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一章 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密斯與馬爾薩斯
亞當． 史密斯（Adam Smith） 和托馬斯．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都是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的重要代表人物。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發表於1776 年，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機同年。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曾說：「《國富論》與蒸汽機打破了舊世界，開創了新世界。」1 史密斯的影響十分深遠，不僅影響了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還影響了遙遠國度的文學家。俄國的普希金在其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中表達了對史密斯的熱愛；屠格涅夫則表示對史密斯充滿敬意，稱自己是史密斯的學生。 2《國富論》在中國有多個譯本。1902年，《國富論》第一部中譯本面世，即嚴復先生主持翻譯的《原富》。此後，王亞南、郭大力再度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不足之處是文白間雜。20世紀末，由庚子賠款公派到牛津大學的老一輩學者楊敬年教授再度將《國富論》譯成中文。這一譯本文筆優美、行文流暢，已被收入「影響世界歷史進程叢書」。
史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充滿了樂觀的氣息。《國富論》從製針工廠的故事出發，探討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國富之道背後存在怎樣的機制。史密斯認為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ur）顯著地提高了經濟效率，分工不需要靠政府來引導，而應依賴理性的經濟個體，即「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經濟人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假定，對後世影響深遠。他們宣稱人是理性的（rational）、自利的（self-interested）、效用最大化的（utility maximization）。古典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經濟生活中需要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史密斯堅信競爭（competition）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競爭性的市場可以使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依靠競爭性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而不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才能引導一個國家實現經濟繁榮。史密斯批評重商主義者，因為他認為自由貿易不僅能提高民眾的福祉，還有利於和平。這被後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發展為「貿易和平論」。
1798 年，馬爾薩斯出版了《人口原理》。和史密斯的樂觀筆調不同，馬爾薩斯的自由主義則籠罩著悲觀的氛圍，以至於200 多年後，《科學》雜誌還問出這樣的問題：馬爾薩斯會繼續錯下去嗎？如果在未來，馬爾薩斯的預言再度復活了，人類的前景會相當灰暗。
一 為什麼歐洲人長高了？
當你參觀16 世紀西班牙國王菲力浦斯二世（Felipe II）的王宮時，你會驚訝地發現：國王的臥榻相當短小！那張御用的床鋪看起來就是一張正方形的床。即便到了1840 年的鴉片戰爭時期，英軍士兵的平均身高也只有1.65 公尺。3而今，大部分歐洲國家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經遠遠超過了歷史時期。如表1-1 所示，自1750 年到1975 年，歐洲六國男性的平均身高大都有了顯著的提高。英國男性的平均身高從165.9 公分增加到175 公分；挪威男性的平均身高從163.9 公分增加到178.3 公分。其他國家男性的平均身高也都有顯著增長，當然匈牙利男性的身高增長並不那麼顯著，從169.1 公分增加到 170.9 公分，中間還出現過倒退。
什麼原因讓歐洲人長高了？一般而言，較好的物質條件往往會讓社會的平均身高有所增加。
史密斯卓越的寫作才能在他《國富論》前三章中就已展示出來。經濟史學家馬克． 布勞格（Mark Blaug）稱：「史密斯大概是經濟學家中文筆最為優美的人，我看史密斯著作的時候就想大聲地朗讀。」4他在開篇的前三章首先關注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在史密斯看來，這是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
