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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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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社會主義
I
在討論諸如本屆會議主題時,為了盡量減少誤解出現的危險,在開始我的主題〈當前通貨膨脹壓力狀態與這個國家未來經濟的相關性〉之前,我想先處理一些初步的問題。
一、出於本文的目的,我將(中央集權)社會主義定義為生產手段受到控制的社會組織,且關於如何生產、生產什麼,以及誰將得到什麼的決策,由公共當局而不是由私人所有或私人管理的廠商(公司或企業)決定。我們所謂的邁向社會主義是將人民的經濟事務從私人領域轉移到公共領域。請注意,雖然社會主義者和反社會主義者當然對這個主題有自己的看法,幾乎無法想像這種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龐大的官僚機制來管理生產和分配過程,這種機制反過頭來可能會,或也可能不會,受到民主政治機關的控制(如我們現在擁有的議會或國會,和一群靠競逐選票結果得到地位的政治官員)。因此,我們可以將邁向社會主義等同於國家對私人產業
和貿易的征服。這一過程被古典的社會主義學說描述為「國家消亡」,如果我們參考馬克思主義的政府理論,上述明顯的悖論也就很容易了解。透過進一步觀察,社會主義並不排除去中心化的決策模式,就像軍隊的中央管理並不否定下級指揮官的自主決斷。而最後要觀察的是,根據邏輯必然性,如我們從朗格與勒納(Lange-Lerner)模式看到的,我們所定義的社會主義不必然排除使用競爭機制,消費選擇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可能卻不必然在社會主義社會受到限制。
二、我不是在提倡社會主義。我也無意討論它的可取性或不可取性,不管那可能代表什麼。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要清楚說明我沒有對社會主義的到來做出「預言」或預測。任何預測都是超出科學範疇的預言,它試圖做的不僅僅是診斷可觀察到的趨勢,並陳述結果會是什麼(如果這些趨勢有按照它們本身的邏輯自行發展)。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等於診斷或預測,因為所選擇觀察範圍外的因素可能會干預以阻止這種趨勢的完成;因為,基於社會現象與天文學家所處的清晰可預測情境相去甚遠,即使允許發展,可觀察到的趨勢也可能與不只一種結果相容;並且因為遭遇阻力的現有趨勢可能無法完全發揮作用,最後可能擱淺在某個折衷方案上。以下
讓我們逐一說明。
首先,在斯托雷平時期的俄國,具有能力且立場夠超然的觀察家,都不可能診斷出有任何邁向列寧制度的趨勢;或者,事實上,除了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制度對這種演變結果的遲滯性調適之外,根本看不到其他趨勢。是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和行政崩潰造成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任何不具科學性的決定論都無法反駁這一事實。其次,為了簡潔起見,我提及中央集權式社會主義,只是因為它在我的論述中占有一個重要位置,但其他可能性也不應被忽略。由我們所熟悉的產業工會的做法可得知,發展成某種形式的工會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且其他一些大家熟悉的事實則顯示,有些可觀察到的趨勢(至少其中某些),可能與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至少不是本文採用定義的社會主義之社會改革形式是相容的。例如,按照教宗《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路線所做的社會改革,雖然只可能發生在天主教社會,或天主教會力量足夠強大的社會,但它無疑仍提供一個可以避免出現以「全能」國家替代社會主義的選項。第三,大多數可觀察到的趨勢(不管哪一種)都未能完全達成。因此,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如果曾想去觸碰受補助農民的獨立性,確實必須大膽。甚至「小實業家」的地位都可能強大到官僚體無法征服,因此,大部分的次要問題,也許只好以妥協辦法無限期地含糊處理。
