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隔離主義下的農民工
資本主義的不自由勞動
雖說資本主義需要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資本主義的實際歷史說明，其對勞動者自由流動的態度，也有許多相反因素在起作用，絕非純粹市場決定論。且不說，早期歐美資本主義，曾經長時間實行奴隸買賣和奴隸勞動，甚至對自己的同胞，也限制過勞動者自由遷徙及人身自由。十九世紀的法國，與當代中國一樣，由警察局發出工作證，第一頁寫明工人的個人資料及行業，然後是歷任雇主姓名，離職原因等等。一旦工人找到新工作，就要把證件交給雇主，雇主再交給警察局登記。工人如果要辭職，就得去警察局拿回證件，若警察看不順眼，可以在他的證件上寫上「此人還是回家好」，工人就要回到他的原屬教區。這種制度，被馬克思批評為「專制主義得太過分」。
更諷刺的是，當西歐的做法在工運的反抗下，逐漸成為歷史之時，史達林統治下的所謂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一九三○年代重新引進這種制度。至於毛澤東，他其實不用向蘇聯共產黨學習，中國的古老傳統就夠他用了。而當代中國農民，同二千年以來的農民一樣，由於習慣了專制主義的社會控制，他們對於中共的加強版戶口制度，從來沒有反抗過。
為什麼我們強調戶籍制度是社會隔離主義？因為台灣、日本以至許多國家都有戶籍登記制度，但是都不像中國那樣對農民帶有永久性和制度化的歧視。從前國民黨時代的戶籍制度也沒有這樣的歧視，甚至中國專制主義時代的戶籍制度，雖然有歧視，但皇帝們根本沒有主張過實行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公民身份代替臣民身份等等，所以他們並沒有言行不一，只有現代中國政府才是言行不一。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且超額完成，中外資本亟需廉價勞動力，而這就跟原有的戶口制度發生矛盾，所以，自二○世紀九○年代初期，戶籍制度逐漸放寬。首先，入城打工的農民被允許購買暫住證（通常為一年），允許他們合法工作。從一九九八年起，農村戶口世襲按母系計算，改為父母自己決定按父系還是母系計算。二○○三年孫志剛案後，當局廢除收容遣返。因此，對農民（特別是女性）的地域隔離，此時基本被廢除。然而，對農民的社會隔離及由此派生的所有階級歧視制度，基本不變。他們雖然可以在城裡打工，但始終是「外來工」，二等公民的印記始終烙印在身上，政府也始終防止多數民工享有城市定居權，體面的工作仍然保留給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民工只能得到待遇很差的工作。勞動部在一九九四年頒布《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就指定只有在當地勞動力無法滿足特定部門需求之時，才可從農村輸入勞動力。 這一規定實際上把民工限制在所謂3D工作（dirty, dangerous, demeaning），即又髒又危險，且有損尊嚴的工作，而較好的工作，往往在招聘廣告上寫明必須有「本市常住戶口」。
這種制度基本上只把民工當作資本增值的勞動力，而不是需要家庭的人。在一九九○年代，已經結婚的民工，即使有宿舍住，也要按男女宿舍分開居住。後來發生太多民工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在公園歡好而被流氓強姦的事，再加上其他原因，工廠才開始提供「夫妻房」，但對於未結婚的民工，要有性生活還得另外張羅。其次，即使有了「夫妻房」，民工想有正常家庭還是不易，因為孩子的教育，更為頭痛。
一九九八年以前，農村的孩子想在城市接受教育很難，之後雖然有所放寬，但得付很多的錢，如果想送孩子進公立學校尤其如此。如果能夠供孩子進民工學校，已經不錯了，但這些民工學校往往沒有合法證件經營，因為當地教育部門總是為難他們，認為他們與政府辦的學校競爭。所以，當局勒令民工學校停辦甚至拆毀，並不少見，二○一一年6月，北京市大興區、朝陽區、海澱區等近三十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 另一方面，企業家和高級官員都送孩子去精英學校甚至出國。
