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我向世界的主人下戰書
祕密特工計畫
再過幾分鐘就是晚上八點，我快要到家了。那是二○○八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耶誕假期將至，我一邊走在日內瓦的街道，一邊試圖說服自己相信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我剛剛才去了警察局一趟。計畫已經動了起來。現在，我只須完成已經啟動的工作。為了眼前的這一刻，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
一到家，我就開始找電話，那是特勤人員交給我的一種特殊裝置。一只白色的緊急裝置，體積只有一張信用卡那麼大，薄到可以被藏在一本書裡面，而且沒有鍵盤。他們向我解釋這是一支「乾淨」的手機——它不會留下任何線索，而且可以迴避監聽。我不能向外發話，只能要求回電。找到適當的時機，我便可以發出信號，而電話接通之後，我只能靜靜地聆聽。他們監視著我，他們知道那天在警察局裡所發生的事，他們已經準備好執行長久以來我們鉅細靡遺設計好的一切。
我按下了按鈕，我想知道離開日內瓦的時刻是否已經來到，或者我必須繼續等待。
等待他們回電的同時，我試著入睡，但沒有睡著。我想著我的女兒，尋思對她而言究竟是移居到法國比較好，還是回到我們一直住到不久前才離開的蒙地卡羅好。幸好我們還可以選擇。蒙地卡羅有幾個優點：讓我的家人住在那裡等於是向摩納哥當局表明我們中立的立場，讓他們知道我並沒有要與他們為敵。另一方面，我得到法國去完成計畫。
我把接下來的對策全盤想了一次。我再次思考了與法國稅務機關之間的合作，思考了我跟特勤人員與稅務稽查人員所建立的關係。當初，不是由我本人主動聯繫特務組織的，是透過滙豐銀行日內瓦支部的某些人。他們並非瑞士的特勤人員，我不清楚他們的國籍，但他們是隸屬於某個偽裝得極為完美、分工極為精密的機構的成員。在瑞士，我了解到了一件事，沒有一件事是跟表面上看起來一樣的。
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愛德華˙史諾登也在日內瓦，這位資訊專家揭發了世界最強大的情報部門美國國安局（NSA）祕密監控全世界的醜聞，他從二○一三年六月起流亡俄羅斯。史諾登當時在外交部門的掩護之下為美國中情局（Cia）工作。正如他本人在二○一四年八月接受《連線》月刊（Wired）採訪時所宣稱的， 二○○七年至二○○九年之間，他是某個常駐在日內瓦的情報團隊的一員。史諾登的團隊所管理的通訊系統跟我所使用過的那些非常相似。
至於我的案例，一切始於二○○六年。情報單位的人提供了我一個軟體，用來調查從滙豐私人銀行收集來的數據是否完整，以及這些資料對負責該案的法官是否有用。有鑑於我在銀行裡並沒有調閱機密資訊的權限，我必須調查出看管那些資訊的人是誰，並將情報轉告給特務人員。穿針引線地與那些資訊管理者搭上線，說服他們與我們合作，就是特務人員的工作了。以下便是二○○七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切：將資訊從銀行的資料庫取出然後存至雲端的人不是我，是滙豐銀行的其他員工。我的責任是每天檢查存檔的資訊，看看還少了哪些，以及還有其他哪些可取得的項目。一直到資料庫於二○○八年二月由於安全因素被凍結為止，資料庫都時有資訊新增。凌晨四點，我收到了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向我確認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並告訴我在離家不遠的一個停車場裡，已有兩輛待命的汽車。我會在指定的地點與相關人員碰頭，我的家人則會搭乘另一輛汽車，越過瑞士邊境，抵達法國境內的某處。而我和我太太先前就被告知了在法國境內會合的時間與地點。
電話鈴聲喚醒我的妻子，她過來廚房找我，便立刻了解到那一刻已然來臨。幾年來，我們都談論著這一刻，我們都知道遲早有一天警察會登門造訪。她不清楚這項行動的諸多細節，但她知道若是事態危險，我們將不得不匆匆離開瑞士。她信任我。我們有四個小時的時間為出發做準備。
我們無需收拾行李，行李早已備好，因為我們原本就計畫要在耶誕假期去旅行。特務人員會確保我們離開瑞士時沒人會在我們家門口徘徊或跟蹤。
八點的時候，我陪我的妻子和女兒去到離家不遠的停車場乘車，並向她們道別。我自己則搭乘另一輛車，前往距離日內瓦不遠的約定地點。我打電話給巴黎的法國公共財務總局（Dnef）的人，知會他我要上路了，長期以來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繫。