然而,還有更重要的另外一些事情。當對經濟的關心由私人領域轉移至公共領域時,造成這種轉移的許多迫切要求會得到部分或全部的滿足,以至於使這種趨勢失去動力。某些經濟學家會補充說,任何一種邁向中央計劃經濟的逐步行動,都將提供不利發展的機會,後者可能對前者產生牽制作用。我沒時間解釋為什麼我對前述兩種可能性沒有很高的評價,尤其是為什麼相當重要的團體覺得不利的結果,卻更產生推動作用,而不是產生限制作用,也就是說,補救不成功的社會主義化的方式是實施更多而非較少的社會主義化。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必須注意到以下情形是極為重要的,就是為了有利於私人企業經濟存活,而架構出的大部分論點並不否認朝我們定義的社會主義之趨勢,只是否認這個趨勢會完全實現。由於沒人能質疑這種可能性,相關爭議就有淪為文字論戰的危險,尤其是在重視文辭的美國,在那裡,除了相對少數的弱勢團體外,社會主義一詞並不受其他人歡迎,許多美國人喜歡有社會主義之實卻不要有社會主義之名,於是偏好用另一個名稱來代替,如自由主義。因此,做簡單分類的打算,似乎有其必要。
三、我在其他地方說明我為什麼相信資本主義制度趨向自我摧毀,且具有前述條件的中央集權式社會主義是可能的繼承者。這些理由可以簡要、粗略概括為四點。第一,商人階級成就這個國家的生產力,而這個成就為所有階級創造新的生活水準,這一事實卻自相矛盾的削弱了商人階級的社會和政治地位,其經濟職能雖沒有過時,卻會逐漸減弱且易於官僚化。第二,「理性」的資本主義活動基本上傾向於散播理性的思維習慣,並破壞生產工廠制度化領導有效運作必須要有的忠誠和從屬習慣:沒有一個完全以(法律上)平等立約兩方所簽自由合約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在這個制度裡,每個人都只會根據個人短期功利目標行動)能發揮作用。第三,商人階級專注於工廠和辦公室的工作有助於創造一種政治制度和知識分子階級,這種制度和階級的結構和利益形成了一種獨立於大公司利益導向,並最終敵視這些大公司利益的態度。大型企業變得愈來愈無法抵禦突襲,但這些突襲在短期內對其他階級來說是有利的。第四,這樣的結果是,雖然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體系與資本主義的成功有著因果關係,卻逐漸失去對大眾心理的掌握,甚至也失去對「資本主義」階級的掌握。只要一點時間(雖然比我有的時間還多)就可以用這些思路來解釋現代的人們對安全、平等與管制(經濟工程)的追求或努力。
有關資本主義社會裂解過程會達到怎樣一個程度,說服我們的最好方法是觀察商人階級本身和許多覺得自己反對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並習慣否認有這種趨勢存在的經濟學家,有多大程度將這個過程的含意視為理所當然。只就後者而言,他們毫無疑問且讚許地接受以下幾點:(一)為了避免經濟衰退或不景氣,而採取各種不同穩定政策,亦即儘管沒有按照充分就業原則,政府針對商業情況所做的大幅度介入;(二)「所得更加均等的願望」,在做不到絕對均等時,他們很少交代清楚準備做到何種程度,以及和重新分配稅制原則之間的關係;(三)經常用反托拉斯口號來合理化各種不同的物價管制措施;(四)政府對勞動和貨幣市場的大力介入(雖然在相當廣的變化範圍內);(五)無限制擴大現在或最終由國營企業以免費提供或是按公共設施使用者付費原則(post-office)來滿足的需求領域;(六)當然,還有所有類型的社會保障立法。我相信在瑞士某山上舉行的數場大會上,經濟學家已表達他們不贊成以上所提出的全部或其中大部分的辦法,但這些辦法甚至沒引發任何攻擊。