更多民工把孩子留在農村，形成所謂留守兒童，有人估計高達五千萬。很多時候，這些孩子由爺爺奶奶照顧，父母只能一年見一次。
只要比較一下中國戶籍制度和從前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就會發現兩者不僅本質一樣，而且細節也非常相似。 南非的《族群居住法》讓白人政府把八成土地劃為白人區，黑人只能居住在貧瘠的農業地區。除非有證件，黑人不能進入白人區打工，比較好的工作都規定只能留給白人，甚至黑人要二十四小時攜帶身份證。（有個黑人長跑家參加馬拉松賽跑，官員要他賽跑時也要攜帶身份證，引起抗議，後來官員退讓，說：好吧，讓他胸前別上身份證副本來跑好了。）這種隔離制度的好處，同中國一樣，就是強迫黑人（或民工） 做打工奴隸，並且通過制度設計，把這種廉價勞動力，按照統治階級的需要分配於全國各地及不同行業。所不同者，只是南非的隔離主義針對特定種族，而中國針對特定階級即農民，所以我們稱之為「社會隔離主義」。
這種社會隔離對資本極為有利，因為通過這種制度性歧視，工商業只須付給民工（或南非黑人）僅足其個人糊口的工資就夠，根本不用為民工一家人的生活費負責。一般而言，資本主義不能只付給僅足僱員個人生活的工資，還必須讓他能養育下一代，方能確保工商業將來還有勞動力使用。這種工資水平，便是能夠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成本的工資水平（馬克思語）。社會隔離主義則利用城鄉巨大差距，來剝削民工，其所付工資只夠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部分成本，其餘不足部分，則由民工家人自己負責，這便是結合了社會隔離主義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超額利潤的原因。多數民工如果能夠勉強積蓄並供養家人，只是因為，他們不在城市同住，是在貧窮鄉下，又有小塊承包地提供最起碼的生活費，所以民工一千多二千元工資雖然無法在城市養家活口，卻勉強能夠養活鄉下家人，但是，只要城市物價指數增加一點，民工及其一家就會陷入困難。這便是民工爭取工資調漲的鬥爭從不間斷的原因，這通常有效但為時不長，要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需要民工發展組織性的抗爭。此時，政府便會與市場相輔相成，扮演「看得見的手」，並捻熄民工反抗之火。
治安隊：戶口制度的鐵靴
中國的戶口制度／社會隔離主義，沒有國家機器的支撐，一天也挺不過來，但這部分的國家機器，絕對不只是公安和特務系統。中共為了控制民工，在正規的國家機器之外，又特別發展出不正規的治安隊，日常地監視和控制民工。
表面上，治安隊是中國基層群眾自辦的民防組織，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年代的治安聯防隊，雖說是「群眾組織」，實際上完全官辦。改革開放之後，這些治安隊逐漸從業餘性質過渡為職業化隊伍，實際具有公共執法權力，「負責本村（社區）範圍內的治安巡邏和安全防範、出租屋和人口管理及完成村（居）委會交辦的任務。」
治安隊受官方控制，卻又完全不是公務員，待遇比公務員低得多，這種雜牌軍的素質當然不會好。官方也承認：「由於成員素質低下、組織管理不嚴、紀律鬆弛，省內一些地方連續發生治安聯防組織和治安員越權執法、打罵群眾甚至違法犯罪等問題，社會群眾反映強烈。」 把孫志剛暴打致死的，就是這類「執法隊伍」。治安隊通常由城市的街道辦或者其轄下的居民委員會出錢經辦和管理；如果是城郊，就由村委會或者鎮政府經辦。由於事涉公共治安，所以這些治安隊也要接受當地公安機構的領導，巨大的利益把基層政府、治安聯防隊、公安部門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使他們跟民工頻生衝突。
最初各地聯防隊伍的經費按『誰受益，誰出資，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名義攤派給轄區內居民和機團單位、個體工商戶，之後，這筆經費開始攤派到『外來暫住人口』的頭上了。廣東省政協委員王則楚二○○三年前後調研海珠鳳和村時，也發現：這個有著3萬外來人口的城中村，每年暫住證收費達到160多萬，已成為一巨大利益來源，「80%肯定都用來養人了。村裏的治保隊員由於屬非財政編制人員，吃飯辦公基本上都得依靠暫住證收費這一來源。」
