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百花齊放，暗藏危機
作者：管中祥
●媒體改革走到末路？
二○一二年九月一日，近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媒體壟斷，創下台灣媒體改革行動的人數最高紀錄。時序往前十八年的這一天，台灣報禁開放後的六年，五百多位記者及民眾擔心標榜「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轉手到親國民黨的財團「三重幫」後，會失去原有的「本土」、「批判」精神，走上街頭，要求新聞自主。
這是台灣新聞工作者第一次走上街頭，也是第一次為爭取「內部新聞自由」而走。
十八年後的九月一日，台灣解嚴二十五年，不只報禁解除，廣電媒體也早已開放，台灣更是新聞頻道全球比例最高的地方。但這一天，超過九千人上街，但不只要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竟然連本來就已享有的「外部新聞自由」仍要爭取。
長年在中國經商的台灣首富蔡衍明繼二○○九年買下中國時報、中視及中天之後，再度擴張媒體版圖，進軍承載(must carry)無線及衛星頻道的中嘉有線電視系統。以蔡衍明的實力與勢力，很多人擔心，一但併購案通過，台灣媒體將會壟斷在親中商人之手。事實上，併購案爭議期間，大部分的新聞頻道對此議題幾乎「集體噤聲」，而在中國時報內部，不同意見者受到打壓，記者的稿件也屢遭修改，新聞專業受到嚴重扭曲。
不過，最讓大多數人焦慮的是，併購案中的「中國因素」。這幾年，台灣在政治、經濟上對中國高度依賴，大眾傳媒因為個人生意或政治理念主動向中國示好，中國政府也以各樣好處利誘台灣媒體，蔡衍明不僅多次在其旗下的媒體置入中國官員來台參訪的「新聞」，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也表示，「天安門大屠殺的報導其實很多都不正確，我知道並不是真的有那麼多人死掉」、「中國大陸很多地方是非常民主……」。這樣的說法惹惱了許多人，但，更讓人驚訝的是，蔡衍明買下中國時報集團後，曾受中國國台辦主任表示：「此次收購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藉助媒體的力量，來推進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這場遊行，不僅反對資本壟斷媒體，也反對親中勢力入主台灣媒體，更再次宣告台灣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的自由化政策，不但讓財團繼黨國之後接續操控媒體，也無法促成意見自由市場真正來臨。
再把時間往前推三年。二○○九年一月一日，元旦，全台放假，但卻有三千名群眾走上街頭。這樣遊行人數，對當時沉寂許久的台灣社會運動是少見的規模。那時，國民黨立委林益世等人想要透過審查公共電視經費，干預節目製作與董事會人事。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發起「搶救公視、監督國會大遊行」，以「人體骨牌」包圍立法院，抗議執政黨的作為。
這場遊行雖然免除國民黨對公視節目的直接干預，卻沒能擋住其對公視董事會人事的控制。半年後，國民黨透過修改公視法增加董事名額，安排自己提名的人選入主董事會，引發公視董事會嚴重對立，因而攤瘓將近三年。
這兩起台灣近幾年來重大媒體議題深具意義，反媒體壟斷遊行反應了台灣商業媒體的市場失靈，以及對「中國因素」的憂慮；「搶救公視、監督國會大遊行」及公視董事會爭議，透露了政黨操控公共媒體的心思從未少過，也讓不少人對於公共媒體的存在價值與信任嚴重動搖。台灣的媒體改革看似走到瓶頸，但另類媒體及網際網路似乎提供了在商業媒體及公共媒體之外，另一種可能的出路，不但挑戰既有的政體與價值，甚至逐漸成為許多人主要的訊息來源。
●網路運動真能改變世界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與網際網路關係密切，包括「反國光石化」、「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聲援洪仲丘」、「反服貿占領立法院」等多個重大的社會運動中，網際網路、社群媒體都扮演著要的連繫、宣傳與社會動員的角色 。雖然網際網路科技型式與功能這幾年在社會運動中些許變化，但「樂生保留運動」卻創立台灣社運動網路參與的「原型」。
樂生療養院是台灣早期隔離「麻瘋病(漢生病)」的處所，這群因社會醫療知識不足而遭強制拘禁的長者，原以為可以在這城市邊緣安養天年，沒想到在未告知院民的情況下，捷運新莊機廠選址於此，他們突然面臨了拆屋迫遷的命運。二○○四年開始，來自各地青年學及NGO成立了「樂生青年聯盟」，和由院民組成的「樂生保留自救會」共同對抗來自國家與資本的侵擾，展開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重要的抗爭歷程。
二○○七年的「樂生保留運動」即使在主流媒體忽略，甚至扭曲的情況下，遊行仍有五千人參加，網路媒體在理念傳播及社會動員上扮演重要角色。在網路裡，有運動者的親身經歷，公民記者的第一手記實，有轉貼、有轉寄、有串連、有共筆、有捐款，運動團體或部落客透過網站的運作而捲動了更多人對於樂生的支持與參與，例如：樂生青年聯盟的即時資訊、醫界挺樂生連署、萬人照片挺樂生募集行動、全國紀錄片動員影展，部落客進行「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以及「樂生公車」的行動動員，甚至在網站發起「一百元買下『保留樂生』的小小夢想」，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募集到超過二十萬的廣告費用，突破主流媒體的怠惰，提供更多公共討論的聲音。
