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夢的開場
被騙到緬甸的詐騙園區之前，張先生在中國廣西省廬山植物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新冠疫情期間，他失業了，家人生病與債務壓得他喘不過氣。有著中國科學院博士頭銜的他選擇海外求職，以求更高的薪資。最終他應徵上一間新加坡公司，一切都充滿希望，但是簽證申請流程不斷延後，他的仲介便建議他先到泰國分公司上班。
張先生一開始有些疑慮，因為他看過有人被騙到東南亞做詐騙產業的報導，但他反覆檢查該公司的文件，相信整個入職過程都合法、合理，最終決定相信這位仲介。然而，一抵達泰國，手機、證件、護照就全部被沒收，接著他就被帶到泰緬邊境的緬甸克倫邦苗瓦迪鎮區，進入一個詐騙園區，被迫執行殺豬盤詐騙，假扮女性身分，誘騙歐美人士投資虛擬貨幣。
在園區裡，張先生聽說有些人成功逃脫，因此也開始想著逃跑的事，但很快他就發現，重返自由是難上加難。園區外牆有4公尺到5公尺高，上頭架有高壓電，周圍還有武裝哨兵監視，除此之外，園區外圍每隔幾百公尺就有哨站，還有更多武裝士兵監控著園區的周邊區域。
想逃，就得冒著遇到園區內外武裝士兵的風險。對緬甸不熟，又沒有錢賄賂他人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張先生最終放棄逃跑的想法，轉而向中國媒體求助。中國媒體被他博士的身分吸引，便很快報導了他的故事。
媒體不斷報導張先生的故事，讓囚禁他的詐騙團體面臨極大的壓力，因而同意把贖金從12萬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490,800元）降到5萬9千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241,310元）。張先生的家人付了贖金，他終於得以逃離。
張先生菁英機構出身的博士身分，讓他的故事占據中國媒體版面，激起中國輿論對詐騙產業的憤慨。但不是每一個東南亞詐騙產業的倖存者，都能受到這麼多的關注與同情。
2023年底，大約是張先生的苦難在中國社群媒體爆紅的同一時間，中國四川省有2位年輕人，名叫阿雲和阿沛（皆為音譯），分別只有17歲和20歲，輾轉於家鄉的建築工地之間勉強度日。有一天，他們在中國熱門網路直播平臺快手，看到一個好像很不錯的機會。平臺上這份工作的薪資，是他們每日工資的2倍，還提供食宿。
2人聯繫公司，一得到正面回覆，他們就動身前往廣西省海邊的一個城市，進行實體面試，但他們興奮的情緒瞬間轉為恐懼，因為他們未來的雇主以暴力逼迫他們搭上一艘船，接著2人抵達越南，在重重監視下被迫待在飯店裡數天，隨後便轉移至柬埔寨的邊境小鎮巴韋。
到了巴韋，他們才知道自己應徵的是什麼工作。他們被帶到一座專營線上博弈與網路詐騙的園區，並被告知要做網路詐騙。他們不願意做網路詐騙，所以試圖逃跑，但被保全抓住，遭到毒打，並關在宿舍裡好幾天，最終他們同意學詐騙技巧。
但他們非常幸運，因為他們很快就被轉移到另一個園區，並設法透過微信聯絡上自己在中國的親人。2人的家人立刻向中國當局與柬埔寨中國大使館報案，他們終於在2024年1月由柬埔寨警方救出。
你是我們的，我們買了你
在遙遠的另一個大陸，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正在展開。喬治（George）來自烏干達，是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把握難得的機會，前往印度4年，攻讀資訊科技相關學位。畢業後，他回到烏干達的首都坎帕拉（Kampala），成為自由工作者，從事修電腦、裝設路由器和網路線等工作。
隨著新冠疫情來襲，生活一切停擺，生計也陷入危機。因此到了2020年11月，他決定搬到杜拜生活。一到杜拜，他就發現這裡的生活非常辛苦：「我什麼都做……還算是自由接案吧。像是一些不重要的小工作、打零工、雜活、簡單的工作……做完立刻拿現金。因為我的簽證每3個月要申請延長，還有房租要付，所以我必須一直工作，一邊找正式工作，一邊靠做這些零工維持生計。」
