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寇斯思想觀念的應用
寇斯在無意間踏入經濟學殿堂，而且成為名經濟學家，但他對主流經濟學很不滿意，稱之為「黑板經濟學」，於是呼籲離開黑板，走入充滿「交易成本」的現實社會，了解社會真相，解決社會問題。寇斯認為張五常最能領會他的思想，而張五常的確以寇斯的交易成本、產權理論寫了非常多的通俗文章，特別對中國1978年底開展的放權讓利改革下了很多功夫，他將1984～1986年這方面的文章集結成《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以及《再論中國》三本書。本章撰取《賣桔者言》中三篇文章為代表作為第二和第三節，分別以「從寇斯定理看共產政制」和「寇斯的燈塔」為節名；並將張五常在1981年為英國經濟事務學社撰寫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摘要作為第一節。我也寫過好幾篇應用寇斯理論的文章，茲選出四篇成為第四到第七節，分別是「最適自然資源使用量的決定」、「爭『權』奪利何時了？」、「『使用者付費』一定嗎？」以及「花香不是香，怎麼說？」。
一、以「交易成本」看中國的體制變革
自從鄧小平1978年底提出門戶開放的「放權讓利」政策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去向問題就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各色各樣的文章紛紛湧現。中國真會放棄共產主義而向資本主義靠攏嗎？如果真是如此，成功的可能性又如何？變動的結果會是怎樣？諸如此類的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可肯定的一點，就是迄今為止並無令人十分滿意的理論性分析。不過，在那些並不完美的理論中，似以交易成本或費用（transaction cost）理論來解釋制度的運作或轉變較易為人接受，很值得介紹。
由交易成本理論分析制度的變革
一九三七年，寇斯教授在經典之作〈廠商的本質〉裏，提出交易成本來分析廠商的成因。接著在一九六○年的另一篇名為〈社會成本的問題〉的劃時代文章中，又以該理論來指陳「社會成本」（social cost）的問題。寇斯可說是交易成本理論的先驅。一九八一年，時任香港大學的經濟學系主任張五常（Steven N. S. Cheung）教授用此理論解釋經濟制度。他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IEA）寫了一本小書，《中國會走向「社會主義」嗎？》（Will China Go“Copitalist＂?），分析中國經濟制度的轉變。他用下面的一種簡單例子來說明交易成本。賣一磅蘋果，種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錢，消費者卻付出二角五分，這個二角錢的差額除去運輸費用後，即為交易成本。這當然是將交易成本的概念極端簡化，事實上，要估計和量化交易成本，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
任何經濟制度的運作成本都不輕，在私有企業制度裏有劃分和保護產權的成本，有商議和督察合約的成本，有找尋合約夥伴的成本，也有防止欺騙、協調生產的成本。而在集體所有產權制度下，資源不能自由轉讓，也沒人可以私享使用權，因而合約成本和防止他人侵犯權益的成本，將會較低，甚至不存在。但是，光是督導從屬的這種成本，就遠比在私有企業下許多成本的總和高得多。雖然交易成本的衡量困難重重，但無可置疑的，共產或集體所有產權制度的交易成本極其龐大。
既然共產制度運作的交易成本較大，為何還會被選擇採行呢？對於這個疑點的合理解釋，正是張五常貢獻所在。張五常將廣義的交易成本分成兩類，一為前述的制度運作成本，另一種則為更換制度所要負擔的成本。最顯著者，當屬資訊成本和說服那些因制度轉變而其利得減少的人所需的成本。
假若改變某一個制度是不需付出代價的，人們必定會選擇一個運作成本較低的制度來支配資源的運用。反之，如果改變一個制度代價高昂，則在眾多的選擇當中，被採用的制度之運作成本並不一定是最低的。在此情況下，若不將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考慮在內，由表面上看，社會是存有浪費的。假若存在另一個運作成本較低的制度，而將現行制度改變至該制度所需的代價，少於該制度所能節省的運作成本，那麼現行制度必然會改變而向該制度靠攏。
