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粉碎地圖
如果不用電腦手機查的話，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國家嗎？不確定？答案是大約兩百上下，可能多一點或少一點。現在，把時間快轉到二一五○年。到了那時候，全世界有多少國家？比兩百多？還是少一點？如果有一千國會怎樣？如果只有二十國呢？如果是兩個呢？或者，只剩一個？這樣畫出來的地圖意味著怎麼樣的未來？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會決定一切，那會怎樣？
二○○九年提出這個思考實驗的人，是四十一歲的創投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他靠著創辦PayPal與早期投資臉書（Facebook）賺了一小筆錢，但在金融危機前一年遭到重創。他現在心裡想著一件事：如何逃離徵稅的民主政體。「我再也不相信自由和民主彼此相容，」他寫道，「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的最重要任務，是找到退路逃離所有政治形式。」國家的數目愈多，你就可以有愈多地方放錢，而且，由於擔心嚇走會生金蛋的金雞母，每個國家都愈不可能加稅。「如果想提高自由度，」他說，「就要增加國家的數目。」
提爾提出了一個由數千個政治體構成的世界，這是關於未來會怎麼樣的烏托邦夢想。他沒提到的是，他所描述的未來實際上從很多方面來看已經存在。
標準的全球地圖上顯示的是很不平均的色塊，歐洲和非洲的色塊比較密集，然後慢慢緩和，來到亞洲和北美洲，變成分布面積比較大的色塊。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世界，我們從小學開始就學這個版本，這也是提爾講到想要逃離的世界：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旗幟、自己的國歌、自己的國家服裝與料理。每幾年，奧運的開幕式就會展現這個版本的世界，一再向我們保證這是一個小小的世界。
但如果我們僅用這幅以各個國家拚起來的地圖來看世界，那就錯了。事實上，學者一再提醒我們，現代世界坑坑疤疤、千瘡百孔、破破爛爛、四分五裂、針扎尖刺。在國家領域之內，還有一些非常態的合法空間、非常態領地與特別管轄區，也有各式各樣的城市國家、避稅港、飛地（enclave）、自由港、高科技園區、免稅區和創新中心。這個由國家組成的世界裡充滿各種特區（zone），而，我們直到現在才要開始理解由這些特區定義的政治現實。
什麼叫一個「特區」？從最基本的來說，「特區」是被一個國家劃分出來的飛地 ，不受一般的規範限制。在這些「特區」的範疇內，國家下放一般的徵稅權力，讓投資人高效地自行決定規則。「特區」是準境外（quasi- extraterritorial）的概念，制度上隸屬於母國，但又與母國截然不同。「特區」有百百款；一位官員算過，至少有八十二種。在各式各樣的「特區」裡，比較有名的有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和對外貿易區。在政治經濟光譜上的一端，「特區」可以是跨境製造網絡裡的節點；這種「特區」通常用加刺鐵絲網圍起來，是支付低薪從事生產製造的場域。在另一端，有另一種版本的「特區」：讓跨國企業藏匿獲利的避稅港。經濟學家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把這些被藏起來的利潤稱之為國家的隱藏財富（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企業把利潤放到這些低稅率甚至零稅率管轄區，讓光是美國一國，一年就損失了七百億美元；這類境外避稅區大約握有全世界八．七兆美元的財富。在加勒比海某些小島，註冊在案的企業數目還多過當地居民人數。歐巴馬（Barack Obama）第一次參選美國總統時，點名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的阿格蘭屋（Ugland House），在這棟大樓裡登記了一萬兩千家企業。他說：「此地要不就是史上最大型的建築物，要不就是最大型的稅務詐騙。」事實上，這麼做完全合法，在全球金融體系下再尋常不過了。