也因為如此，2022年8月，朋友跟他提到一個寮國的高薪資訊科技工作時，他馬上就答應了。喬治回憶著說：「有個公司在找人幫他們管理資料，而且合約只有6個月而已。」朋友把他介紹給該公司一名女子，她跟他談的月薪是1500美元（約合新臺幣43,890元），有津貼和佣金，還附住宿，日常開銷也都包含在內。
她也介紹了這間公司的資訊，一切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喬治同意了，於是該女子便開始辦理簽證、機票、保險事宜。很快的，他就踏上前往金三角的旅程，抵達與緬甸、泰國接壤的寮國邊境。
在金三角，公司要求他簽的合約跟在杜拜說的完全不一樣，這份新合約會讓他欠公司一大筆債。他的護照和手機都被收走，而且工作也換了，變成要用寫好的腳本跟全世界的人聊天，誘騙他們投資。兩個月來他刻意做的拖泥帶水，跟公司堅持說他是做資訊科技的，應該做擅長的事。
某一天，公司把他賣給緬甸另一間詐騙公司，把他賣掉的人不跟他說自己因此賺了多少錢。「他只說：『你是我們的，我們買了你……』這感覺好怪，很像回到了非洲買賣奴隸的那個年代……很難相信會有人跟你說『你是我的』。」他本來只是來工作6個月而已，卻花了整整1年才回到坎帕拉。
自願？
就跟張先生、阿雲、阿沛、喬治一樣，每年都有數千人遭到誘騙、販運、買賣給東南亞與其他地區的詐騙業者。正如我們在前言所見，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估計，2023年有至少12萬人，可能被迫在緬甸從事網路詐騙活動，另有10萬人在柬埔寨。
這個數據仍引發當地官員的強烈質疑，且極難驗證。一方面，許多詐騙園區所在地都難以抵達，因為這些園區都不對外開放，又有嚴密防護，因此要蒐集可靠的資料十分困難；另一方面，詐騙園區員工的背景與動機變化太大。
雖然有些人是被拐騙或賣到這裡，但也有些人進去前就完全了解自己要做的是違法工作，並用一般人上班的心態執行自己的工作，也有人知道（或以為他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但等看到真實情況想離開時，才發現自己被困住、身分證件被扣留、欠公司的債也因管理層加了很多荒謬的費用，而累積成驚人天價。
要釐清為何人們會進到詐騙園區，往往很有難度。有些倖存者知道，講出來可能會降低他人幫助的動力，也可能會讓自己在母國，或詐騙業務所在地面臨刑責，因此不想承認一開始是自願進去的。
也有一些案例讓事情變得更複雜：有些倖存者為了引發公眾同情，會把受虐情節誇大，造成其故事脈絡不一致，以致後來事跡敗露時，輿論支持的力道便會削弱。
前一章提到西哈努克市的血奴案就是一個例子。倖存者分享的故事真假參半，釀成非常嚴重的反效果，也讓柬埔寨政府有理由否認該國詐騙園區的存在，甚至還逮捕拯救行動的關鍵人士。
這種模糊不清的狀態，導致大眾開始不相信倖存者的說詞，讓某個公民社會組織於2022年中宣布，停止特定日期後進入詐騙園區者的救援行動。以這樣的推論來看，此時媒體對於網路詐騙產業的報導已經鋪天蓋地，所以在這之後進入詐騙園區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即將面對的是什麼。
用更宏觀的視角來說，外界一直以來都在討論，道德上該如何看待那些從事詐騙產業的人，他們可能是自願或受脅迫（或在這之間受到不同程度待遇的人）。那些知道（或理應要知道）自己要做的是非法工作，卻仍進入該產業，最後無法脫身的人，我們應該將之視為受害者嗎？以上這些討論往往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使人忽略了讓許多人如此輕易受到該產業誘惑的結構性原因，例如新冠疫情引起的普遍貧窮化（immiseration）問題。
在本章，我們試著藉由梳理東南亞詐騙園區受困者進入該產業的方式，將其整體情況複雜化。我們希望能藉由這個作法，展現許多倖存者是怎麼因為絕望、不走運、輕信他人等原因陷入窘境。
更明確來說，我們會著眼以下7個部分：假徵才廣告、受僱於詐騙業者的專業仲介、經親朋好友介紹、社群媒體網紅的誘導、犯罪組織人口販運、綁架、詐騙園區之間的買賣。