許多地方政府都規定治安隊不能攜帶武器，實際上除了槍枝之外，攜帶警棍和手銬是常有的，用這些武器打人也司空見慣。近十多年來，為了應付大量民工入城（特別是查他們的暫住證、實施收容遣送），以及日趨惡化的治安，這些法外的武裝組織就大大地膨脹起來。二○○六年，佛山總人口為613.7萬，而治安隊達到3.8萬多人，正式編制的公安民警則為1.1萬多人。二者相加，便是全部警政力量，共4.9萬人，即每10個佛山人口就有0.8個「警察」（含治安隊） 。而香港二○○三年每10個人口才有0.04個警察呢！
由於治安隊一向魚肉民工，兩者之間的衝突已經變成了家常便飯，如果說大部分外來工對這些治安隊恨之入骨，也許不為過。衝突起因往往是治安隊粗暴查證，肆意逮捕和毆打沒能出示證件的民工，並把民工拘留到有人拿錢贖走為止。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把社會動盪的原因歸咎於民工遭邊緣化和受歧視，報告說，如果處理不當，這種情況可能變成對國家穩定的巨大威脅。
二○○五年6月3日，廣東增城一條村的一間港資廠幾千工人與該村治安隊發生衝突，緣由就是治安隊要求租房的工人每月交15元的「衛生費」。「據該廠多名工人稱，工人們的工資每月只有七八百元，工作量又大，『你想我們賺的錢就那麼多，還要交衛生費，能承受得起麼？』」
民工罷工、堵路、遊行時，治安隊往往就是第一批到場鎮壓的隊伍，如果「敵眾我寡」，仍然可以在現場拍照、錄影。二○○四年12月6日，港資金寶通在深圳的合作企業美芝海燕廠，3000員工因為工資不到最低工資一半而發起罷工和堵路。最早到場的，就是當地的治安隊，但是由於工人太多，所以只能進行拍照、錄影，然後第二天根據錄影帶到廠拘捕了兩個工人，扣留了一個星期。
孫志剛事件之後，收容遣送被取消，但是比較少人留意的是，二○○四年公安部發出通知，「要求從即日起，各級公安機關三年內清退現有治安員。二○○八年1月1日以後，各級公安機關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義留用治安員。」這是因為治安隊造成的問題，往往比它所能解決的問題還要多。不過，由於地方政府壓制民工既有統治需要，官僚機構從自身利益驅動、又要不斷膨脹，所以要真正取消恐怕很難。從各方面看，二○○八年之後，各地還普遍存在治安隊。
兵營般的工廠制度
戶口制度有了治安隊，才有兵營一樣的工廠制度，也才能明白，為何中國的血汗工廠效率那麼高。可以說，血汗工廠就是社會隔離制度的廠內延伸。
自世紀之交，民工的自發罷工此起彼落，也逐步迫使企業稍為改善待遇。例如要職工繳納押金，或交出身份證，現在已經少得多，但依靠國家機器來維持軍營式工廠制度，基本上沒有改變。
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賣力為企業辦事，甚至曲為迴護，也是利益考量。世界各地都積極吸引外資，包括中國，然而中國地方政府卻把引資多少，列為官員政績的考核標準，這才是地方政府罔顧法律、偏袒企業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地官員的自身利益，才是官員選擇性執法的誘因。凡涉及控制工人的法律，地方政府往往超額完成，甚至違反其他法律完成；凡是涉及保護工人的法律，地方政府卻對犯法雇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意鼓勵。
民工反抗與勞工非政府組織
世紀之交開始，民工的自發反抗和罷工逐漸多起來。外國的觀察家往往以為這是中國工運的開始，實際上那並不容易，罷工都是經濟鬥爭，又是自發的，事先並無組織，事後也很少發展出組織性，都是旋起旋滅，很難長期而有力地根本改善工人地位。自發罷工自有其積極意義，就是鍛煉工人反抗意志，但要有根本改善，沒有組織難以做到。
但民工要組織起來還是非常困難，這首先因為政府嚴禁結社自由，連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也很難運作起來。在一九八九年鎮壓後，國務院規定，每個社會組織都得有一個官方掛靠單位才算合法，這等於要所有非政府組織都由共產黨來監控。一九九八年，又頒布更嚴格的新法規，規定一個團體只能註冊從事特定活動，還需要大筆註冊資金，全國性團體要10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團體要3萬元人民幣，目的無非為難社會活動者。因此真正的非政府組織很少能正式以此身份註冊，大多數註冊為商業公司，或是非正式的團體和網絡。即使這樣，有時也難免被當局打壓，甚至被襲擊。例如位於深圳工業區的《打工者》中心，其負責人黃慶南，便在二○○八年被可疑歹徒刺傷，而中心也受到多次騷擾。
