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受傷的感覺〉
身為亞裔美國人是什麼感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流行（COVID-19）不僅徹底重構全球政治與社會關係，也重新表述了世界各地亞洲人的能見度與脆弱。亞裔形體的人們在街頭、大眾運輸工具和營業場所遭受襲擊的影片廣泛流傳於社群媒體，表現出人們彼此攻擊的恐怖景象，也標誌著美國及其他更多地方反亞裔暴行的興起。當疫情在二○二○年三月前後爆發於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COVID-19命名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此舉無疑讓美中冷戰成為焦點，並將歷時百年的「黃禍」（yellow perilism）刻板印象再次附加在亞裔美國人身上。疫情最初兩年間，亞裔美國人動員起來上街示威，高舉「不是你們的模範少數」（Not Your Model Minority）、「我們不是隱形的」（We’re Not Invisible）標語對抗種族主義攻擊──這樣的時刻可能催生出一種集體認同。但運用這些悲慘事件激發更多政治影響力的亞裔美國專業階級人士，其中幾乎多數為華人和東亞族裔，他們和真正受到種族仇恨所攻擊的人們之間，卻有著一種令人尷尬的脫節。引人注目的案例尤甚，例如在加州奧克蘭被毆打致死的泰國老人維查．拉達納帕迪（Vicha Ratanapakdee），以及二○二一年三月在亞特蘭大水療會館槍擊案中遇害的六名亞裔女性按摩師。這些被害人主要都是亞裔移民，卻鮮少被納入身為「亞裔美國人」的典型敘事之中。
在亞裔美國人難得登上全國和國際新聞頭條的那些時候，亞裔美國政治人物呼籲種族和國民在這個種族化（racialization）升高的時期團結一致，例如曾參與民主黨總統初選，當時正在競選紐約市長的楊安澤（Andrew Yang），就強調亞裔美國人需要「欣然接受並表明我們的美國性（Americanness）」。亞洲人來自各種不同的族群，對於移民歷史、文化傳承，或對於亞裔作為泛族群種族範疇（panethnic racial category）感覺各不相同，但他們所遭受的這些襲擊，要求我們對於亞裔種族化提出一套更複雜的敘事，並以一種超出種族少數架構（racial minoritarian framework）的方式與國家產生關聯。當然，影片裡的每一個案例和被害人必定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把它們串在一起的，卻是一種集體認知到種族受傷且越來越強烈的感覺。受傷的這種亞裔美國感覺（Asian American feeling）（往往不可見且不言而喻），可以在種族攻擊時期被凸顯出來，例如一九八二年華裔美籍製圖員陳果仁（Vincent Chin）在底特律遭到殺害一案於COVID-19疫情期間反覆被社運人士提起，用以說明反亞裔暴行延續不斷、亞裔美國人共有的種族歷史，以及泛亞裔身分認同的形成。唯有在遭受凶殘傷害之時，我們才會看到分屬不同民族群體（例如日本人和華人）、為數眾多的亞裔美國人，由於共同利益而在亞裔美國範疇之下動員起來；若非如此，亞裔美國性（Asian Americanness）這個概念，很難存在於學術語言或政治論述之外。《紐約時報》作家傑伊．卡斯比安．姜（Jay Caspian Kang）指出亞裔美國作為種族範疇的不一致和矛盾，因其「假定即使使用不同的語言、且很多時候甚至不喜歡彼此的人們之間有著親密的從屬關係」。即使有不可否認的文化及情動相似性體現於亞裔美國人之間，但在危機之外的時刻，團結一致看來卻不太可能。集體受傷的感覺發揮了凱倫．菲爾茲（Karen Fields）和芭芭拉．菲爾茲（Barbara Fields）稱作「種族技藝」（racecraft）的效果，意指一種普遍存在的信念與心理想像，認為種族在客觀上是存在的。將亞裔美國性視為種族技藝，絕不是要說它不理性或不真實，而是要強調一種情動（affect）如何經由我們的日常行動與想像轉為「生動的真實」。它把種族意識形態轉化為生物上看似真實之事，支配我們的行動與主體性。
