能提出不同的看法，讓聽眾自由選擇，這是「思想的自由市場」，絕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知識分子在今天必然是多元化的。
人不是上帝，不可能有全面的透視力。因此我們只希望不同領域、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各就專業知識和公共關懷，提出不同意見，維護不同甚至彼此衝突的價值。在不斷的爭辯中，逐漸取得價值的動態平衡。我們絕不可以再以「和諧」、「穩定」為藉口，希望思想能定於一尊。
中國傳統社會到了宋明以後，已出現思想的多元分化，可是我們的思想整體取向依然是一元模式。「和諧」、「穩定」是我們的最高價值，因此掩蓋和壓制了新觀念的成長。這一傾向在過去五十年大陸上又因極權體制的強大力量而加強了。知識分子因此不能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台灣則已從這個一元模型中破壁而出，但有時也不免積習未除盡。所以我願再強調知識分子多元化的重要性。
我又強調：在今天多元化社會中，知識分子以不屬於任何一個特殊階層。我們必須擴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使它可以包括一切有公民意識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的個人。這可以打破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錯誤觀念。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從「士」階層轉變而來，而「士」一向被視為「四民之首」，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特別不容易擺脫「菁英論」（elitism）的陰影。在自由中國的台灣，已無人不受教育，因此人人都有機會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如果人人都可以是知識分子，那麼物我們更必須準備隨時聽到許多嘈雜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