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開放經濟
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成立宗旨在提倡北美與歐洲的互相了解與合作，因此每一年都會進行一項國際調查：「大西洋兩岸趨勢」（Transatlantic Trends）。這項調查涵蓋了十三個國家，廣泛徵詢公眾意見，企圖了解在哪些方面我們的想法非常接近，但在哪些方面，我們的想法又會出現差異。
我對其中一個問題至感興趣：「對於中國崛起，各界看法不一，就經濟而言，有些人將中國視為帶來了新市場與投資的機會，但另有些人卻認為是對我們工作與經濟安全的威脅。你的看法較接近哪一方？」
繼續閱讀之前，請讀者先想一想自己的答案。
在大部分受訪的國家裡，對中國崛起的感受其實是相當負面的，其中兩個反應最正面的國家是英國與荷蘭。根據二○一○年的數據，英、荷兩國都有超過五○％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機會；至於對中國反應最負面的則是法國，六三％的受訪者將之視為威脅，只有二四％的人認為是機會。
這個結果並非出於偶然，因為二○○七年的調查問了同樣的問題，反映出相同的分布曲線。
此一現象證明英國確實有其特殊之處，即使並非獨一無二。我們對貿易的看法、開放的心態，以及對全球整合相對良性的反應，都與其他被調查的國家有些不同。本章的焦點在探討我們的開放經濟與都會文化，因為這兩大特質對於我們的整體走向，具有深遠的影響，我們的製造業、智慧財產業，以及服務業，都與我們對全球化的正面態度息息相關。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無論是工黨或保守黨政府——基本上對世界貿易自由開放，而對保護政策存有疑慮。
這種心態上的差異，表現最明顯的便是我們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EU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非常排斥，但好幾個歐陸國家卻非常支持（尤以法國為最），此外，我們對於全球公司彼此併購的趨勢，採取的立場也相當放任。
這倒不是說，我們完全沒有經濟國家主義的傾向，只不過這個傾向通常不會走得太遠而已，一九六○年代末期展開的「我支持英國」（I’m Backing Britain）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支持英國」運動最終失敗的原因，在於英國有從消費者的角度，而非生產者的觀點權衡輕重的傳統。同時這個運動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亦即在現代經濟裡，真的要「買英國貨」，其實非常困難，正如《泰晤士報》以亨氏焗豆（Heinz Baked Beans）為例所分析：豆子來自北美洲，番茄來自葡萄牙，麵粉來自美國，糖來自西印度群島，香料來自熱帶，裡面唯一可以稱為英國的，只有鹽巴和罐頭的金屬，而且亨氏公司九○％為美國所擁有，只因為這罐焗豆是在英國裝起來的，就被當成是英國貨了。
對我來說，「我支持英國」運動最令我反感之處，是運動者設想我們出門工作，或者選擇購買產品，目的全是為了要服務「英國經濟」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根本大錯特錯！經濟應該是要服務我們才對。大部分的人外出工作，是為了要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購買商品，也是為了要使用它們。但這個運動反其道而行，反而要降低我們的生活品質，勉勵大家做不想做的事，買不想買的東西，還要免費加班，這都是讓國人更貧困、而非更富裕的做法。換句話說，這個運動是對我們經濟困境的屈服，而非解決之道。
誠然，降低生活水準有時是必要手段，正如公司有時需要降價競爭，儘管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更大利潤。我在第六章裡將會提出，我們做為一個國家，確實有過度消費的傾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支持英國」運動有其邏輯，但降低生活品質本身，卻絕不應該是一個目標。
如果降低生活水準的用意是為了要提高競爭力，那麼毫無章法地任選商品或產業去支持，意義也不大，最好的方法便是降低英鎊匯率，因為這樣會讓進口的成本提高，但出口的成本下降。