何況，在民工背後，還有一座大山妨礙著民工發展集體意識，那就是戶口制度。這種社會隔離制度使民工永遠被視為異鄉人，多掙幾年錢之後還是要回鄉。他們本已來自五湖四海，沒有集體記憶，沒有集體身份，只是為了打工而暫時聚集，過幾年再四散東西，很難發展長期集體抗爭的思想。戶籍制度也使許多民工對自己的「身份」很疑惑——既非「工人」，也非「農民」。他們還保留著「工人＝國企工人」的印象，所以自己還不算「真正的」工人，但大部分人又已經不再是農民。雖然近年來官方開始承認他們的工人地位，二○○三年全國總工會便首次承認民工是工人階級的新成員。二○○五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農村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第一次承認民工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份，是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在民間，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官樣文章，民工依然是身份尷尬的異鄉人、外來工。這部份地解釋了為什麼民工比國企工人更易出現短期行為，缺乏作為打工者的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戶口「改革」背後的幾種力量
近年來，當局不斷推出戶籍制度改革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根本改掉歧視農民的本質。二○○八年以來，一些城市開始以居住證取代了暫住證，也修改了法律，只要民工證明有「固定住所」與「穩定收入」，就能申請轉為城市戶口。問題是，「固定住所」的意思，往往是擁有房子，而「穩定收入」所定的水平，亦非一般農民工能賺取。此外，一些市政府允許民工入籍，先決條件卻是要民工放棄自己的承包地作為交換。對就業不穩定的民工來說，不少人寧願保留土地。
雖然戶口承襲現在可以自由選擇母系還是父系，但與實際性別平等還很遠。農村婦女接受教育仍較男性少，且「男主外女主內」的舊思想仍然普及，因此，很多女民工在城市工作了幾年後，一旦結婚，頭等任務仍然是照顧家人，這也剝奪了她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換言之，女民工身為城市過客的狀況與心態比男民工更為厲害。
一天戶籍制度不打破，一天民工就不容易發展集體意識和自主組織。徹底廢除這種社會隔離制度，應該成為民工及一切勞動者運動的重要目標。客觀上，中國政府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的新發展，為了使不同等級的技術勞工更自由地流動，為了遷就勞力供給從過剩轉變為不足的新情況，它也不得不持續放寬城鄉二元的限制。當然，中共出於統治需要和營私舞弊的誘因，也有維持戶口制度的本質的理由。首先，如果不是有戶口制度，便不可能實施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把民間社會全面打壓。其次，地方政府，特別是比較富裕的大城市，更不會輕易取消戶籍制度，因為除了維穩需要，也因為絕不輕易讓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福利。總之，戶籍制度有兩種相反拉力，一面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新需要（勞動力進一步自由流動），另一面，是官僚資本主義出於統治需要和利益驅動，又要維持戶籍制度，兩種相反拉力互相拉扯。
但更重要的抗衡力量，來自民工本身。這種抗爭必然而且已經發生，將持續動搖戶籍制度，儘管歧視性的戶籍制度不會立即消失，但是大方向是慢慢鬆綁。如果民工終於了解到這種制度的不公義，並起來要求廢除，就像南非黑人為廢除種族隔離主義而抗爭，那麼終有一天，民工就不再是民工，而是工人，而且是發展為命運共同體的工人。