由此一分析，我們即能明白，運作成本極高的共產制度之得以存在，一定是制度轉變的成本過高所致。因此，中國經濟改革的結果，是否會導致放棄共產制度而走向私產制度，就得視改變制度的成本能否不斷下降而定。
中國經濟制度的走向
前已提過，制度改變的最顯著成本，係資訊成本和說服那些因制度轉變而導致利得減少的人所需的成本。現在我們來看，中國的這兩種成本是否不斷下降。我們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會有系統地禁止以及歪曲來自外間的新聞和消息，這是因為共黨領袖們顯然懼怕：一旦他們的國民對私有企業的實況有所認識之後，要維繫本身的制度便會困難得多。毛澤東深知個中道理，因而採取閉關政策，讓老百姓接受歪曲的消息和灌輸教條，結果是中國人民知識貧乏，到處是散漫的勞工和無知的官僚。在科技知識資源上徹底破產，但卻能將共產制度維持下去。而鄧小平毅然決定，打開小門，引進西方思想，雖然未能像大多數西方國家般完全開放，但開小門的結果是人們的眼界開闊了，訊息增長的速度加快了。人們不但對外間的世界增加認識，而且對於本身制度的運作也有了較為明確的了解。如此一來，轉變制度的資訊成本便急速的下降，共產制度的干瘡百孔也就愈來愈難掩蓋了。
中國實施共產制度，其揭櫫的最終目的，在於徹底地消除階級分歧，但極其諷刺的是，世界上絕少有像中國那樣階級分明的社會。人數眾多的官僚（幹部）在共產制度下，薪水高、利益多、生活舒服，這羣既得利益分子害怕制度改革會改變現存的等級權利界定，終而使其優勢條件消失，因而一定扯改革的後腿。不過，經過幾年的變化之後，中國的生存規則就循著下面三個層面逐漸改變。
第一，詮釋、追隨「正確思想路線」的幹部競爭準則已被削弱，於是幹部們倘若仍繼續維持原狀，便必定要付出較大的代價。政治本領將會帶來較少的利益，而且由於準則的改變，將使幹部們是否依然擁有競爭優勢變成疑問。即使他們仍然保存若干的競爭優勢，也並不足以保證他們可以維持當前偏高的實際收入。
第二，原先幹部的高水平實際收入，部分是毛政權遺留下來的現象。在新政權下，個別幹部仍得以維持過去的收入，主要是體恤這些新近「平反」的官員，在過去長期以來吃了太多苦頭，但這些維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將消失。就算這些準則保持不變，假以時日，競爭亦將使由政治本領所造成的利得差距，大為削減。第三，現代化計畫令人對生產力有新的體驗。在毛政權下，生產力完全不以消費者的喜好來評定。如今，追求物質享受已不再是罪行。政府對外匯需求甚殷，甚至以賺取外匯的表現，作為評估一些工廠的準則。因此，愈來愈多幹部的實際身分，已和資本主義下的公司經理無甚分別，而考核他們工作表現的準則也相差不遠。
由以上之分析，可以得知中國制度改革所要支付的代價是在逐漸下降。一方面一般老百姓獲取訊息所要付出的費用已減輕（譬如說：向台灣學習的說法已甚為普遍）。另一方面，在中國領導者的堅持門戶開放、政治穩定，以及增加生產下，遊戲的規則已被修訂了，連帶使誘導特權階級去接受改革的成本也下跌。由於共產制度運作的交易成本極大，而改革所需的交易成本正逐漸下降，因此，張五常推斷，中國將會接納一種近似私產的產權結構。至少，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和轉讓權。
上面的推論結果，是在中國領導者堅持門戶開放政策的前提下所得出的，如果此一前提不存在，那將如何呢？其實，這也是大家所關心的未來中國政權轉移後的政治領導問題。對於這個關鍵問題，張五常認為，若中國是要實行現代化的話，那是不會把門戶關起來。堵塞大門將會粉碎現代化計畫，成千上萬的海外留學生將拒絕返回，為遊客而建的酒店工程將會停工；外資將會撤出；進一步的合約談判也將終止；作家及翻譯家們亦會因殷鑑未遠，而紛紛設法掩護自己。一九五七年後期，毛澤東掀起詩意盎然的「百花齊放」運動，不久即將那些敢言者打成走資派，狠狠懲罰，而黑暗時代也於焉開始。如今鄧小平更進一步的讓「千花」齊放，若鄧小平或其繼任者再學毛澤東的榜樣，再來一次一百八十度轉變，另一場更大的災禍焉不產生？