全世界有超過五千四百個「特區」，比提爾幻想中構成未來世界的千個政治體制多很多。光是前十年，就出現了一千個新的「特區」，有些區不比一座工廠或倉儲大多少，是全球市場物流迴路上的一個轉接點，或是一個用來儲存、組裝或精修產品以避開關稅的地方。有些則是超大型城市專案，例如南韓的松島新都（New Songdo City）松島國際商業區；沙烏地阿拉伯的新未來城（Neom）；還有日本的藤澤市（Fujisawa），這裡像是私有的城邦，根據自己的規定運作。二○二一年，美國內華達州的議員提出了一個類似概念，指出他們或許可以讓遷到該州的企業自訂法律，回歸一世紀以前的企業城（company town），只是轉個彎改名為「創新特區」。在英國，保守黨政府為了在脫歐（Brexit）之後「提振」去工業化的北方，提出了一套以一連串的免稅區和自由港為重點的計畫。這套計畫的狂想目標是什麼？和杜拜一九八五年成立的傑貝阿里自由貿易區（Jebel Ali Free Zone）一較高下；在杜拜此區，企業享有五十年的免稅假期（tax holiday），還可以取得海外勞工，用簡陋宿舍安置他們，並支付連英國最低工資都不到的薪資就好。
我以穿孔為比喻來講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在國家體制的領土中打洞，創造適用法律不同而且通常不受民主監督的例外特區。哲學家格列瓦．薩瑪友（Grégoire Chamayou）還有另一個比喻，他用一項天牛的專門技能來比喻各種私有化專案：從內部啃食，破壞社會架構。我們可以再去看另一個比喻：把紗線織在一起並在當中留空隙，就成了一片蕾絲，最後呈現的花樣，是空白處襯托出來的樣子，業內人士稱為挖空花樣織法（voided patterning）。要理解世界經濟，就需要學著去看懂空掉的部分。
全世界的各種特區多數都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光中國就有近半數；歐洲和北美加起來不到10％。然而，之後我們會看到，某些最大力支持這類特區的人士都在西方，這些人大力鼓吹用特區來做我稱之為微定序（micro-ordering）的實驗，白話來說，也就是設立小規模的另類政治體制安排。支持特區的人指出，透過脫離與分裂，在國家之內與之外創造不受拘束的自由領地，對其他體制展現教化與示範效果，或可達成自由市場的烏托邦。一九八二年時，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史都華．巴特勒（Stuart Butler）寫道：「 因地制宜的自由可以腐蝕掉周邊不自由體制的基礎。」推動這類穿孔行動的人誇張地自命為「右派的游擊隊」（guerrillas of the Right），透過成立一個又一個特區，收復並解構國家體制。理論說，當資本流入新的低稅率、無規範特區，原本不肯妥協的經濟體就會被迫仿效這些例外狀況。這些從小規模啟動的特區，變成最終的體制新模式。
本書要講一個我稱之為裂隙式資本主義的故事。這個詞，既可以用來描述過去四十年來，民間為了追求利潤與經濟安全，在各個心甘情願的政府配合之下，這個世界陷入的種種雜亂無章，同時也指稱一種審慎的意識形態。裂隙式資本主義這張標籤說的既是世界運作的方式，也是某些特定人士希望繼續導引世界改變的方向。這個詞描述的世界既比過去更緊密聯繫，分裂也更嚴重。裂隙式資本主義者察覺到信號發現社會契約出現變化，便自問他們能否加快分解的動態，並從中獲利。這一群人都是學生，學的是美國作家蘭諾．絲薇佛（Lionel Shriver）在她二○一六年的小說《下顎》（The Mandibles）裡講的「最近萌生的新一類末日經濟學」。
「特區」不僅出現在外面的世界裡，創造特區這種事，一般人家的屋簷下就有。對多數人來說，創造特區指的不是完全脫離或創建新體制，不是去掌握最大的權力，而是展現一些小小的拒絕行為，慢慢累加。有一個市場激進派人士說這叫軟脫離（soft secession）。我們有很多種方法脫離國家，比方說讓小孩離開公立學校、把法定貨幣換成黃金或加密貨幣、搬遷到稅率比較低的地方、取得第二本護照或移居到避稅港。我們可以搬進有門禁的社區並創造小型的私有政府，藉此脫離國家（很多人也確實這麼做了）。在新的千禧年之前，美國南部與西部約有一半的新開發案都是有門禁的總體規劃社區。圍起來的飛地是全球性的現象，從奈及利亞的拉格斯（Lagos）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都有。在印度，有門禁的社區開始透過安裝柵欄占有公共道路，之後更變成圍繞著經濟特區聚集在一起的虛華總體營造「殖民地」。
一位曾為彼得．提爾效命的創投業者發明了一個很妙的詞彙來說明這種軟脫離，他說這叫下拋（underthrow）。他認為，最好的政治模式就是企業，我們可以選擇要不要成為顧客。不喜歡某個商品，就去別的地方買。沒有人會要求我們什麼，我們也不覺得對誰特別有責任。以半世紀前的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的古典二分法來說，我們仰賴的是叛離（exit）而非抗議（voice）。
