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美國內部壓力與經濟根源
2-1 美國夢的幻滅與階層固化
美國夢的原始願景
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夢」是一種普遍被相信的理念——任何人，不論出身背景，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機會改善生活、擁有自己的房子、接受良好教育，甚至達到財務自由。這個夢想吸引了全球無數移民，也支撐了美國國內的社會動能。
它的核心並非單純的財富累積，而是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即個人或家庭能夠跨越階層、改善生活條件的能力。這種信念之所以能長期存在，離不開二戰後美國的經濟繁榮、製造業的蓬勃發展，以及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如高速公路、公共教育與住房補貼）。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個夢想開始動搖。社會流動的通路變窄，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現象愈加明顯。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努力就能成功」不再是可行的現實，而更像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口號。
階層固化的經濟根源
階層固化的背後，是多重經濟與制度因素交織的結果。
首先，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擴大了出身差距的影響。美國的公立學校經費主要依賴地方房產稅，高收入社區的學校資源充足、師資優良，而低收入地區則面臨教學資源匱乏、師資流失的困境。這意味著孩子從出生起，就站在不同的起跑點上。
其次，醫療與住房成本的飆升，壓縮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即使有穩定工作，許多中低收入家庭也難以累積足夠的資本進行長期投資，陷入「收入剛好覆蓋生活」的循環。
再者，科技進步與全球化改變了勞動市場結構。大量中等技能的製造業與辦公室工作被外包或自動化取代，而新增的高薪工作多集中在高科技與金融領域，需要高學歷與專業技能，進一步拉大了高低階層的差距。
從「流動的社會」到「鎖死的樓梯」
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社會結構像一個開放的樓梯，人們可以透過教育與努力一步步往上爬。然而，今日的美國更像是一個階梯被鎖住的建築——上層的門緊閉，下層的人很難突破現有位置。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與上一代相比，現在的美國年輕人更有可能停留在父母的收入階層，而不是向上流動。甚至有不少人向下流動——比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條件更差。
社會學家指出，這種固化效應的形成，除了經濟結構的轉變，還與文化因素有關。中上階層家庭會積極投資於子女教育、人脈與課外活動，形成「文化資本」優勢，而低收入家庭則因資源有限難以提供同等支持，導致代際差距進一步擴大。
疫情與階層鴻溝的擴大
2020年的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了階層固化的現象。高收入者多數能在家辦公，收入影響有限，甚至因股市與資產價格上漲而財富增加；而低收入者則集中在零售、餐飲、物流等需要現場工作的行業，不僅面臨健康風險，還因封鎖與需求下降而失業或減薪。
同時，遠距教育的普及讓教育資源差距更加明顯。擁有高速網路、安靜學習環境與家長輔導的學生，能較容易適應線上課程；而缺乏這些條件的學生則出現課業落後，甚至輟學的情況。疫情的衝擊，使得原本已經存在的階層差距被進一步放大。
中產階級的流失與兩極化社會
美國的中產階級長期被視為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近二十年來，中產階級人口比例逐漸下降，社會結構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兩極化趨勢。
中產階級的流失有兩個主要方向：部分人因收入與資產成長而晉升為高收入階層，但更多人則因工作流失、負債增加或生活成本上升而跌入低收入階層。這種結構性轉變，使得社會共識與政治穩定受到挑戰，因為不同階層的利益與價值觀分歧擴大。
美國夢的信任危機
當階層固化與社會兩極化持續發展，「美國夢」的可信度逐漸下降。許多年輕人不再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換來更好的生活，而是認為成功更多取決於家庭背景與既得資源。
這種信任危機，不僅影響個人動機，也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氛圍。部分人轉向尋求短期高報酬的機會，例如投機性投資、即時經濟模式；另一些人則對現有制度失去信心，支持激進的政治改革或更極端的政策立場。
長期影響與潛在轉機
階層固化對經濟與社會的長期影響不容忽視。它可能削弱創新與創業的活力，因為社會流動性低會限制人才的釋放；它也可能加劇政治極化，因為不同階層間缺乏共同利益與理解基礎。
然而，危機也可能催生改革的動能。一些州與城市開始嘗試教育資源均衡化政策、基礎收入試驗與可負擔住房計畫；聯邦層面則討論調整稅制、加強基礎設施投資與勞動權益保障。雖然這些措施仍有爭議，但它們反映了社會對階層固化問題的日益重視。
美國夢的幻滅與重燃：階層固化下的未來抉擇
「美國夢」從曾經的普世信念，走向今日的幻滅與質疑，其背後是一連串經濟結構變遷、制度設計缺陷與全球化衝擊的結果。階層固化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影響社會穩定與政治走向的深層因素。未來，美國能否重建社會流動性與公平機會，將直接決定這個夢想是否有機會再次被點燃。