「我支持英國」運動，基本上跟英國的某些天性與歷史發展是背道而馳的，包括我們對開放與國際化的傳統，以及偏重消費者而非生產者權益的價值觀；當我們覺得理當進口時，我們很自然還是會去進口。歷史學家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帝國》（Empire）一書裡，引述了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一七二五年所寫的文字：「比起世上任何其他國家來，英格蘭內部消耗了更多國外種植的物品，由許多不同國家生產、製造、進口而來。」十八世紀時，英國大量進口的貨物包括茶葉、咖啡、糖和菸草，這證明了英國人對外國產品的嗜好其來有自，迄今未減。「我支持英國」運動的發起人們，把英國認同想得過於簡化了，事實上，許多英國公司都有很多國外資金的介入，但一般人多半不是很在意，而此一發展亦早有歷史依據：尼爾．佛格森回溯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時，描述威廉．奧蘭治（William of Orange）從荷蘭來到英國，成為國王威廉三世，與英格蘭瑪莉二世共治英國，佛格森將此評為具有「盎格魯—荷蘭企業合併的性質」，而威廉無異就是被接受成為「英國的新任董事長」。
「我支持英國」運動和其他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行動——如高登．布朗曾提出「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作者」（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的口號——有悖於英國固有脾性，當社會大眾發現運動激發的愛國情操過了頭，變得不再理性時，就會選擇放棄。
英國的經濟實力或有相對疲軟的時候，但在抗拒強硬國家主義的操弄上，一般卻能展現強大的意志力，這對英國經濟的發展影響深遠。
那麼，英國做為一個自由貿易國度，此一天性究竟從何而來？答案還是要從我們做為一個工業國家的歷史中去尋找。自由貿易之成為英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可能應該追溯自一八四六年廢除穀物法（Corn Laws），堪稱一世代的偉大成就，其重要性與象徵意義遠超出法規本身。
在某些方面，穀物法和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旨在保護本國農產品，但說明白了，其實受惠的是當時擁有土地的貴族。法令下的「穀物」包含了一切穀粒——稞麥、大麥、小麥等——對進口穀類採取嚴格限制與極高關稅，以便保障英國生產者的利益。從十七世紀中期到法令廢除的一八四六年之間，英國共通過了一百二十條穀物保護法規。
在這段期間，穀物法並未引起很多注意，因為英國的農業鼎盛，不但自給自足，甚至還有多餘可外銷，不過隨著英國的人口快速激增，以及某些年頭的收成欠佳，尤其是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間爆發了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終於造成一個現象：對穀物的需求不斷增加，但長期以來無法從國外進口以便彌補不足，於是價格上揚；從十八世紀初期到末期，漲幅是兩倍半。對生產者固然是好消息，但消費者卻受不了，遂發生了糧食暴亂。十九世紀初期，正當穀物供需的情況日益惡化之際，國會反而通過了一連串新的穀物法，加強生產者的法律地位，不但給予最低售價的保障，且遠在歷史平均價格之上，更接近戰爭期間暴漲時的價位，於是一八一五年間倫敦街頭發生暴動，抗議法規不公，穀物法乃開始成為辯論的焦點。
正反雙方的拉鋸，是我們今天也都很孰悉的論戰：一方追求保護主義，另一方力主更自由開放的貿易政策，主要差別在於誰站在哪一方。十九世紀初期，是站在街頭抗議、暴亂的群眾要求更自由的機制，但政策制定者們卻主張更加嚴厲的管控。
從政治層面來看，街頭運動者面臨一個困難的關卡，即他們的觀點在國會裡未能獲得充分代表。當時的英國尚未實施全民參政，僅有特權階級具備選舉國會議員的投票資格，因此貴族們的意見——多為土地擁有者，因而也是農業的既得利益者——卻能在國會裡得到十足的表達。
