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綁架是一種統治手段（摘錄）
精密策劃的綁架計畫
「歡迎妳來，崔女士，我是金正日。」崔銀姬是南韓最有名的女星，當她聽到金正日的名字時，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搭載崔銀姬的船隻進入北韓西岸的南浦港。一個星期之前，她從首爾飛往香港，與她經營的一家演員學校洽談計畫。在此之前，她與她的丈夫申相玉導演共同開設一家製片廠，也就是申電影公司。電影公司關閉後，她才著手經營這家演員學校。事後證明，這場會議其實是個幌子，目的是引誘崔銀姬到香港讓北韓特務綁架。金正日伸手向她打招呼。「我不想跟這個一手策劃綁架我的人握手，但我別無選擇。」她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們握手時，一名攝影師突然出現為他們拍了照片。「我不想為那個時刻留下紀錄。我也不希望為蓬頭垢面的我留下永久的證明。」
崔銀姬在香港失蹤了三個星期，申相玉開始尋找她的下落。雖然他們兩年前就已經離婚，但兩人的關係仍很密切。他曾提醒崔銀姬，邀她前往香港這件事似乎有些奇怪，現在他決心要拯救她。申相玉經常被稱為南韓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與朴正熙總統交惡前，他的申電影公司是南韓最大的片廠，曾經製作過三百部電影。就在他的前妻被綁架之時，申相玉正打算搬到好萊塢開展他的事業。在香港待了幾天之後，他也被帶到平壤。
與他的前妻相比，申相玉這個「客人」顯然較難伺候。金正日讓崔銀姬住在他最好的宅邸裡，而申相玉則是好幾次嘗試脫逃。為了予以懲罰，申相玉被判處四年徒刑。一旦承諾不會試圖逃跑，他馬上就獲得釋放。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金正日為兩人安排了一場團圓派對。「你們光站在那兒做什麼，還不上前擁抱？」他說。當兩人擁抱時，房間裡爆出如雷的掌聲。親愛的領袖要求群眾安靜。「同志們，從現在起，申先生就是我的電影顧問。」申相玉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他是南韓最具創造力與影響力的導演，因此他的「叛逃」將會是對南韓體制的當頭棒喝。申相玉是金正日理想的導演人選：他在日本與中國受過訓練，他在美國拍過電影，熟悉西方最新的電影技術。此外，申相玉生於戰前的「北韓」，說他是北韓人並不為過，因此金正日重用他，並不會因此而被指控是向西方帝國主義屈服。
一九四八年，金日成為了引誘南韓製片家到北韓，特別承諾給予他們無限的資金與藝術自由，此後，電影就在北韓扮演重要角色。金日成相信電影是提升民族意識的絕佳媒介。每一部北韓電影都會有數十份拷貝流通全國，彩色版本在大城市放映，黑白版本則在農村地區放映。與金日成本人有關的電影總是以彩色放映，而且使用品質最好的膠捲，如美國的柯達或日本的富士。
在涉足政治之前，金正日曾主持朝鮮勞動黨組織指導部電影與藝術部門。金正日是個影癡，每晚都要看電影。透過北韓駐外使館的協助，金正日利用外交郵袋將數千部外國電影運回北韓。據說他最愛看的電影是《十三號星期五》（Friday the 13th）、《第一滴血》（Rambo）與《哥吉拉》（Godzilla）。將申相玉從牢裡釋放之後，金正日隨即帶他參觀位於平壤市中心一棟戒備森嚴、濕度溫度均受控制的三層樓建築，這裡是他收藏電影的檔案館，一共收藏了兩萬部電影。這座檔案館有兩百五十名工作人員：翻譯、字幕人員與放映人員。但是這些人的重要性比不上導演，只有導演才能讓民眾轉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項歷史任務尤其需要導演技術的革命性轉變。」金正日在他一九七三年的作品《電影藝術論》中如此表示。金正日希望申相玉能改善北韓的電影產業，拍攝出能夠參加國際電影節的作品。要讓北韓電影參加坎城影展，以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的夢想。
