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一章】
應對氣候變遷
在技術官僚的理想世界裡，氣候變遷將由一項三管齊下的全球協議處理，其內容包括設定足夠高的全球碳價，或採用同等效果的總量管制和交易制度（cap-and-trade system）；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全球補貼；以及為開發中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援助。現實世界未能做到這三件事，但地方和國家層面沒有經過協調的各種行動卻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進展。我認為這些非正統做法或許能為我們更直接應對氣候變遷奠定基礎。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正統對策的理論基礎。提高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價格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能使排放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變得更接近，並使能源生產者和使用者將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環境損害內部化。補貼綠色創新是必要的，因為促進再生能源和綠色產業發展的新技術是氣候轉型的關鍵組成部分，而考慮到這些新技術對其他經濟領域的正面外溢效應，我們需要增強創新者的誘因。此外，基於務實和公平考量，我們需要為比較貧窮的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這些國家可用於氣候轉型投資的資源是最少的，而迄今為止，全球大部分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富裕國家。因為氣候變遷已成事實，這些減緩氣候變遷的努力必須輔以各國適應氣候變遷的措施，也就是積極投資以增強我們的經濟和人造環境應對高溫和極端天氣事件的韌性。
現實世界圍繞著主權國家運作，幾乎不可能產生接近上述最佳方案的東西。全球氣候峰會、相關的國際會議和國際合作承諾層出不窮，但實質成果寥寥。目前的全球體系圍繞著各國的自願減排承諾，以及為開發中國家提供的零散且有限的臨時資金援助運作。
但是，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了各個地方、國家和區域獨立行動，更積極地推進它們各自的綠色計畫。很少人預料到這一點，因為全球暖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域（commons）問題：碳排放發生在哪裡，以及這種排放在哪裡得到控制都無關緊要。在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只關心自身利益的世界裡，沒有人有動力採取行動減少排放。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但在現實中，商業動機、公眾輿論中的環保意識，加上大家認識到必須調整以適應未來的經濟現實，使事情出現了意料之外的發展，而其中一些努力已經取得顯著成果。
中國大力推動太陽能和風能產業發展的政策，使全球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降低，幅度之大超出了不久之前所有人的估計。美國二○二二年《降低通貨膨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提供的數千億美元綠色補貼，被廣泛視為徹底改變了促進再生能源發展和美國經濟脫碳的情勢，雖然川普試圖逆轉這些政策。在歐洲和其他地區，各地出現了許多碳定價試驗計畫。自二○一三年以來，加州的碳排放總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大幅降低了電力業的排放量，並且帶給州政府超過二百億美元的收入，美國另外十三個州和世界各地許多地方政府也跟著仿效這項制度。據估計，加拿大卑詩省的燃料稅已經使排放量減少了一五％（相較於沒有開徵燃料稅的情況而言）。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地方政治因素對這些政策的設計有重大影響。這往往導致政策結果遠非理想，而且使其他地區或國家必須承受一些代價。中國的綠色產業補貼（起初是補貼太陽能和風能產業，最近擴展到電動車和電池業）雖然無疑有利於我們應對氣候變遷，但一直遭到商業競爭對手猛烈抨擊，而且在美國和歐洲遇到了進口壁壘。美國的《降低通貨膨脹法》因為要求接受補貼的企業從本地採購一些物資，被批評為奉行保護主義。歐盟的排放交易制度（ETS）希望大幅提高歐洲碳價，現在加入了一項機制，針對沒有排放管制的國家施加進口限制。隨著各國更積極補貼從電池到綠氫之類的未來綠色產業，權威人士開始警告世界貿易可能會出現「補貼戰」。