除了自救會及社運團體的長期關注與經營，網際網路在這場運動中扮演重要的連繫與動員作用，也讓許多人對網路在社會運動中的功能充滿期待。2008年年底發生的「野草莓學運」更是把網路動員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除了上述的功能，包括twitter在內的自媒體與社群媒體也正式進入台灣大型社會運動的領域，不過，更重要的是，群眾透過3G上網及Yahoo! Live，將社會運動的現場透過傳網路傳送到個人電腦，並且破天荒的進行全國各地靜坐現場的同步轉播。
二○一三年，網際網路則是把台灣社會運動推向另一個高峰。即將退伍的大兵洪仲丘，在退役前幾天疑似遭到「虐死」的訊息傳來，不只社會嘩然，也引發二十五萬義勇鄉民組成的「白衫軍」，身穿白衣在洪仲丘告別式前一天齊聚凱道，送仲丘最後一程。人們不只因為洪仲丘枉死而哀悼，更是對迂腐的國防部及軍中人權屢遭踐踏，表達最大的憤怒！
二十五萬人上街抗議，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非因政黨動員、非「政治」議題而走上街頭的最多人數，並且其中兩次大規模的群眾聚集都是以網際網路為主要動員媒介，甚至有人將此視為台灣版的「茉莉花革命」。洪仲丘事件不僅讓「素人」成為參與社運的主體，也出人意外的，以網路為主要討論及動員媒介的社會運動，竟然也能號召二十五萬人上街，許多人驚呼與盛讚網路的神奇，網際網路也被認為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工具。
不過，更驚人的是，隔年發生的「太陽花運動」。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三十秒通過「兩岸服貿易協議」，人民占領立法院二十四天，引發國際關注，最後退回服貿協議。
在群眾占領立法院的當晚，電子媒體並沒有太多報導，不久後，就有民眾將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過無線網路進行現場直播，上百萬人即時透過網絡看到立法院內外的情況，並透過Facebook等社群媒體快速傳佈。一波波的群眾趕往立法院聲援，沒多久，兩側的青島東路及濟南路便擠滿人潮，上萬名群眾包圍立法院內外，警察成了夾心餅乾。大量的網民擠爆了wifi及3G的頻寬，沒多久便架起了WiMax，抒解頻寬不足的窘境。
許多對網絡技術的熟悉的「駭客」或一般民眾，投入直播的工作，計有十二個頻道分別在議場內外轉播，包含Youtube、Ustream、livehouse.in等網站上都能看到現場畫面，無法到場的民眾，不但能同步知曉抗議行動的實況，亦能隨時趕往現場支援。
熱心的群眾也在網路上成立「太陽花運動國際部」進行全球串聯，超過五十個城市的學生紛紛通過影像、文章、聲明、照片表達對占領行動的支持。各式各樣、各行各業的臉書專頁紛紛成立，幾乎占領了台灣大多數臉書使用者的塗鴨牆。
公民記者、網絡媒體，新聞傳播科系的學生秉持「媒體不報，我們來報」的精神，在現場進行采訪，不間斷地進行報導，讓民眾在被扭曲的新聞裡，有機會看清楚現場的面貌。網絡上有不同立場的懶人包，讓人民對服貿能有初略的了解，也有人把複雜的服貿議題用圖文或flash動畫重新梳理，以簡單的方式呈現對立兩造的意見與主張。
還有網民在公眾集資平台「FlyingV」發起募款，短短三小時就有三千六把二十一位網友捐款，募集了六百三十三萬台幣，他們買下《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的頭版半版廣告，以及紐約時報國際版及美國版的廣告版面。
在太陽花運動中，有多重形式的網絡在其中連結、運作，洪貞玲在《我是公民，也是媒體：太陽花與新媒體實踐》一書中，依其當時各類網路媒體的提供內容、使用網路台，參與者、重要事蹟及影響作出區隔。許多人早已對台灣主流媒體失望，選擇關掉電視，從網絡關注抗爭行動，各大社交平台成為傳播訊息的主要來源，包括Facebook、BBS等台灣民眾普遍使用的社交媒體，扮演著重要角色。
不容否認，網路技術使用簡便、容易操作，進入門檻比較低，某種程度的去中心化與相對隱匿特質也讓社會動員容易。然而，這樣的認定其實過於「科技樂觀主義」，忽略了網路科技與政商權力之間必要的鬥爭與辯證過程。
網際網路的確在社會運動的角色越來越顯注，但也經常被過度神話。但這並不是說，互聯網在社會運動中沒有作用，然而，議題本身強度與張力、荒謬的官僚系統、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以及社會大眾的憤怒與恐懼，更重要的是社運團體本身平日的組織與協力，恐怕是社會運動能否有效動員的關鍵因素。
例如，「洪仲丘事件」發燒期間，大眾媒體二十四小時的大量播送與廉價正義，雖然未能讓民眾更了解事實真相與相關制度的陳腐與變革，但至少讓觀眾知道悲劇的發生，同時暴露了官僚系的腐敗，並激發民眾的同理與憤怒。
在台灣，絕大多數的男性都得服兵役，現在的軍隊管教雖不像過去那樣的嚴格，但「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仍然是部隊訓練的準則，也是退役軍人難以抹滅的記憶。對於當過兵的人來說，「洪仲丘」並不是特例，在他們的短暫軍旅生涯中，這樣的悲劇時有所聞或就在身邊。於是，對洪仲丘遭遇的不捨以及對軍隊管教的不滿交雜而生，悲憤地走上街頭控訴不義。