我在本書中主張，亞裔美國性是種族範疇的制度性構造，正如它是自我主體化（self-subjectification）的一種形式。感覺亞裔美國就是感知一段集體化的種族受傷歷史，即使其內在的人口與意識形態無疑具有異質性。本書並不把亞裔美國性理解成生物上及文化上一致的種族群體，而是追溯亞裔美國性經由美國心理學被感受與看見的轉折和挪移。把它當成組裝（assemblage）來處理不會讓這些感覺變得較不可靠或不真實，反倒是要喚起人們注意那些將大眾感知這些感覺，並確切命名為亞裔美國的能力集結起來的物質條件、科學論述及心理技術。感覺亞裔美國是始終感知且體現自己外於國民、被當成國家安全威脅對待、被放置在種族關係的主導典範之外，並感受美國夢難圓的怨恨感。亞裔美國感覺有助於建構美國種族論述中的「超越黑白」典範，這一地位既非被害人亦非壓迫者，而是介於其間。雖說「白人至上」可以作為亞裔美國憤怒、沉默與脆弱感覺的暫時寄託，卻似乎不足以說明亞裔美國性持續未能解釋兩種自相矛盾的再現：既是黃禍帶病的外來身體，又是後種族時代同化的模範少數。專業階級對模範少數架構的支持，也未能解決這些自相矛盾的亞裔美國感覺，而是增強了既不夠「美國」又不夠「亞洲」的永久不適。
本書對情動的召喚，不僅是要從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亞裔美國人主體身上，把多重因素決定的附加負面情動脫鉤，也要表明情動自主（autonomy of affect）驅動著亞裔美國產生並鞏固為一個生物文化及種族範疇，將文化、價值、認知與政治明確組合起來。依照布萊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的概念，情動是一股聯覺力量（synesthetic force），流動於事物的虛擬與真實之間，而我在本研究中探究的兩面──虛擬面（亞裔美國人主體）與真實面（讓這一主體清晰可辨的物質場域與社會力量）──也是不可分割的單位，兩者結合成一種可被理解為亞裔美國性的觀點與特定感覺（sensation）。文化研究領域的情動轉向，正是出自認同的再現模式與認同的後結構主義批評皆已如此窮於分析。甘蒂絲．邱（Kandice Chuh）在《別種想像：論亞裔美國主義批評》（Imagine Otherwise: On Asian Americanist Critique）一書中假定，亞裔美國是一個無主體的位置，由此表明「一個對自身有所分歧的用語──既宣示主體性達成，又提及此一成就的不可能」。亞裔美國研究經由亞裔美國範疇，批判並反思美國中心的學科與知識生產，由此聚焦於建構一種面對霸權勢力的相對邊緣化位置，以及種族用語的內在不穩定。但本書質疑亞裔美國的邊緣路線與再現差異的政治理論計畫，在中國崛起與西方右翼專制的時期是否仍有成效；此時（通過受傷的情動體現及表達的）邊緣位置可被動員，卻又同時強化白人種族支配與地緣政治兩種分析架構的二元對立。因此，情動的功能並非將亞裔美國人的邊緣位置固定化，而是表現其尚未完全顯現的能力，並且始終在我們開始描述其形狀與型態之時即已改變。正如派翠西亞．柯羅芙（Patricia Clough）所述，情動的生成基於經驗（infra-empirical），而非論述或意識形態。分類與劃分範疇的心理工具只能提供我們「行為、論述、記錄下來的經驗，以及察知的想法」之實證資料，但情動在我們記錄時已不復存在。阿里．拉臘（Ali Lara）準確描述情動轉瞬即逝的性質：「當情動被捕捉，並傳遞給我們蒐集實證資料的現象學領域表達，它已經變成不同事物。」