史密斯從世人所熟知的例子—製針工廠展開他的論證。史密斯指出：一個工人，「用他最大的努力，或許一天製造不出一枚針，肯定不能製造20 枚」。但是，如果在製針工廠，一群工人分工協作，「一個人抽絲，另一個人拉直，第三個人切斷，第四個人削尖，第五個人磨光頂端以便安裝針頭；做針頭要求有兩三道不同的操作；裝針頭是一項專門的業務，把針刷白是另一項；甚至將針裝進紙盒中也是一項專門的職業。如此，製針這一重要的業務就分成了大約18 道不同的工序」。這樣，一個10 人規模的製針工廠，「每天能製針48000枚。每個人製造48000 枚針的1/10，就是每天製針4800 枚」。如果沒有分工，史密斯說：「那他們肯定不能每人每天製造出20 枚針，或許連一枚也造不出來。」5 如果我們樂觀估計，假定這個工人在一天的時間裡，不靠他人協作，只靠自己就能製造出20 枚針。那麼，得益於分工，他每天的產量達到了4800 枚，產量增長了240 倍！事實上，製針業的勞動生產率的確得到了驚人的提高：1830 年，英國伯明罕的製針工廠每分鐘生產45 枚針；1900 年，每分鐘生產180 枚；1980年，每分鐘生產500 枚。從1776 年每人平均每天生產4800 枚，到200多年後的80 萬枚，製針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667%。6
史密斯指出分工帶來了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可以歸因於以下三點：第一，得益於分工，每個工人的熟練程度提高了。如果一個人既是牙醫，又是汽車修理工，還是電視主持人，你肯定不會去找這個人看牙。7 因為他肯定不如專業的牙醫技能嫺熟。第二，分工節約了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工作所喪失的時間。第三，分工還有一項副產品，即「發明了很多的機器，便利和簡單化了勞動，使一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8因此，一個人如果專注於一種職業，肯定會熟能生巧；同時他避免了從一種業務轉向另外一種業務過程中的心不在焉、磨磨蹭蹭，因而更能全神貫注地工作；而且，工人長期從事一項工作，還能積累經驗，有助於發明創造。事實上，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大部分發明創造都是工匠根據生產經驗而改進完成的。
因此，史密斯認為：「在每一種工藝中，只要能採用勞動分工，勞動生產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長。在享有最發達的產業和效率增進的那些國家，分工也進行得最徹底；在未開化社會中一人從事的工作，在進步社會中一般由幾個人擔任。」9 北京大學的周其仁教授回憶了他在黑龍江完達山插隊時候的情境：「在完達山狩獵的年月，深山老林裡就是我和師父兩人，差不多樣樣自給自足。我們住的茅舍是自己蓋的，吃的食物不是從山上打來的，就是小菜園子裡種出來的。我的師父可能幹了，懂得各種野生動物的活動規律，在野外就是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生出一堆火來，他甚至還能自製洗衣用的『肥皂』和獵槍子彈！可師父的生活實在很窮，每件衣服都是補丁。」10這位能幹的師父生活貧困，儘管他能靠自己製造幾乎一切生活用品，但卻難以享受分工帶來的好處。美國的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來到新幾內亞，他發現：這些新幾內亞人比一般的歐洲人或者美國人要更聰明、機敏、能幹。在新幾內亞，和本地人相比，他自己連一些簡單的工作都不能勝任。戴蒙德不由得發出這樣的感慨：「在新幾內亞人看來，我是多麼呆頭呆腦。」11但是，在新幾內亞，由於缺乏西方社會的分工，這些聰明機敏的人卻沒能享受西方社會富裕的生活。
勞動分工使得不同行業的產量迅速增長。分工會讓各人發揮各自的長處，「天堂是由法國的廚子、英國的員警、義大利的戀人和德國的汽車組成，並由瑞士人管理的地方；而地獄則是由英國的廚子、德國的員警、瑞士的戀人和法國的汽車組成，並由義大利人管理的地方」12。史密斯強調根據「絕對優勢」分工，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後來將之發展成為比較優勢。「舉個最普通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師打字的速度是其秘書的兩倍，他是不是就該把秘書辭掉自己親自打字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如果一位律師作為打字員的工作效率是其秘書的兩倍，而作為律師的工作效率是其秘書的五倍，那麼他就應當從事法律工作而讓秘書來打字，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13在史密斯看來，這樣的好處不僅惠及社會頂層的一小撮人。在一個治理得當的社會裡，增長帶來的好處和豐裕能夠惠及最下層的人民。史密斯的《國富論》不是僅僅把眼光放在國家的繁榮富裕上，相反，他非常關注最普通民眾的生存環境。一個身份低下的歐洲勞動者如何比有權有勢的非洲國王享有更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這是史密斯要回答的問題。他指出：「一個歐洲君主的生活用品，並非總是大大超過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的生活用品，而這個農民的生活用品卻總是超過許多非洲君主的生活用品，這些君主正是數以萬計的赤裸野蠻人的生命與自由的絕對主宰啊。」14在史密斯看來，歐洲普通人生活的改善正是源於勞動分工，這使得一個普通歐洲農民的生活水準超過了非洲的君主。