先前因為政治與財務的雙重壓力，使得申相玉在南韓的電影公司倒閉，現在有傳言說他為了開展事業，自願叛逃北韓。如果申相玉想讓南韓當局相信他的確遭到綁架，那麼他需要證據。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崔銀姬與申相玉在金正日的辦公室見面。崔銀姬有一台小型錄音機，她把它藏在自己的皮包裡。三人圍坐在玻璃圓桌旁喝酒。崔銀姬把手伸進皮包裡，看似要拿面紙，其實是偷偷打開錄音機。她與申相玉輪番向金正日提出一些重要問題：為什麼你要把我們帶來這裡？你怎麼籌劃綁架行動？也許是談得太高興了，金正日直截了當地說：「我只對你們兩個說實話，但你們可不能對別人提起。」
「坦白說，我們的電影仍落後西方。」金正日解釋說：「我們的導演出產的都是些敷衍了事的作品，毫無新意。他們的作品陳腔濫調，怎麼拍都是同樣的情節。我們的電影總是哭哭啼啼。」他身處困境。他如何讓北韓接受外來影響而又不危及自己對北韓的控制？他派了一些導演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與蘇聯學習，但不許他們前往日本或西方國家。這是為什麼金正日如此需要申相玉的原因。申相玉說他感到受寵若驚，但他不解的是，為什麼金正日要如此費事地「綁架」他們。「我非常需要你。」金正日回答：「我開始思考怎麼樣能讓你過來，但我無計可施。所以我告訴我的同志，如果我們要讓申導演過來，我們必須策劃一場祕密行動。」
談到最後，金正日略微表示歉意。「我也會自我檢討，」他說道，「因為我從未告訴屬下詳細的計畫內容，也從未告訴他們我們會如何運用你的才能與我的意圖。我只是說，我需要這兩個人，把他們帶過來。結果這中間造成許多的誤會。」錄音帶錄了四十五分鐘，但崔銀姬怕得不敢換面。不要緊，反正他們已經掌握了需要的證據。
往後三年，申相玉繼續拍攝電影，他導演了七部，並且拍了十一部以上的電影。隨著金正日越來越信任他們，他們有了更多旅行的機會，首先是到東方集團，之後甚至可以前往東方集團以外的國家，不過身旁總是有指導員跟隨著。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他們在參加維也納電影節期間，躲過指導員的車輛，逃往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聽到他們脫逃的消息，金正日認為他們是被美國綁架。他無法想像自己對他們如此慷慨，他們居然會背棄他。他傳了一個訊息，表示願意協助他們返回平壤，但他們從未回應。
金正日的主廚
奇怪的是，金正日最知名的日本僱員卻是僱來的，而不是綁架的。
一九八二年，藤本健二應徵分類廣告上的壽司師傅。上面並未標示餐廳的名稱與地點，但薪水是他在東京擔任自由主廚的兩倍。藤本對北韓所知不多，他只知自己必須到平壤的新餐廳擔任日本料理主廚，除了準備壽司，還要訓練北韓人擔任廚師，但他並未因此打退堂鼓。
藤本曾經接受嚴格而漫長的訓練，這種訓練體系至今仍是日本壽司業的主流。這個體系一般需要十年才能讓人從學徒（工作是打雜、陪主廚到魚市場）成為脇板（意思是「在砧板附近」，負責煮飯與準備食材）。最高的位置是主廚（板前）。藤本一開始在高級的東京銀座地區某家餐廳工作，這裡分量最小的壽司要價三十美元（絕大多數餐廳是一點五美元），而他在五年內就升上主廚。「一開始在東京頂級的餐廳工作，有助於快速提升自己，因為我學到的基礎工夫全是最好的。」藤本對我說。