即使不曾當過兵的人也很清楚軍隊的管理邏輯，洪仲丘的死並不讓人意外。雖然他們未必親身經歷軍旅，但他們的孩子、男友、手足、朋友，也許正在當兵或即將入伍，軍隊的「恐怖」形像，讓人產生恐懼，他們憂心自己的親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洪仲丘」，於是，因為焦慮及恐懼，憤而走上街頭，希望為親友的軍中生活爭取安全之地。
憤怒、悲傷與恐懼是人們上街的重要因素，情感是人們是否願意起身抗議的重要動力，「洪仲丘事件」不僅挑起了人們的悲傷情緒，更讓積壓在心中已久的憤怒與恐懼找到了宣洩的出口，終於化成行動，起身抗議。
另外，還得歸功於國防部及軍檢系統的荒謬演出。「洪仲丘事件」像是個俗濫的八點檔連續劇，不斷高潮迭起，讓人罵聲連連。諸多證據與說詞不是憑空消失，就是前後不一，用謊言圓謊言不斷試探人民容忍的底限。而軍事檢察的辯護律師，有違中立原則。當然，幾乎不進入狀況的馬英九總統，進退失據的言行，更是讓人傻眼，各式官僚的劇情比「本土劇」精彩百倍，將人民的憤怒堆砌到最高點。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太陽花運動」中。
「反服貿」的聲音早就在民間響起，反對者不知辦過多少座談會、記者會表達憤怒之聲。但「張慶忠的30秒」，觸怒了對中國政策憂心、關切程序正義的年輕人，衝進立院，透過網路的直播與臉書動員，一瞬間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與此同時主流媒體幾乎卯足全力報導這場運動，無論支持或反對，事件本身的衝擊與精彩，對商業媒體來說就已是筆好生意。除了少數具敵意或不同立場的媒體，大多數的傳媒傾向支持或描述性的報導，甚至加入直播的行列，雖然報導焦點甚少放在服貿本身的討論，但卻成功地引起更多人關注。
不容否認，這場運動的展開，網路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議題及其中人物的荒謬，以及主流媒體的同聲「贊聲」亦是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台灣社會這幾年來對於台灣政府及中國的不信任更是不容忽略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能夠發起強大動員及持續力量的是來自各方專業與勢力的社運團體及學生組織，他們長期關注社會與彼此合作，才能撐起這場數十萬人參與的社會運動。
長期參與台灣社會運動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陳平軒，在一篇討論反國光石化與網際網路的論 文中就提到類似的看法（陳平軒，2011）：
透過網路而聚集的人群，在其組成基礎上 是薄弱的，在其內在連帶上也是脆弱的；要為人們找到一個共同行動 的可能性，「面對面(face to face)」的過程是必要的。透過「面對面」，人 們認識到對方是個實在的人，知道對方長什麼樣子，感覺是否投契，對方不再只是一連串的文字或代號，而是和自己一樣的活生生的人。共同行動需要熟悉、需要信賴、需要共識，儘管網路也能夠擔負起一定程度的溝通功能，但終究不及人與人之間實體的連結。
●另類媒體即是行動
網路動員的社會運動有時像是百貨公司週年慶人潮，來得快，去得也快，並且大多因應單一議題而生，若是社會議題沒有急迫性、荒謬性，或者其它人為因素，網路，至多只是訊息流動的平台，不易有太大社會動員的作用。
相反的，網路作為一種社會的反叛力量，並不能只是期待臨時性的網路行動，更要關注的是，有組織，並有明確政治與社會改革目標的另類/獨立媒體，對弱勢發聲、公共討論、社會改革的長期影響。
「另類媒體」通常處於非主流的邊緣位置，在不同的同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被冠以不同的名稱，並有不同的內涵意義。「另類媒體」有時被稱作「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或「草根媒體」（grassroots media）、「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不僅只是為基進或另類觀點提供平台，也強調透過閱聽人或公眾自己的創造、生產和傳佈，促成更廣大的社會參與，開創另類的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也有人直接以「行動者媒體」（activist media）指涉另類媒體的基進性。Waltz指出，所謂的「另類媒體」有時只是表現形式上的「另類」，但傳佈的仍是主流價值，但「行動者媒體」的不同之處在於，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Dowing以「基進媒體」的指稱來強化來稱呼另類媒體批判性與社會動能，他強調，基進媒體源生於政治與社會運動，並要對抗主流價值與權威。最近幾年台灣社會常以「獨立媒體」形容這些相對具反叛性的媒體，但廣義來說，只要資金獨立、運作獨立，都能稱之為「獨立」媒體，然而媒體獨立未必「另類」，也可能反而靠近優勢的權力體系，複製主流的「政治」價值。
台灣在黨國體制的威權下，黨外雜誌、地下電台、報刊、錄影帶、民主台等另類媒體，企圖突破主流媒體網羅的運動，從未因為威權體制的解體而消滅（管中祥、張時健，2005）。而延續1980年代的路徑，透過新興科技及替代性媒介的另類／獨立媒體，至今仍為弱勢發聲的重要管道。在台灣，1995年開始，陸續有「南方電子報」、「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小地方新聞網」、「全球之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等另類網路媒體的出現，他們提供意見交換平台，讓弱勢者及志同道合的團體發聲，維持了一定的公共性與開放性，同時也在促進社會變革。
