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分類、等級和分配

鐵飯碗
靠天吃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九六八年，葉維麗，十八歲，一個在山西貧窮的農村插隊的北京知青。她的父母是中層幹部，兄妹兩個。在她學生時代中國社會強調的是男女平等。他們家有保姆，因為她父母有權享受這個待遇。她在農村插隊時體驗到了另一種男女平等：

在我們生產隊，我是唯一經常下田的女勞力。偶爾會有未婚女青年和我們一起下田……我們剛來的時候，有村民私下問我們有沒有人會嫁給當地人，他們覺得城裡的姑娘不會要很多彩禮。後來知道我們對這個不感興趣，他們就不再理會我們了。

吃的可是跟在城裡太不一樣了，數量上和品質上都跟她習慣的城裡配給制分配的完全不同：

我們每天在知青點吃的是玉米麵餅子、小米粥、鹹菜和胡蘿蔔。開始時因為不夠吃要限量分配。後來糧食不是太大的問題了，但沒有新鮮蔬菜，更不要說肉了。所以，我們每次回北京都要帶好多吃的來，像香腸、麵條之類的。

在農村的日子就這麼延續著，葉維麗開始擔心能不能回城。不過，到了一九七二年，大學終於開始招新生了，這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第一次招生。葉維麗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進了北京師範大學，回到了城市。成分在她的錄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她原出身於中層幹部家庭，現在又加上了「農民」的標籤。一九七六年大學畢業後，她離開中國到美國深造。
葉維麗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等級劃分對瞭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何等重要，這個等級劃分包括區別性別、年齡、階級、城鄉。很明顯，這些等級和標識是相互交叉的：比如，同是婦女，但在城市和農村是不同的。葉維麗的經歷也表明，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社會分類未必是一成不變的。在農村，葉維麗不能像城裡人那樣有糧食配給，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北京，更不要說上大學了。要知道，在一種情況下很重要的身份標籤對另一種情況可能一點作用也沒有。葉維麗的民族屬性在山西就沒有任何作用，因為那裡所有的村民和她一樣都是漢族。
在這一章，我要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來分析。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等級由個人財富和所有權來劃分，而那時的中國則不是這樣，更多是由一系列的官方定位來劃分。而且，如上面所說，最重要的四個劃分標準（階級成分、農業／非農業戶口、性別、民族）從來都是相互關聯的。
一九六○年代初期之前，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被劃分到以上四個主要的類別中。糧食和其他商品的配給、資訊的獲得、上大學、就業、入黨和參軍都取決於這個複雜的分類系統。本章還要討論官方渠道之外的非正式獲取方式，如偷竊和瞞產私分。最後，我們還要考慮到各種不同的大規模國內人口流動，以及這些與等級劃分制度的關係。

社會轉型

毛澤東時代中國最根本的轉變是從半殖民、落後的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一九四○年代的兩個勝利決定了這樣一個轉變：一九四五年盟軍戰勝日本和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的勝利，使中國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區域中解脫出來，從而中國共產黨能夠致力實現其中心目標之一：在幾十年裡將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轉變成現代化的工業化國家。一九五○年代初期，冷戰的對抗和美國的經濟禁運使中國孤立於西方世界之外。美國決策者阻止中國獲得高科技和軍需品，中國被迫「一邊倒」，努力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密切的聯繫。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代以後，中國擔心蘇聯的威脅，轉而與美國解凍，使人民中國走上了獲得國際承認之路。但這個地理政治背景的改變沒能使中國立即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國嘗試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創建「社會主義世界市場」的努力失敗了，此後中國採取了自力更生的戰略，游離在全球生產鏈之外，直至一九七八年。
一九五七年前，中國城鎮經濟和人口發展主要以國營經濟為主線。國營和集體企業均實行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從一九五○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造直至一九八○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國家不許通過私人擁有和剝削工人來積累財富。領導幹部管理國營企業，但他們不擁有所有權，不能將單位的利潤合法地轉為私有。中國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雇用和解雇工人，國營企業的工人都有「鐵飯碗」，就是說，他們終身享有工作職位和社會福利。他們的勞動力沒有商品化，所有工作都是國家分配，而不是在勞動市場獲得。雖然也有商品化的短期合同制工人，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一直是很少見的現象。
相較之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最多是半社會主義的狀態。在大躍進期間中國共產黨試圖消滅私有制、取消自然村落，但完全失敗了，因此，一九六一年他們不得不允許人民公社裡存在混合的所有制形式，給農民分配了自留地。除了幾個地區以外，這種做法從來沒有真正受到衝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高峰時期。實踐證明，進一步對土地和生產資料進行社會化分配是行不通的，家庭仍然是農民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單位。將社會主義福利制度推廣到農村也是不可行的。總的來說，國家權力的觸角在城市比在農村深入得多。這是中國與蘇聯和東德一個重要的不同，在蘇聯和東德，到了一九七○年代，全國差不多所有人都被納入了國家的終身福利制度。當時，中國農民占了人口的約八○％，他們從來沒有擁有過「鐵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