然而穀物法畢竟是經濟而非政治議題，後來經濟因素總算改變了既定的平衡點，使天秤開始朝既得利益者的反方向傾斜。正如第二章已經提過的，工業革命徹底改造了英國，十九世紀期間，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們開始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而工業越進步，農業對英國經濟的重要性就日益降低。一八一五年時，經濟學家大衛．里卡多（David Ricardo）出版了一份手冊，指出穀物法將英國的勞工與資本浪費在農業上，妨礙了國家的進步，若能進口國外穀物，就能釋放珍貴的資源，從事更有生產力的工業。
英國經濟平衡點的轉移，使自由貿易的論述開始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反穀物法聯盟（Anti Corn Law League）於一八三八年成立，成員形形色色，包括紡織業者理查．寇普登（Richard Cobden），也包括企圖推動選舉改革的人士，主張擴大投票權的資格。此外，鐵路建設與郵政的普及，也成為反穀物法聯盟的助力，因為運動人士可以搭火車到全國各地演講，說服廣大的群眾，這在二十年前根本是不可能辦得到的事；而便宜又普及的郵政，也讓聯盟成員可以向選民散布一系列的傳單，清楚論述他們的觀點。寇普登從三個面向主張廢除穀物法：首先，他認為法令的廢除將使人人都能在經濟上受益，因為允許外國穀物進口，將擴張英國物品的外銷市場，從而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造成工資上漲，物價下跌；其次，寇普登認為促進國與國間的貿易，將增強彼此間的互賴，從而減低戰爭的機率，以及因戰亂而導致的經濟破壞；第三，寇普登及其聯盟成員更主張，自由貿易是一種道德選項，因為市民有權利購買最廉價的物品，政府不應干預防杜。換句話說，他們相信消費者的權益應該比生產者更重要。
其中最後一個論點，獲得當時聽眾最大的共鳴，並持續不斷地在英國民間廣泛流傳、開花結果。英國比其他國家都更早成為消費型社會，於是在這樣一個經濟環境裡，消費者也就一直站在具有主導性的地位。
穀物法在一八四六年的廢除有如一個分水嶺，寇普登的運動播下自由貿易的種子，影響所及在今天的政策與民意調查中仍清晰可見。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經濟快速崛起，國與國間日漸升高的軍事緊張情勢，也造成保護主義與高關稅的重新抬頭。以法國為例，提高穀物進口稅，是為了防止美國進口農產品在法國氾濫成災；然而在英國，想法卻很不一樣，因為消費者喜歡購買低價產品，所以並未制訂很多政策去輔助沒落中的農業經濟。
二十世紀初期，其他主要國家的高關稅對英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失業率上升，物價也不斷上漲。當其他國家紛紛採取保護措施時，英國還能繼續堅持自由貿易的政策嗎？在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領導之下，一個強大的政治遊說團體於焉成型，稱為關稅改革（Tariff Reform），旨在透過保護政策幫助國內業者對抗國外產品。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戰火再度點燃，並成為一九○六與一九一○年兩次大選的決戰關鍵。
愛德華時代的自由貿易支持運動，喚起了人們對過去反穀物法聯盟的記憶，他們指出，一八四○年代，保護主義因為貪婪，寧可讓勞工階級挨餓，只為維護穀物生產者的利益。當時還出現了一本暢銷書，記述穀物法廢除之前困苦的生活，包括窮人在夜間偷蘿蔔餵養小孩的故事，因為麵包已經變得太過昂貴，成為特權階級才買得起的奢侈品。
自由貿易被形容為解放勞工階級的武士，穀物法的廢除被看成是英國走向自由的起點，也是讓國家更進步、更民主的基礎，讓每個人的權益都能被放在檯面上考量。英國人傾向消費者的心態在此論戰中展露無遺，正如富蘭克．川特曼（Frank Trentmann）在《自由貿易國度》（Free Trade Nation）書中指出：「自由貿易為人們——尤其是形式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群體，如窮人、女人及兒童——確保了基本物資最公平的價格。」因此他認為對貧困階級來說，自由貿易猶如基本人權。
無論自由貿易支持運動對穀物法歷史的解讀是對是錯，在英國二十世紀初期的辯論大獲全勝，一九○六年的選舉結果，自由貿易支持者獲得壓倒性勝利，並持續影響了一九一○年的選情。儘管關稅改革團體不斷發動攻勢，力求反撲，自由貿易顯然還是英國選民偏愛的選項。