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
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
作者：王曉晞,莊迪澎,管中祥,方可成,梁家權
出版日期：2015/12/23
內容連載 頁數 8/10
傳統上，另類媒體大多被認為扮演著非專業、非正式、非主流的補充性的角色，然而，這幾年的發展，卻不斷打破既有框架，不但越來越多的正式組織，專業表現也超過主流媒體，同時，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另類/獨立媒體工作。在監督政府及鼓吹社會運動上也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台灣另類／獨立／公民媒體有著多樣類型的發展，整體而言，以報導公共議題、社會運動為主的另類／獨立/公民媒體，大致有四種主要的型態。
一、另類媒體「集團」：《立報》、《破報》、《四方報》。
這是由世新大學支持的另類媒體「集團」，雖稱「集團」，但規模並不大，卻有重要的社會意義。《立報》是具批判思維的教育報，有大量篇幅的社會運動新聞以及評論；《破報》則是強調青年發聲，除了有各樣的文化活動訊息，也對主流的文化價值提出反思與批評；而《四方報》提供東南亞移民／移工發聲的管道，除了以該國語言（例如：越文、泰文）書寫當地新聞，也有大篇幅版面讓移民／移工暢所欲言，《四方報》也製播歌唱節目在有線電視及網路播出。
雖然世新大學在台灣立下大學創立另類媒體的範例，但在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世新大學創辦人，同時也是台灣《立報》創辦人成舍我先生忌日的前一天，台灣《立報》宣告重整與休刊四個月，而一直是台灣異議文化重要象徵的《破報》，也在毫無預警下宣布停刊。
《立報》社長魏瀚表示，由於報紙虧損，加上少子化等因素，學校決定把資源主力放在提升教學品質上。而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在和學生座談中，回應外界質疑《立報》及《破報》的存續問題，他略顯激動地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夠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由於國家教育資源長期的不當配置，公、私立大學處於高度不對等的競爭關係，加上台灣高等教育近年受到少子化與教育商品化的衝擊，私人興學日益困難。依賴世新大學經費挹注的《立報》與《破報》自然成為校方財政考量下放棄的對象。《立報》休刊、《破報》停刊的消息的傳出後，超過四千名校友連署，希望世新董事會能再三思破、立兩報的存續問題。並建議仿效英國《衛報》公共化的模式，以捐贈基金的方式讓台灣《立報》與《破報》徹底獨立，由專業人士監督與經營，成為真正的公共財。或者，持續以校務經費或募款方式維持《立報》與《破報》的運作，落實報紙作為社會公器的理想。
即使如此，世新校方最後仍堅持原有決策， 《立報》雖已復刊，但已失去原有的弱勢發聲與批判樣貌。台灣第一個另類媒體「集團」也幾近瓦解。
二、網路原生、集體作戰：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焦點事件。
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焦點事件站在相對左翼的立場，廣泛地報導台灣社會運動，苦勞網成立於一九九七年，定位為「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創辦人孫窮理於二○一四年十二月離開苦勞網，成立焦點事件，走向相較於苦勞網更強調議題的深度探索與資訊圖表的呈現。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成立於二○○七年，原為台灣「國科會」（今「科技部」）數位典藏計劃，成立八年，已累積超過2400則社運影音報導。二○一二年計劃結束，轉以公眾集資、小額募款方式維持運作，二○一四年成立「社團法人台灣公民行動紀錄協會」計劃長久經營。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是以影音報導為主的另類媒體，影像採CC授權，開闢多樣社運專欄，並與亞洲多個另類媒體進行合作。
《環境資訊電子報》是以「環境專業」的網路媒體，主要內容在於蒐集國內外環境議題相關剪報，同時也進行環境新聞的報導，以作為環境資訊與環境運動的溝通平台。 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則為馮小非等人繼莫拉克新聞網之後成立的網路媒體，同時也是關心農業，以及友善土地議題的社會企業。除了是一個關注農業、食物與環境議題的新聞網站，聘請專職記者進行專題報導，或由「公民寫手」農業相關文章，並且也進行農產品開發，建立小農平台。
上述的媒體關注勞工、環境、農業，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與弱勢議題，也較具組織性，大多為水平運作方式，重視內部決策的民主性，相較於主流媒體，這些組織中的新聞工作者獨立性較強，較不受到組織的約束，記者有較大的發揮空間，並多以網路原生，以文字書寫，大量的圖片或深入的分析為媒體特色。
《蘋果日報》也在二○一四年一 月 十五 日宣布和「上下游」、「新頭殼」、「苦勞網」、「泛科學」、「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五家媒體合作，由蘋果日報提供即時新聞版面給這五家媒體發稿，不干預其內容，除了協助獨立媒體露出，也藉此填補網路即時新聞的龐大稿量需求，而這也是台灣的另類媒體首次「登陸」主流媒體。
