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1.自主創新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22年比亞迪以186萬輛的銷量（其中新能源汽車佔比為99.4%），不僅超越了年銷量131萬輛的特斯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品牌，也超越了年銷售量182萬輛的一汽大眾，成為中國本土市場最大的汽車生產企業。若干年後的中國讀者可能會對類似的新聞習以為常：在作為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的中國，一個來自本土的轎車品牌成為其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領頭羊。然而大量長期關注中國自主創新、關注中國汽車工業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歲末年初見證這一事件時，毫無疑問是心潮澎湃的。因為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採用「市場換技術」戰略以來，長期以來沒有本土自主品牌能夠在銷售排行榜上拔得頭籌，甚至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長期都被消費者認為是主要靠低價來謀生存的邊緣廠商；轎車產業中，「老三樣」「中三樣」「新三樣」這些合資企業生產的引進車型長期主導中國國內市場的記憶似乎還並不遙遠。在不少其他產業中，如通信設備製造業（程控交換機和手機等），外資品牌也曾長期在中國市場上具有統治力，甚至一度在數字局用交換機設備市場上造成了「七國八制」的奇葩格局；華為和中興等企業經歷了長期的追趕和競爭，才逐步扭轉這一局面。可以說，中國汽車市場在2022年的變局終於為2005年國家所確立的「自主創新」發展戰略畫下了一個階段性的勝利標誌。它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強音。
然而，通過自主創新來構建中國本土產業競爭力的歷程並沒有就此勝利結束。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無理地制裁中國的高技術企業，並在2018年正式打響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單方面強行對中國實施科技「脫?」。其中，自2018年3月開始到2022年年底，美國合計將近千家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列入了各種管制與制裁清單，包括美國工業和安全局實體清單、軍事最終用戶清單、未經驗證清單、特別指定國民清單、非特別指定國民中國軍工復合體企業清單等，蠻橫地阻斷了這些實體參與全球供應鏈與國際科技交流的渠道。特朗普政府還於2018年發起「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對被美方認定向中國輸出科技信息的科研人員開展調查。儘管這一計劃在2022年2月由美國司法部宣佈終止，但它給部分科研人員造成的困擾依然存在。
對於習慣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十多年通過外貿出口實現快速增長，並且在潛意識裏一直視其為常態的評論家們來說，過去五六年中美關係的實質性變化更像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特殊情況。然而，事實可能並不是這樣的。即便不去歷數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的複雜變化，哪怕只是將目光投放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國政府，我們也可以發現美方針對中國企業在高科技領域和戰略性部門的投資活動的打壓早就開始了。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就一改此前重點關注英國和法國等老牌競爭對手的做法，開始特別關注來自中國的併購申請，自此之後對與中國相關的併購否決持續成為每年CFIUS否決的案件之最。在美國2011年國情咨文中，奧巴馬談及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科技競爭壓力時，甚至直接使用了「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這一在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特別意涵的術語，來刻畫中國科技和產業的崛起給美國帶來的重大危機。事實上，奧巴馬政府也毫不猶豫地在2012年就禁止美國本土電信運營商採購華為的電信設備，正式拉開了美國政府打壓華為的大幕。
「中美貿易戰」「中美科技脫?」可謂21世紀迄今為止全球最重大的國際政治經濟事件之一。美國單方面的打壓嚴重扭曲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外部環境，而且這一局面很可能不會在短期內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大量高新技術企業無法依靠國際分工、通過貿易從國外獲得技術產品與技術服務，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面臨關鍵技術被「卡脖子」、供應鏈遭遇「斷鏈」的困境。這毫無疑問是新時期中國創新發展所面臨的新的嚴峻挑戰，它也要求中國工業的自主創新不應也不能在階段性的成績面前停下腳步，我們亟須在新的環境下繼續自我革新，通過構建自立自強的創新體系來成功地突破外界的強行限制。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2023年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又專門做了針對性調整，並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吹響了新征程的號角。
2.對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事物普遍帶有兩面性。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單方面打壓為中國工業創新發展塑造了極其不利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如果從美國的視角來看打壓中國是符合美國核心利益的，那它恰恰就說明中國的崛起的確挑戰了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主導權。那麼，在過去二三十年裏中國自主創新崛起的經驗就非常值得總結和歸納。當然，我們還能從中挖掘出第三方面來，即如果美國認為它現在對中國的打壓在時機和手段上是合理可行的，就說明中國現階段的創新系統尚存明顯不足。那麼，中國在哪些方面尚未完成創新轉型就是我們當前迫切需要探究的。想要深刻理解相關問題，我們就必須回溯自主創新起源的經濟社會背景以及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機制與過程。
熊彼特等創新研究的先驅者早就指出，真實世界中的創新活動在根本上有異於主流經濟學所做的假定，即企業的行為模式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優化自身行為以獲得最佳收益。創新的「行為優化」的本質在於「創造性破壞」，是企業通過自身的創造性行為不斷地挑戰它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因此，創新競爭要求企業組織在面臨資源約束以及在不充分的信息條件下，依然要為創新活動配置資源和動員組織成員，並長期貫注於創新活動的經驗積累，以創建自身的競爭能力，從而持續動態地改變競爭的約束條件。這就意味?，如果要辨析不同的戰略實踐是否具有發展本土工業技術能力的潛力，我們可以將企業的組織系統作為分析焦點。本書的中心任務就在於為讀者理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發展歷程提供一個以「組織技術學習系統」為中心的分析框架，並以此為主線分析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走上「市場換技術」戰略的歷程，揭示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機制和過程。在理論上，本書的分析依託於創新研究中的「創新型企業理論」......