隨著二十世紀的進展，英國卸下了帝國的光環，從經濟的制高點一步步撤退，自由貿易的原則備受打擊，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使英國也開始跟隨保護主義而起舞，到了一九三二年，絕大多數的國外進口產品都要支付一○％的關稅。從時代背景中不難理解制訂保護政策的原因，可是卻不能避免負面效果。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段期間，全球經濟貿易委靡不振，相較於一次大戰之前，以及二次大戰之後的活絡，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在保護主義興盛的期間，各國經濟都只能自求多福，回想一八四○年代，寇普登曾呼亞馬遜（Amazon）網站買折價書的人數，還是遠大於堅持去獨立書店花原價購買同一本書的顧客群。
上述這些本能性的反應，或許解釋了為什麼馬歇爾基金會的問卷調查，會發現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們對中國的經濟進展會有較正面的觀感，因為我們在潛意識裡，將自己放在消費者的位置，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但法國人卻將自己看成是生產者，從而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我無意誇大我們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因為在實際操作上，沒有一個國家是百分之百、毫無疑慮地支持自由貿易。所有國家都會在某些層面上帶有某種程度的經濟國家主義，只不過具有反全球化傾向的國度——如法國——比較容易在他們的行動中表現出此一意圖。
以英國的面積來說，我們全球整合的程度算是相當驚人：我們不只有很龐大的貿易量，也有很多面向國際的服務產業；和歐陸的鄰居相比，我們有相對高比例的英國僱員是在外商公司工作；國外法人機構在英國購買的土地與資產，比其他國家都多；同時我們也在國外購買了大量的資產和土地。
簡言之，我們的歷史塑造了我們對貿易的開放態度，我們的態度塑造了我們的政策，而我們的政策塑造了我們的經濟。再反過來說，我們經濟的演化乃是深植於我們的態度與政策之上。
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成立宗旨在提倡北美與歐洲的互相了解與合作，因此每一年都會進行一項國際調查：「大西洋兩岸趨勢」（Transatlantic Trends）。這項調查涵蓋了十三個國家，廣泛徵詢公眾意見，企圖了解在哪些方面我們的想法非常接近，但在哪些方面，我們的想法又會出現差異。
我對其中一個問題至感興趣：「對於中國崛起，各界看法不一，就經濟而言，有些人將中國視為帶來了新市場與投資的機會，但另有些人卻認為是對我們工作與經濟安全的威脅。你的看法較接近哪一方？」
繼續閱讀之前，請讀者先想一想自己的答案。
在大部分受訪的國家裡，對中國崛起的感受其實是相當負面的，其中兩個反應最正面的國家是英國與荷蘭。根據二○一○年的數據，英、荷兩國都有超過五○％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機會；至於對中國反應最負面的則是法國，六三％的受訪者將之視為威脅，只有二四％的人認為是機會。
這個結果並非出於偶然，因為二○○七年的調查問了同樣的問題，反映出相同的分布曲線。
此一現象證明英國確實有其特殊之處，即使並非獨一無二。我們對貿易的看法、開放的心態，以及對全球整合相對良性的反應，都與其他被調查的國家有些不同。本章的焦點在探討我們的開放經濟與都會文化，因為這兩大特質對於我們的整體走向，具有深遠的影響，我們的製造業、智慧財產業，以及服務業，都與我們對全球化的正面態度息息相關。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無論是工黨或保守黨政府——基本上對世界貿易自由開放，而對保護政策存有疑慮。
這種心態上的差異，表現最明顯的便是我們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EU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非常排斥，但好幾個歐陸國家卻非常支持（尤以法國為最），此外，我們對於全球公司彼此併購的趨勢，採取的立場也相當放任。