被騙到緬甸的詐騙園區之前，張先生在中國廣西省廬山植物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新冠疫情期間，他失業了，家人生病與債務壓得他喘不過氣。有著中國科學院博士頭銜的他選擇海外求職，以求更高的薪資。最終他應徵上一間新加坡公司，一切都充滿希望，但是簽證申請流程不斷延後，他的仲介便建議他先到泰國分公司上班。
張先生一開始有些疑慮，因為他看過有人被騙到東南亞做詐騙產業的報導，但他反覆檢查該公司的文件，相信整個入職過程都合法、合理，最終決定相信這位仲介。然而，一抵達泰國，手機、證件、護照就全部被沒收，接著他就被帶到泰緬邊境的緬甸克倫邦苗瓦迪鎮區，進入一個詐騙園區，被迫執行殺豬盤詐騙，假扮女性身分，誘騙歐美人士投資虛擬貨幣。
在園區裡，張先生聽說有些人成功逃脫，因此也開始想著逃跑的事，但很快他就發現，重返自由是難上加難。園區外牆有4公尺到5公尺高，上頭架有高壓電，周圍還有武裝哨兵監視，除此之外，園區外圍每隔幾百公尺就有哨站，還有更多武裝士兵監控著園區的周邊區域。
想逃，就得冒著遇到園區內外武裝士兵的風險。對緬甸不熟，又沒有錢賄賂他人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張先生最終放棄逃跑的想法，轉而向中國媒體求助。中國媒體被他博士的身分吸引，便很快報導了他的故事。
媒體不斷報導張先生的故事，讓囚禁他的詐騙團體面臨極大的壓力，因而同意把贖金從12萬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490,800元）降到5萬9千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241,310元）。張先生的家人付了贖金，他終於得以逃離。
張先生菁英機構出身的博士身分，讓他的故事占據中國媒體版面，激起中國輿論對詐騙產業的憤慨。但不是每一個東南亞詐騙產業的倖存者，都能受到這麼多的關注與同情。
2023年底，大約是張先生的苦難在中國社群媒體爆紅的同一時間，中國四川省有2位年輕人，名叫阿雲和阿沛（皆為音譯），分別只有17歲和20歲，輾轉於家鄉的建築工地之間勉強度日。有一天，他們在中國熱門網路直播平臺快手，看到一個好像很不錯的機會。平臺上這份工作的薪資，是他們每日工資的2倍，還提供食宿。
2人聯繫公司，一得到正面回覆，他們就動身前往廣西省海邊的一個城市，進行實體面試，但他們興奮的情緒瞬間轉為恐懼，因為他們未來的雇主以暴力逼迫他們搭上一艘船，接著2人抵達越南，在重重監視下被迫待在飯店裡數天，隨後便轉移至柬埔寨的邊境小鎮巴韋。
到了巴韋，他們才知道自己應徵的是什麼工作。他們被帶到一座專營線上博弈與網路詐騙的園區，並被告知要做網路詐騙。他們不願意做網路詐騙，所以試圖逃跑，但被保全抓住，遭到毒打，並關在宿舍裡好幾天，最終他們同意學詐騙技巧。
但他們非常幸運，因為他們很快就被轉移到另一個園區，並設法透過微信聯絡上自己在中國的親人。2人的家人立刻向中國當局與柬埔寨中國大使館報案，他們終於在2024年1月由柬埔寨警方救出。
你是我們的，我們買了你
在遙遠的另一個大陸，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正在展開。喬治（George）來自烏干達，是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把握難得的機會，前往印度4年，攻讀資訊科技相關學位。畢業後，他回到烏干達的首都坎帕拉（Kampala），成為自由工作者，從事修電腦、裝設路由器和網路線等工作。
隨著新冠疫情來襲，生活一切停擺，生計也陷入危機。因此到了2020年11月，他決定搬到杜拜生活。一到杜拜，他就發現這裡的生活非常辛苦：「我什麼都做……還算是自由接案吧。像是一些不重要的小工作、打零工、雜活、簡單的工作……做完立刻拿現金。因為我的簽證每3個月要申請延長，還有房租要付，所以我必須一直工作，一邊找正式工作，一邊靠做這些零工維持生計。」
