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如何看待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理論視野
本書是要探討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成因，並從中尋求具前瞻性的理論與現實意涵。而在進行此探討之前，還是要回顧相關的經濟理論及其爭論以作為討論的基礎，本章即是要進行此項工作。首先將分別檢討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最主要的兩派理論，即自由市場理論與結構學派理論，並簡要敘述兩派就東亞發展成因而進行的爭論。隨後將探討一些以單一變數或外在環境等非政策因素為主要解釋的說法，包括啟始條件及殖民遺產的影響，及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作用，尤其會述及南韓學界關於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爭論。上述理論主要關切東亞發展得以成功的要件，除此之外，也將探討關於發展動力的議題，包括文化、發展意志、歷史因素及民族主義等。然後將評述對於台灣發展提出解釋的一些既有說法，最後會綜合上述討論而提出本書要呈現的新的論點。
一、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
在討論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在如何解釋東亞奇蹟上的爭論之前，先簡單敘述此兩派的相關基本論述，即對於後進國家該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自由市場論
從1970年代開始，二戰後歐美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社會福利國模式在發展上遇到瓶頸，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勢力與思潮再次抬頭，而與社會民主政治相配合的凱恩斯學派，在經濟思潮方面的領導位置也隨之被新自由主義取代，後者遂逐漸成為近三四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的主流。新古典學派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就取得經濟學的主導地位，經濟學的關切重點從古典學派的經濟成長，轉到新古典學派的靜態資源分配，而資源運用的效率（efficiency）也從此成為經濟學的最高價值準則。自由市場論基本認為市場機制會帶來效率，且唯有市場機制能夠如此；任何對市場的干預都會扭曲價格機制的運作，因而降低效率水準並帶來社會福利的損失，因此稱為自由市場論。同時，這「市場有效」的結果也源自其他假設，即相配合的制度是私有財產權制，在產權受到保護下人們皆為追求私利的理性經濟人，由其在市場上互相競爭，競爭之下市場價格的波動會誘使供需走向均衡，優勝劣敗的淘汰作用則會鼓勵進步。因此新自由主義的標準處方即是「私有化」（建立現代私有產權制）與「自由化」（政府少干預市場）。確實，自從奠基於現代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於幾世紀前在西歐出現之後，西歐生產力持續性的突飛猛進實屬人類歷史上首見，並自此永遠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進程。如馬克思早已指出，資本主義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菁英必須不斷互相競爭才能維持住自身地位的制度。
歐美日這批先行者確實成功地藉由資本主義發展了經濟，並且在二戰後數十年間，富國之間發展水準有趨同之勢，但是除了東亞等少數例外之外，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卻日漸拉大。進入新世紀以來，先進與後進國之間的差距或有縮小，但主要源於規模龐大的中國大陸的成長。如果現代市場機制如此萬能，為何不能讓眾多後進國家也快速地發展經濟？這裡就牽涉到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後進者的發展方式會和先行者一樣嗎？同時，當後進者要推動發展時，先進國可能會起協助抑或阻礙的作用呢？自由市場論者基本認為先進與後進國兩者發展的方式應該是一樣的。一則是認為歐美日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發展是一個普世典範，其現代化的模式與資本主義制度，都應該是後進國要達到的目標及追隨模仿的對象，並且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既定的「進步」進程，也與戰後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理論相符合。再則是認為先進國與後進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不單無礙於後者的發展，更是協助因素，先進國可提供資本與技術上的支援等。對於後進國究竟該如何發展，戰後初期自由市場論提出的方案主要是較為枝節片面的作法，如糾正或補足後進國的各項缺失，像教育或儲蓄不足、市場運行不完善等。1980年代以來，自由市場理論更以華盛頓共識的形式引領風潮，對此派論者而言，後進國就只需追隨新自由主義的標準處方──自由化、私有化及實施保守財政，即可踏上坦途，而沒能發展的後進國家則多是因為其未能真正做到自由化。