另一篇文章裏，張五常再以下面五個理由，推斷中國不會回走「重開大鍋飯，鞏固鐵飯碗，增加階級特權鬥爭的老路」：①絕大部分的農民與耕地都有了包乾合約，走回頭路就要解約，政府要失信於民，解約將有引起暴動的可能性暫且不談，大饑荒是不可免的；②中國的市場雖仍受到多種管制，但稍具規模的市場卻已被推動了，這股力量大得驚人，決非禁止黑市的口號所能壓制的，中國是否有足夠的不貪污幹部去壓制被推動了的市場，令人懷疑；③外資在大陸施展了競爭壓力，也助長了不少為外客而設的服務及供應，中國沒有充足的資金來以正當途徑解散外資，而若強行取奪，有誰會再與之協商呢？④外間的訊息在中國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強「思想改造」，舊有的口號不管用，新的有效口號難以發明；⑤中國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變，要他們放棄既得的利益，可能要比幹部們放棄特權更難。
以上五點中的任何一點都難以單獨壓制，遑論全部回轉，因而走回頭路是很難了。既然無法再回頭，那向前走會是什麼途徑呢？上文提過，是走到近乎私產，張五常認為極有可能到「印度之路」，即：增加分類管制，讓幹部們各據一宮，劃分固定的貪污權利。為什麼會這樣呢？
上文也提過，中國要走向私產制度，有訊息不足和幹部們不肯放棄特權的利益兩種障礙。由於中國的門已開了，再關起來的機率並不大，故第一種障礙可以去除。第二種障礙的消除成本雖如上文所言降低了，但若改革辦法較為緩慢，則幹部們就會設法霸占貪污的權利，就會鼓吹管制的需要和好處，一旦各項管制的貪污權利被占了，有了界定之後，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進就難了。畢竟共產和私產之間尚有一個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制度，若共產制度保不了，又不能一步跨到私產那裏，則中庸的印度之路是走定了。
過活卒子，勇往直前
俗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國經濟的改革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大事，了解其制度的走向是極為重要的。先入為主的意見沒有科學價值，而推論又需有理論根據。有關經濟制度轉變的一些理論並不理想，而張五常將交易成本一分為二的解釋法，可說較為完整貫通，再以現今的中國情況與之印證，的確說對了！
寇斯在無意間踏入經濟學殿堂，而且成為名經濟學家，但他對主流經濟學很不滿意，稱之為「黑板經濟學」，於是呼籲離開黑板，走入充滿「交易成本」的現實社會，了解社會真相，解決社會問題。寇斯認為張五常最能領會他的思想，而張五常的確以寇斯的交易成本、產權理論寫了非常多的通俗文章，特別對中國1978年底開展的放權讓利改革下了很多功夫，他將1984～1986年這方面的文章集結成《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以及《再論中國》三本書。本章撰取《賣桔者言》中三篇文章為代表作為第二和第三節，分別以「從寇斯定理看共產政制」和「寇斯的燈塔」為節名；並將張五常在1981年為英國經濟事務學社撰寫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摘要作為第一節。我也寫過好幾篇應用寇斯理論的文章，茲選出四篇成為第四到第七節，分別是「最適自然資源使用量的決定」、「爭『權』奪利何時了？」、「『使用者付費』一定嗎？」以及「花香不是香，怎麼說？」。
一、以「交易成本」看中國的體制變革
自從鄧小平1978年底提出門戶開放的「放權讓利」政策以來，中國經濟制度的去向問題就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各色各樣的文章紛紛湧現。中國真會放棄共產主義而向資本主義靠攏嗎？如果真是如此，成功的可能性又如何？變動的結果會是怎樣？諸如此類的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可肯定的一點，就是迄今為止並無令人十分滿意的理論性分析。不過，在那些並不完美的理論中，似以交易成本或費用（transaction cost）理論來解釋制度的運作或轉變較易為人接受，很值得介紹。
由交易成本理論分析制度的變革