每有一家企業用掛著黃銅招牌的瑞士或加勒比海公司藏起利潤，每有一次人民為了放牧權和聯邦機構對峙，每有一位被聘來負責巡邏、監禁與突襲的警衛保全、包商或傭兵，這每一種軟脫離行動，都是特區的又一次小小勝利，是整個社會裡的另一個小洞。當我們放棄共同責任，會有些人從中獲得最豐厚的利益，這些人就鼓勵我們生活在特區裡。百年前，強盜富豪（robber baron）建立了公共圖書館，如今，大亨建造的是太空船。本書要講的這段歷史，是近代與我們深陷麻煩的現在：億萬富翁想著如何逃避國家體制，對「公共」這個概念深惡痛絕。本書要講的故事是這些人如何費時幾十年，在社會體制裡鑿出了洞，退出、脫離、背叛整個社會。
要理解裂隙式資本主義有何重要，我們要先往後退一步，回想一下過去幾十年學者不斷在講的大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Berlin Wall）倒塌，開啟了全球化紀元。布魯斯．史特林（Bruce Sterling）在他自己的小說《網中群島》（Islands in the Net）提出了一個高度緊密相連版的世界：「全世界都裹在一張網裡，是一套全球性的神經系統，是數據世界的八爪魚。」最主要的想像畫面是連結方式：藍色的雷射束線把全世界最偏遠的地方都連起來了，變成一整串的交換機，當中的流動很順暢。當時的趨勢就是互聯互通：幾年之內，各種機構組織紛紛成立，比方說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歐盟（European Union）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等。但如果你貼近看的話，也會發現同時間還有另一條線，這條線上呈現的分裂，不輸給整合。一九九○年兩德統一，但隔年蘇聯解體。歐盟成立之時，南斯拉夫（Yugoslavia）分裂。索馬利亞（Somalia）陷入內戰，十餘年都沒有中央政府。
隨著冷戰（Cold War）結束，新藩籬取代了舊障礙。商品與貨幣得以自由流動，但人不行。世界各地豎起了高牆。有人估計，全世界有超過一萬英里（約一萬六千公里）的邊界都有路障加固。一九九○年，美國在聖地牙哥（San Diego）裝上了第一道邊界圍籬。柯林頓總統（President Bill Clinton）鬆綁北美的貿易，但授權執行守門人行動（Operation Gatekeeper），進一步強化南境邊界。柏林圍牆倒下後兩個月，BBC播出一個戲劇節目《向前走》（The March），講述的是一個蘇丹人召集了一群因為戰爭和貧窮而流離失所的人，跨越北非走向歐洲。最後一個畫面是浩浩蕩蕩的隊伍抵達西班牙南部一個度假小鎮，爬上一堵有武裝部隊鎮守的城牆，頭上則有直升機盤旋。一個戴著邁阿密海豚隊（Miami Dolphins）帽子的非洲少年被士兵槍殺，死在海灘上，象徵了世界主義的承諾破滅。光是二○一四這一年，就有超過兩萬四千人為了試著逃到歐洲而命喪大海。全球化是向心力，也是離心力，把所有人都綁在一起，同時也把我們扯開。
本書以一九九○年代為主體，這是一個政治分裂嚴重性遭到低估的時期，也是對國家與後國家的想像遭受嚴酷考驗的時期。我們必須把要講的這十年（這十年基本上以更廣泛的整合和更大型的經濟聯盟為導向）間的故事翻過來看，才能顯露出分離主義者的能量有多深，人們對微定序的實驗又有多狂熱。一九八九年政治科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推測將出現「歷史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他的意思是這個世界以自由民主模式為核心聚合，而且成為只有單一模式、不會遭遇任何競爭的安排全球秩序體制：一個單一的全球性經濟體，裡面仍有國家體制，每一個國家都有疆界，並保有自決，但透過國際公法緊密相連。然而，進行中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演變改變了這幅樣貌。帝國終結與共產主義走到盡頭，催生出一群新的主權國家體制，另一種政治型態也正在成形。自一九九○年代開始，新式的「特區」實體便如火如荼加入了國家體制的行列，直到今日。
