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戰時經濟，決定性的價值轉移
全世界最令人欽佩的法國企業，就是愛馬仕（Hermès），其產品是奢侈品工業中的頂級精品，在世界各地都廣受歡迎。向來注重保密的執行長阿克塞爾．杜馬斯（Axel Dumas），難得的接受了《觀點》（Le Point）雜誌採訪，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時期，如何對其家族事業帶來致命打擊：
「1919年，埃米爾．愛馬仕（Émile Hermès）為了替法國軍隊採購皮革，前往美國。當他抵達時，第一個視覺震撼就是紐約街道上竟然滿是汽車。當時愛馬仕只賣馬匹配件，像是馬鞍、韁繩、轡頭等。
「回到巴黎後，埃米爾告訴他的兄弟，馬匹很快就會被車輛取代，他的兄弟聽完後做出結論，認為愛馬仕必然很快就會消失，應該盡快把這份家族事業賣掉。但埃米爾拒絕這麼做，他買下了兄弟的股份，重新打造愛馬仕，並開發新的產品線。於是製作馬鞍的愛馬仕工匠開始生產汽車用的行李箱，接著是女士用的手提包。」
正因為戰爭期間引起劇烈社會動盪，許多巨大帝國有幸得以建立，抑或慘遭瓦解。因此，了解在此期間如何轉移價值至關重要，這是適應新情勢的唯一辦法。
邁向戰時經濟
從和平經濟過渡到戰時經濟的主要「海嘯」，是價值從需求轉移到生產，更確切的說，轉移到生產瓶頸期。
在和平經濟時期，經濟受到需求驅動，每個競爭者都盡其所能的回應消費者的需求；但在戰時經濟時期，規則改變了。
就像在1940年到1944年間，我們的祖母不會再到蛋奶乳酪專賣店去買霍布洛雄起司（Reblochon）或是洛克福起司（Roquefort），因為她們只買得到耶路撒冷朝鮮薊（topinambour）。
唯有能夠生產的人，才能變得富裕，我們將重新發現生產的重要性，在上一個週期中它被低估了。
某些董事會也已將此納入考量。在法國巴黎證券交易所40家市值最大公司中，40％已任用綜合理工學院，或中央理工學院畢業的工程師進入公司的管理階層。這些理工學院校友終於可以對國立行政學院畢業生展開大反攻，如今行政學院校友僅占高階領導階層的百分之五。
就在不久前，我們接收到第一次警告：現在整個地球都仰賴臺灣的台積電，它是全球唯一以超快速度提供高性能晶片的製造商。一般大眾並不知道它對所有精密電子產品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比如，智慧型手機。
台積電於2010年初即成為iPhone零件的專業製造商，公司市值在10年內翻漲了10倍，目前市值超過5,000億美元（按：根據2024年10月新聞，台積電市值已攀升至9,968億美元，超越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躍居全球第八）。然而，在無意之中，這家企業變成中美之間政治緊張關係的暴風眼，使得臺灣成為技術和政治的熱門議題。
當供應出現翻轉，隨之而來的就是需求受到衝擊，且衝擊規模可能是我們父母輩在1973年所面對的3倍之大。
首先，歐洲能源危機的影響，是根據各國政府設置能源安全計畫的標準來衡量。儘管該措施產生了不良效果，使得汙染最嚴重的能源延長消耗，2022年分配給歐洲人民的補貼飆升，正如我們所見，補貼已超過7,500億歐元，幾乎占GDP的百分之三。接下來，還得重新組織供應鏈，以限制對風險地區的顯著依賴。預計產生的額外成本約為GDP的百分之二。
儘管遷移生產工廠在理論上很有幫助，但實際執行的確困難重重。搬遷工廠會產生龐大的額外成本，甚至需要相當於必要投資的1/3到一半的公共補貼，例如半導體產業，意法半導體集團（STMicroelectronics）到法國設廠、美國的英特爾到德國設廠，即需要大量財政支持。
成功不能只靠運氣。要不就是營業項目難以在市場上脫穎而出，必須依賴規模經濟，以至於成本結構無法與亞洲對手競爭，從賽諾菲（Sanofi）集團分割出來，專注於活性藥物成分領域的製藥公司 EuroAPI 即是一例；要不就是因為產業複雜度高，其產品項目屬於高度分散的價值鏈一部分，只要缺少其中一環便無法完成製品，比如半導體供應鏈裡的特用化學品產業。
下一個罪魁禍首，是食品通貨膨脹，也是在政治層面上最危險的一種通貨膨脹，因為它是歷史上人民起義的根源。
2022年食品通貨膨脹率已上升至近15％，主要由於跨國食品企業的「貪婪膨脹」（greedflation），也就是企業利用通貨再膨脹的暴利效應，趁機漲價，以提高毛利率。這次通膨增加了1.5％到2％的衝擊，並影響了至少10％的家庭支出。
最後一個罪魁禍首，環境轉型的成本。
在傑出經濟學家吉恩．皮薩尼－費里（Jean Pisani-Ferry）的領導下，法國戰略署（France Stratégie）的專家們估計，未來40年環境轉型成本將占GDP的3％到4％；挪威能源集團 Equinor 的總體經濟學家指出，要達成2025年淨零排放，目前全球投資金額僅占所需的1/4。
能源、供應鏈、食品通貨膨脹和環境轉型，這4個要素加總起來產生的消費衝擊約占GDP的10％，是1973年至1975年間因能源單一要素帶來的消費衝擊的3倍。因此，向人民承諾可以維持他們的購買力不變，其實是誤導民眾，他們注定是這四重衝擊的主要受害者。
最好的辦法，是找出造成這種深刻變化的主因，才能確定如何影響其演進過程。如此巨大的經濟衝擊，必然會造成人與人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劇烈動盪。
