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從濟貧院到資料庫
「你要把我送進濟貧院！」
如今多數人提到濟貧院，都只是隨口說說，沒有多想什麼。但濟貧院曾是一種非常貼近現實的可怕機構，很多人聞之色變。鼎盛時期，濟貧院還經常出現在明信片與流行歌曲中。地方社團會為善心人士及一般遊客安排參觀濟貧院的行程。全美各地的城市與鄉鎮中，仍有一些街道是以曾坐落在路邊的濟貧院命名的。例如，緬因州的布里斯托（Bristol）與密西西比州的納奇茲（Natchez）有濟貧院路（Poor Farm Roads）；俄亥俄州的馬利斯維（Marysville）與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維（Greenville）有救濟院路（County Home Roads）；維吉尼亞州的文契斯特（Winchester）與加州的聖馬提歐（San Mateo）有濟貧院路（Poorhouse Roads）。有些路已經改名，以掩蓋過去，例如維吉尼亞海灘市（Virginia Beach）的濟貧院路如今易名為繁榮路（Prosperity Road）。
在我的家鄉紐約州特洛伊市，這裡的濟貧院建於一八二一年。由於多數院友病得太重、年紀太老或太小，無法做體力活，體格健全的院友必須負責到占地六一・五公頃的農場及附近的採石場工作，這也是這家濟貧院命名為連瑟勒勞動救濟院（Rensselaer County House of Industry）的由來。一八二四年，約翰・範・內斯・耶茨（John Van Ness Yates）接受紐約州的委託，對「窮人的救濟與安置」做了為期一年的調查。他以特洛伊為例，主張紐約州應該在每個郡都設立一所濟貧院。後來他的提案成功了：十年內，紐約州建了五十五個郡立濟貧院。
儘管有樂觀的預測指出，濟貧院將提供「經濟與人道」救濟，但濟貧院確實是一個讓窮人與勞工階層心生恐懼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一項立法調查發現，勞動濟貧院把精神病患關在長二公尺、寬一・四公尺的房間裡長達六個月。由於他們只能睡在麥稈上，房內又沒有衛生設施，冬天的時候，麥稈與尿液的混合體會凍結在他們身上，「唯有解凍才能清除」，因此導致永久性的殘疾。
一八五七年二月，《特洛伊輝格日報》（Troy Daily Whig）寫道：「目前報導的濟貧院狀況，普遍在各方面都很糟。根據合約，窮人的生計是由出價最低的人承包。這種合約制度是造成濟貧院整體狀況惡劣的主因⋯⋯，這個制度本身已經爛到底了。」該郡的濟貧負責人賈斯汀・葛雷戈里（Justin E. Gregory）承諾以每週一美元的價格照顧貧民，因此競標獲得勞動濟貧院的合約。合約規定，他享有無限使用這些勞力的權利。那年，這所勞動濟貧院靠著飢餓院友所栽種的蔬菜，獲得二千美元的營收。
一八七九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頭版報導，一個「濟貧院犯罪集團」把勞動濟貧院內已故院友的屍體賣給該郡的醫生以進行解剖。一八八五年，一項針對「管理不善」的調查發現，連瑟勒郡的濟貧部門遭竊二萬美元，濟貧院的負責人艾拉・福特（Ira B. Ford）被迫辭職。一八九六年，他的繼任者克爾文・鄧姆（Calvin B. Dunham）被爆出不當的財務行為後，自殺身亡。
一九〇五年，紐約州慈善委員會發起一項調查，揭發了勞動救濟院裡猖獗的性侵行為。護士露絲・席林格（Ruth Schillinger）作證指出，男性醫護人員威廉・威爾莫特（William Wilmot）常試圖強姦女病患。院友堅稱，癱瘓的瑪麗・墨菲（Mary Murphy）遭到威爾莫特性侵。席林格作證時表示：「他們聽到大廳傳來腳步聲時，都說威爾莫特又去那裡了。隔天早上，我發現那個女人的雙腿是叉開的，她的下肢已經癱瘓了，不可能自己移動。」
約翰・基特爾（John Kittell）是勞動濟貧院的負責人，也是威爾莫特的老闆。他為這套管理模式辯解，聲稱他藉由減少院友的照護費用「每年為該郡省下五六千美元」。後來，威爾莫特並未遭到任何指控。直到一九一〇年，才有人採取行動改善勞動濟貧院的狀況。特洛伊的濟貧院一直運作到一九五四年才關閉。
雖然濟貧院實體上已經拆除了，但遺跡依然陰魂不散，仍活躍在如今困住窮人的自動化決策系統中。現代的貧窮管理系統（自動化決策、資料探勘、預測分析）雖有高科技的表象，但依然與過去的濟貧院有顯著的相似之處。新的數位工具源自我們想要懲戒貧窮的道德觀，並打造出一套高科技的遏制與調查系統。數位濟貧院阻止窮人取得公共資源；監管他們的勞動、支出、性行為與子女教養；試圖預測他們未來的行為；懲罰那些不遵守規定的人並加以定罪。過程中，它在「值得幫助」與「不值得幫助」的窮人之間，創造出愈來愈細微的道德區別，並利用分類來合理化美國人民無法關照彼此的問題。
本章將說明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實體的濟貧院如何演變成數位化的翻版。美國從十九世紀的鄉村濟貧院演變到現代數位濟貧院的歷程，可說是一場持久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一方希望消除與減輕貧困，另一方則是指責、監禁和懲罰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