「特區」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全球化：全球化是打破世界地圖，變成學者口中所說的「境外列島經濟體」（archipelago economy of offshore），各個地區進入了一場永遠的競爭賽局，爭取到處走走看看的客戶、存款人和投資人。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做出石破天驚的研究，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和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也揭露了讓人下巴都掉下來的內容，在這些之後，我們才開始慢慢更深入理解一種很特別的特區：避稅港。把這種特區視為「儲藏財富」的方法當然是沒錯，但也不僅是這樣而已；我們必須理解，對市場激進主義者而言，這種特區不僅是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還激發了全球整體政治重整。
避稅港對右派資本主義者來說，有很多好用的功能。避稅港這個幽靈，搭配資本出逃的威脅，對西歐與北美現有的社會體制來說，等同於一種勒索。避稅區也是一種替代性的想法，挑戰現代政權共同想像的核心，相信少了民主，資本主義也可以存在。兩德統一時，政治哲學家雷蒙．普蘭特（Raymond Plant）觀察到「由於共產主義在東歐垮台，有人就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間的關係明顯之至，但事實上差的遠了；而且，有些在理性面向來最大力支持自由市場論證的人，現在相當擔心市場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他們的論點是，在西方社會長成的民主，可能不利於壯大與維護市場。」有些人認為，像香港這種長期的化外之境殖民地，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黑人家園（homeland）以及阿拉伯半島的專制主義飛地，都證明了政治自由實際上反而可能有損經濟自由。
不民主的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流傳的範圍比我們想像中更廣大。川普總統（President Donald Trump）的首席經濟顧問兼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被提名人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長久以來就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員，也是右翼主流的知識分子，他就坦白說了：「資本主義的重要性遠高於民主，我甚至不那麼相信民主。」這話可不是爛笑話或是隨便講講，而是一個謹慎建構出來的立場，過去五十年來已經默默地向前推進，形塑了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抱負的高度。
粉碎世界地圖並非一夕之間便成事；背後一直有人不遺餘力鼓動推廣。本書要講的，是在提爾之前與之後的那些人；他們看到了裂縫，大聲叫好。冷戰結束後，他們提出讓人意外的想法：資本主義或許早已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社會民主的超國家體制（superstate）填補了共產主義留下的空缺，政府支出只增不減。資本主義要得到真正勝利，必須更進一步。歷史終點處的局面如果不是在自由民主條件下存在的兩千餘個國家，而是幾萬個彼此競爭的各式各樣政治體制管轄區，那會如何？一位市場激進派人士就說了：「過去兩百年最強大的政治趨勢是政體權力集中化，如果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那會如何？」如果我們需要創立新社會，那會如何？
一九七○年代開始，「特區」成為時髦的替代品，取代了大眾民主的混亂與笨重國家政體的蔓生膨脹。本書要講的主要思想家，他們信奉分離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這本書追蹤全球這群市場激進主義者，檢視他們半世紀以來尋找理想資本主義容身處的足跡。這趟旅程從香港到倫敦碼頭區（London Docklands）再到城市國家新加坡，從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到美國新南方邦聯（neo-Confederate）與美國西部的前邊疆地區（frontier），從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戰爭去到杜拜與全世界最小的小島，最後再到虛擬疆界元宇宙（metaverse）。支持分離是資本主義的人想望的是一種新的烏托邦：一座敏捷、永遠有行動力的資本主義堡壘，不會被尋求更平等的現在與未來的平民老百姓染指。