史密斯認為，歐洲國家之間的普通民眾生活水準存在差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勞動分工的細緻程度存在差異。在蘇格蘭，分工進行得更為徹底，那裡的民眾生活水準就好於法國。「最窮的值得稱讚的男人和女人，沒有一雙皮鞋也不敢在公眾中露面。在蘇格蘭，風尚使之在最低階級的男人中成為生活必需品，但在同一階級的婦女中則不然，她們可以赤腳行走，沒有什麼不體面。在法國，皮鞋不論對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必需品，最低階級的男人和婦女穿著木屐，有時還赤腳公然行走，毫不失體面。」15正是得益於國際貿易與分工，英國實現了國家財富的增長，也讓蘇格蘭民眾比其他歐洲國家，比如法國，有了更好的物質生活水準。18 世紀以前，茶葉是奢侈品，只有王公貴族才能消費，但到18 世紀初的時候，茶葉變成了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費的產品。1784 年以後，茶葉進入了尋常百姓家，甚至連最貧困的農民和釘子製造商都喝得起。16得益於勞動分工，英國不同行業的產量成倍增長，在一個治理得很好的社會出現普遍的富裕，包括最底層的人民。17社會上不同階層的物質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將消費者購買力的提高作為衡量「國家財富」的標準。他將人均收入而不是國民總收入作為其經濟福利的標準和出發點。18正是因為勞動分工，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個國家才能實現普遍富裕，普通民眾的生活才能得到有效改善。所以我們看到，歐洲普通民眾的身高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長。身處貧困社會的印度與孟加拉民眾的身高則顯著低於歐洲人。19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面也談到了分工。他認為：老天在造人的時候，在統治者身上加入了黃金；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而在農民的身上加入了鐵和銅。20個人天生資質不同，因而分工不同。史密斯沒有像柏拉圖那樣把不同天性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依據，他提倡經濟流動性和進入各種職業的自由。他反對依據所謂天生能力低下而把任何個人擯棄在外。21史密斯指出：「最不相同的人物之間的差異，例如一個哲學家和一個普通的街頭搬運夫之間的差異，似乎不是由於天賦，而是由於習慣、風俗和教育所產生的。」22因此，史密斯的分工更具平民色彩。
勞動分工既然給社會帶來如此多的好處，那麼，它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呢？史密斯指出勞動分工不是源於人們的智慧與遠見，而是所有人共有的本能或者傾向。16
亞當． 史密斯（Adam Smith） 和托馬斯．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都是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的重要代表人物。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發表於1776 年，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機同年。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曾說：「《國富論》與蒸汽機打破了舊世界，開創了新世界。」1 史密斯的影響十分深遠，不僅影響了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還影響了遙遠國度的文學家。俄國的普希金在其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中表達了對史密斯的熱愛；屠格涅夫則表示對史密斯充滿敬意，稱自己是史密斯的學生。 2《國富論》在中國有多個譯本。1902年，《國富論》第一部中譯本面世，即嚴復先生主持翻譯的《原富》。此後，王亞南、郭大力再度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不足之處是文白間雜。20世紀末，由庚子賠款公派到牛津大學的老一輩學者楊敬年教授再度將《國富論》譯成中文。這一譯本文筆優美、行文流暢，已被收入「影響世界歷史進程叢書」。
史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充滿了樂觀的氣息。《國富論》從製針工廠的故事出發，探討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國富之道背後存在怎樣的機制。史密斯認為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ur）顯著地提高了經濟效率，分工不需要靠政府來引導，而應依賴理性的經濟個體，即「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經濟人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假定，對後世影響深遠。他們宣稱人是理性的（rational）、自利的（self-interested）、效用最大化的（utility maximization）。