在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西方資本主義宣布全面勝利之後，西方現代化似乎更確立了其為唯一典範的地位，與其相配合的自由市場論也越來越顯現出其「規範性」。亦即這理論越來越顯現為一種「處方」，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機構以及主流經濟學界，所給予後進國家管理經濟及推動發展的唯一處方。然而，對於經濟理論必須擔負起的「解釋現象」的工作，卻並非其主要關注對象，學界普遍的問題意識多仍是要去證明市場是有效的。而對於為何如此眾多後進國家未能有理想的經濟發展成果，對此問題之研究並不多，主要提出的解釋多是認為那些採行了自由化政策卻失敗的後進國是因為自由化的不夠徹底，這難免被批評者認為是一種自圓其說的循環論證。
然而近年來，除了如何解釋東亞發展之爭論外，自由市場論陸續受到多重挑戰。如拉丁美洲及諸多其他後進國家雖遵循了華盛頓共識但卻發展結果不佳，績效仍比不上有較多國家干預的東亞地區；對於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主流經濟學界既未曾預見也難以提出解釋與因應方案，危機之後美國與歐盟又遭遇各種困難而恢復緩慢；而中國則藉由國家高度主導的方式快速崛起並維持穩定，其發展模式遂對主流經濟學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新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體系龐大並深遠複雜，但是它其實沒有真正的經濟發展理論。或許是因為該派學者認為市場在所有場合都能發揮作用，就只需要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然而，如Lucas（1988） 與Romer（1994）所承認，雖然新古典成長理論或可描述先進國如美國的成長（growth），但無法解釋不同國家在不同時間人均所得成長速度上所呈現的極大差異，因此亟需發展出解釋經濟發展（development）的理論。Romer（1986）推出了內生成長理論，其「創新」之處是在於它強調經濟成長是經濟體系內生的結果，該理論比起以往以訴諸外生變數（經濟理論體系之外的變數）來解釋成長的理論，已是一長足進步。不過至今內生成長仍多半停留在模型中加入學習效果以及報酬遞增，還無法進一步來解釋一些重要的現實現象，如東亞經濟成長以及其他落後國家為何落後等。
現行的國際貿易理論強調各國的比較利益，雖理論體系豐富複雜，但仍然是一個靜態的理論。該理論假設各個國家的既有生產因素的稟賦是不變的，然後由稟賦推導出該國的比較利益及貿易形態。但問題是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就是想要改變自身的稟賦與條件，要改變既定的靜態狀況，但該理論並不討論後進國如何能改變自身的比較利益。雖然該理論推導出自由貿易是有利於任何一方的結論，因而提倡無條件的自由貿易。但即使如此，從封閉體系轉型到對外開放的體系，卻只有短暫的一次性的好處（one-time gain）而沒有成長效果。假設條件不變的靜態貿易理論其實並無法推導出「自由貿易會帶來持續的高成長率」的結果。新古典學派學者也開始討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不過他們多半假設政府是由追求私利的獨立個人所組成，因此必然會推導出政府選擇性的干預必會帶來政府失靈的結論。同時他們認為市場失靈雖然是唯一可以合理化政府干預的理由，不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兩害相權之下，還是市場失靈危害較輕，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單會帶來扭曲，並且最終必會導致參與者競相追逐行政壟斷權所帶來的準地租利益（rent-seeking）。不過這競租理論如何能運用到東亞國家呢？為何東亞各國政府的干預顯然並沒有阻礙其經濟的成長，並沒有帶來毀滅性的競租行為？該學派的競租說立意為一個普世性理論且要能應用到所有國家，但卻未能解釋為何類似性質的干預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結果。這部分將在下文論及東亞爭論時再做討論。