把亞裔美國概念化成為一種情動組裝，意指我們將始終無法刻劃其全貌。但這個問題不該僅以再現用語理解，我們在對話中加入更多主體就能修補。酷兒的身分認同批判已經提醒我們，無論我們的分析有多麼交織，主體身分（subjecthood）被預設存在的問題仍糾纏不清且揮之不去。酷兒性（Queerness）作為一種理論取徑與對抗身分認同的政治，自此成為在性的身體（sexual body）之外的一片廣闊研究領域，納入更多元的關懷與問題。儘管有這些反對酷兒作為主體（queer-as-a-subject）的越界轉折，賈斯比爾．普爾（Jasbir Puar）強調酷兒性「仍為需要考掘、闡述或觀視映照（specularization）的一個客體」。因此，本書著手進行的研究，即是對於亞裔美國作為一種情動和酷兒性的探究，同時抗拒去歸納亞裔美國性內容為何（what Asian Americanness is）的衝動，轉而追尋那些依附並固著於於亞裔美國人形象上的過剩情緒殘餘，去理解：亞裔美國性可以做到什麼（what it can do）。即使本書並未宣示要承擔將亞裔美國感覺本體化的任務，但它正置身於說明亞裔美國情動在歷史上、政治上及地理上獨特的興起，以及它和其他種族情動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與共構，這兩者的緊張之中（同時也和兩者並置）。近似於荷西．埃斯特萬．穆紐茲（José Esteban Muñoz）對褐色族裔性（brownness）的概念化，若不經由帝國擴張、定居殖民性、國家暴力、脆弱性、邊界形成，以及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機制的多重主體性關係思考，就不可能清楚分辨出亞裔美國感覺。按照穆紐茲的說法，「褐色族裔性不白也不黑，卻又不只是位居黑白中間」。一如北美洲的其他種族化情動，亞裔美國感覺也經由表達自身與大眾感知的黑人性及褐色族裔性不同，又不可能變成白人而顯眼起來，但它既不是種族階序沿線上強度弱於黑人性的版本，種族化程度也不能與褐色族裔性相提並論。實際上，亞裔美國位置「超越黑白」的論點，已經被亞裔美國研究學者批評為不僅有失準確，還有可能將亞裔美國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例外化，使其在黑人與白人之間形成三角關係，進而增強反對黑人的政治慣例。克里斯多福．派特森（Christopher Patterson）也指出，亞裔美國的政治空間已被東亞性（East Asianness）的「黃色」形式支配。按照他的表述，褐色跨太平洋（brown transpacific）透鏡將東亞種族傷害的支配地位去本質化，並闡明帝國種族資本主義的多重形式。轉向一種亞裔美國感覺概念，因此需要另闢開局，不是從「超越黑白」出發，而是「沿著」形塑出成為亞裔美國性之物的多股種族、殖民及地緣政治力量。
洪朴凱西（Cathy Park Hong）在她的著作《我受傷，故而我存在》（Minor Feelings: 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譯者按：原文書名直譯為「少數者感覺：亞裔美國的清算時刻」）中，深入描述既害怕自己消失，同時卻又擔心占用太多空間的亞裔美國感覺。洪朴凱西汲取倪迢雁（Sianne Ngai）的「醜感」（ugly feelings）概念，把少數者感受（minor feelings）表述為「情緒沒有受到淨化的各種狀態」，「當人們被迫接受美國式的樂觀主義時……就會出現，因為那樣的樂觀主義與你自身面對的種族化現實相衝突，因此創造出一種認知失調的靜電干擾。」這些感覺是少數者的，因為主流把亞裔美國種族經驗述說得既不夠重要也無從辨認，相較於其他種族化群體尤甚，因此也就無法適切表達或解決。這些感覺以微小卻持久的方式存留於亞裔美國人體內，直到新的危機讓它們爆發。某種意義上，套用蘿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的說法，亞裔美國人某種意義上正是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的特殊化主體：亞裔美國人追求融入與階級向上流動的同化欲求，以及關於「美好生活」的想像，反而讓他們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束縛，阻止他們獲得完全成功。