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優先考慮自身商業利益的同時，會設法爭取國內反對者和可能因為綠色政策而利益受損者的支持。從理想方案的角度來看，這種地方政治交易可能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是，它們對全球減排的貢獻很可能超過任何全球碳排放協議可以做到的。我們不能一味追求最佳方案，也不能過度關注上述政策的效率代價。在對抗氣候變遷的過程中，全球爆發補貼戰其實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借用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說法，守護氣候時，極端不是罪惡。（譯注：高華德有此名言：「守護自由時，極端不是罪惡。」）
我們不應該對地方、國家和區域層面的這些努力所能取得的成果過於樂觀，至少現在還不行。從現行趨勢看來，全球暖化勢將超過多數科學家認為審慎的目標限度（升溫攝氏一．五至二度），而且可能將大幅超過。我們仍有大量工作必須進行，包括適應氣候變遷的工作。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全球協調方式的相對低效，同時對地方和國家政治運作產生的混亂方案寄予更多信心。整體而言，這些單邊努力應該得到讚揚和鼓勵，而不是被貶低。正如我在第三章談到，這些舉措不但頗有可能產生顯著的累積效應，而且還可能改變政治格局，使我們有可能採取更具雄心（甚至也更有效）的行動。例如，長期以來，由於共和黨人和依賴化石燃料地區的政治反對，使美國無法以更直接的方法減少碳排放。但隨著綠色產業及其政治影響力的成長，這種政治阻力可能不會再看似無法克服，尤其是因為共和黨占優勢的許多州，例如德州，擁有生產潔淨能源的天然優勢。
現行做法的主要弊端，在於它冷落了開發中國家──也可以說是使開發中國家如坐熱鍋。低收入國家資源匱乏，而且它們需要的技術多數掌握在富裕國家的企業手上。如果沒有優惠融資和取得先進國家技術的途徑，它們將無法實現經濟脫碳，也無法投資於它們的農業、城市和低窪地區所需要的高成本適應措施。這將加劇貧困，而且會使這些國家比較不可能為全球減排帶來重大貢獻。
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在於互惠互利：先進國家向開發中經濟體移轉金融資源和技術，換取這些國家承諾執行為期多年的綠色轉型計畫。我們可以採用多種方式來設計和執行此類協議，視各國具體狀況而定。對於債務壓力巨大的國家，這種協議可以結合提供流動性和債務重組。這種協議不愁找不到財源支持，例如我們可以考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特別提款權、全球財富稅，或短期金融交易稅。如果要同時達成氣候目標和減貧目標，我們似乎迫切需要達成此類協議。但是，過去一直阻礙全球碳排放管制政策的全球合作與協調不足問題，很可能也會成為我們在這方面遇到的一大障礙。或許美國和中國將能放下它們在其他方面的分歧，在這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否則，低收入國家很可能將被迫自求多福。屆時它們不得不繼續依賴私營金融市場，也必須設法增加此類融資管道和降低融資成本。
重振中產階級
如果說氣候變遷是對自然環境最嚴重的威脅，那麼中產階級衰落則是對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最嚴峻的挑戰。我們關心中產階級，可能是因為我們厭惡社會中巨大的所得差距。但無論我們個人對不平等問題看法如何，中產階級的狀況都與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直白而言，中產階級是民主的支柱。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一大群公民生活水準相若、既不太富裕也不太貧窮，而且有某些共同的價值觀和抱負（這一點並非無關），要維持民主治理就會非常困難。所得和價值觀兩極化的社會往往陷入無政府狀態和衝突，又或者最終走向威權統治。社會科學界爭論如何衡量中產階級的規模，以及中產階級是否真的衰落了。但毫無疑問的是，在先進經濟體，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人口比例降低了，經濟不安全感則往上升高，勞動民眾尤其如此。
我們必須為缺乏高等或專業教育背景的多數勞工提供足夠數量的「好工作」，才可能有穩固的中產階級。雖然「好工作」沒有精確的定義，但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這樣的工作：它可以支持並不遠低於國家平均所得的生活水準，而且提供職業發展機會及核心勞動權利，例如集體談判權和不被任意解雇的保障。社會保險、重分配政策，以及強健的福利體制有助減輕物質不平等和經濟不安全感，但如果沒有大量優質就業機會，中產階級是不可能建立的。工作不僅提供收入來源，還賦予當事人自我意識、個人尊嚴和社會認可。因此有這個推論：好工作創造出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維繫民主。