古典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經濟生活中需要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史密斯堅信競爭（competition）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競爭性的市場可以使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依靠競爭性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而不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才能引導一個國家實現經濟繁榮。史密斯批評重商主義者，因為他認為自由貿易不僅能提高民眾的福祉，還有利於和平。這被後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發展為「貿易和平論」。
1798 年，馬爾薩斯出版了《人口原理》。和史密斯的樂觀筆調不同，馬爾薩斯的自由主義則籠罩著悲觀的氛圍，以至於200 多年後，《科學》雜誌還問出這樣的問題：馬爾薩斯會繼續錯下去嗎？如果在未來，馬爾薩斯的預言再度復活了，人類的前景會相當灰暗。
一 為什麼歐洲人長高了？
當你參觀16 世紀西班牙國王菲力浦斯二世（Felipe II）的王宮時，你會驚訝地發現：國王的臥榻相當短小！那張御用的床鋪看起來就是一張正方形的床。即便到了1840 年的鴉片戰爭時期，英軍士兵的平均身高也只有1.65 公尺。3而今，大部分歐洲國家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經遠遠超過了歷史時期。如表1-1 所示，自1750 年到1975 年，歐洲六國男性的平均身高大都有了顯著的提高。英國男性的平均身高從165.9 公分增加到175 公分；挪威男性的平均身高從163.9 公分增加到178.3 公分。其他國家男性的平均身高也都有顯著增長，當然匈牙利男性的身高增長並不那麼顯著，從169.1 公分增加到 170.9 公分，中間還出現過倒退。
什麼原因讓歐洲人長高了？一般而言，較好的物質條件往往會讓社會的平均身高有所增加。
史密斯卓越的寫作才能在他《國富論》前三章中就已展示出來。經濟史學家馬克． 布勞格（Mark Blaug）稱：「史密斯大概是經濟學家中文筆最為優美的人，我看史密斯著作的時候就想大聲地朗讀。」4他在開篇的前三章首先關注勞動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在史密斯看來，這是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
史密斯從世人所熟知的例子—製針工廠展開他的論證。史密斯指出：一個工人，「用他最大的努力，或許一天製造不出一枚針，肯定不能製造20 枚」。但是，如果在製針工廠，一群工人分工協作，「一個人抽絲，另一個人拉直，第三個人切斷，第四個人削尖，第五個人磨光頂端以便安裝針頭；做針頭要求有兩三道不同的操作；裝針頭是一項專門的業務，把針刷白是另一項；甚至將針裝進紙盒中也是一項專門的職業。如此，製針這一重要的業務就分成了大約18 道不同的工序」。這樣，一個10 人規模的製針工廠，「每天能製針48000枚。每個人製造48000 枚針的1/10，就是每天製針4800 枚」。如果沒有分工，史密斯說：「那他們肯定不能每人每天製造出20 枚針，或許連一枚也造不出來。」5 如果我們樂觀估計，假定這個工人在一天的時間裡，不靠他人協作，只靠自己就能製造出20 枚針。那麼，得益於分工，他每天的產量達到了4800 枚，產量增長了240 倍！事實上，製針業的勞動生產率的確得到了驚人的提高：1830 年，英國伯明罕的製針工廠每分鐘生產45 枚針；1900 年，每分鐘生產180 枚；1980年，每分鐘生產500 枚。從1776 年每人平均每天生產4800 枚，到200多年後的80 萬枚，製針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667%。6
史密斯指出分工帶來了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可以歸因於以下三點：第一，得益於分工，每個工人的熟練程度提高了。如果一個人既是牙醫，又是汽車修理工，還是電視主持人，你肯定不會去找這個人看牙。7 因為他肯定不如專業的牙醫技能嫺熟。第二，分工節約了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工作所喪失的時間。第三，分工還有一項副產品，即「發明了很多的機器，便利和簡單化了勞動，使一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8因此，一個人如果專注於一種職業，肯定會熟能生巧；同時他避免了從一種業務轉向另外一種業務過程中的心不在焉、磨磨蹭蹭，因而更能全神貫注地工作；而且，工人長期從事一項工作，還能積累經驗，有助於發明創造。事實上，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大部分發明創造都是工匠根據生產經驗而改進完成的。
因此，史密斯認為：「在每一種工藝中，只要能採用勞動分工，勞動生產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長。在享有最發達的產業和效率增進的那些國家，分工也進行得最徹底；在未開化社會中一人從事的工作，在進步社會中一般由幾個人擔任。」9 北京大學的周其仁教授回憶了他在黑龍江完達山插隊時候的情境：「在完達山狩獵的年月，深山老林裡就是我和師父兩人，差不多樣樣自給自足。我們住的茅舍是自己蓋的，吃的食物不是從山上打來的，就是小菜園子裡種出來的。我的師父可能幹了，懂得各種野生動物的活動規律，在野外就是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生出一堆火來，他甚至還能自製洗衣用的『肥皂』和獵槍子彈！可師父的生活實在很窮，每件衣服都是補丁。」10這位能幹的師父生活貧困，儘管他能靠自己製造幾乎一切生活用品，但卻難以享受分工帶來的好處。美國的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來到新幾內亞，他發現：這些新幾內亞人比一般的歐洲人或者美國人要更聰明、機敏、能幹。在新幾內亞，和本地人相比，他自己連一些簡單的工作都不能勝任。戴蒙德不由得發出這樣的感慨：「在新幾內亞人看來，我是多麼呆頭呆腦。」11但是，在新幾內亞，由於缺乏西方社會的分工，這些聰明機敏的人卻沒能享受西方社會富裕的生活。