這倒不是說，我們完全沒有經濟國家主義的傾向，只不過這個傾向通常不會走得太遠而已，一九六○年代末期展開的「我支持英國」（I’m Backing Britain）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支持英國」運動最終失敗的原因，在於英國有從消費者的角度，而非生產者的觀點權衡輕重的傳統。同時這個運動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亦即在現代經濟裡，真的要「買英國貨」，其實非常困難，正如《泰晤士報》以亨氏焗豆（Heinz Baked Beans）為例所分析：豆子來自北美洲，番茄來自葡萄牙，麵粉來自美國，糖來自西印度群島，香料來自熱帶，裡面唯一可以稱為英國的，只有鹽巴和罐頭的金屬，而且亨氏公司九○％為美國所擁有，只因為這罐焗豆是在英國裝起來的，就被當成是英國貨了。
對我來說，「我支持英國」運動最令我反感之處，是運動者設想我們出門工作，或者選擇購買產品，目的全是為了要服務「英國經濟」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根本大錯特錯！經濟應該是要服務我們才對。大部分的人外出工作，是為了要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購買商品，也是為了要使用它們。但這個運動反其道而行，反而要降低我們的生活品質，勉勵大家做不想做的事，買不想買的東西，還要免費加班，這都是讓國人更貧困、而非更富裕的做法。換句話說，這個運動是對我們經濟困境的屈服，而非解決之道。
誠然，降低生活水準有時是必要手段，正如公司有時需要降價競爭，儘管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更大利潤。我在第六章裡將會提出，我們做為一個國家，確實有過度消費的傾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支持英國」運動有其邏輯，但降低生活品質本身，卻絕不應該是一個目標。
如果降低生活水準的用意是為了要提高競爭力，那麼毫無章法地任選商品或產業去支持，意義也不大，最好的方法便是降低英鎊匯率，因為這樣會讓進口的成本提高，但出口的成本下降。
「我支持英國」運動，基本上跟英國的某些天性與歷史發展是背道而馳的，包括我們對開放與國際化的傳統，以及偏重消費者而非生產者權益的價值觀；當我們覺得理當進口時，我們很自然還是會去進口。歷史學家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帝國》（Empire）一書裡，引述了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一七二五年所寫的文字：「比起世上任何其他國家來，英格蘭內部消耗了更多國外種植的物品，由許多不同國家生產、製造、進口而來。」十八世紀時，英國大量進口的貨物包括茶葉、咖啡、糖和菸草，這證明了英國人對外國產品的嗜好其來有自，迄今未減。「我支持英國」運動的發起人們，把英國認同想得過於簡化了，事實上，許多英國公司都有很多國外資金的介入，但一般人多半不是很在意，而此一發展亦早有歷史依據：尼爾．佛格森回溯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時，描述威廉．奧蘭治（William of Orange）從荷蘭來到英國，成為國王威廉三世，與英格蘭瑪莉二世共治英國，佛格森將此評為具有「盎格魯—荷蘭企業合併的性質」，而威廉無異就是被接受成為「英國的新任董事長」。
「我支持英國」運動和其他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行動——如高登．布朗曾提出「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作者」（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的口號——有悖於英國固有脾性，當社會大眾發現運動激發的愛國情操過了頭，變得不再理性時，就會選擇放棄。
英國的經濟實力或有相對疲軟的時候，但在抗拒強硬國家主義的操弄上，一般卻能展現強大的意志力，這對英國經濟的發展影響深遠。
那麼，英國做為一個自由貿易國度，此一天性究竟從何而來？答案還是要從我們做為一個工業國家的歷史中去尋找。自由貿易之成為英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可能應該追溯自一八四六年廢除穀物法（Corn Laws），堪稱一世代的偉大成就，其重要性與象徵意義遠超出法規本身。