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時代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在助長威權民粹主義的崛起和削弱自由民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也就不應令人意外。如今已有大量學術研究顯示，全球化、自動化、財政緊縮，以及對勞動市場的保護減弱所導致的地方與區域性失業，是右翼民粹主義候選人和政黨在選舉中得到更多支持的主要原因。一項很受重視的研究指出，倘若來自中國的進口增幅只有實際增幅的一半，二○一六年美國大選中的三個關鍵搖擺州將會由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而非川普勝出，使希拉蕊贏得總統大選。雖然在拜登執政期間，最低薪者的實質所得有所增加，但在二○二四年大選中，更多勞工階級選民（尤其是男性選民）轉為支持川普，由此可見上述問題遠未解決。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文獻顯示，經濟失調不僅導致民眾所得受損，還加劇了文化和價值觀的極化。在那些因為與中國貿易而受到較大衝擊的地區，政治中威權主義價值觀抬頭的現象較為顯著，保守派對槍支和宗教的依附增強，白人對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的負面情緒也加劇。敵視特定種族和外來移民，以及仇外心理也許有深厚的文化根源，但經濟不安全感和中產階級就業機會減少也加劇了這些現象。
富裕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提升對教育程度較低勞工的需求以修補勞動市場的裂縫。現行做法全都不足以完全解決問題。正如我之前提到，強化社會安全網並未觸及問題的根源。刺激總合需求可以創造更多低技能就業機會，對解決問題有幫助，但有引發通貨膨脹的風險，而且無論如何，週期性對策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投資於教育總是好事，但對當前這一代勞工幫助甚微。我們需要的是在長期照護和餐飲服務這些不需要大學學歷的職業，最大限度地提升就業品質。促進勞工權利和工會組織可以增強勞工的議價能力，但並不能創造我們真正需要的—為那些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工提供更多優質就業機會。最後，至關重要的是，致力促進製造業回流和投資於製造業新產能沒辦法切中要害，因為我們現在主要仰賴服務業而非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未來也仍將如此。最後這一點需要詳細闡述，因為川普和拜登政府都非常重視將製造業就業機會帶回美國。
表面看來，重振製造業的邏輯似乎清晰且有力。有工會組織的製造業工作過去一直是中產階級的基石。但世界已今非昔比，製造業技術的性質也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因為自動化和其他類型的創新（經濟學家稱之為「有利於技術勞工的技術變革」），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經歷了驚人的成長。在美國，自一九五○年以來的六十年間，製造業勞動生產力增加了近五倍，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力則僅增加了一倍。結果是製造業生產商品的能力大幅提高，但它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相應大幅降低。雖然消費者需求從商品轉向服務，但製造業創造的附加價值（以固定價格計）大致與經濟其他部門同步成長。然而，自一九八○年以來，美國經濟在製造業失去了六百萬份工作，同時在其他領域（主要是服務業）創造了七千三百萬份非農業工作。
在所有先進經濟體（以及多數中等收入國家），製造業就業萎縮似乎已是無可阻擋的趨勢（這是以製造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衡量，以就業人口絕對值衡量未必如此）。扭轉此一趨勢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國近年的經驗說明了箇中困難。川普第一任和拜登政府各以不同方法致力振興製造業就業。川普第一任任內未能提高製造業占非農業就業的比例，依然停在八．五％。拜登總統大幅加大力度，在川普針對中國商品加徵進口關稅的基礎上，為製造業提供大量補貼。但拜登二○二五年一月卸任時，製造業占非農業就業的比例進一步降至歷史新低八．一％。
可能會有人質疑川普和拜登用了錯誤的方法，認為實際上有一些有效得多的策略可用來促進製造業就業。但事實上，即使是我們認為製造業很成功的國家，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以製造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來衡量，德國的製造業規模大於美國，但德國製造業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卻急速下跌。韓國製造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穩步上升，成就斐然，但這並未阻止其製造業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近幾十年來持續下跌。即使是世界製造業強國中國，製造業就業也已經連續萎縮超過十年，無論是製造業就業人口絕對值還是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都是這樣。