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的指導原則編造出多元假象，彷彿社會上的種族少數成員可以將種族轉化為商品，而不明示既有階級分層認為某些人的種族有利可圖，其他人的卻是「累贅」。因此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中，我們持續看到某些特定形式的種族抗議可以被主流社會清楚聽到，其他的卻被當成過度反應。
這些過剩的感覺構成了懸而未決的亞裔美國性認同，它們化為具有情緒張力且先於論述的關係（prediscursive bonds），難以闡明、只能感覺，在人們理解的亞裔美國經驗中，跨越族群與文化被匯聚起來。它們產生於十九世紀晚期亞洲人主體開始進入北美想像以來，壓迫和同化兩種論述的不斷擺盪，我在本書中稱這一現象為種族彈性（racial flexibility）。我拒絕從汙名化的「黃禍」到同化的「模範少數」之線性歷史描述，而是將亞裔美國性定位為受壓迫或被同化主體的一種情動投入（affective investment），持續為其主體賦予活力，藉以演示這兩種趨向其實始終並存於歷史。由於亞裔美國人主體位置，無論是在「受壓迫」或「被同化」的單數表達中都不可被完全理解，無法抑制且看似矛盾的情緒過剩就成了亞裔美國人自我描述的一個主要特點。這些情動過剩呼應著洪朴凱西筆下的少數者感受，「一個人所認知到的現實不停受到質疑或否認，並在這些他們每天經歷到的種族困境及令人煩惱的事物不停沉積之後，所發展出的一系列極為負面、令人焦躁不安，且讓人因此不適合上電視（untelegenic）的種族化情緒」，質疑任何人所受種族傷害的真實性與政治正當性。
（摘錄）
身為亞裔美國人是什麼感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流行（COVID-19）不僅徹底重構全球政治與社會關係，也重新表述了世界各地亞洲人的能見度與脆弱。亞裔形體的人們在街頭、大眾運輸工具和營業場所遭受襲擊的影片廣泛流傳於社群媒體，表現出人們彼此攻擊的恐怖景象，也標誌著美國及其他更多地方反亞裔暴行的興起。當疫情在二○二○年三月前後爆發於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COVID-19命名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此舉無疑讓美中冷戰成為焦點，並將歷時百年的「黃禍」（yellow perilism）刻板印象再次附加在亞裔美國人身上。疫情最初兩年間，亞裔美國人動員起來上街示威，高舉「不是你們的模範少數」（Not Your Model Minority）、「我們不是隱形的」（We’re Not Invisible）標語對抗種族主義攻擊──這樣的時刻可能催生出一種集體認同。但運用這些悲慘事件激發更多政治影響力的亞裔美國專業階級人士，其中幾乎多數為華人和東亞族裔，他們和真正受到種族仇恨所攻擊的人們之間，卻有著一種令人尷尬的脫節。引人注目的案例尤甚，例如在加州奧克蘭被毆打致死的泰國老人維查．拉達納帕迪（Vicha Ratanapakdee），以及二○二一年三月在亞特蘭大水療會館槍擊案中遇害的六名亞裔女性按摩師。這些被害人主要都是亞裔移民，卻鮮少被納入身為「亞裔美國人」的典型敘事之中。