藤本在抵達平壤的一年後遇見了金正日。某天晚上，金正日與他的侍從包下了整間餐廳，大啖壽司與清酒。為了迎接這麼重要的貴賓，藤本與其他工作人員莫不卯足了勁將餐點做到盡善盡美。到了付帳的時候，金正日掏出一個塞滿鈔票的白信封，隨意丟在藤本腳邊。藤本只是盯著信封看。「我心裡想著，『我才剛做了這麼一頓美味的大餐給你。你為什麼不表達一點謝意或付錢時能禮貌一些？』」金正日的侍從見狀臉色大變，他們無疑是害怕藤本的傲慢可能會讓不可預測的領袖做出可怕的反應。金正日的口譯撿起信封交給藤本，藤本鞠了個躬，臉上毫無笑容。
令藤本驚訝的是，過了一個星期，金正日再度前來。「藤本，」金正日說道，「我要為上星期的行為向你致歉。請原諒我。」藤本說：「我眼前這個人是北韓排名第二的領導人，我居然讓『他』覺得他有必要向『我』致歉！」藤本感到羞恥，也對金正日產生感情。「從那天起，我開始喜歡上這個人。」他說道。
他們成了朋友，一起射擊、騎馬與滑水。金正日給藤本兩輛賓士車。藤本獲准娶北韓女子（一名舞者）為妻，而且地位類似於金正恩（北韓現任領導人）的叔叔。然而，就像一般的戀情一樣，兩人最後也免不了撕破臉分手。藤本擔任金正日的主廚，直到二○○一年他遭指控傷害北韓政權而被軟禁在家。（藤本返回日本購物時遭日本移民署拘留，他顯然說了太多有關自己僱主的事。）雖然後來他又恢復主廚的工作，但如驚弓之鳥的他很快就逃回日本，並且躲藏起來。之後他出版了四本有關金正日的書──第一本是《我是金正日的主廚》，這本書成了暢銷書──並且不斷以北韓「專家」的名義上電視。二○一二年，他與金正恩團聚，也成了全亞洲報紙的頭版新聞。
當我在東京某間煙霧瀰漫的咖啡廳與藤本見面時，我可以看出為什麼他能討好金正日。他強壯的雙手戴著鑽石戒指與金色勞力士手錶。他喜歡穿牛仔褲與緊身的黑色T恤，以凸顯他結實強壯的身材。黑色的bandana大方巾裹住他的前額，底下緊挨著尺寸略大的黑色墨鏡，鏡片光可照人。他的下巴留著方形灰色山羊鬍。全身上下精心打扮，不僅在於展示，也為了隱藏。彷彿在說，「看看我！我刻意喬裝改扮！」藤本故意把自己打扮成惡棍的樣子，但實際上的他卻能在高級餐廳裡挑選最好的美酒。
藤本為金正日準備的盛宴，不僅豪華精美，甚至是狂歡縱慾。金正日堅持生魚片必須新鮮，因此可以看到有些魚的嘴還在動。喝醉的時候，他會命令客人脫光衣服，裸體跳舞。平日吃的東西就算花上五萬美元，他也不在乎。如果有值得慶祝的事，派對的花費還會多上好幾倍，二○○○年美國國務卿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來訪就是個例子。「他絕對非常興奮想見到她，因為這表示柯林頓將會對他伸出援手。他喝了很多酒，心情亢奮到最高點。每場派對大約花費十萬到二十萬美元，而且一辦就是三天。他送每個人禮物，端上最好的白蘭地。真是令人『嘆為觀止』。」藤本回憶說。
不過這些派對也帶有嚴肅的政治目的。「邀請信任的屬下參加派對，他可以就近觀察他們的個性。」金正日過去的顧問黃長燁說道──他在一九七七年叛逃到南韓。有幸受邀的北韓菁英都成了國王的「家臣」。金正日定期派藤本出國採購，搜刮全球各地的美食佳餚。金正日自己只到到中國和俄國旅行，而且通常要乘坐私人的防彈列車。儘管如此，他卻知道哪邊有好東西。他派藤本到丹麥買豬肉，到伊朗買魚子醬，到法國買葡萄酒，到捷克斯洛伐克買啤酒，到日本買海鮮與家電用品。「然而，金正日堅持冰箱一定要用美國貨，因為美國的冰箱最好。他還送我一台美國冰箱當禮物。那台冰箱又大，製冰又快，而且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溫度保存大量的食物。」藤本說道。
藤本承認金正日不僅把他當成朋友，也把他當成身分地位的象徵──金正日想藉此證明，儘管生活在這個孤立而貧困的國家，他依然是世界的公民。「為他烹煮日本料理的主廚是日本人，我想這一點對金正日來說很重要。」藤本說道。「他追求最好的事物，這也包括我在內。」金正日經常把藤本拉到身旁，然後向賓客誇耀說，「藤本是不是很棒？我僱用他。他是我的收藏品，我必須保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