在某些方面，穀物法和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旨在保護本國農產品，但說明白了，其實受惠的是當時擁有土地的貴族。法令下的「穀物」包含了一切穀粒——稞麥、大麥、小麥等——對進口穀類採取嚴格限制與極高關稅，以便保障英國生產者的利益。從十七世紀中期到法令廢除的一八四六年之間，英國共通過了一百二十條穀物保護法規。
在這段期間，穀物法並未引起很多注意，因為英國的農業鼎盛，不但自給自足，甚至還有多餘可外銷，不過隨著英國的人口快速激增，以及某些年頭的收成欠佳，尤其是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間爆發了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終於造成一個現象：對穀物的需求不斷增加，但長期以來無法從國外進口以便彌補不足，於是價格上揚；從十八世紀初期到末期，漲幅是兩倍半。對生產者固然是好消息，但消費者卻受不了，遂發生了糧食暴亂。十九世紀初期，正當穀物供需的情況日益惡化之際，國會反而通過了一連串新的穀物法，加強生產者的法律地位，不但給予最低售價的保障，且遠在歷史平均價格之上，更接近戰爭期間暴漲時的價位，於是一八一五年間倫敦街頭發生暴動，抗議法規不公，穀物法乃開始成為辯論的焦點。
正反雙方的拉鋸，是我們今天也都很孰悉的論戰：一方追求保護主義，另一方力主更自由開放的貿易政策，主要差別在於誰站在哪一方。十九世紀初期，是站在街頭抗議、暴亂的群眾要求更自由的機制，但政策制定者們卻主張更加嚴厲的管控。
從政治層面來看，街頭運動者面臨一個困難的關卡，即他們的觀點在國會裡未能獲得充分代表。當時的英國尚未實施全民參政，僅有特權階級具備選舉國會議員的投票資格，因此貴族們的意見——多為土地擁有者，因而也是農業的既得利益者——卻能在國會裡得到十足的表達。
然而穀物法畢竟是經濟而非政治議題，後來經濟因素總算改變了既定的平衡點，使天秤開始朝既得利益者的反方向傾斜。正如第二章已經提過的，工業革命徹底改造了英國，十九世紀期間，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們開始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而工業越進步，農業對英國經濟的重要性就日益降低。一八一五年時，經濟學家大衛．里卡多（David Ricardo）出版了一份手冊，指出穀物法將英國的勞工與資本浪費在農業上，妨礙了國家的進步，若能進口國外穀物，就能釋放珍貴的資源，從事更有生產力的工業。
英國經濟平衡點的轉移，使自由貿易的論述開始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反穀物法聯盟（Anti Corn Law League）於一八三八年成立，成員形形色色，包括紡織業者理查．寇普登（Richard Cobden），也包括企圖推動選舉改革的人士，主張擴大投票權的資格。此外，鐵路建設與郵政的普及，也成為反穀物法聯盟的助力，因為運動人士可以搭火車到全國各地演講，說服廣大的群眾，這在二十年前根本是不可能辦得到的事；而便宜又普及的郵政，也讓聯盟成員可以向選民散布一系列的傳單，清楚論述他們的觀點。寇普登從三個面向主張廢除穀物法：首先，他認為法令的廢除將使人人都能在經濟上受益，因為允許外國穀物進口，將擴張英國物品的外銷市場，從而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造成工資上漲，物價下跌；其次，寇普登認為促進國與國間的貿易，將增強彼此間的互賴，從而減低戰爭的機率，以及因戰亂而導致的經濟破壞；第三，寇普登及其聯盟成員更主張，自由貿易是一種道德選項，因為市民有權利購買最廉價的物品，政府不應干預防杜。換句話說，他們相信消費者的權益應該比生產者更重要。
其中最後一個論點，獲得當時聽眾最大的共鳴，並持續不斷地在英國民間廣泛流傳、開花結果。英國比其他國家都更早成為消費型社會，於是在這樣一個經濟環境裡，消費者也就一直站在具有主導性的地位。
穀物法在一八四六年的廢除有如一個分水嶺，寇普登的運動播下自由貿易的種子，影響所及在今天的政策與民意調查中仍清晰可見。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經濟快速崛起，國與國間日漸升高的軍事緊張情勢，也造成保護主義與高關稅的重新抬頭。以法國為例，提高穀物進口稅，是為了防止美國進口農產品在法國氾濫成災；然而在英國，想法卻很不一樣，因為消費者喜歡購買低價產品，所以並未制訂很多政策去輔助沒落中的農業經濟。