如果你認為我「不同意」或想批評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個,那就是完全誤解我的論點。我也不是那種會把所有或部分這些政策標籤為「社會主義」的人。部分政策甚至在十八世紀就得到保守、甚或獨裁統治者的支持,其他政策則已列入保守黨的計畫中,且早在新政時期之前就已付諸實施。我想要強調的是,我們真的已偏離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原則的事實,更進一步的事實是:所以,以一種些微不同於真正社會主義計劃的方式來制約私營企業運作而發展和管制資本主義制度是可行的。我心中想到的那些經濟學家無疑會強調他們認為那些可能持續存在的差異。他們對那個可移動的折衷點在哪裡並沒有共識,但他們都理解馬克思未能理解的:一
方面,具有巨大生產可能性的資本主義引擎有望無止盡地帶來愈來愈高的生活水準,輔以不具有完全「徵收者的徵收」的免費服務;另一方面則是資本主義利益事實上能在不使經濟引擎停擺的條件下被剝奪的程度,以及這個引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勞工利益為導向來運行。發現工黨資本主義的這個可能性後,至少在特定有利條件下,他們接著總結說,這種資本主義能無限期存活下去。可能真的如此,但不等於否定我的論文。資本主義的意義不僅僅意謂著家庭主婦透過豆類選擇來影響生產、年輕人能在工廠或農場工作間做選擇、工廠管理者在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的決定上擁有某種發言權,它代表一種價值體系、生活態度、文明(不均等和家庭財富的文明)。然而這個文明正在快速的消逝。我們每個人隨自己高興,讓我們對這個事實可以歡欣鼓舞或哀嘆以對,但不要讓我們對此視而不見。
還有一個真正的問題,對有利於勞工主義存活的意涵採取支持態度的那些診斷,都非常依賴依據現有社會生產力的驚人發展所做的推斷。但這裡有引發質疑的地方。過去的成就,是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體制下所達成,不能沒進一步考量就假設勞工主義將持續達成這種表現。我們沒必要接受當前的「經濟停滯論」論點,也足以對這一可能性感到不安─ 即如果私人企業制度永久承受超過忍耐程度的負擔和管制,那麼經濟停滯論這個論點終將成為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也可能不得不接受全面社會主義作為較小的災難。
II
社會制度的轉型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但本身也是一個很慢的過程。對研究一段不很長的「平靜」時期的觀察家來說,他看到的社會架構似乎根本沒有變動。而且,這個過程經常出現受挫情形,這些挫折本身可能向他暗示一個相反趨勢的存在。但我們有時觀察到一些加速情形,而最明顯的原因之一就是大規模戰爭。在過去,戰爭的成功可能增加了統治階層的威望,也增強與這個階層有關的制度性架構的力量。在現代條件下,不再是這樣。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了美國的社會情況,但影響不大,原因是為戰爭所做的努力既不夠令人筋疲力竭且時間也沒有長到足以留下永久印記;但對歐洲則不同,在那些社會架構著火的戰敗國
家,潛在的社會主義重建趨勢透過浮出檯面並在短時間內將一切都擺在面前證明了它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類似事情也發生在戰勝國中,不過規模當然比較小。在法國,這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不再以1914 年之前的方式運作;在英國,一個尚未採用社會主義卻受到社會主義側翼影響的勞工政黨雖然還沒達到掌權的地步,但至少有了職位。而在這兩個國家,政治部門對私人企業體系的態度悄悄出現根本性改變。
由於存在著一個邁向社會主義目標的趨勢,這就變得容易理解。雖然為延續戰爭時期制定的經濟政策而做的呼籲沒有得到太多回應,且有段時間社會大眾對戰爭期間管制的憎惡阻礙了這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儘管有過嘗試,但回到戰前政策的可能性並不存在。令人驚訝的是,這從英國的黃金政策和其最終的失敗得到證實:在這個不再由自由企業主導的世界裡,金本位制(一個不斷說出令人不愉快真相的頑皮小孩)就是拒絕發揮作用。