（全文未完）
作者：管中祥
●媒體改革走到末路？
二○一二年九月一日，近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媒體壟斷，創下台灣媒體改革行動的人數最高紀錄。時序往前十八年的這一天，台灣報禁開放後的六年，五百多位記者及民眾擔心標榜「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轉手到親國民黨的財團「三重幫」後，會失去原有的「本土」、「批判」精神，走上街頭，要求新聞自主。
這是台灣新聞工作者第一次走上街頭，也是第一次為爭取「內部新聞自由」而走。
十八年後的九月一日，台灣解嚴二十五年，不只報禁解除，廣電媒體也早已開放，台灣更是新聞頻道全球比例最高的地方。但這一天，超過九千人上街，但不只要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竟然連本來就已享有的「外部新聞自由」仍要爭取。
長年在中國經商的台灣首富蔡衍明繼二○○九年買下中國時報、中視及中天之後，再度擴張媒體版圖，進軍承載(must carry)無線及衛星頻道的中嘉有線電視系統。以蔡衍明的實力與勢力，很多人擔心，一但併購案通過，台灣媒體將會壟斷在親中商人之手。事實上，併購案爭議期間，大部分的新聞頻道對此議題幾乎「集體噤聲」，而在中國時報內部，不同意見者受到打壓，記者的稿件也屢遭修改，新聞專業受到嚴重扭曲。
不過，最讓大多數人焦慮的是，併購案中的「中國因素」。這幾年，台灣在政治、經濟上對中國高度依賴，大眾傳媒因為個人生意或政治理念主動向中國示好，中國政府也以各樣好處利誘台灣媒體，蔡衍明不僅多次在其旗下的媒體置入中國官員來台參訪的「新聞」，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也表示，「天安門大屠殺的報導其實很多都不正確，我知道並不是真的有那麼多人死掉」、「中國大陸很多地方是非常民主……」。這樣的說法惹惱了許多人，但，更讓人驚訝的是，蔡衍明買下中國時報集團後，曾受中國國台辦主任表示：「此次收購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藉助媒體的力量，來推進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這場遊行，不僅反對資本壟斷媒體，也反對親中勢力入主台灣媒體，更再次宣告台灣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的自由化政策，不但讓財團繼黨國之後接續操控媒體，也無法促成意見自由市場真正來臨。
再把時間往前推三年。二○○九年一月一日，元旦，全台放假，但卻有三千名群眾走上街頭。這樣遊行人數，對當時沉寂許久的台灣社會運動是少見的規模。那時，國民黨立委林益世等人想要透過審查公共電視經費，干預節目製作與董事會人事。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發起「搶救公視、監督國會大遊行」，以「人體骨牌」包圍立法院，抗議執政黨的作為。
這場遊行雖然免除國民黨對公視節目的直接干預，卻沒能擋住其對公視董事會人事的控制。半年後，國民黨透過修改公視法增加董事名額，安排自己提名的人選入主董事會，引發公視董事會嚴重對立，因而攤瘓將近三年。
這兩起台灣近幾年來重大媒體議題深具意義，反媒體壟斷遊行反應了台灣商業媒體的市場失靈，以及對「中國因素」的憂慮；「搶救公視、監督國會大遊行」及公視董事會爭議，透露了政黨操控公共媒體的心思從未少過，也讓不少人對於公共媒體的存在價值與信任嚴重動搖。台灣的媒體改革看似走到瓶頸，但另類媒體及網際網路似乎提供了在商業媒體及公共媒體之外，另一種可能的出路，不但挑戰既有的政體與價值，甚至逐漸成為許多人主要的訊息來源。
●網路運動真能改變世界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與網際網路關係密切，包括「反國光石化」、「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聲援洪仲丘」、「反服貿占領立法院」等多個重大的社會運動中，網際網路、社群媒體都扮演著要的連繫、宣傳與社會動員的角色 。雖然網際網路科技型式與功能這幾年在社會運動中些許變化，但「樂生保留運動」卻創立台灣社運動網路參與的「原型」。
樂生療養院是台灣早期隔離「麻瘋病(漢生病)」的處所，這群因社會醫療知識不足而遭強制拘禁的長者，原以為可以在這城市邊緣安養天年，沒想到在未告知院民的情況下，捷運新莊機廠選址於此，他們突然面臨了拆屋迫遷的命運。二○○四年開始，來自各地青年學及NGO成立了「樂生青年聯盟」，和由院民組成的「樂生保留自救會」共同對抗來自國家與資本的侵擾，展開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重要的抗爭歷程。
二○○七年的「樂生保留運動」即使在主流媒體忽略，甚至扭曲的情況下，遊行仍有五千人參加，網路媒體在理念傳播及社會動員上扮演重要角色。在網路裡，有運動者的親身經歷，公民記者的第一手記實，有轉貼、有轉寄、有串連、有共筆、有捐款，運動團體或部落客透過網站的運作而捲動了更多人對於樂生的支持與參與，例如：樂生青年聯盟的即時資訊、醫界挺樂生連署、萬人照片挺樂生募集行動、全國紀錄片動員影展，部落客進行「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以及「樂生公車」的行動動員，甚至在網站發起「一百元買下『保留樂生』的小小夢想」，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募集到超過二十萬的廣告費用，突破主流媒體的怠惰，提供更多公共討論的聲音。