至今也有些知名的經濟學者在新古典理論架構中成功的挑戰了「市場有效率」的説法。Stiglitz（1994）花數十年的努力建立了其信息理論，他認為新古典模型並沒有將信息不完整所引發的問題考慮進去，包括取得信息的成本以及風險與資本市場之不完備等，新古典最基本之福利定理，即「市場有效率」的說法是奠基在信息是完備的假設上，而無可否認，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不單存在並且極為普遍。Stiglitz證明「一旦將信息之不完備放入分析架構中，則市場必具效率的結論就無法成立了」，並且市場之運作需要諸多「非市場機制」或「支持現代市場的制度」之輔助。既然市場失靈並非例外，政府的角色不單重要且為必要了，只是干預也有其成本，問題在於如何做好干預。再則，Stiglitz（1994）認為自由市場論者因忽視上述因素，因此高度簡化了先進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能夠順利運作的原因，因而使得其「自由化」的處方無法有效力。自由市場論者誤認為經濟關係主要由「市場價格」決定，因而忽視了經濟關係中「非價格因素」的重要性，如企業內部的資訊、企業信譽與契約等，以及組織內外參與者的誘因與監督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其實呈現出多樣化，每一個能順利運作的現代市場經濟都有著不太相同的一套互為配合的金融、法律、教育、社會福利等制度，而這些制度對於該國的市場經濟的運作起了關鍵的支持作用。並且這些制度是先進國長期演化而來的，亦即後進國也不可能短期內迅速完善這些現代經濟制度。同時，現實上所謂的市場與國家的二元對立並非事實，每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家都扮演著或許不同、但皆甚為重要的角色。
雖說自由市場論在理論的一致性與有效性上受到質疑，同時近來先進國經濟上的表現已不如以往，然而這理論仍然保有強大的影響力。這部分是因為在中央計畫經濟實驗幾乎全面被宣告失敗而結束後，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時間並沒有替代方案。因此，實際上後進國家是要在全球化了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發展自身的經濟，而在此體制下，後進國家為促進現代化與經濟成長，也要設法完善自身能誘發足夠投資的現代體制及其輔助性制度。重點是如結構學派所論證，這完善現代經濟制度的工作需要國家集體性的努力才能做到，而非自由放任。這確實是一個弔詭的規則，結構學派強調的是落後國家必須以國家干預的方式來完善現代市場制度，並且要使其越來越深化。
因此，有些自由市場論者在回應質疑時，即忍不住以此辯稱東亞這些成功的後進國雖是藉由干預促進發展，但其實是在「趨近」「正常」的市場經濟體，因而還是市場機制勝利的佐證。這其實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在體制層面的爭論，即中央計畫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孰優孰劣之爭論，另一個則是在一個不同層面，是後進國要發展該採何種策略與政策的爭論，將兩者混淆其實並無助於釐清後者。不過，全球資本主義體制雖遭遇困難但尚無替代方案這一現實背景，無疑仍是自由市場論重要的支持力量。
本書是要探討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成因，並從中尋求具前瞻性的理論與現實意涵。而在進行此探討之前，還是要回顧相關的經濟理論及其爭論以作為討論的基礎，本章即是要進行此項工作。首先將分別檢討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最主要的兩派理論，即自由市場理論與結構學派理論，並簡要敘述兩派就東亞發展成因而進行的爭論。隨後將探討一些以單一變數或外在環境等非政策因素為主要解釋的說法，包括啟始條件及殖民遺產的影響，及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作用，尤其會述及南韓學界關於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爭論。上述理論主要關切東亞發展得以成功的要件，除此之外，也將探討關於發展動力的議題，包括文化、發展意志、歷史因素及民族主義等。然後將評述對於台灣發展提出解釋的一些既有說法，最後會綜合上述討論而提出本書要呈現的新的論點。
一、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
在討論自由市場論與結構學派在如何解釋東亞奇蹟上的爭論之前，先簡單敘述此兩派的相關基本論述，即對於後進國家該如何推動經濟發展的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自由市場論
從1970年代開始，二戰後歐美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社會福利國模式在發展上遇到瓶頸，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勢力與思潮再次抬頭，而與社會民主政治相配合的凱恩斯學派，在經濟思潮方面的領導位置也隨之被新自由主義取代，後者遂逐漸成為近三四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的主流。新古典學派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就取得經濟學的主導地位，經濟學的關切重點從古典學派的經濟成長，轉到新古典學派的靜態資源分配，而資源運用的效率（efficiency）也從此成為經濟學的最高價值準則。