2-1 美國夢的幻滅與階層固化
美國夢的原始願景
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夢」是一種普遍被相信的理念——任何人，不論出身背景，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機會改善生活、擁有自己的房子、接受良好教育，甚至達到財務自由。這個夢想吸引了全球無數移民，也支撐了美國國內的社會動能。
它的核心並非單純的財富累積，而是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即個人或家庭能夠跨越階層、改善生活條件的能力。這種信念之所以能長期存在，離不開二戰後美國的經濟繁榮、製造業的蓬勃發展，以及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如高速公路、公共教育與住房補貼）。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個夢想開始動搖。社會流動的通路變窄，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現象愈加明顯。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努力就能成功」不再是可行的現實，而更像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口號。
階層固化的經濟根源
階層固化的背後，是多重經濟與制度因素交織的結果。
首先，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擴大了出身差距的影響。美國的公立學校經費主要依賴地方房產稅，高收入社區的學校資源充足、師資優良，而低收入地區則面臨教學資源匱乏、師資流失的困境。這意味著孩子從出生起，就站在不同的起跑點上。
其次，醫療與住房成本的飆升，壓縮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即使有穩定工作，許多中低收入家庭也難以累積足夠的資本進行長期投資，陷入「收入剛好覆蓋生活」的循環。
再者，科技進步與全球化改變了勞動市場結構。大量中等技能的製造業與辦公室工作被外包或自動化取代，而新增的高薪工作多集中在高科技與金融領域，需要高學歷與專業技能，進一步拉大了高低階層的差距。
從「流動的社會」到「鎖死的樓梯」
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社會結構像一個開放的樓梯，人們可以透過教育與努力一步步往上爬。然而，今日的美國更像是一個階梯被鎖住的建築——上層的門緊閉，下層的人很難突破現有位置。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與上一代相比，現在的美國年輕人更有可能停留在父母的收入階層，而不是向上流動。甚至有不少人向下流動——比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條件更差。
社會學家指出，這種固化效應的形成，除了經濟結構的轉變，還與文化因素有關。中上階層家庭會積極投資於子女教育、人脈與課外活動，形成「文化資本」優勢，而低收入家庭則因資源有限難以提供同等支持，導致代際差距進一步擴大。
疫情與階層鴻溝的擴大
2020年的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了階層固化的現象。高收入者多數能在家辦公，收入影響有限，甚至因股市與資產價格上漲而財富增加；而低收入者則集中在零售、餐飲、物流等需要現場工作的行業，不僅面臨健康風險，還因封鎖與需求下降而失業或減薪。
同時，遠距教育的普及讓教育資源差距更加明顯。擁有高速網路、安靜學習環境與家長輔導的學生，能較容易適應線上課程；而缺乏這些條件的學生則出現課業落後，甚至輟學的情況。疫情的衝擊，使得原本已經存在的階層差距被進一步放大。
中產階級的流失與兩極化社會
美國的中產階級長期被視為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近二十年來，中產階級人口比例逐漸下降，社會結構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兩極化趨勢。
中產階級的流失有兩個主要方向：部分人因收入與資產成長而晉升為高收入階層，但更多人則因工作流失、負債增加或生活成本上升而跌入低收入階層。這種結構性轉變，使得社會共識與政治穩定受到挑戰，因為不同階層的利益與價值觀分歧擴大。
美國夢的信任危機
當階層固化與社會兩極化持續發展，「美國夢」的可信度逐漸下降。許多年輕人不再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換來更好的生活，而是認為成功更多取決於家庭背景與既得資源。
這種信任危機，不僅影響個人動機，也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氛圍。部分人轉向尋求短期高報酬的機會，例如投機性投資、即時經濟模式；另一些人則對現有制度失去信心，支持激進的政治改革或更極端的政策立場。
長期影響與潛在轉機
階層固化對經濟與社會的長期影響不容忽視。它可能削弱創新與創業的活力，因為社會流動性低會限制人才的釋放；它也可能加劇政治極化，因為不同階層間缺乏共同利益與理解基礎。
然而，危機也可能催生改革的動能。一些州與城市開始嘗試教育資源均衡化政策、基礎收入試驗與可負擔住房計畫；聯邦層面則討論調整稅制、加強基礎設施投資與勞動權益保障。雖然這些措施仍有爭議，但它們反映了社會對階層固化問題的日益重視。
美國夢的幻滅與重燃：階層固化下的未來抉擇
「美國夢」從曾經的普世信念，走向今日的幻滅與質疑，其背後是一連串經濟結構變遷、制度設計缺陷與全球化衝擊的結果。階層固化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影響社會穩定與政治走向的深層因素。未來，美國能否重建社會流動性與公平機會，將直接決定這個夢想是否有機會再次被點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