資本主義的不自由勞動
雖說資本主義需要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資本主義的實際歷史說明，其對勞動者自由流動的態度，也有許多相反因素在起作用，絕非純粹市場決定論。且不說，早期歐美資本主義，曾經長時間實行奴隸買賣和奴隸勞動，甚至對自己的同胞，也限制過勞動者自由遷徙及人身自由。十九世紀的法國，與當代中國一樣，由警察局發出工作證，第一頁寫明工人的個人資料及行業，然後是歷任雇主姓名，離職原因等等。一旦工人找到新工作，就要把證件交給雇主，雇主再交給警察局登記。工人如果要辭職，就得去警察局拿回證件，若警察看不順眼，可以在他的證件上寫上「此人還是回家好」，工人就要回到他的原屬教區。這種制度，被馬克思批評為「專制主義得太過分」。
更諷刺的是，當西歐的做法在工運的反抗下，逐漸成為歷史之時，史達林統治下的所謂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一九三○年代重新引進這種制度。至於毛澤東，他其實不用向蘇聯共產黨學習，中國的古老傳統就夠他用了。而當代中國農民，同二千年以來的農民一樣，由於習慣了專制主義的社會控制，他們對於中共的加強版戶口制度，從來沒有反抗過。
為什麼我們強調戶籍制度是社會隔離主義？因為台灣、日本以至許多國家都有戶籍登記制度，但是都不像中國那樣對農民帶有永久性和制度化的歧視。從前國民黨時代的戶籍制度也沒有這樣的歧視，甚至中國專制主義時代的戶籍制度，雖然有歧視，但皇帝們根本沒有主張過實行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公民身份代替臣民身份等等，所以他們並沒有言行不一，只有現代中國政府才是言行不一。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且超額完成，中外資本亟需廉價勞動力，而這就跟原有的戶口制度發生矛盾，所以，自二○世紀九○年代初期，戶籍制度逐漸放寬。首先，入城打工的農民被允許購買暫住證（通常為一年），允許他們合法工作。從一九九八年起，農村戶口世襲按母系計算，改為父母自己決定按父系還是母系計算。二○○三年孫志剛案後，當局廢除收容遣返。因此，對農民（特別是女性）的地域隔離，此時基本被廢除。然而，對農民的社會隔離及由此派生的所有階級歧視制度，基本不變。他們雖然可以在城裡打工，但始終是「外來工」，二等公民的印記始終烙印在身上，政府也始終防止多數民工享有城市定居權，體面的工作仍然保留給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民工只能得到待遇很差的工作。勞動部在一九九四年頒布《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就指定只有在當地勞動力無法滿足特定部門需求之時，才可從農村輸入勞動力。 這一規定實際上把民工限制在所謂3D工作（dirty, dangerous, demeaning），即又髒又危險，且有損尊嚴的工作，而較好的工作，往往在招聘廣告上寫明必須有「本市常住戶口」。
這種制度基本上只把民工當作資本增值的勞動力，而不是需要家庭的人。在一九九○年代，已經結婚的民工，即使有宿舍住，也要按男女宿舍分開居住。後來發生太多民工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在公園歡好而被流氓強姦的事，再加上其他原因，工廠才開始提供「夫妻房」，但對於未結婚的民工，要有性生活還得另外張羅。其次，即使有了「夫妻房」，民工想有正常家庭還是不易，因為孩子的教育，更為頭痛。
一九九八年以前，農村的孩子想在城市接受教育很難，之後雖然有所放寬，但得付很多的錢，如果想送孩子進公立學校尤其如此。如果能夠供孩子進民工學校，已經不錯了，但這些民工學校往往沒有合法證件經營，因為當地教育部門總是為難他們，認為他們與政府辦的學校競爭。所以，當局勒令民工學校停辦甚至拆毀，並不少見，二○一一年6月，北京市大興區、朝陽區、海澱區等近三十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 另一方面，企業家和高級官員都送孩子去精英學校甚至出國。
更多民工把孩子留在農村，形成所謂留守兒童，有人估計高達五千萬。很多時候，這些孩子由爺爺奶奶照顧，父母只能一年見一次。