政府聚焦於製造業以促進優質就業，有如追逐一個永不可及的目標。即使政府的政策成功提升了製造業投資、產出和附加價值，製造業就業萎縮的趨勢仍然無法逆轉。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服務業仍將是經濟的主要就業引擎。許多服務業工作薪資優渥，令人嚮往。我們不必擔心軟體開發人員或經理人的工作很差。但目前大部分服務業工作是在零售、照護和其他個人服務領域，未來仍將如此。這些工作通常不需要大學學歷，而且在美國之類的經濟體，它們包含最差的一些工作。由此得出一個無可迴避的結論：我們的經濟能否提供大量好工作，主要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提高此類服務業工作的生產力和品質。
我們該如何做到這件事？這是有可能做到的嗎？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套已證實有效的方法可用來提高勞力密集型服務業的生產力。我們必須創新和試驗不同的政策，但我們不必完全從頭開始。我們可以借鑑過去促進工業化的經驗，調整應用於新情境。結果實際上將是一套針對服務業的新產業政策。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種努力在美國會是怎樣的。我將在本書稍後描述一個包含地方和聯邦兩部分的方案。地方部分以地方發展機構、企業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既有的發展和商業援助合作計畫為基礎，這些計畫的目標是重振地方社區和創造優質就業機會。我們在此類地方行動方面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而關於成功所需條件的一些經驗教訓也開始浮現。國家層級的行動將是設立一個高等研究計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致力促進有利於就業的技術創新。技術變革的方向並非只能不利於勞工，政府可以介入加以引導，使創新朝更符合社會利益的方向發展。非常重要的是，這兩個層級的行動都沒有大幅背離美國既有的產業、創新和地方發展政策。但與現行做法不同的是，它們將明確聚焦於服務業和促進優質就業。長期照護、醫療和零售方面的案例（第四章將討論）顯示，組織創新結合技術創新可以引領我們走上正軌。
我們可以得出這個延伸推論：服務業的好工作勢必需要建立起維繫民主的中產階級。
【未完】
應對氣候變遷
在技術官僚的理想世界裡，氣候變遷將由一項三管齊下的全球協議處理，其內容包括設定足夠高的全球碳價，或採用同等效果的總量管制和交易制度（cap-and-trade system）；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全球補貼；以及為開發中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援助。現實世界未能做到這三件事，但地方和國家層面沒有經過協調的各種行動卻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進展。我認為這些非正統做法或許能為我們更直接應對氣候變遷奠定基礎。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正統對策的理論基礎。提高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價格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能使排放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變得更接近，並使能源生產者和使用者將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環境損害內部化。補貼綠色創新是必要的，因為促進再生能源和綠色產業發展的新技術是氣候轉型的關鍵組成部分，而考慮到這些新技術對其他經濟領域的正面外溢效應，我們需要增強創新者的誘因。此外，基於務實和公平考量，我們需要為比較貧窮的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這些國家可用於氣候轉型投資的資源是最少的，而迄今為止，全球大部分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富裕國家。因為氣候變遷已成事實，這些減緩氣候變遷的努力必須輔以各國適應氣候變遷的措施，也就是積極投資以增強我們的經濟和人造環境應對高溫和極端天氣事件的韌性。
現實世界圍繞著主權國家運作，幾乎不可能產生接近上述最佳方案的東西。全球氣候峰會、相關的國際會議和國際合作承諾層出不窮，但實質成果寥寥。目前的全球體系圍繞著各國的自願減排承諾，以及為開發中國家提供的零散且有限的臨時資金援助運作。