旅途當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我在邊境彼方與家人重新聚首。然後我們一起繼續前往法國蔚藍海岸的小鎮卡代（Cap d’Ail），我們將在安全人員的看守保護下，在那兒停留兩個禮拜。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曾說到：如果制度不透明，有罪不罰的現象便會稱霸，最善良的牧人也會開始殺人放火。因此，想要有效打擊犯罪，我們必須更有效地宣傳我們的目標，並制定能夠吸引並聚集有志之士的計畫。我們不應忘記，當今仍有一些企業靠著貧富不均而大發利市：這些企業便是所有的離岸銀行。而金融為什麼給我們帶來問題？因為套利是銀行的基礎，銀行靠著貧富不均的狀況求生存，而銀行之所以可以這樣子恣意妄為，是因為大家對此事並不知情。一旦我們了解了這個機制，我們便能改變它。不了解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我正要離開日內瓦，去挑戰世界上規模和勢力最強大的銀行之一。我之所以會冒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險這麼做，與我個人的經歷有關。我向來不欣賞強者的傲慢，也未曾接受過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我住在一個避稅天堂裡，親眼見識了這種金融體系所帶來的影響：巨大的財富抵達蒙地卡羅，金錢來源地的國家陷入貧窮的泥沼。我之所以選擇起身反抗而不願聽天由命，也是因為我想要留給我女兒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我不願讓她在一個一切向錢看、恃強凌弱、貪贓枉法的價值觀成為常態的世界裡長大。
而我將對抗一個鼓勵貪腐與逃漏稅、給富人提供逃稅方法，以榨乾各國政府保留給弱勢貧窮民眾的資源的銀行體制。銀行系統性的違法行為令我感到十分不齒。
我不是傻子，也不是一個透視未來的狂人，我很清楚自己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我確實相信自己可以觸發一種轉變，而這種轉化的過程若是慢慢地蔓延開來，假以時日應能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我想提供證據，向公共輿論和司法單位陳述金融體系的運作模式。
祕密特工計畫
再過幾分鐘就是晚上八點，我快要到家了。那是二○○八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耶誕假期將至，我一邊走在日內瓦的街道，一邊試圖說服自己相信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我剛剛才去了警察局一趟。計畫已經動了起來。現在，我只須完成已經啟動的工作。為了眼前的這一刻，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
一到家，我就開始找電話，那是特勤人員交給我的一種特殊裝置。一只白色的緊急裝置，體積只有一張信用卡那麼大，薄到可以被藏在一本書裡面，而且沒有鍵盤。他們向我解釋這是一支「乾淨」的手機——它不會留下任何線索，而且可以迴避監聽。我不能向外發話，只能要求回電。找到適當的時機，我便可以發出信號，而電話接通之後，我只能靜靜地聆聽。他們監視著我，他們知道那天在警察局裡所發生的事，他們已經準備好執行長久以來我們鉅細靡遺設計好的一切。
我按下了按鈕，我想知道離開日內瓦的時刻是否已經來到，或者我必須繼續等待。
等待他們回電的同時，我試著入睡，但沒有睡著。我想著我的女兒，尋思對她而言究竟是移居到法國比較好，還是回到我們一直住到不久前才離開的蒙地卡羅好。幸好我們還可以選擇。蒙地卡羅有幾個優點：讓我的家人住在那裡等於是向摩納哥當局表明我們中立的立場，讓他們知道我並沒有要與他們為敵。另一方面，我得到法國去完成計畫。
我把接下來的對策全盤想了一次。我再次思考了與法國稅務機關之間的合作，思考了我跟特勤人員與稅務稽查人員所建立的關係。當初，不是由我本人主動聯繫特務組織的，是透過滙豐銀行日內瓦支部的某些人。他們並非瑞士的特勤人員，我不清楚他們的國籍，但他們是隸屬於某個偽裝得極為完美、分工極為精密的機構的成員。在瑞士，我了解到了一件事，沒有一件事是跟表面上看起來一樣的。
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愛德華˙史諾登也在日內瓦，這位資訊專家揭發了世界最強大的情報部門美國國安局（NSA）祕密監控全世界的醜聞，他從二○一三年六月起流亡俄羅斯。史諾登當時在外交部門的掩護之下為美國中情局（Cia）工作。正如他本人在二○一四年八月接受《連線》月刊（Wired）採訪時所宣稱的， 二○○七年至二○○九年之間，他是某個常駐在日內瓦的情報團隊的一員。史諾登的團隊所管理的通訊系統跟我所使用過的那些非常相似。