在亞裔美國人難得登上全國和國際新聞頭條的那些時候，亞裔美國政治人物呼籲種族和國民在這個種族化（racialization）升高的時期團結一致，例如曾參與民主黨總統初選，當時正在競選紐約市長的楊安澤（Andrew Yang），就強調亞裔美國人需要「欣然接受並表明我們的美國性（Americanness）」。亞洲人來自各種不同的族群，對於移民歷史、文化傳承，或對於亞裔作為泛族群種族範疇（panethnic racial category）感覺各不相同，但他們所遭受的這些襲擊，要求我們對於亞裔種族化提出一套更複雜的敘事，並以一種超出種族少數架構（racial minoritarian framework）的方式與國家產生關聯。當然，影片裡的每一個案例和被害人必定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把它們串在一起的，卻是一種集體認知到種族受傷且越來越強烈的感覺。受傷的這種亞裔美國感覺（Asian American feeling）（往往不可見且不言而喻），可以在種族攻擊時期被凸顯出來，例如一九八二年華裔美籍製圖員陳果仁（Vincent Chin）在底特律遭到殺害一案於COVID-19疫情期間反覆被社運人士提起，用以說明反亞裔暴行延續不斷、亞裔美國人共有的種族歷史，以及泛亞裔身分認同的形成。唯有在遭受凶殘傷害之時，我們才會看到分屬不同民族群體（例如日本人和華人）、為數眾多的亞裔美國人，由於共同利益而在亞裔美國範疇之下動員起來；若非如此，亞裔美國性（Asian Americanness）這個概念，很難存在於學術語言或政治論述之外。《紐約時報》作家傑伊．卡斯比安．姜（Jay Caspian Kang）指出亞裔美國作為種族範疇的不一致和矛盾，因其「假定即使使用不同的語言、且很多時候甚至不喜歡彼此的人們之間有著親密的從屬關係」。即使有不可否認的文化及情動相似性體現於亞裔美國人之間，但在危機之外的時刻，團結一致看來卻不太可能。集體受傷的感覺發揮了凱倫．菲爾茲（Karen Fields）和芭芭拉．菲爾茲（Barbara Fields）稱作「種族技藝」（racecraft）的效果，意指一種普遍存在的信念與心理想像，認為種族在客觀上是存在的。將亞裔美國性視為種族技藝，絕不是要說它不理性或不真實，而是要強調一種情動（affect）如何經由我們的日常行動與想像轉為「生動的真實」。它把種族意識形態轉化為生物上看似真實之事，支配我們的行動與主體性。
我在本書中主張，亞裔美國性是種族範疇的制度性構造，正如它是自我主體化（self-subjectification）的一種形式。感覺亞裔美國就是感知一段集體化的種族受傷歷史，即使其內在的人口與意識形態無疑具有異質性。本書並不把亞裔美國性理解成生物上及文化上一致的種族群體，而是追溯亞裔美國性經由美國心理學被感受與看見的轉折和挪移。把它當成組裝（assemblage）來處理不會讓這些感覺變得較不可靠或不真實，反倒是要喚起人們注意那些將大眾感知這些感覺，並確切命名為亞裔美國的能力集結起來的物質條件、科學論述及心理技術。感覺亞裔美國是始終感知且體現自己外於國民、被當成國家安全威脅對待、被放置在種族關係的主導典範之外，並感受美國夢難圓的怨恨感。亞裔美國感覺有助於建構美國種族論述中的「超越黑白」典範，這一地位既非被害人亦非壓迫者，而是介於其間。雖說「白人至上」可以作為亞裔美國憤怒、沉默與脆弱感覺的暫時寄託，卻似乎不足以說明亞裔美國性持續未能解釋兩種自相矛盾的再現：既是黃禍帶病的外來身體，又是後種族時代同化的模範少數。專業階級對模範少數架構的支持，也未能解決這些自相矛盾的亞裔美國感覺，而是增強了既不夠「美國」又不夠「亞洲」的永久不適。
本書對情動的召喚，不僅是要從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亞裔美國人主體身上，把多重因素決定的附加負面情動脫鉤，也要表明情動自主（autonomy of affect）驅動著亞裔美國產生並鞏固為一個生物文化及種族範疇，將文化、價值、認知與政治明確組合起來。依照布萊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的概念，情動是一股聯覺力量（synesthetic force），流動於事物的虛擬與真實之間，而我在本研究中探究的兩面──虛擬面（亞裔美國人主體）與真實面（讓這一主體清晰可辨的物質場域與社會力量）──也是不可分割的單位，兩者結合成一種可被理解為亞裔美國性的觀點與特定感覺（sensation）。