也因為如此，2022年8月，朋友跟他提到一個寮國的高薪資訊科技工作時，他馬上就答應了。喬治回憶著說：「有個公司在找人幫他們管理資料，而且合約只有6個月而已。」朋友把他介紹給該公司一名女子，她跟他談的月薪是1500美元（約合新臺幣43,890元），有津貼和佣金，還附住宿，日常開銷也都包含在內。
她也介紹了這間公司的資訊，一切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喬治同意了，於是該女子便開始辦理簽證、機票、保險事宜。很快的，他就踏上前往金三角的旅程，抵達與緬甸、泰國接壤的寮國邊境。
在金三角，公司要求他簽的合約跟在杜拜說的完全不一樣，這份新合約會讓他欠公司一大筆債。他的護照和手機都被收走，而且工作也換了，變成要用寫好的腳本跟全世界的人聊天，誘騙他們投資。兩個月來他刻意做的拖泥帶水，跟公司堅持說他是做資訊科技的，應該做擅長的事。
某一天，公司把他賣給緬甸另一間詐騙公司，把他賣掉的人不跟他說自己因此賺了多少錢。「他只說：『你是我們的，我們買了你……』這感覺好怪，很像回到了非洲買賣奴隸的那個年代……很難相信會有人跟你說『你是我的』。」他本來只是來工作6個月而已，卻花了整整1年才回到坎帕拉。
自願？
就跟張先生、阿雲、阿沛、喬治一樣，每年都有數千人遭到誘騙、販運、買賣給東南亞與其他地區的詐騙業者。正如我們在前言所見，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估計，2023年有至少12萬人，可能被迫在緬甸從事網路詐騙活動，另有10萬人在柬埔寨。
這個數據仍引發當地官員的強烈質疑，且極難驗證。一方面，許多詐騙園區所在地都難以抵達，因為這些園區都不對外開放，又有嚴密防護，因此要蒐集可靠的資料十分困難；另一方面，詐騙園區員工的背景與動機變化太大。
雖然有些人是被拐騙或賣到這裡，但也有些人進去前就完全了解自己要做的是違法工作，並用一般人上班的心態執行自己的工作，也有人知道（或以為他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但等看到真實情況想離開時，才發現自己被困住、身分證件被扣留、欠公司的債也因管理層加了很多荒謬的費用，而累積成驚人天價。
要釐清為何人們會進到詐騙園區，往往很有難度。有些倖存者知道，講出來可能會降低他人幫助的動力，也可能會讓自己在母國，或詐騙業務所在地面臨刑責，因此不想承認一開始是自願進去的。
也有一些案例讓事情變得更複雜：有些倖存者為了引發公眾同情，會把受虐情節誇大，造成其故事脈絡不一致，以致後來事跡敗露時，輿論支持的力道便會削弱。
前一章提到西哈努克市的血奴案就是一個例子。倖存者分享的故事真假參半，釀成非常嚴重的反效果，也讓柬埔寨政府有理由否認該國詐騙園區的存在，甚至還逮捕拯救行動的關鍵人士。
這種模糊不清的狀態，導致大眾開始不相信倖存者的說詞，讓某個公民社會組織於2022年中宣布，停止特定日期後進入詐騙園區者的救援行動。以這樣的推論來看，此時媒體對於網路詐騙產業的報導已經鋪天蓋地，所以在這之後進入詐騙園區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即將面對的是什麼。
用更宏觀的視角來說，外界一直以來都在討論，道德上該如何看待那些從事詐騙產業的人，他們可能是自願或受脅迫（或在這之間受到不同程度待遇的人）。那些知道（或理應要知道）自己要做的是非法工作，卻仍進入該產業，最後無法脫身的人，我們應該將之視為受害者嗎？以上這些討論往往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使人忽略了讓許多人如此輕易受到該產業誘惑的結構性原因，例如新冠疫情引起的普遍貧窮化（immiseration）問題。
在本章，我們試著藉由梳理東南亞詐騙園區受困者進入該產業的方式，將其整體情況複雜化。我們希望能藉由這個作法，展現許多倖存者是怎麼因為絕望、不走運、輕信他人等原因陷入窘境。
更明確來說，我們會著眼以下7個部分：假徵才廣告、受僱於詐騙業者的專業仲介、經親朋好友介紹、社群媒體網紅的誘導、犯罪組織人口販運、綁架、詐騙園區之間的買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