除了自救會及社運團體的長期關注與經營，網際網路在這場運動中扮演重要的連繫與動員作用，也讓許多人對網路在社會運動中的功能充滿期待。2008年年底發生的「野草莓學運」更是把網路動員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除了上述的功能，包括twitter在內的自媒體與社群媒體也正式進入台灣大型社會運動的領域，不過，更重要的是，群眾透過3G上網及Yahoo! Live，將社會運動的現場透過傳網路傳送到個人電腦，並且破天荒的進行全國各地靜坐現場的同步轉播。
二○一三年，網際網路則是把台灣社會運動推向另一個高峰。即將退伍的大兵洪仲丘，在退役前幾天疑似遭到「虐死」的訊息傳來，不只社會嘩然，也引發二十五萬義勇鄉民組成的「白衫軍」，身穿白衣在洪仲丘告別式前一天齊聚凱道，送仲丘最後一程。人們不只因為洪仲丘枉死而哀悼，更是對迂腐的國防部及軍中人權屢遭踐踏，表達最大的憤怒！
二十五萬人上街抗議，是台灣近年來少見的非因政黨動員、非「政治」議題而走上街頭的最多人數，並且其中兩次大規模的群眾聚集都是以網際網路為主要動員媒介，甚至有人將此視為台灣版的「茉莉花革命」。洪仲丘事件不僅讓「素人」成為參與社運的主體，也出人意外的，以網路為主要討論及動員媒介的社會運動，竟然也能號召二十五萬人上街，許多人驚呼與盛讚網路的神奇，網際網路也被認為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工具。
不過，更驚人的是，隔年發生的「太陽花運動」。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三十秒通過「兩岸服貿易協議」，人民占領立法院二十四天，引發國際關注，最後退回服貿協議。
在群眾占領立法院的當晚，電子媒體並沒有太多報導，不久後，就有民眾將一台iPad架在拖鞋上，透過無線網路進行現場直播，上百萬人即時透過網絡看到立法院內外的情況，並透過Facebook等社群媒體快速傳佈。一波波的群眾趕往立法院聲援，沒多久，兩側的青島東路及濟南路便擠滿人潮，上萬名群眾包圍立法院內外，警察成了夾心餅乾。大量的網民擠爆了wifi及3G的頻寬，沒多久便架起了WiMax，抒解頻寬不足的窘境。
許多對網絡技術的熟悉的「駭客」或一般民眾，投入直播的工作，計有十二個頻道分別在議場內外轉播，包含Youtube、Ustream、livehouse.in等網站上都能看到現場畫面，無法到場的民眾，不但能同步知曉抗議行動的實況，亦能隨時趕往現場支援。
熱心的群眾也在網路上成立「太陽花運動國際部」進行全球串聯，超過五十個城市的學生紛紛通過影像、文章、聲明、照片表達對占領行動的支持。各式各樣、各行各業的臉書專頁紛紛成立，幾乎占領了台灣大多數臉書使用者的塗鴨牆。
公民記者、網絡媒體，新聞傳播科系的學生秉持「媒體不報，我們來報」的精神，在現場進行采訪，不間斷地進行報導，讓民眾在被扭曲的新聞裡，有機會看清楚現場的面貌。網絡上有不同立場的懶人包，讓人民對服貿能有初略的了解，也有人把複雜的服貿議題用圖文或flash動畫重新梳理，以簡單的方式呈現對立兩造的意見與主張。
還有網民在公眾集資平台「FlyingV」發起募款，短短三小時就有三千六把二十一位網友捐款，募集了六百三十三萬台幣，他們買下《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的頭版半版廣告，以及紐約時報國際版及美國版的廣告版面。
在太陽花運動中，有多重形式的網絡在其中連結、運作，洪貞玲在《我是公民，也是媒體：太陽花與新媒體實踐》一書中，依其當時各類網路媒體的提供內容、使用網路台，參與者、重要事蹟及影響作出區隔。許多人早已對台灣主流媒體失望，選擇關掉電視，從網絡關注抗爭行動，各大社交平台成為傳播訊息的主要來源，包括Facebook、BBS等台灣民眾普遍使用的社交媒體，扮演著重要角色。
不容否認，網路技術使用簡便、容易操作，進入門檻比較低，某種程度的去中心化與相對隱匿特質也讓社會動員容易。然而，這樣的認定其實過於「科技樂觀主義」，忽略了網路科技與政商權力之間必要的鬥爭與辯證過程。
網際網路的確在社會運動的角色越來越顯注，但也經常被過度神話。但這並不是說，互聯網在社會運動中沒有作用，然而，議題本身強度與張力、荒謬的官僚系統、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以及社會大眾的憤怒與恐懼，更重要的是社運團體本身平日的組織與協力，恐怕是社會運動能否有效動員的關鍵因素。
例如，「洪仲丘事件」發燒期間，大眾媒體二十四小時的大量播送與廉價正義，雖然未能讓民眾更了解事實真相與相關制度的陳腐與變革，但至少讓觀眾知道悲劇的發生，同時暴露了官僚系的腐敗，並激發民眾的同理與憤怒。
在台灣，絕大多數的男性都得服兵役，現在的軍隊管教雖不像過去那樣的嚴格，但「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仍然是部隊訓練的準則，也是退役軍人難以抹滅的記憶。對於當過兵的人來說，「洪仲丘」並不是特例，在他們的短暫軍旅生涯中，這樣的悲劇時有所聞或就在身邊。於是，對洪仲丘遭遇的不捨以及對軍隊管教的不滿交雜而生，悲憤地走上街頭控訴不義。
即使不曾當過兵的人也很清楚軍隊的管理邏輯，洪仲丘的死並不讓人意外。雖然他們未必親身經歷軍旅，但他們的孩子、男友、手足、朋友，也許正在當兵或即將入伍，軍隊的「恐怖」形像，讓人產生恐懼，他們憂心自己的親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洪仲丘」，於是，因為焦慮及恐懼，憤而走上街頭，希望為親友的軍中生活爭取安全之地。