文化研究領域的情動轉向，正是出自認同的再現模式與認同的後結構主義批評皆已如此窮於分析。甘蒂絲．邱（Kandice Chuh）在《別種想像：論亞裔美國主義批評》（Imagine Otherwise: On Asian Americanist Critique）一書中假定，亞裔美國是一個無主體的位置，由此表明「一個對自身有所分歧的用語──既宣示主體性達成，又提及此一成就的不可能」。亞裔美國研究經由亞裔美國範疇，批判並反思美國中心的學科與知識生產，由此聚焦於建構一種面對霸權勢力的相對邊緣化位置，以及種族用語的內在不穩定。但本書質疑亞裔美國的邊緣路線與再現差異的政治理論計畫，在中國崛起與西方右翼專制的時期是否仍有成效；此時（通過受傷的情動體現及表達的）邊緣位置可被動員，卻又同時強化白人種族支配與地緣政治兩種分析架構的二元對立。因此，情動的功能並非將亞裔美國人的邊緣位置固定化，而是表現其尚未完全顯現的能力，並且始終在我們開始描述其形狀與型態之時即已改變。正如派翠西亞．柯羅芙（Patricia Clough）所述，情動的生成基於經驗（infra-empirical），而非論述或意識形態。分類與劃分範疇的心理工具只能提供我們「行為、論述、記錄下來的經驗，以及察知的想法」之實證資料，但情動在我們記錄時已不復存在。阿里．拉臘（Ali Lara）準確描述情動轉瞬即逝的性質：「當情動被捕捉，並傳遞給我們蒐集實證資料的現象學領域表達，它已經變成不同事物。」
把亞裔美國概念化成為一種情動組裝，意指我們將始終無法刻劃其全貌。但這個問題不該僅以再現用語理解，我們在對話中加入更多主體就能修補。酷兒的身分認同批判已經提醒我們，無論我們的分析有多麼交織，主體身分（subjecthood）被預設存在的問題仍糾纏不清且揮之不去。酷兒性（Queerness）作為一種理論取徑與對抗身分認同的政治，自此成為在性的身體（sexual body）之外的一片廣闊研究領域，納入更多元的關懷與問題。儘管有這些反對酷兒作為主體（queer-as-a-subject）的越界轉折，賈斯比爾．普爾（Jasbir Puar）強調酷兒性「仍為需要考掘、闡述或觀視映照（specularization）的一個客體」。因此，本書著手進行的研究，即是對於亞裔美國作為一種情動和酷兒性的探究，同時抗拒去歸納亞裔美國性內容為何（what Asian Americanness is）的衝動，轉而追尋那些依附並固著於於亞裔美國人形象上的過剩情緒殘餘，去理解：亞裔美國性可以做到什麼（what it can do）。即使本書並未宣示要承擔將亞裔美國感覺本體化的任務，但它正置身於說明亞裔美國情動在歷史上、政治上及地理上獨特的興起，以及它和其他種族情動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與共構，這兩者的緊張之中（同時也和兩者並置）。近似於荷西．埃斯特萬．穆紐茲（José Esteban Muñoz）對褐色族裔性（brownness）的概念化，若不經由帝國擴張、定居殖民性、國家暴力、脆弱性、邊界形成，以及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機制的多重主體性關係思考，就不可能清楚分辨出亞裔美國感覺。按照穆紐茲的說法，「褐色族裔性不白也不黑，卻又不只是位居黑白中間」。一如北美洲的其他種族化情動，亞裔美國感覺也經由表達自身與大眾感知的黑人性及褐色族裔性不同，又不可能變成白人而顯眼起來，但它既不是種族階序沿線上強度弱於黑人性的版本，種族化程度也不能與褐色族裔性相提並論。實際上，亞裔美國位置「超越黑白」的論點，已經被亞裔美國研究學者批評為不僅有失準確，還有可能將亞裔美國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例外化，使其在黑人與白人之間形成三角關係，進而增強反對黑人的政治慣例。克里斯多福．派特森（Christopher Patterson）也指出，亞裔美國的政治空間已被東亞性（East Asianness）的「黃色」形式支配。按照他的表述，褐色跨太平洋（brown transpacific）透鏡將東亞種族傷害的支配地位去本質化，並闡明帝國種族資本主義的多重形式。轉向一種亞裔美國感覺概念，因此需要另闢開局，不是從「超越黑白」出發，而是「沿著」形塑出成為亞裔美國性之物的多股種族、殖民及地緣政治力量。