一九三七年，寇斯教授在經典之作〈廠商的本質〉裏，提出交易成本來分析廠商的成因。接著在一九六○年的另一篇名為〈社會成本的問題〉的劃時代文章中，又以該理論來指陳「社會成本」（social cost）的問題。寇斯可說是交易成本理論的先驅。一九八一年，時任香港大學的經濟學系主任張五常（Steven N. S. Cheung）教授用此理論解釋經濟制度。他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IEA）寫了一本小書，《中國會走向「社會主義」嗎？》（Will China Go“Copitalist＂?），分析中國經濟制度的轉變。他用下面的一種簡單例子來說明交易成本。賣一磅蘋果，種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錢，消費者卻付出二角五分，這個二角錢的差額除去運輸費用後，即為交易成本。這當然是將交易成本的概念極端簡化，事實上，要估計和量化交易成本，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
任何經濟制度的運作成本都不輕，在私有企業制度裏有劃分和保護產權的成本，有商議和督察合約的成本，有找尋合約夥伴的成本，也有防止欺騙、協調生產的成本。而在集體所有產權制度下，資源不能自由轉讓，也沒人可以私享使用權，因而合約成本和防止他人侵犯權益的成本，將會較低，甚至不存在。但是，光是督導從屬的這種成本，就遠比在私有企業下許多成本的總和高得多。雖然交易成本的衡量困難重重，但無可置疑的，共產或集體所有產權制度的交易成本極其龐大。
既然共產制度運作的交易成本較大，為何還會被選擇採行呢？對於這個疑點的合理解釋，正是張五常貢獻所在。張五常將廣義的交易成本分成兩類，一為前述的制度運作成本，另一種則為更換制度所要負擔的成本。最顯著者，當屬資訊成本和說服那些因制度轉變而其利得減少的人所需的成本。
假若改變某一個制度是不需付出代價的，人們必定會選擇一個運作成本較低的制度來支配資源的運用。反之，如果改變一個制度代價高昂，則在眾多的選擇當中，被採用的制度之運作成本並不一定是最低的。在此情況下，若不將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考慮在內，由表面上看，社會是存有浪費的。假若存在另一個運作成本較低的制度，而將現行制度改變至該制度所需的代價，少於該制度所能節省的運作成本，那麼現行制度必然會改變而向該制度靠攏。
由此一分析，我們即能明白，運作成本極高的共產制度之得以存在，一定是制度轉變的成本過高所致。因此，中國經濟改革的結果，是否會導致放棄共產制度而走向私產制度，就得視改變制度的成本能否不斷下降而定。
中國經濟制度的走向
前已提過，制度改變的最顯著成本，係資訊成本和說服那些因制度轉變而導致利得減少的人所需的成本。現在我們來看，中國的這兩種成本是否不斷下降。我們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會有系統地禁止以及歪曲來自外間的新聞和消息，這是因為共黨領袖們顯然懼怕：一旦他們的國民對私有企業的實況有所認識之後，要維繫本身的制度便會困難得多。毛澤東深知個中道理，因而採取閉關政策，讓老百姓接受歪曲的消息和灌輸教條，結果是中國人民知識貧乏，到處是散漫的勞工和無知的官僚。在科技知識資源上徹底破產，但卻能將共產制度維持下去。而鄧小平毅然決定，打開小門，引進西方思想，雖然未能像大多數西方國家般完全開放，但開小門的結果是人們的眼界開闊了，訊息增長的速度加快了。人們不但對外間的世界增加認識，而且對於本身制度的運作也有了較為明確的了解。如此一來，轉變制度的資訊成本便急速的下降，共產制度的干瘡百孔也就愈來愈難掩蓋了。
中國實施共產制度，其揭櫫的最終目的，在於徹底地消除階級分歧，但極其諷刺的是，世界上絕少有像中國那樣階級分明的社會。人數眾多的官僚（幹部）在共產制度下，薪水高、利益多、生活舒服，這羣既得利益分子害怕制度改革會改變現存的等級權利界定，終而使其優勢條件消失，因而一定扯改革的後腿。不過，經過幾年的變化之後，中國的生存規則就循著下面三個層面逐漸改變。
第一，詮釋、追隨「正確思想路線」的幹部競爭準則已被削弱，於是幹部們倘若仍繼續維持原狀，便必定要付出較大的代價。政治本領將會帶來較少的利益，而且由於準則的改變，將使幹部們是否依然擁有競爭優勢變成疑問。即使他們仍然保存若干的競爭優勢，也並不足以保證他們可以維持當前偏高的實際收入。