自由市場論基本認為市場機制會帶來效率，且唯有市場機制能夠如此；任何對市場的干預都會扭曲價格機制的運作，因而降低效率水準並帶來社會福利的損失，因此稱為自由市場論。同時，這「市場有效」的結果也源自其他假設，即相配合的制度是私有財產權制，在產權受到保護下人們皆為追求私利的理性經濟人，由其在市場上互相競爭，競爭之下市場價格的波動會誘使供需走向均衡，優勝劣敗的淘汰作用則會鼓勵進步。因此新自由主義的標準處方即是「私有化」（建立現代私有產權制）與「自由化」（政府少干預市場）。確實，自從奠基於現代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於幾世紀前在西歐出現之後，西歐生產力持續性的突飛猛進實屬人類歷史上首見，並自此永遠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進程。如馬克思早已指出，資本主義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菁英必須不斷互相競爭才能維持住自身地位的制度。
歐美日這批先行者確實成功地藉由資本主義發展了經濟，並且在二戰後數十年間，富國之間發展水準有趨同之勢，但是除了東亞等少數例外之外，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卻日漸拉大。進入新世紀以來，先進與後進國之間的差距或有縮小，但主要源於規模龐大的中國大陸的成長。如果現代市場機制如此萬能，為何不能讓眾多後進國家也快速地發展經濟？這裡就牽涉到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後進者的發展方式會和先行者一樣嗎？同時，當後進者要推動發展時，先進國可能會起協助抑或阻礙的作用呢？自由市場論者基本認為先進與後進國兩者發展的方式應該是一樣的。一則是認為歐美日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發展是一個普世典範，其現代化的模式與資本主義制度，都應該是後進國要達到的目標及追隨模仿的對象，並且這就意味著人類社會既定的「進步」進程，也與戰後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理論相符合。再則是認為先進國與後進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不單無礙於後者的發展，更是協助因素，先進國可提供資本與技術上的支援等。對於後進國究竟該如何發展，戰後初期自由市場論提出的方案主要是較為枝節片面的作法，如糾正或補足後進國的各項缺失，像教育或儲蓄不足、市場運行不完善等。1980年代以來，自由市場理論更以華盛頓共識的形式引領風潮，對此派論者而言，後進國就只需追隨新自由主義的標準處方──自由化、私有化及實施保守財政，即可踏上坦途，而沒能發展的後進國家則多是因為其未能真正做到自由化。
在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西方資本主義宣布全面勝利之後，西方現代化似乎更確立了其為唯一典範的地位，與其相配合的自由市場論也越來越顯現出其「規範性」。亦即這理論越來越顯現為一種「處方」，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機構以及主流經濟學界，所給予後進國家管理經濟及推動發展的唯一處方。然而，對於經濟理論必須擔負起的「解釋現象」的工作，卻並非其主要關注對象，學界普遍的問題意識多仍是要去證明市場是有效的。而對於為何如此眾多後進國家未能有理想的經濟發展成果，對此問題之研究並不多，主要提出的解釋多是認為那些採行了自由化政策卻失敗的後進國是因為自由化的不夠徹底，這難免被批評者認為是一種自圓其說的循環論證。
然而近年來，除了如何解釋東亞發展之爭論外，自由市場論陸續受到多重挑戰。如拉丁美洲及諸多其他後進國家雖遵循了華盛頓共識但卻發展結果不佳，績效仍比不上有較多國家干預的東亞地區；對於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主流經濟學界既未曾預見也難以提出解釋與因應方案，危機之後美國與歐盟又遭遇各種困難而恢復緩慢；而中國則藉由國家高度主導的方式快速崛起並維持穩定，其發展模式遂對主流經濟學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新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體系龐大並深遠複雜，但是它其實沒有真正的經濟發展理論。或許是因為該派學者認為市場在所有場合都能發揮作用，就只需要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然而，如Lucas（1988） 與Romer（1994）所承認，雖然新古典成長理論或可描述先進國如美國的成長（growth），但無法解釋不同國家在不同時間人均所得成長速度上所呈現的極大差異，因此亟需發展出解釋經濟發展（development）的理論。Romer（1986）推出了內生成長理論，其「創新」之處是在於它強調經濟成長是經濟體系內生的結果，該理論比起以往以訴諸外生變數（經濟理論體系之外的變數）來解釋成長的理論，已是一長足進步。不過至今內生成長仍多半停留在模型中加入學習效果以及報酬遞增，還無法進一步來解釋一些重要的現實現象，如東亞經濟成長以及其他落後國家為何落後等。