洪朴凱西（Cathy Park Hong）在她的著作《我受傷，故而我存在》（Minor Feelings: 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譯者按：原文書名直譯為「少數者感覺：亞裔美國的清算時刻」）中，深入描述既害怕自己消失，同時卻又擔心占用太多空間的亞裔美國感覺。洪朴凱西汲取倪迢雁（Sianne Ngai）的「醜感」（ugly feelings）概念，把少數者感受（minor feelings）表述為「情緒沒有受到淨化的各種狀態」，「當人們被迫接受美國式的樂觀主義時……就會出現，因為那樣的樂觀主義與你自身面對的種族化現實相衝突，因此創造出一種認知失調的靜電干擾。」這些感覺是少數者的，因為主流把亞裔美國種族經驗述說得既不夠重要也無從辨認，相較於其他種族化群體尤甚，因此也就無法適切表達或解決。這些感覺以微小卻持久的方式存留於亞裔美國人體內，直到新的危機讓它們爆發。某種意義上，套用蘿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的說法，亞裔美國人某種意義上正是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的特殊化主體：亞裔美國人追求融入與階級向上流動的同化欲求，以及關於「美好生活」的想像，反而讓他們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束縛，阻止他們獲得完全成功。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的指導原則編造出多元假象，彷彿社會上的種族少數成員可以將種族轉化為商品，而不明示既有階級分層認為某些人的種族有利可圖，其他人的卻是「累贅」。因此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中，我們持續看到某些特定形式的種族抗議可以被主流社會清楚聽到，其他的卻被當成過度反應。
這些過剩的感覺構成了懸而未決的亞裔美國性認同，它們化為具有情緒張力且先於論述的關係（prediscursive bonds），難以闡明、只能感覺，在人們理解的亞裔美國經驗中，跨越族群與文化被匯聚起來。它們產生於十九世紀晚期亞洲人主體開始進入北美想像以來，壓迫和同化兩種論述的不斷擺盪，我在本書中稱這一現象為種族彈性（racial flexibility）。我拒絕從汙名化的「黃禍」到同化的「模範少數」之線性歷史描述，而是將亞裔美國性定位為受壓迫或被同化主體的一種情動投入（affective investment），持續為其主體賦予活力，藉以演示這兩種趨向其實始終並存於歷史。由於亞裔美國人主體位置，無論是在「受壓迫」或「被同化」的單數表達中都不可被完全理解，無法抑制且看似矛盾的情緒過剩就成了亞裔美國人自我描述的一個主要特點。這些情動過剩呼應著洪朴凱西筆下的少數者感受，「一個人所認知到的現實不停受到質疑或否認，並在這些他們每天經歷到的種族困境及令人煩惱的事物不停沉積之後，所發展出的一系列極為負面、令人焦躁不安，且讓人因此不適合上電視（untelegenic）的種族化情緒」，質疑任何人所受種族傷害的真實性與政治正當性。
（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