只要比較一下中國戶籍制度和從前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就會發現兩者不僅本質一樣，而且細節也非常相似。 南非的《族群居住法》讓白人政府把八成土地劃為白人區，黑人只能居住在貧瘠的農業地區。除非有證件，黑人不能進入白人區打工，比較好的工作都規定只能留給白人，甚至黑人要二十四小時攜帶身份證。（有個黑人長跑家參加馬拉松賽跑，官員要他賽跑時也要攜帶身份證，引起抗議，後來官員退讓，說：好吧，讓他胸前別上身份證副本來跑好了。）這種隔離制度的好處，同中國一樣，就是強迫黑人（或民工） 做打工奴隸，並且通過制度設計，把這種廉價勞動力，按照統治階級的需要分配於全國各地及不同行業。所不同者，只是南非的隔離主義針對特定種族，而中國針對特定階級即農民，所以我們稱之為「社會隔離主義」。
這種社會隔離對資本極為有利，因為通過這種制度性歧視，工商業只須付給民工（或南非黑人）僅足其個人糊口的工資就夠，根本不用為民工一家人的生活費負責。一般而言，資本主義不能只付給僅足僱員個人生活的工資，還必須讓他能養育下一代，方能確保工商業將來還有勞動力使用。這種工資水平，便是能夠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成本的工資水平（馬克思語）。社會隔離主義則利用城鄉巨大差距，來剝削民工，其所付工資只夠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部分成本，其餘不足部分，則由民工家人自己負責，這便是結合了社會隔離主義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超額利潤的原因。多數民工如果能夠勉強積蓄並供養家人，只是因為，他們不在城市同住，是在貧窮鄉下，又有小塊承包地提供最起碼的生活費，所以民工一千多二千元工資雖然無法在城市養家活口，卻勉強能夠養活鄉下家人，但是，只要城市物價指數增加一點，民工及其一家就會陷入困難。這便是民工爭取工資調漲的鬥爭從不間斷的原因，這通常有效但為時不長，要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需要民工發展組織性的抗爭。此時，政府便會與市場相輔相成，扮演「看得見的手」，並捻熄民工反抗之火。
治安隊：戶口制度的鐵靴
中國的戶口制度／社會隔離主義，沒有國家機器的支撐，一天也挺不過來，但這部分的國家機器，絕對不只是公安和特務系統。中共為了控制民工，在正規的國家機器之外，又特別發展出不正規的治安隊，日常地監視和控制民工。
表面上，治安隊是中國基層群眾自辦的民防組織，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年代的治安聯防隊，雖說是「群眾組織」，實際上完全官辦。改革開放之後，這些治安隊逐漸從業餘性質過渡為職業化隊伍，實際具有公共執法權力，「負責本村（社區）範圍內的治安巡邏和安全防範、出租屋和人口管理及完成村（居）委會交辦的任務。」
治安隊受官方控制，卻又完全不是公務員，待遇比公務員低得多，這種雜牌軍的素質當然不會好。官方也承認：「由於成員素質低下、組織管理不嚴、紀律鬆弛，省內一些地方連續發生治安聯防組織和治安員越權執法、打罵群眾甚至違法犯罪等問題，社會群眾反映強烈。」 把孫志剛暴打致死的，就是這類「執法隊伍」。治安隊通常由城市的街道辦或者其轄下的居民委員會出錢經辦和管理；如果是城郊，就由村委會或者鎮政府經辦。由於事涉公共治安，所以這些治安隊也要接受當地公安機構的領導，巨大的利益把基層政府、治安聯防隊、公安部門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使他們跟民工頻生衝突。
最初各地聯防隊伍的經費按『誰受益，誰出資，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名義攤派給轄區內居民和機團單位、個體工商戶，之後，這筆經費開始攤派到『外來暫住人口』的頭上了。廣東省政協委員王則楚二○○三年前後調研海珠鳳和村時，也發現：這個有著3萬外來人口的城中村，每年暫住證收費達到160多萬，已成為一巨大利益來源，「80%肯定都用來養人了。村裏的治保隊員由於屬非財政編制人員，吃飯辦公基本上都得依靠暫住證收費這一來源。」