全世界最令人欽佩的法國企業，就是愛馬仕（Hermès），其產品是奢侈品工業中的頂級精品，在世界各地都廣受歡迎。向來注重保密的執行長阿克塞爾．杜馬斯（Axel Dumas），難得的接受了《觀點》（Le Point）雜誌採訪，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時期，如何對其家族事業帶來致命打擊：
「1919年，埃米爾．愛馬仕（Émile Hermès）為了替法國軍隊採購皮革，前往美國。當他抵達時，第一個視覺震撼就是紐約街道上竟然滿是汽車。當時愛馬仕只賣馬匹配件，像是馬鞍、韁繩、轡頭等。
「回到巴黎後，埃米爾告訴他的兄弟，馬匹很快就會被車輛取代，他的兄弟聽完後做出結論，認為愛馬仕必然很快就會消失，應該盡快把這份家族事業賣掉。但埃米爾拒絕這麼做，他買下了兄弟的股份，重新打造愛馬仕，並開發新的產品線。於是製作馬鞍的愛馬仕工匠開始生產汽車用的行李箱，接著是女士用的手提包。」
正因為戰爭期間引起劇烈社會動盪，許多巨大帝國有幸得以建立，抑或慘遭瓦解。因此，了解在此期間如何轉移價值至關重要，這是適應新情勢的唯一辦法。
邁向戰時經濟
從和平經濟過渡到戰時經濟的主要「海嘯」，是價值從需求轉移到生產，更確切的說，轉移到生產瓶頸期。
在和平經濟時期，經濟受到需求驅動，每個競爭者都盡其所能的回應消費者的需求；但在戰時經濟時期，規則改變了。
就像在1940年到1944年間，我們的祖母不會再到蛋奶乳酪專賣店去買霍布洛雄起司（Reblochon）或是洛克福起司（Roquefort），因為她們只買得到耶路撒冷朝鮮薊（topinambour）。
唯有能夠生產的人，才能變得富裕，我們將重新發現生產的重要性，在上一個週期中它被低估了。
某些董事會也已將此納入考量。在法國巴黎證券交易所40家市值最大公司中，40％已任用綜合理工學院，或中央理工學院畢業的工程師進入公司的管理階層。這些理工學院校友終於可以對國立行政學院畢業生展開大反攻，如今行政學院校友僅占高階領導階層的百分之五。
就在不久前，我們接收到第一次警告：現在整個地球都仰賴臺灣的台積電，它是全球唯一以超快速度提供高性能晶片的製造商。一般大眾並不知道它對所有精密電子產品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比如，智慧型手機。
台積電於2010年初即成為iPhone零件的專業製造商，公司市值在10年內翻漲了10倍，目前市值超過5,000億美元（按：根據2024年10月新聞，台積電市值已攀升至9,968億美元，超越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躍居全球第八）。然而，在無意之中，這家企業變成中美之間政治緊張關係的暴風眼，使得臺灣成為技術和政治的熱門議題。
當供應出現翻轉，隨之而來的就是需求受到衝擊，且衝擊規模可能是我們父母輩在1973年所面對的3倍之大。
首先，歐洲能源危機的影響，是根據各國政府設置能源安全計畫的標準來衡量。儘管該措施產生了不良效果，使得汙染最嚴重的能源延長消耗，2022年分配給歐洲人民的補貼飆升，正如我們所見，補貼已超過7,500億歐元，幾乎占GDP的百分之三。接下來，還得重新組織供應鏈，以限制對風險地區的顯著依賴。預計產生的額外成本約為GDP的百分之二。
儘管遷移生產工廠在理論上很有幫助，但實際執行的確困難重重。搬遷工廠會產生龐大的額外成本，甚至需要相當於必要投資的1/3到一半的公共補貼，例如半導體產業，意法半導體集團（STMicroelectronics）到法國設廠、美國的英特爾到德國設廠，即需要大量財政支持。
成功不能只靠運氣。要不就是營業項目難以在市場上脫穎而出，必須依賴規模經濟，以至於成本結構無法與亞洲對手競爭，從賽諾菲（Sanofi）集團分割出來，專注於活性藥物成分領域的製藥公司 EuroAPI 即是一例；要不就是因為產業複雜度高，其產品項目屬於高度分散的價值鏈一部分，只要缺少其中一環便無法完成製品，比如半導體供應鏈裡的特用化學品產業。
下一個罪魁禍首，是食品通貨膨脹，也是在政治層面上最危險的一種通貨膨脹，因為它是歷史上人民起義的根源。
2022年食品通貨膨脹率已上升至近15％，主要由於跨國食品企業的「貪婪膨脹」（greedflation），也就是企業利用通貨再膨脹的暴利效應，趁機漲價，以提高毛利率。這次通膨增加了1.5％到2％的衝擊，並影響了至少10％的家庭支出。
最後一個罪魁禍首，環境轉型的成本。
在傑出經濟學家吉恩．皮薩尼－費里（Jean Pisani-Ferry）的領導下，法國戰略署（France Stratégie）的專家們估計，未來40年環境轉型成本將占GDP的3％到4％；挪威能源集團 Equinor 的總體經濟學家指出，要達成2025年淨零排放，目前全球投資金額僅占所需的1/4。
能源、供應鏈、食品通貨膨脹和環境轉型，這4個要素加總起來產生的消費衝擊約占GDP的10％，是1973年至1975年間因能源單一要素帶來的消費衝擊的3倍。因此，向人民承諾可以維持他們的購買力不變，其實是誤導民眾，他們注定是這四重衝擊的主要受害者。
最好的辦法，是找出造成這種深刻變化的主因，才能確定如何影響其演進過程。如此巨大的經濟衝擊，必然會造成人與人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劇烈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