如果不用電腦手機查的話，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國家嗎？不確定？答案是大約兩百上下，可能多一點或少一點。現在，把時間快轉到二一五○年。到了那時候，全世界有多少國家？比兩百多？還是少一點？如果有一千國會怎樣？如果只有二十國呢？如果是兩個呢？或者，只剩一個？這樣畫出來的地圖意味著怎麼樣的未來？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會決定一切，那會怎樣？
二○○九年提出這個思考實驗的人，是四十一歲的創投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他靠著創辦PayPal與早期投資臉書（Facebook）賺了一小筆錢，但在金融危機前一年遭到重創。他現在心裡想著一件事：如何逃離徵稅的民主政體。「我再也不相信自由和民主彼此相容，」他寫道，「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的最重要任務，是找到退路逃離所有政治形式。」國家的數目愈多，你就可以有愈多地方放錢，而且，由於擔心嚇走會生金蛋的金雞母，每個國家都愈不可能加稅。「如果想提高自由度，」他說，「就要增加國家的數目。」
提爾提出了一個由數千個政治體構成的世界，這是關於未來會怎麼樣的烏托邦夢想。他沒提到的是，他所描述的未來實際上從很多方面來看已經存在。
標準的全球地圖上顯示的是很不平均的色塊，歐洲和非洲的色塊比較密集，然後慢慢緩和，來到亞洲和北美洲，變成分布面積比較大的色塊。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世界，我們從小學開始就學這個版本，這也是提爾講到想要逃離的世界：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旗幟、自己的國歌、自己的國家服裝與料理。每幾年，奧運的開幕式就會展現這個版本的世界，一再向我們保證這是一個小小的世界。
但如果我們僅用這幅以各個國家拚起來的地圖來看世界，那就錯了。事實上，學者一再提醒我們，現代世界坑坑疤疤、千瘡百孔、破破爛爛、四分五裂、針扎尖刺。在國家領域之內，還有一些非常態的合法空間、非常態領地與特別管轄區，也有各式各樣的城市國家、避稅港、飛地（enclave）、自由港、高科技園區、免稅區和創新中心。這個由國家組成的世界裡充滿各種特區（zone），而，我們直到現在才要開始理解由這些特區定義的政治現實。
什麼叫一個「特區」？從最基本的來說，「特區」是被一個國家劃分出來的飛地 ，不受一般的規範限制。在這些「特區」的範疇內，國家下放一般的徵稅權力，讓投資人高效地自行決定規則。「特區」是準境外（quasi- extraterritorial）的概念，制度上隸屬於母國，但又與母國截然不同。「特區」有百百款；一位官員算過，至少有八十二種。在各式各樣的「特區」裡，比較有名的有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和對外貿易區。在政治經濟光譜上的一端，「特區」可以是跨境製造網絡裡的節點；這種「特區」通常用加刺鐵絲網圍起來，是支付低薪從事生產製造的場域。在另一端，有另一種版本的「特區」：讓跨國企業藏匿獲利的避稅港。經濟學家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把這些被藏起來的利潤稱之為國家的隱藏財富（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企業把利潤放到這些低稅率甚至零稅率管轄區，讓光是美國一國，一年就損失了七百億美元；這類境外避稅區大約握有全世界八．七兆美元的財富。在加勒比海某些小島，註冊在案的企業數目還多過當地居民人數。歐巴馬（Barack Obama）第一次參選美國總統時，點名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的阿格蘭屋（Ugland House），在這棟大樓裡登記了一萬兩千家企業。他說：「此地要不就是史上最大型的建築物，要不就是最大型的稅務詐騙。」事實上，這麼做完全合法，在全球金融體系下再尋常不過了。