許多地方政府都規定治安隊不能攜帶武器，實際上除了槍枝之外，攜帶警棍和手銬是常有的，用這些武器打人也司空見慣。近十多年來，為了應付大量民工入城（特別是查他們的暫住證、實施收容遣送），以及日趨惡化的治安，這些法外的武裝組織就大大地膨脹起來。二○○六年，佛山總人口為613.7萬，而治安隊達到3.8萬多人，正式編制的公安民警則為1.1萬多人。二者相加，便是全部警政力量，共4.9萬人，即每10個佛山人口就有0.8個「警察」（含治安隊） 。而香港二○○三年每10個人口才有0.04個警察呢！
由於治安隊一向魚肉民工，兩者之間的衝突已經變成了家常便飯，如果說大部分外來工對這些治安隊恨之入骨，也許不為過。衝突起因往往是治安隊粗暴查證，肆意逮捕和毆打沒能出示證件的民工，並把民工拘留到有人拿錢贖走為止。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把社會動盪的原因歸咎於民工遭邊緣化和受歧視，報告說，如果處理不當，這種情況可能變成對國家穩定的巨大威脅。
二○○五年6月3日，廣東增城一條村的一間港資廠幾千工人與該村治安隊發生衝突，緣由就是治安隊要求租房的工人每月交15元的「衛生費」。「據該廠多名工人稱，工人們的工資每月只有七八百元，工作量又大，『你想我們賺的錢就那麼多，還要交衛生費，能承受得起麼？』」
民工罷工、堵路、遊行時，治安隊往往就是第一批到場鎮壓的隊伍，如果「敵眾我寡」，仍然可以在現場拍照、錄影。二○○四年12月6日，港資金寶通在深圳的合作企業美芝海燕廠，3000員工因為工資不到最低工資一半而發起罷工和堵路。最早到場的，就是當地的治安隊，但是由於工人太多，所以只能進行拍照、錄影，然後第二天根據錄影帶到廠拘捕了兩個工人，扣留了一個星期。
孫志剛事件之後，收容遣送被取消，但是比較少人留意的是，二○○四年公安部發出通知，「要求從即日起，各級公安機關三年內清退現有治安員。二○○八年1月1日以後，各級公安機關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義留用治安員。」這是因為治安隊造成的問題，往往比它所能解決的問題還要多。不過，由於地方政府壓制民工既有統治需要，官僚機構從自身利益驅動、又要不斷膨脹，所以要真正取消恐怕很難。從各方面看，二○○八年之後，各地還普遍存在治安隊。
兵營般的工廠制度
戶口制度有了治安隊，才有兵營一樣的工廠制度，也才能明白，為何中國的血汗工廠效率那麼高。可以說，血汗工廠就是社會隔離制度的廠內延伸。
自世紀之交，民工的自發罷工此起彼落，也逐步迫使企業稍為改善待遇。例如要職工繳納押金，或交出身份證，現在已經少得多，但依靠國家機器來維持軍營式工廠制度，基本上沒有改變。
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賣力為企業辦事，甚至曲為迴護，也是利益考量。世界各地都積極吸引外資，包括中國，然而中國地方政府卻把引資多少，列為官員政績的考核標準，這才是地方政府罔顧法律、偏袒企業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地官員的自身利益，才是官員選擇性執法的誘因。凡涉及控制工人的法律，地方政府往往超額完成，甚至違反其他法律完成；凡是涉及保護工人的法律，地方政府卻對犯法雇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意鼓勵。
民工反抗與勞工非政府組織
世紀之交開始，民工的自發反抗和罷工逐漸多起來。外國的觀察家往往以為這是中國工運的開始，實際上那並不容易，罷工都是經濟鬥爭，又是自發的，事先並無組織，事後也很少發展出組織性，都是旋起旋滅，很難長期而有力地根本改善工人地位。自發罷工自有其積極意義，就是鍛煉工人反抗意志，但要有根本改善，沒有組織難以做到。
但民工要組織起來還是非常困難，這首先因為政府嚴禁結社自由，連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也很難運作起來。在一九八九年鎮壓後，國務院規定，每個社會組織都得有一個官方掛靠單位才算合法，這等於要所有非政府組織都由共產黨來監控。一九九八年，又頒布更嚴格的新法規，規定一個團體只能註冊從事特定活動，還需要大筆註冊資金，全國性團體要10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團體要3萬元人民幣，目的無非為難社會活動者。因此真正的非政府組織很少能正式以此身份註冊，大多數註冊為商業公司，或是非正式的團體和網絡。即使這樣，有時也難免被當局打壓，甚至被襲擊。例如位於深圳工業區的《打工者》中心，其負責人黃慶南，便在二○○八年被可疑歹徒刺傷，而中心也受到多次騷擾。