至於我的案例，一切始於二○○六年。情報單位的人提供了我一個軟體，用來調查從滙豐私人銀行收集來的數據是否完整，以及這些資料對負責該案的法官是否有用。有鑑於我在銀行裡並沒有調閱機密資訊的權限，我必須調查出看管那些資訊的人是誰，並將情報轉告給特務人員。穿針引線地與那些資訊管理者搭上線，說服他們與我們合作，就是特務人員的工作了。以下便是二○○七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切：將資訊從銀行的資料庫取出然後存至雲端的人不是我，是滙豐銀行的其他員工。我的責任是每天檢查存檔的資訊，看看還少了哪些，以及還有其他哪些可取得的項目。一直到資料庫於二○○八年二月由於安全因素被凍結為止，資料庫都時有資訊新增。凌晨四點，我收到了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向我確認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並告訴我在離家不遠的一個停車場裡，已有兩輛待命的汽車。我會在指定的地點與相關人員碰頭，我的家人則會搭乘另一輛汽車，越過瑞士邊境，抵達法國境內的某處。而我和我太太先前就被告知了在法國境內會合的時間與地點。
電話鈴聲喚醒我的妻子，她過來廚房找我，便立刻了解到那一刻已然來臨。幾年來，我們都談論著這一刻，我們都知道遲早有一天警察會登門造訪。她不清楚這項行動的諸多細節，但她知道若是事態危險，我們將不得不匆匆離開瑞士。她信任我。我們有四個小時的時間為出發做準備。
我們無需收拾行李，行李早已備好，因為我們原本就計畫要在耶誕假期去旅行。特務人員會確保我們離開瑞士時沒人會在我們家門口徘徊或跟蹤。
八點的時候，我陪我的妻子和女兒去到離家不遠的停車場乘車，並向她們道別。我自己則搭乘另一輛車，前往距離日內瓦不遠的約定地點。我打電話給巴黎的法國公共財務總局（Dnef）的人，知會他我要上路了，長期以來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繫。
旅途當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我在邊境彼方與家人重新聚首。然後我們一起繼續前往法國蔚藍海岸的小鎮卡代（Cap d’Ail），我們將在安全人員的看守保護下，在那兒停留兩個禮拜。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曾說到：如果制度不透明，有罪不罰的現象便會稱霸，最善良的牧人也會開始殺人放火。因此，想要有效打擊犯罪，我們必須更有效地宣傳我們的目標，並制定能夠吸引並聚集有志之士的計畫。我們不應忘記，當今仍有一些企業靠著貧富不均而大發利市：這些企業便是所有的離岸銀行。而金融為什麼給我們帶來問題？因為套利是銀行的基礎，銀行靠著貧富不均的狀況求生存，而銀行之所以可以這樣子恣意妄為，是因為大家對此事並不知情。一旦我們了解了這個機制，我們便能改變它。不了解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我正要離開日內瓦，去挑戰世界上規模和勢力最強大的銀行之一。我之所以會冒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險這麼做，與我個人的經歷有關。我向來不欣賞強者的傲慢，也未曾接受過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我住在一個避稅天堂裡，親眼見識了這種金融體系所帶來的影響：巨大的財富抵達蒙地卡羅，金錢來源地的國家陷入貧窮的泥沼。我之所以選擇起身反抗而不願聽天由命，也是因為我想要留給我女兒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我不願讓她在一個一切向錢看、恃強凌弱、貪贓枉法的價值觀成為常態的世界裡長大。
而我將對抗一個鼓勵貪腐與逃漏稅、給富人提供逃稅方法，以榨乾各國政府保留給弱勢貧窮民眾的資源的銀行體制。銀行系統性的違法行為令我感到十分不齒。
我不是傻子，也不是一個透視未來的狂人，我很清楚自己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我確實相信自己可以觸發一種轉變，而這種轉化的過程若是慢慢地蔓延開來，假以時日應能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我想提供證據，向公共輿論和司法單位陳述金融體系的運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