全世界有超過五千四百個「特區」，比提爾幻想中構成未來世界的千個政治體制多很多。光是前十年，就出現了一千個新的「特區」，有些區不比一座工廠或倉儲大多少，是全球市場物流迴路上的一個轉接點，或是一個用來儲存、組裝或精修產品以避開關稅的地方。有些則是超大型城市專案，例如南韓的松島新都（New Songdo City）松島國際商業區；沙烏地阿拉伯的新未來城（Neom）；還有日本的藤澤市（Fujisawa），這裡像是私有的城邦，根據自己的規定運作。二○二一年，美國內華達州的議員提出了一個類似概念，指出他們或許可以讓遷到該州的企業自訂法律，回歸一世紀以前的企業城（company town），只是轉個彎改名為「創新特區」。在英國，保守黨政府為了在脫歐（Brexit）之後「提振」去工業化的北方，提出了一套以一連串的免稅區和自由港為重點的計畫。這套計畫的狂想目標是什麼？和杜拜一九八五年成立的傑貝阿里自由貿易區（Jebel Ali Free Zone）一較高下；在杜拜此區，企業享有五十年的免稅假期（tax holiday），還可以取得海外勞工，用簡陋宿舍安置他們，並支付連英國最低工資都不到的薪資就好。
我以穿孔為比喻來講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在國家體制的領土中打洞，創造適用法律不同而且通常不受民主監督的例外特區。哲學家格列瓦．薩瑪友（Grégoire Chamayou）還有另一個比喻，他用一項天牛的專門技能來比喻各種私有化專案：從內部啃食，破壞社會架構。我們可以再去看另一個比喻：把紗線織在一起並在當中留空隙，就成了一片蕾絲，最後呈現的花樣，是空白處襯托出來的樣子，業內人士稱為挖空花樣織法（voided patterning）。要理解世界經濟，就需要學著去看懂空掉的部分。
全世界的各種特區多數都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光中國就有近半數；歐洲和北美加起來不到10％。然而，之後我們會看到，某些最大力支持這類特區的人士都在西方，這些人大力鼓吹用特區來做我稱之為微定序（micro-ordering）的實驗，白話來說，也就是設立小規模的另類政治體制安排。支持特區的人指出，透過脫離與分裂，在國家之內與之外創造不受拘束的自由領地，對其他體制展現教化與示範效果，或可達成自由市場的烏托邦。一九八二年時，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史都華．巴特勒（Stuart Butler）寫道：「 因地制宜的自由可以腐蝕掉周邊不自由體制的基礎。」推動這類穿孔行動的人誇張地自命為「右派的游擊隊」（guerrillas of the Right），透過成立一個又一個特區，收復並解構國家體制。理論說，當資本流入新的低稅率、無規範特區，原本不肯妥協的經濟體就會被迫仿效這些例外狀況。這些從小規模啟動的特區，變成最終的體制新模式。
本書要講一個我稱之為裂隙式資本主義的故事。這個詞，既可以用來描述過去四十年來，民間為了追求利潤與經濟安全，在各個心甘情願的政府配合之下，這個世界陷入的種種雜亂無章，同時也指稱一種審慎的意識形態。裂隙式資本主義這張標籤說的既是世界運作的方式，也是某些特定人士希望繼續導引世界改變的方向。這個詞描述的世界既比過去更緊密聯繫，分裂也更嚴重。裂隙式資本主義者察覺到信號發現社會契約出現變化，便自問他們能否加快分解的動態，並從中獲利。這一群人都是學生，學的是美國作家蘭諾．絲薇佛（Lionel Shriver）在她二○一六年的小說《下顎》（The Mandibles）裡講的「最近萌生的新一類末日經濟學」。
「特區」不僅出現在外面的世界裡，創造特區這種事，一般人家的屋簷下就有。對多數人來說，創造特區指的不是完全脫離或創建新體制，不是去掌握最大的權力，而是展現一些小小的拒絕行為，慢慢累加。有一個市場激進派人士說這叫軟脫離（soft secession）。我們有很多種方法脫離國家，比方說讓小孩離開公立學校、把法定貨幣換成黃金或加密貨幣、搬遷到稅率比較低的地方、取得第二本護照或移居到避稅港。我們可以搬進有門禁的社區並創造小型的私有政府，藉此脫離國家（很多人也確實這麼做了）。在新的千禧年之前，美國南部與西部約有一半的新開發案都是有門禁的總體規劃社區。圍起來的飛地是全球性的現象，從奈及利亞的拉格斯（Lagos）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都有。在印度，有門禁的社區開始透過安裝柵欄占有公共道路，之後更變成圍繞著經濟特區聚集在一起的虛華總體營造「殖民地」。
一位曾為彼得．提爾效命的創投業者發明了一個很妙的詞彙來說明這種軟脫離，他說這叫下拋（underthrow）。他認為，最好的政治模式就是企業，我們可以選擇要不要成為顧客。不喜歡某個商品，就去別的地方買。沒有人會要求我們什麼，我們也不覺得對誰特別有責任。以半世紀前的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的古典二分法來說，我們仰賴的是叛離（exit）而非抗議（voice）。