二十世紀初期，其他主要國家的高關稅對英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失業率上升，物價也不斷上漲。當其他國家紛紛採取保護措施時，英國還能繼續堅持自由貿易的政策嗎？在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領導之下，一個強大的政治遊說團體於焉成型，稱為關稅改革（Tariff Reform），旨在透過保護政策幫助國內業者對抗國外產品。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戰火再度點燃，並成為一九○六與一九一○年兩次大選的決戰關鍵。
愛德華時代的自由貿易支持運動，喚起了人們對過去反穀物法聯盟的記憶，他們指出，一八四○年代，保護主義因為貪婪，寧可讓勞工階級挨餓，只為維護穀物生產者的利益。當時還出現了一本暢銷書，記述穀物法廢除之前困苦的生活，包括窮人在夜間偷蘿蔔餵養小孩的故事，因為麵包已經變得太過昂貴，成為特權階級才買得起的奢侈品。
自由貿易被形容為解放勞工階級的武士，穀物法的廢除被看成是英國走向自由的起點，也是讓國家更進步、更民主的基礎，讓每個人的權益都能被放在檯面上考量。英國人傾向消費者的心態在此論戰中展露無遺，正如富蘭克．川特曼（Frank Trentmann）在《自由貿易國度》（Free Trade Nation）書中指出：「自由貿易為人們——尤其是形式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群體，如窮人、女人及兒童——確保了基本物資最公平的價格。」因此他認為對貧困階級來說，自由貿易猶如基本人權。
無論自由貿易支持運動對穀物法歷史的解讀是對是錯，在英國二十世紀初期的辯論大獲全勝，一九○六年的選舉結果，自由貿易支持者獲得壓倒性勝利，並持續影響了一九一○年的選情。儘管關稅改革團體不斷發動攻勢，力求反撲，自由貿易顯然還是英國選民偏愛的選項。
隨著二十世紀的進展，英國卸下了帝國的光環，從經濟的制高點一步步撤退，自由貿易的原則備受打擊，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使英國也開始跟隨保護主義而起舞，到了一九三二年，絕大多數的國外進口產品都要支付一○％的關稅。從時代背景中不難理解制訂保護政策的原因，可是卻不能避免負面效果。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段期間，全球經濟貿易委靡不振，相較於一次大戰之前，以及二次大戰之後的活絡，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在保護主義興盛的期間，各國經濟都只能自求多福，回想一八四○年代，寇普登曾呼亞馬遜（Amazon）網站買折價書的人數，還是遠大於堅持去獨立書店花原價購買同一本書的顧客群。
上述這些本能性的反應，或許解釋了為什麼馬歇爾基金會的問卷調查，會發現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們對中國的經濟進展會有較正面的觀感，因為我們在潛意識裡，將自己放在消費者的位置，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但法國人卻將自己看成是生產者，從而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我無意誇大我們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因為在實際操作上，沒有一個國家是百分之百、毫無疑慮地支持自由貿易。所有國家都會在某些層面上帶有某種程度的經濟國家主義，只不過具有反全球化傾向的國度——如法國——比較容易在他們的行動中表現出此一意圖。
以英國的面積來說，我們全球整合的程度算是相當驚人：我們不只有很龐大的貿易量，也有很多面向國際的服務產業；和歐陸的鄰居相比，我們有相對高比例的英國僱員是在外商公司工作；國外法人機構在英國購買的土地與資產，比其他國家都多；同時我們也在國外購買了大量的資產和土地。
簡言之，我們的歷史塑造了我們對貿易的開放態度，我們的態度塑造了我們的政策，而我們的政策塑造了我們的經濟。再反過來說，我們經濟的演化乃是深植於我們的態度與政策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