憤怒、悲傷與恐懼是人們上街的重要因素，情感是人們是否願意起身抗議的重要動力，「洪仲丘事件」不僅挑起了人們的悲傷情緒，更讓積壓在心中已久的憤怒與恐懼找到了宣洩的出口，終於化成行動，起身抗議。
另外，還得歸功於國防部及軍檢系統的荒謬演出。「洪仲丘事件」像是個俗濫的八點檔連續劇，不斷高潮迭起，讓人罵聲連連。諸多證據與說詞不是憑空消失，就是前後不一，用謊言圓謊言不斷試探人民容忍的底限。而軍事檢察的辯護律師，有違中立原則。當然，幾乎不進入狀況的馬英九總統，進退失據的言行，更是讓人傻眼，各式官僚的劇情比「本土劇」精彩百倍，將人民的憤怒堆砌到最高點。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太陽花運動」中。
「反服貿」的聲音早就在民間響起，反對者不知辦過多少座談會、記者會表達憤怒之聲。但「張慶忠的30秒」，觸怒了對中國政策憂心、關切程序正義的年輕人，衝進立院，透過網路的直播與臉書動員，一瞬間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與此同時主流媒體幾乎卯足全力報導這場運動，無論支持或反對，事件本身的衝擊與精彩，對商業媒體來說就已是筆好生意。除了少數具敵意或不同立場的媒體，大多數的傳媒傾向支持或描述性的報導，甚至加入直播的行列，雖然報導焦點甚少放在服貿本身的討論，但卻成功地引起更多人關注。
不容否認，這場運動的展開，網路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議題及其中人物的荒謬，以及主流媒體的同聲「贊聲」亦是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台灣社會這幾年來對於台灣政府及中國的不信任更是不容忽略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能夠發起強大動員及持續力量的是來自各方專業與勢力的社運團體及學生組織，他們長期關注社會與彼此合作，才能撐起這場數十萬人參與的社會運動。
長期參與台灣社會運動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陳平軒，在一篇討論反國光石化與網際網路的論 文中就提到類似的看法（陳平軒，2011）：
透過網路而聚集的人群，在其組成基礎上 是薄弱的，在其內在連帶上也是脆弱的；要為人們找到一個共同行動 的可能性，「面對面(face to face)」的過程是必要的。透過「面對面」，人 們認識到對方是個實在的人，知道對方長什麼樣子，感覺是否投契，對方不再只是一連串的文字或代號，而是和自己一樣的活生生的人。共同行動需要熟悉、需要信賴、需要共識，儘管網路也能夠擔負起一定程度的溝通功能，但終究不及人與人之間實體的連結。
●另類媒體即是行動
網路動員的社會運動有時像是百貨公司週年慶人潮，來得快，去得也快，並且大多因應單一議題而生，若是社會議題沒有急迫性、荒謬性，或者其它人為因素，網路，至多只是訊息流動的平台，不易有太大社會動員的作用。
相反的，網路作為一種社會的反叛力量，並不能只是期待臨時性的網路行動，更要關注的是，有組織，並有明確政治與社會改革目標的另類/獨立媒體，對弱勢發聲、公共討論、社會改革的長期影響。
「另類媒體」通常處於非主流的邊緣位置，在不同的同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被冠以不同的名稱，並有不同的內涵意義。「另類媒體」有時被稱作「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或「草根媒體」（grassroots media）、「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不僅只是為基進或另類觀點提供平台，也強調透過閱聽人或公眾自己的創造、生產和傳佈，促成更廣大的社會參與，開創另類的公共領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也有人直接以「行動者媒體」（activist media）指涉另類媒體的基進性。Waltz指出，所謂的「另類媒體」有時只是表現形式上的「另類」，但傳佈的仍是主流價值，但「行動者媒體」的不同之處在於，鼓動閱聽眾採取實際行動，參與社會變革。Dowing以「基進媒體」的指稱來強化來稱呼另類媒體批判性與社會動能，他強調，基進媒體源生於政治與社會運動，並要對抗主流價值與權威。最近幾年台灣社會常以「獨立媒體」形容這些相對具反叛性的媒體，但廣義來說，只要資金獨立、運作獨立，都能稱之為「獨立」媒體，然而媒體獨立未必「另類」，也可能反而靠近優勢的權力體系，複製主流的「政治」價值。
台灣在黨國體制的威權下，黨外雜誌、地下電台、報刊、錄影帶、民主台等另類媒體，企圖突破主流媒體網羅的運動，從未因為威權體制的解體而消滅（管中祥、張時健，2005）。而延續1980年代的路徑，透過新興科技及替代性媒介的另類／獨立媒體，至今仍為弱勢發聲的重要管道。在台灣，1995年開始，陸續有「南方電子報」、「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小地方新聞網」、「全球之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等另類網路媒體的出現，他們提供意見交換平台，讓弱勢者及志同道合的團體發聲，維持了一定的公共性與開放性，同時也在促進社會變革。
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
光影游擊最前線：華人獨立媒體觀察