但是，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了各個地方、國家和區域獨立行動，更積極地推進它們各自的綠色計畫。很少人預料到這一點，因為全球暖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域（commons）問題：碳排放發生在哪裡，以及這種排放在哪裡得到控制都無關緊要。在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只關心自身利益的世界裡，沒有人有動力採取行動減少排放。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但在現實中，商業動機、公眾輿論中的環保意識，加上大家認識到必須調整以適應未來的經濟現實，使事情出現了意料之外的發展，而其中一些努力已經取得顯著成果。
中國大力推動太陽能和風能產業發展的政策，使全球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降低，幅度之大超出了不久之前所有人的估計。美國二○二二年《降低通貨膨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提供的數千億美元綠色補貼，被廣泛視為徹底改變了促進再生能源發展和美國經濟脫碳的情勢，雖然川普試圖逆轉這些政策。在歐洲和其他地區，各地出現了許多碳定價試驗計畫。自二○一三年以來，加州的碳排放總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大幅降低了電力業的排放量，並且帶給州政府超過二百億美元的收入，美國另外十三個州和世界各地許多地方政府也跟著仿效這項制度。據估計，加拿大卑詩省的燃料稅已經使排放量減少了一五％（相較於沒有開徵燃料稅的情況而言）。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地方政治因素對這些政策的設計有重大影響。這往往導致政策結果遠非理想，而且使其他地區或國家必須承受一些代價。中國的綠色產業補貼（起初是補貼太陽能和風能產業，最近擴展到電動車和電池業）雖然無疑有利於我們應對氣候變遷，但一直遭到商業競爭對手猛烈抨擊，而且在美國和歐洲遇到了進口壁壘。美國的《降低通貨膨脹法》因為要求接受補貼的企業從本地採購一些物資，被批評為奉行保護主義。歐盟的排放交易制度（ETS）希望大幅提高歐洲碳價，現在加入了一項機制，針對沒有排放管制的國家施加進口限制。隨著各國更積極補貼從電池到綠氫之類的未來綠色產業，權威人士開始警告世界貿易可能會出現「補貼戰」。
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優先考慮自身商業利益的同時，會設法爭取國內反對者和可能因為綠色政策而利益受損者的支持。從理想方案的角度來看，這種地方政治交易可能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是，它們對全球減排的貢獻很可能超過任何全球碳排放協議可以做到的。我們不能一味追求最佳方案，也不能過度關注上述政策的效率代價。在對抗氣候變遷的過程中，全球爆發補貼戰其實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借用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說法，守護氣候時，極端不是罪惡。（譯注：高華德有此名言：「守護自由時，極端不是罪惡。」）
我們不應該對地方、國家和區域層面的這些努力所能取得的成果過於樂觀，至少現在還不行。從現行趨勢看來，全球暖化勢將超過多數科學家認為審慎的目標限度（升溫攝氏一．五至二度），而且可能將大幅超過。我們仍有大量工作必須進行，包括適應氣候變遷的工作。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全球協調方式的相對低效，同時對地方和國家政治運作產生的混亂方案寄予更多信心。整體而言，這些單邊努力應該得到讚揚和鼓勵，而不是被貶低。正如我在第三章談到，這些舉措不但頗有可能產生顯著的累積效應，而且還可能改變政治格局，使我們有可能採取更具雄心（甚至也更有效）的行動。例如，長期以來，由於共和黨人和依賴化石燃料地區的政治反對，使美國無法以更直接的方法減少碳排放。但隨著綠色產業及其政治影響力的成長，這種政治阻力可能不會再看似無法克服，尤其是因為共和黨占優勢的許多州，例如德州，擁有生產潔淨能源的天然優勢。
現行做法的主要弊端，在於它冷落了開發中國家──也可以說是使開發中國家如坐熱鍋。低收入國家資源匱乏，而且它們需要的技術多數掌握在富裕國家的企業手上。如果沒有優惠融資和取得先進國家技術的途徑，它們將無法實現經濟脫碳，也無法投資於它們的農業、城市和低窪地區所需要的高成本適應措施。這將加劇貧困，而且會使這些國家比較不可能為全球減排帶來重大貢獻。
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在於互惠互利：先進國家向開發中經濟體移轉金融資源和技術，換取這些國家承諾執行為期多年的綠色轉型計畫。我們可以採用多種方式來設計和執行此類協議，視各國具體狀況而定。對於債務壓力巨大的國家，這種協議可以結合提供流動性和債務重組。這種協議不愁找不到財源支持，例如我們可以考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特別提款權、全球財富稅，或短期金融交易稅。如果要同時達成氣候目標和減貧目標，我們似乎迫切需要達成此類協議。但是，過去一直阻礙全球碳排放管制政策的全球合作與協調不足問題，很可能也會成為我們在這方面遇到的一大障礙。或許美國和中國將能放下它們在其他方面的分歧，在這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否則，低收入國家很可能將被迫自求多福。屆時它們不得不繼續依賴私營金融市場，也必須設法增加此類融資管道和降低融資成本。