第二，原先幹部的高水平實際收入，部分是毛政權遺留下來的現象。在新政權下，個別幹部仍得以維持過去的收入，主要是體恤這些新近「平反」的官員，在過去長期以來吃了太多苦頭，但這些維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將消失。就算這些準則保持不變，假以時日，競爭亦將使由政治本領所造成的利得差距，大為削減。第三，現代化計畫令人對生產力有新的體驗。在毛政權下，生產力完全不以消費者的喜好來評定。如今，追求物質享受已不再是罪行。政府對外匯需求甚殷，甚至以賺取外匯的表現，作為評估一些工廠的準則。因此，愈來愈多幹部的實際身分，已和資本主義下的公司經理無甚分別，而考核他們工作表現的準則也相差不遠。
由以上之分析，可以得知中國制度改革所要支付的代價是在逐漸下降。一方面一般老百姓獲取訊息所要付出的費用已減輕（譬如說：向台灣學習的說法已甚為普遍）。另一方面，在中國領導者的堅持門戶開放、政治穩定，以及增加生產下，遊戲的規則已被修訂了，連帶使誘導特權階級去接受改革的成本也下跌。由於共產制度運作的交易成本極大，而改革所需的交易成本正逐漸下降，因此，張五常推斷，中國將會接納一種近似私產的產權結構。至少，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和轉讓權。
上面的推論結果，是在中國領導者堅持門戶開放政策的前提下所得出的，如果此一前提不存在，那將如何呢？其實，這也是大家所關心的未來中國政權轉移後的政治領導問題。對於這個關鍵問題，張五常認為，若中國是要實行現代化的話，那是不會把門戶關起來。堵塞大門將會粉碎現代化計畫，成千上萬的海外留學生將拒絕返回，為遊客而建的酒店工程將會停工；外資將會撤出；進一步的合約談判也將終止；作家及翻譯家們亦會因殷鑑未遠，而紛紛設法掩護自己。一九五七年後期，毛澤東掀起詩意盎然的「百花齊放」運動，不久即將那些敢言者打成走資派，狠狠懲罰，而黑暗時代也於焉開始。如今鄧小平更進一步的讓「千花」齊放，若鄧小平或其繼任者再學毛澤東的榜樣，再來一次一百八十度轉變，另一場更大的災禍焉不產生？另一篇文章裏，張五常再以下面五個理由，推斷中國不會回走「重開大鍋飯，鞏固鐵飯碗，增加階級特權鬥爭的老路」：①絕大部分的農民與耕地都有了包乾合約，走回頭路就要解約，政府要失信於民，解約將有引起暴動的可能性暫且不談，大饑荒是不可免的；②中國的市場雖仍受到多種管制，但稍具規模的市場卻已被推動了，這股力量大得驚人，決非禁止黑市的口號所能壓制的，中國是否有足夠的不貪污幹部去壓制被推動了的市場，令人懷疑；③外資在大陸施展了競爭壓力，也助長了不少為外客而設的服務及供應，中國沒有充足的資金來以正當途徑解散外資，而若強行取奪，有誰會再與之協商呢？④外間的訊息在中國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強「思想改造」，舊有的口號不管用，新的有效口號難以發明；⑤中國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變，要他們放棄既得的利益，可能要比幹部們放棄特權更難。
以上五點中的任何一點都難以單獨壓制，遑論全部回轉，因而走回頭路是很難了。既然無法再回頭，那向前走會是什麼途徑呢？上文提過，是走到近乎私產，張五常認為極有可能到「印度之路」，即：增加分類管制，讓幹部們各據一宮，劃分固定的貪污權利。為什麼會這樣呢？
上文也提過，中國要走向私產制度，有訊息不足和幹部們不肯放棄特權的利益兩種障礙。由於中國的門已開了，再關起來的機率並不大，故第一種障礙可以去除。第二種障礙的消除成本雖如上文所言降低了，但若改革辦法較為緩慢，則幹部們就會設法霸占貪污的權利，就會鼓吹管制的需要和好處，一旦各項管制的貪污權利被占了，有了界定之後，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進就難了。畢竟共產和私產之間尚有一個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制度，若共產制度保不了，又不能一步跨到私產那裏，則中庸的印度之路是走定了。
過活卒子，勇往直前
俗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國經濟的改革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大事，了解其制度的走向是極為重要的。先入為主的意見沒有科學價值，而推論又需有理論根據。有關經濟制度轉變的一些理論並不理想，而張五常將交易成本一分為二的解釋法，可說較為完整貫通，再以現今的中國情況與之印證，的確說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