作者：王曉晞,莊迪澎,管中祥,方可成,梁家權
出版日期：2015/12/23
內容連載 頁數 8/10
傳統上，另類媒體大多被認為扮演著非專業、非正式、非主流的補充性的角色，然而，這幾年的發展，卻不斷打破既有框架，不但越來越多的正式組織，專業表現也超過主流媒體，同時，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另類/獨立媒體工作。在監督政府及鼓吹社會運動上也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台灣另類／獨立／公民媒體有著多樣類型的發展，整體而言，以報導公共議題、社會運動為主的另類／獨立/公民媒體，大致有四種主要的型態。
一、另類媒體「集團」：《立報》、《破報》、《四方報》。
這是由世新大學支持的另類媒體「集團」，雖稱「集團」，但規模並不大，卻有重要的社會意義。《立報》是具批判思維的教育報，有大量篇幅的社會運動新聞以及評論；《破報》則是強調青年發聲，除了有各樣的文化活動訊息，也對主流的文化價值提出反思與批評；而《四方報》提供東南亞移民／移工發聲的管道，除了以該國語言（例如：越文、泰文）書寫當地新聞，也有大篇幅版面讓移民／移工暢所欲言，《四方報》也製播歌唱節目在有線電視及網路播出。
雖然世新大學在台灣立下大學創立另類媒體的範例，但在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世新大學創辦人，同時也是台灣《立報》創辦人成舍我先生忌日的前一天，台灣《立報》宣告重整與休刊四個月，而一直是台灣異議文化重要象徵的《破報》，也在毫無預警下宣布停刊。
《立報》社長魏瀚表示，由於報紙虧損，加上少子化等因素，學校決定把資源主力放在提升教學品質上。而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在和學生座談中，回應外界質疑《立報》及《破報》的存續問題，他略顯激動地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夠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由於國家教育資源長期的不當配置，公、私立大學處於高度不對等的競爭關係，加上台灣高等教育近年受到少子化與教育商品化的衝擊，私人興學日益困難。依賴世新大學經費挹注的《立報》與《破報》自然成為校方財政考量下放棄的對象。《立報》休刊、《破報》停刊的消息的傳出後，超過四千名校友連署，希望世新董事會能再三思破、立兩報的存續問題。並建議仿效英國《衛報》公共化的模式，以捐贈基金的方式讓台灣《立報》與《破報》徹底獨立，由專業人士監督與經營，成為真正的公共財。或者，持續以校務經費或募款方式維持《立報》與《破報》的運作，落實報紙作為社會公器的理想。
即使如此，世新校方最後仍堅持原有決策， 《立報》雖已復刊，但已失去原有的弱勢發聲與批判樣貌。台灣第一個另類媒體「集團」也幾近瓦解。
二、網路原生、集體作戰：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焦點事件。
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焦點事件站在相對左翼的立場，廣泛地報導台灣社會運動，苦勞網成立於一九九七年，定位為「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創辦人孫窮理於二○一四年十二月離開苦勞網，成立焦點事件，走向相較於苦勞網更強調議題的深度探索與資訊圖表的呈現。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成立於二○○七年，原為台灣「國科會」（今「科技部」）數位典藏計劃，成立八年，已累積超過2400則社運影音報導。二○一二年計劃結束，轉以公眾集資、小額募款方式維持運作，二○一四年成立「社團法人台灣公民行動紀錄協會」計劃長久經營。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是以影音報導為主的另類媒體，影像採CC授權，開闢多樣社運專欄，並與亞洲多個另類媒體進行合作。
《環境資訊電子報》是以「環境專業」的網路媒體，主要內容在於蒐集國內外環境議題相關剪報，同時也進行環境新聞的報導，以作為環境資訊與環境運動的溝通平台。 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則為馮小非等人繼莫拉克新聞網之後成立的網路媒體，同時也是關心農業，以及友善土地議題的社會企業。除了是一個關注農業、食物與環境議題的新聞網站，聘請專職記者進行專題報導，或由「公民寫手」農業相關文章，並且也進行農產品開發，建立小農平台。
上述的媒體關注勞工、環境、農業，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與弱勢議題，也較具組織性，大多為水平運作方式，重視內部決策的民主性，相較於主流媒體，這些組織中的新聞工作者獨立性較強，較不受到組織的約束，記者有較大的發揮空間，並多以網路原生，以文字書寫，大量的圖片或深入的分析為媒體特色。
《蘋果日報》也在二○一四年一 月 十五 日宣布和「上下游」、「新頭殼」、「苦勞網」、「泛科學」、「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五家媒體合作，由蘋果日報提供即時新聞版面給這五家媒體發稿，不干預其內容，除了協助獨立媒體露出，也藉此填補網路即時新聞的龐大稿量需求，而這也是台灣的另類媒體首次「登陸」主流媒體。
（全文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