重振中產階級
如果說氣候變遷是對自然環境最嚴重的威脅，那麼中產階級衰落則是對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最嚴峻的挑戰。我們關心中產階級，可能是因為我們厭惡社會中巨大的所得差距。但無論我們個人對不平等問題看法如何，中產階級的狀況都與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直白而言，中產階級是民主的支柱。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一大群公民生活水準相若、既不太富裕也不太貧窮，而且有某些共同的價值觀和抱負（這一點並非無關），要維持民主治理就會非常困難。所得和價值觀兩極化的社會往往陷入無政府狀態和衝突，又或者最終走向威權統治。社會科學界爭論如何衡量中產階級的規模，以及中產階級是否真的衰落了。但毫無疑問的是，在先進經濟體，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人口比例降低了，經濟不安全感則往上升高，勞動民眾尤其如此。
我們必須為缺乏高等或專業教育背景的多數勞工提供足夠數量的「好工作」，才可能有穩固的中產階級。雖然「好工作」沒有精確的定義，但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這樣的工作：它可以支持並不遠低於國家平均所得的生活水準，而且提供職業發展機會及核心勞動權利，例如集體談判權和不被任意解雇的保障。社會保險、重分配政策，以及強健的福利體制有助減輕物質不平等和經濟不安全感，但如果沒有大量優質就業機會，中產階級是不可能建立的。工作不僅提供收入來源，還賦予當事人自我意識、個人尊嚴和社會認可。因此有這個推論：好工作創造出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維繫民主。
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時代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在助長威權民粹主義的崛起和削弱自由民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也就不應令人意外。如今已有大量學術研究顯示，全球化、自動化、財政緊縮，以及對勞動市場的保護減弱所導致的地方與區域性失業，是右翼民粹主義候選人和政黨在選舉中得到更多支持的主要原因。一項很受重視的研究指出，倘若來自中國的進口增幅只有實際增幅的一半，二○一六年美國大選中的三個關鍵搖擺州將會由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而非川普勝出，使希拉蕊贏得總統大選。雖然在拜登執政期間，最低薪者的實質所得有所增加，但在二○二四年大選中，更多勞工階級選民（尤其是男性選民）轉為支持川普，由此可見上述問題遠未解決。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文獻顯示，經濟失調不僅導致民眾所得受損，還加劇了文化和價值觀的極化。在那些因為與中國貿易而受到較大衝擊的地區，政治中威權主義價值觀抬頭的現象較為顯著，保守派對槍支和宗教的依附增強，白人對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的負面情緒也加劇。敵視特定種族和外來移民，以及仇外心理也許有深厚的文化根源，但經濟不安全感和中產階級就業機會減少也加劇了這些現象。
富裕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提升對教育程度較低勞工的需求以修補勞動市場的裂縫。現行做法全都不足以完全解決問題。正如我之前提到，強化社會安全網並未觸及問題的根源。刺激總合需求可以創造更多低技能就業機會，對解決問題有幫助，但有引發通貨膨脹的風險，而且無論如何，週期性對策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投資於教育總是好事，但對當前這一代勞工幫助甚微。我們需要的是在長期照護和餐飲服務這些不需要大學學歷的職業，最大限度地提升就業品質。促進勞工權利和工會組織可以增強勞工的議價能力，但並不能創造我們真正需要的—為那些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工提供更多優質就業機會。最後，至關重要的是，致力促進製造業回流和投資於製造業新產能沒辦法切中要害，因為我們現在主要仰賴服務業而非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未來也仍將如此。最後這一點需要詳細闡述，因為川普和拜登政府都非常重視將製造業就業機會帶回美國。