何況，在民工背後，還有一座大山妨礙著民工發展集體意識，那就是戶口制度。這種社會隔離制度使民工永遠被視為異鄉人，多掙幾年錢之後還是要回鄉。他們本已來自五湖四海，沒有集體記憶，沒有集體身份，只是為了打工而暫時聚集，過幾年再四散東西，很難發展長期集體抗爭的思想。戶籍制度也使許多民工對自己的「身份」很疑惑——既非「工人」，也非「農民」。他們還保留著「工人＝國企工人」的印象，所以自己還不算「真正的」工人，但大部分人又已經不再是農民。雖然近年來官方開始承認他們的工人地位，二○○三年全國總工會便首次承認民工是工人階級的新成員。二○○五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農村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第一次承認民工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份，是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在民間，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官樣文章，民工依然是身份尷尬的異鄉人、外來工。這部份地解釋了為什麼民工比國企工人更易出現短期行為，缺乏作為打工者的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戶口「改革」背後的幾種力量
近年來，當局不斷推出戶籍制度改革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根本改掉歧視農民的本質。二○○八年以來，一些城市開始以居住證取代了暫住證，也修改了法律，只要民工證明有「固定住所」與「穩定收入」，就能申請轉為城市戶口。問題是，「固定住所」的意思，往往是擁有房子，而「穩定收入」所定的水平，亦非一般農民工能賺取。此外，一些市政府允許民工入籍，先決條件卻是要民工放棄自己的承包地作為交換。對就業不穩定的民工來說，不少人寧願保留土地。
雖然戶口承襲現在可以自由選擇母系還是父系，但與實際性別平等還很遠。農村婦女接受教育仍較男性少，且「男主外女主內」的舊思想仍然普及，因此，很多女民工在城市工作了幾年後，一旦結婚，頭等任務仍然是照顧家人，這也剝奪了她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換言之，女民工身為城市過客的狀況與心態比男民工更為厲害。
一天戶籍制度不打破，一天民工就不容易發展集體意識和自主組織。徹底廢除這種社會隔離制度，應該成為民工及一切勞動者運動的重要目標。客觀上，中國政府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的新發展，為了使不同等級的技術勞工更自由地流動，為了遷就勞力供給從過剩轉變為不足的新情況，它也不得不持續放寬城鄉二元的限制。當然，中共出於統治需要和營私舞弊的誘因，也有維持戶口制度的本質的理由。首先，如果不是有戶口制度，便不可能實施一胎化政策，也不可能把民間社會全面打壓。其次，地方政府，特別是比較富裕的大城市，更不會輕易取消戶籍制度，因為除了維穩需要，也因為絕不輕易讓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福利。總之，戶籍制度有兩種相反拉力，一面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新需要（勞動力進一步自由流動），另一面，是官僚資本主義出於統治需要和利益驅動，又要維持戶籍制度，兩種相反拉力互相拉扯。
但更重要的抗衡力量，來自民工本身。這種抗爭必然而且已經發生，將持續動搖戶籍制度，儘管歧視性的戶籍制度不會立即消失，但是大方向是慢慢鬆綁。如果民工終於了解到這種制度的不公義，並起來要求廢除，就像南非黑人為廢除種族隔離主義而抗爭，那麼終有一天，民工就不再是民工，而是工人，而且是發展為命運共同體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