勞動分工使得不同行業的產量迅速增長。分工會讓各人發揮各自的長處，「天堂是由法國的廚子、英國的員警、義大利的戀人和德國的汽車組成，並由瑞士人管理的地方；而地獄則是由英國的廚子、德國的員警、瑞士的戀人和法國的汽車組成，並由義大利人管理的地方」12。史密斯強調根據「絕對優勢」分工，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後來將之發展成為比較優勢。「舉個最普通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師打字的速度是其秘書的兩倍，他是不是就該把秘書辭掉自己親自打字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如果一位律師作為打字員的工作效率是其秘書的兩倍，而作為律師的工作效率是其秘書的五倍，那麼他就應當從事法律工作而讓秘書來打字，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13在史密斯看來，這樣的好處不僅惠及社會頂層的一小撮人。在一個治理得當的社會裡，增長帶來的好處和豐裕能夠惠及最下層的人民。史密斯的《國富論》不是僅僅把眼光放在國家的繁榮富裕上，相反，他非常關注最普通民眾的生存環境。一個身份低下的歐洲勞動者如何比有權有勢的非洲國王享有更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這是史密斯要回答的問題。他指出：「一個歐洲君主的生活用品，並非總是大大超過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的生活用品，而這個農民的生活用品卻總是超過許多非洲君主的生活用品，這些君主正是數以萬計的赤裸野蠻人的生命與自由的絕對主宰啊。」14在史密斯看來，歐洲普通人生活的改善正是源於勞動分工，這使得一個普通歐洲農民的生活水準超過了非洲的君主。
史密斯認為，歐洲國家之間的普通民眾生活水準存在差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勞動分工的細緻程度存在差異。在蘇格蘭，分工進行得更為徹底，那裡的民眾生活水準就好於法國。「最窮的值得稱讚的男人和女人，沒有一雙皮鞋也不敢在公眾中露面。在蘇格蘭，風尚使之在最低階級的男人中成為生活必需品，但在同一階級的婦女中則不然，她們可以赤腳行走，沒有什麼不體面。在法國，皮鞋不論對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必需品，最低階級的男人和婦女穿著木屐，有時還赤腳公然行走，毫不失體面。」15正是得益於國際貿易與分工，英國實現了國家財富的增長，也讓蘇格蘭民眾比其他歐洲國家，比如法國，有了更好的物質生活水準。18 世紀以前，茶葉是奢侈品，只有王公貴族才能消費，但到18 世紀初的時候，茶葉變成了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費的產品。1784 年以後，茶葉進入了尋常百姓家，甚至連最貧困的農民和釘子製造商都喝得起。16得益於勞動分工，英國不同行業的產量成倍增長，在一個治理得很好的社會出現普遍的富裕，包括最底層的人民。17社會上不同階層的物質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將消費者購買力的提高作為衡量「國家財富」的標準。他將人均收入而不是國民總收入作為其經濟福利的標準和出發點。18正是因為勞動分工，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個國家才能實現普遍富裕，普通民眾的生活才能得到有效改善。所以我們看到，歐洲普通民眾的身高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長。身處貧困社會的印度與孟加拉民眾的身高則顯著低於歐洲人。19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面也談到了分工。他認為：老天在造人的時候，在統治者身上加入了黃金；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而在農民的身上加入了鐵和銅。20個人天生資質不同，因而分工不同。史密斯沒有像柏拉圖那樣把不同天性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依據，他提倡經濟流動性和進入各種職業的自由。他反對依據所謂天生能力低下而把任何個人擯棄在外。21史密斯指出：「最不相同的人物之間的差異，例如一個哲學家和一個普通的街頭搬運夫之間的差異，似乎不是由於天賦，而是由於習慣、風俗和教育所產生的。」22因此，史密斯的分工更具平民色彩。
勞動分工既然給社會帶來如此多的好處，那麼，它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呢？史密斯指出勞動分工不是源於人們的智慧與遠見，而是所有人共有的本能或者傾向。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