表面看來，重振製造業的邏輯似乎清晰且有力。有工會組織的製造業工作過去一直是中產階級的基石。但世界已今非昔比，製造業技術的性質也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因為自動化和其他類型的創新（經濟學家稱之為「有利於技術勞工的技術變革」），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經歷了驚人的成長。在美國，自一九五○年以來的六十年間，製造業勞動生產力增加了近五倍，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力則僅增加了一倍。結果是製造業生產商品的能力大幅提高，但它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相應大幅降低。雖然消費者需求從商品轉向服務，但製造業創造的附加價值（以固定價格計）大致與經濟其他部門同步成長。然而，自一九八○年以來，美國經濟在製造業失去了六百萬份工作，同時在其他領域（主要是服務業）創造了七千三百萬份非農業工作。
在所有先進經濟體（以及多數中等收入國家），製造業就業萎縮似乎已是無可阻擋的趨勢（這是以製造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衡量，以就業人口絕對值衡量未必如此）。扭轉此一趨勢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國近年的經驗說明了箇中困難。川普第一任和拜登政府各以不同方法致力振興製造業就業。川普第一任任內未能提高製造業占非農業就業的比例，依然停在八．五％。拜登總統大幅加大力度，在川普針對中國商品加徵進口關稅的基礎上，為製造業提供大量補貼。但拜登二○二五年一月卸任時，製造業占非農業就業的比例進一步降至歷史新低八．一％。
可能會有人質疑川普和拜登用了錯誤的方法，認為實際上有一些有效得多的策略可用來促進製造業就業。但事實上，即使是我們認為製造業很成功的國家，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以製造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來衡量，德國的製造業規模大於美國，但德國製造業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卻急速下跌。韓國製造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穩步上升，成就斐然，但這並未阻止其製造業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近幾十年來持續下跌。即使是世界製造業強國中國，製造業就業也已經連續萎縮超過十年，無論是製造業就業人口絕對值還是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都是這樣。
政府聚焦於製造業以促進優質就業，有如追逐一個永不可及的目標。即使政府的政策成功提升了製造業投資、產出和附加價值，製造業就業萎縮的趨勢仍然無法逆轉。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服務業仍將是經濟的主要就業引擎。許多服務業工作薪資優渥，令人嚮往。我們不必擔心軟體開發人員或經理人的工作很差。但目前大部分服務業工作是在零售、照護和其他個人服務領域，未來仍將如此。這些工作通常不需要大學學歷，而且在美國之類的經濟體，它們包含最差的一些工作。由此得出一個無可迴避的結論：我們的經濟能否提供大量好工作，主要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提高此類服務業工作的生產力和品質。
我們該如何做到這件事？這是有可能做到的嗎？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套已證實有效的方法可用來提高勞力密集型服務業的生產力。我們必須創新和試驗不同的政策，但我們不必完全從頭開始。我們可以借鑑過去促進工業化的經驗，調整應用於新情境。結果實際上將是一套針對服務業的新產業政策。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種努力在美國會是怎樣的。我將在本書稍後描述一個包含地方和聯邦兩部分的方案。地方部分以地方發展機構、企業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既有的發展和商業援助合作計畫為基礎，這些計畫的目標是重振地方社區和創造優質就業機會。我們在此類地方行動方面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而關於成功所需條件的一些經驗教訓也開始浮現。國家層級的行動將是設立一個高等研究計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致力促進有利於就業的技術創新。技術變革的方向並非只能不利於勞工，政府可以介入加以引導，使創新朝更符合社會利益的方向發展。非常重要的是，這兩個層級的行動都沒有大幅背離美國既有的產業、創新和地方發展政策。但與現行做法不同的是，它們將明確聚焦於服務業和促進優質就業。長期照護、醫療和零售方面的案例（第四章將討論）顯示，組織創新結合技術創新可以引領我們走上正軌。
我們可以得出這個延伸推論：服務業的好工作勢必需要建立起維繫民主的中產階級。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