現行的國際貿易理論強調各國的比較利益，雖理論體系豐富複雜，但仍然是一個靜態的理論。該理論假設各個國家的既有生產因素的稟賦是不變的，然後由稟賦推導出該國的比較利益及貿易形態。但問題是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就是想要改變自身的稟賦與條件，要改變既定的靜態狀況，但該理論並不討論後進國如何能改變自身的比較利益。雖然該理論推導出自由貿易是有利於任何一方的結論，因而提倡無條件的自由貿易。但即使如此，從封閉體系轉型到對外開放的體系，卻只有短暫的一次性的好處（one-time gain）而沒有成長效果。假設條件不變的靜態貿易理論其實並無法推導出「自由貿易會帶來持續的高成長率」的結果。新古典學派學者也開始討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不過他們多半假設政府是由追求私利的獨立個人所組成，因此必然會推導出政府選擇性的干預必會帶來政府失靈的結論。同時他們認為市場失靈雖然是唯一可以合理化政府干預的理由，不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兩害相權之下，還是市場失靈危害較輕，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單會帶來扭曲，並且最終必會導致參與者競相追逐行政壟斷權所帶來的準地租利益（rent-seeking）。不過這競租理論如何能運用到東亞國家呢？為何東亞各國政府的干預顯然並沒有阻礙其經濟的成長，並沒有帶來毀滅性的競租行為？該學派的競租說立意為一個普世性理論且要能應用到所有國家，但卻未能解釋為何類似性質的干預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結果。這部分將在下文論及東亞爭論時再做討論。
至今也有些知名的經濟學者在新古典理論架構中成功的挑戰了「市場有效率」的説法。Stiglitz（1994）花數十年的努力建立了其信息理論，他認為新古典模型並沒有將信息不完整所引發的問題考慮進去，包括取得信息的成本以及風險與資本市場之不完備等，新古典最基本之福利定理，即「市場有效率」的說法是奠基在信息是完備的假設上，而無可否認，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不單存在並且極為普遍。Stiglitz證明「一旦將信息之不完備放入分析架構中，則市場必具效率的結論就無法成立了」，並且市場之運作需要諸多「非市場機制」或「支持現代市場的制度」之輔助。既然市場失靈並非例外，政府的角色不單重要且為必要了，只是干預也有其成本，問題在於如何做好干預。再則，Stiglitz（1994）認為自由市場論者因忽視上述因素，因此高度簡化了先進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能夠順利運作的原因，因而使得其「自由化」的處方無法有效力。自由市場論者誤認為經濟關係主要由「市場價格」決定，因而忽視了經濟關係中「非價格因素」的重要性，如企業內部的資訊、企業信譽與契約等，以及組織內外參與者的誘因與監督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其實呈現出多樣化，每一個能順利運作的現代市場經濟都有著不太相同的一套互為配合的金融、法律、教育、社會福利等制度，而這些制度對於該國的市場經濟的運作起了關鍵的支持作用。並且這些制度是先進國長期演化而來的，亦即後進國也不可能短期內迅速完善這些現代經濟制度。同時，現實上所謂的市場與國家的二元對立並非事實，每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家都扮演著或許不同、但皆甚為重要的角色。
雖說自由市場論在理論的一致性與有效性上受到質疑，同時近來先進國經濟上的表現已不如以往，然而這理論仍然保有強大的影響力。這部分是因為在中央計畫經濟實驗幾乎全面被宣告失敗而結束後，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時間並沒有替代方案。因此，實際上後進國家是要在全球化了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發展自身的經濟，而在此體制下，後進國家為促進現代化與經濟成長，也要設法完善自身能誘發足夠投資的現代體制及其輔助性制度。重點是如結構學派所論證，這完善現代經濟制度的工作需要國家集體性的努力才能做到，而非自由放任。這確實是一個弔詭的規則，結構學派強調的是落後國家必須以國家干預的方式來完善現代市場制度，並且要使其越來越深化。
因此，有些自由市場論者在回應質疑時，即忍不住以此辯稱東亞這些成功的後進國雖是藉由干預促進發展，但其實是在「趨近」「正常」的市場經濟體，因而還是市場機制勝利的佐證。這其實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在體制層面的爭論，即中央計畫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孰優孰劣之爭論，另一個則是在一個不同層面，是後進國要發展該採何種策略與政策的爭論，將兩者混淆其實並無助於釐清後者。不過，全球資本主義體制雖遭遇困難但尚無替代方案這一現實背景，無疑仍是自由市場論重要的支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