世界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額外的「加速器」,且這次也出現在美國。它們所創造的情況讓人感覺,不論是正確或錯誤的,超出自由企業時代人們所能想到的救濟方式。害怕那些救濟方式要他們做出的「調整」的商人階級,雖然抱怨不斷但還是接受可以避免1929 至1933 年經驗重現的管制機制,稍後又接受可以避免1921 年戰後危機之類事件的其他機制。他們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學到很多,但來不及學的更多。另外,他們已接受新的財政負擔,在五十年前,這種負擔的一小部分就會讓人無法負荷(順帶一提,當時所有的主要經濟學家也會受不了)。而商人階級是否接受這個新的情況並不重要。勞工的力量本身已足夠強大,再與其他實際上
而非言詞上放棄支持私人利潤經濟的價值體系的團體結盟後變得更強,足以防止出現削減其光芒的任何逆轉。
我再說一次:我不認為任何「事件」,即使和「全面戰爭」一樣重要的事件,所產生的政治情況,以及個人或團體對這些情況的態度或感覺,能主宰著社會歷史的長期輪廓;這與更為深層的力量有關。但我確實認為這類事件和所產生的情況可以移除更根本性趨勢的路上障礙,否則這些障礙會減緩社會進化的步伐。請注意,這不見得構成嚴肅社會主義者歡迎這類事件的理由。邁向社會主義的演化沒有前述障礙會變得慢一點,但也會比較穩一點,挫敗和管控不了的情況比較不可能發生,人民生活各部分的協調發展會更加完善。正如有效反對派的存在是民主政府有序運作的必要條件一樣,為了將這種變革的速度保持在安全範圍內,抗拒制度變革的經濟力量的存在可能也是必要的。
現在,促成社會改變加速的最強力因素之一是通貨膨脹。由於已有許多權威人士告訴我們最能破壞社會架構的莫過於通貨膨脹,幾乎沒必要停留在這個主題上。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論點,那麼屏除那些不負責任的革命者的觀點,從其他所有想像得到的觀點來看,最重要的是在戰後要調整國家的經濟過程,以防止進一步通貨膨脹的發生。但同時顯而易見的是,這在當前的世界是非常難做到的,因為大家都怕這種政策的短期後果,且需要做出部分的調整,特別是在名目工資率沒有提升的情況下讓之前受到抑制的物價上漲,這種作法根本沒有「政治上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明顯可以採用且在1945 年後有實際實行過的做法,就是採用和平時期控制通貨膨脹的處方來緩和過渡時期困難,這個處方因持續的高額軍事支出和歐洲援助政策變得更有效,這個作法相互指責中,仍獲得許多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做法都達到它的目的,而雖然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有看出,但大多數人能明顯看到了一個必然帶來巨大投資需求的經濟蓬勃發展期即將來臨。除了另一次世界大戰之外,不管國外可能發生什麼事,避開主要的動盪且讓美國經濟在物價水準緩慢上漲的基礎上擴張一段時間,並不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希望。
然而,這種考量沒有考慮到一個不祥事實。在就業率處於高檔時(我們似乎終於要放棄充分就業口號),不管是「自然」發生,還是高就業率政策所致,增加僱用勞工所需成本的工資要求或其他要求就變得不可避免且會引起通貨膨脹。它們(名目工資上漲和通貨膨脹)變得不可避免,因為高就業率消除了不應該提高它們的唯一原因。它們之所以會引起通貨膨脹,是因為在資源利用率高的情況下,從銀行借款和價格上調提供了一種非常容易滿足它們的方法。儘管討價還價仍然是與個別工會的談判,但這潮流實際上是普遍的,以至於我們正陷入凱因斯主義的情境,在這情境中,貨幣工資率不再影響產出和就業水準,而只影響貨幣的價值。按產業工會領導和政府目前的情況,除了因某些公司的特定情況而出現的例外之外,沒什麼可以阻擋這個代表多年通膨壓力的機制。對財政部的更大要求和我們的超累進課稅方式當然加重了這個情況,但它們沒有造成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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