每有一家企業用掛著黃銅招牌的瑞士或加勒比海公司藏起利潤，每有一次人民為了放牧權和聯邦機構對峙，每有一位被聘來負責巡邏、監禁與突襲的警衛保全、包商或傭兵，這每一種軟脫離行動，都是特區的又一次小小勝利，是整個社會裡的另一個小洞。當我們放棄共同責任，會有些人從中獲得最豐厚的利益，這些人就鼓勵我們生活在特區裡。百年前，強盜富豪（robber baron）建立了公共圖書館，如今，大亨建造的是太空船。本書要講的這段歷史，是近代與我們深陷麻煩的現在：億萬富翁想著如何逃避國家體制，對「公共」這個概念深惡痛絕。本書要講的故事是這些人如何費時幾十年，在社會體制裡鑿出了洞，退出、脫離、背叛整個社會。
要理解裂隙式資本主義有何重要，我們要先往後退一步，回想一下過去幾十年學者不斷在講的大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Berlin Wall）倒塌，開啟了全球化紀元。布魯斯．史特林（Bruce Sterling）在他自己的小說《網中群島》（Islands in the Net）提出了一個高度緊密相連版的世界：「全世界都裹在一張網裡，是一套全球性的神經系統，是數據世界的八爪魚。」最主要的想像畫面是連結方式：藍色的雷射束線把全世界最偏遠的地方都連起來了，變成一整串的交換機，當中的流動很順暢。當時的趨勢就是互聯互通：幾年之內，各種機構組織紛紛成立，比方說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歐盟（European Union）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等。但如果你貼近看的話，也會發現同時間還有另一條線，這條線上呈現的分裂，不輸給整合。一九九○年兩德統一，但隔年蘇聯解體。歐盟成立之時，南斯拉夫（Yugoslavia）分裂。索馬利亞（Somalia）陷入內戰，十餘年都沒有中央政府。
隨著冷戰（Cold War）結束，新藩籬取代了舊障礙。商品與貨幣得以自由流動，但人不行。世界各地豎起了高牆。有人估計，全世界有超過一萬英里（約一萬六千公里）的邊界都有路障加固。一九九○年，美國在聖地牙哥（San Diego）裝上了第一道邊界圍籬。柯林頓總統（President Bill Clinton）鬆綁北美的貿易，但授權執行守門人行動（Operation Gatekeeper），進一步強化南境邊界。柏林圍牆倒下後兩個月，BBC播出一個戲劇節目《向前走》（The March），講述的是一個蘇丹人召集了一群因為戰爭和貧窮而流離失所的人，跨越北非走向歐洲。最後一個畫面是浩浩蕩蕩的隊伍抵達西班牙南部一個度假小鎮，爬上一堵有武裝部隊鎮守的城牆，頭上則有直升機盤旋。一個戴著邁阿密海豚隊（Miami Dolphins）帽子的非洲少年被士兵槍殺，死在海灘上，象徵了世界主義的承諾破滅。光是二○一四這一年，就有超過兩萬四千人為了試著逃到歐洲而命喪大海。全球化是向心力，也是離心力，把所有人都綁在一起，同時也把我們扯開。
本書以一九九○年代為主體，這是一個政治分裂嚴重性遭到低估的時期，也是對國家與後國家的想像遭受嚴酷考驗的時期。我們必須把要講的這十年（這十年基本上以更廣泛的整合和更大型的經濟聯盟為導向）間的故事翻過來看，才能顯露出分離主義者的能量有多深，人們對微定序的實驗又有多狂熱。一九八九年政治科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推測將出現「歷史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他的意思是這個世界以自由民主模式為核心聚合，而且成為只有單一模式、不會遭遇任何競爭的安排全球秩序體制：一個單一的全球性經濟體，裡面仍有國家體制，每一個國家都有疆界，並保有自決，但透過國際公法緊密相連。然而，進行中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演變改變了這幅樣貌。帝國終結與共產主義走到盡頭，催生出一群新的主權國家體制，另一種政治型態也正在成形。自一九九○年代開始，新式的「特區」實體便如火如荼加入了國家體制的行列，直到今日。
「特區」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全球化：全球化是打破世界地圖，變成學者口中所說的「境外列島經濟體」（archipelago economy of offshore），各個地區進入了一場永遠的競爭賽局，爭取到處走走看看的客戶、存款人和投資人。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做出石破天驚的研究，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和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也揭露了讓人下巴都掉下來的內容，在這些之後，我們才開始慢慢更深入理解一種很特別的特區：避稅港。把這種特區視為「儲藏財富」的方法當然是沒錯，但也不僅是這樣而已；我們必須理解，對市場激進主義者而言，這種特區不僅是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還激發了全球整體政治重整。
避稅港對右派資本主義者來說，有很多好用的功能。避稅港這個幽靈，搭配資本出逃的威脅，對西歐與北美現有的社會體制來說，等同於一種勒索。避稅區也是一種替代性的想法，挑戰現代政權共同想像的核心，相信少了民主，資本主義也可以存在。兩德統一時，政治哲學家雷蒙．普蘭特（Raymond Plant）觀察到「由於共產主義在東歐垮台，有人就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間的關係明顯之至，但事實上差的遠了；而且，有些在理性面向來最大力支持自由市場論證的人，現在相當擔心市場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他們的論點是，在西方社會長成的民主，可能不利於壯大與維護市場。」有些人認為，像香港這種長期的化外之境殖民地，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黑人家園（homeland）以及阿拉伯半島的專制主義飛地，都證明了政治自由實際上反而可能有損經濟自由。
不民主的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流傳的範圍比我們想像中更廣大。川普總統（President Donald Trump）的首席經濟顧問兼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被提名人史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長久以來就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員，也是右翼主流的知識分子，他就坦白說了：「資本主義的重要性遠高於民主，我甚至不那麼相信民主。」這話可不是爛笑話或是隨便講講，而是一個謹慎建構出來的立場，過去五十年來已經默默地向前推進，形塑了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抱負的高度。
粉碎世界地圖並非一夕之間便成事；背後一直有人不遺餘力鼓動推廣。本書要講的，是在提爾之前與之後的那些人；他們看到了裂縫，大聲叫好。冷戰結束後，他們提出讓人意外的想法：資本主義或許早已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社會民主的超國家體制（superstate）填補了共產主義留下的空缺，政府支出只增不減。資本主義要得到真正勝利，必須更進一步。歷史終點處的局面如果不是在自由民主條件下存在的兩千餘個國家，而是幾萬個彼此競爭的各式各樣政治體制管轄區，那會如何？一位市場激進派人士就說了：「過去兩百年最強大的政治趨勢是政體權力集中化，如果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那會如何？」如果我們需要創立新社會，那會如何？
一九七○年代開始，「特區」成為時髦的替代品，取代了大眾民主的混亂與笨重國家政體的蔓生膨脹。本書要講的主要思想家，他們信奉分離主義，而不是全球主義。這本書追蹤全球這群市場激進主義者，檢視他們半世紀以來尋找理想資本主義容身處的足跡。這趟旅程從香港到倫敦碼頭區（London Docklands）再到城市國家新加坡，從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到美國新南方邦聯（neo-Confederate）與美國西部的前邊疆地區（frontier），從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戰爭去到杜拜與全世界最小的小島，最後再到虛擬疆界元宇宙（metaverse）。支持分離是資本主義的人想望的是一種新的烏托邦：一座敏捷、永遠有行動力的資本主義堡壘，不會被尋求更平等的現在與未來的平民老百姓染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