未完待續
1.自主創新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2022年比亞迪以186萬輛的銷量（其中新能源汽車佔比為99.4%），不僅超越了年銷量131萬輛的特斯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品牌，也超越了年銷售量182萬輛的一汽大眾，成為中國本土市場最大的汽車生產企業。若干年後的中國讀者可能會對類似的新聞習以為常：在作為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的中國，一個來自本土的轎車品牌成為其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領頭羊。然而大量長期關注中國自主創新、關注中國汽車工業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歲末年初見證這一事件時，毫無疑問是心潮澎湃的。因為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採用「市場換技術」戰略以來，長期以來沒有本土自主品牌能夠在銷售排行榜上拔得頭籌，甚至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長期都被消費者認為是主要靠低價來謀生存的邊緣廠商；轎車產業中，「老三樣」「中三樣」「新三樣」這些合資企業生產的引進車型長期主導中國國內市場的記憶似乎還並不遙遠。在不少其他產業中，如通信設備製造業（程控交換機和手機等），外資品牌也曾長期在中國市場上具有統治力，甚至一度在數字局用交換機設備市場上造成了「七國八制」的奇葩格局；華為和中興等企業經歷了長期的追趕和競爭，才逐步扭轉這一局面。可以說，中國汽車市場在2022年的變局終於為2005年國家所確立的「自主創新」發展戰略畫下了一個階段性的勝利標誌。它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強音。
然而，通過自主創新來構建中國本土產業競爭力的歷程並沒有就此勝利結束。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無理地制裁中國的高技術企業，並在2018年正式打響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單方面強行對中國實施科技「脫?」。其中，自2018年3月開始到2022年年底，美國合計將近千家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列入了各種管制與制裁清單，包括美國工業和安全局實體清單、軍事最終用戶清單、未經驗證清單、特別指定國民清單、非特別指定國民中國軍工復合體企業清單等，蠻橫地阻斷了這些實體參與全球供應鏈與國際科技交流的渠道。特朗普政府還於2018年發起「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對被美方認定向中國輸出科技信息的科研人員開展調查。儘管這一計劃在2022年2月由美國司法部宣佈終止，但它給部分科研人員造成的困擾依然存在。
對於習慣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十多年通過外貿出口實現快速增長，並且在潛意識裏一直視其為常態的評論家們來說，過去五六年中美關係的實質性變化更像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特殊情況。然而，事實可能並不是這樣的。即便不去歷數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的複雜變化，哪怕只是將目光投放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國政府，我們也可以發現美方針對中國企業在高科技領域和戰略性部門的投資活動的打壓早就開始了。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就一改此前重點關注英國和法國等老牌競爭對手的做法，開始特別關注來自中國的併購申請，自此之後對與中國相關的併購否決持續成為每年CFIUS否決的案件之最。在美國2011年國情咨文中，奧巴馬談及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科技競爭壓力時，甚至直接使用了「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這一在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特別意涵的術語，來刻畫中國科技和產業的崛起給美國帶來的重大危機。事實上，奧巴馬政府也毫不猶豫地在2012年就禁止美國本土電信運營商採購華為的電信設備，正式拉開了美國政府打壓華為的大幕。
「中美貿易戰」「中美科技脫?」可謂21世紀迄今為止全球最重大的國際政治經濟事件之一。美國單方面的打壓嚴重扭曲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外部環境，而且這一局面很可能不會在短期內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大量高新技術企業無法依靠國際分工、通過貿易從國外獲得技術產品與技術服務，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面臨關鍵技術被「卡脖子」、供應鏈遭遇「斷鏈」的困境。這毫無疑問是新時期中國創新發展所面臨的新的嚴峻挑戰，它也要求中國工業的自主創新不應也不能在階段性的成績面前停下腳步，我們亟須在新的環境下繼續自我革新，通過構建自立自強的創新體系來成功地突破外界的強行限制。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2023年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又專門做了針對性調整，並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吹響了新征程的號角。
2.對自主創新的歷史透視
事物普遍帶有兩面性。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單方面打壓為中國工業創新發展塑造了極其不利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如果從美國的視角來看打壓中國是符合美國核心利益的，那它恰恰就說明中國的崛起的確挑戰了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主導權。那麼，在過去二三十年裏中國自主創新崛起的經驗就非常值得總結和歸納。當然，我們還能從中挖掘出第三方面來，即如果美國認為它現在對中國的打壓在時機和手段上是合理可行的，就說明中國現階段的創新系統尚存明顯不足。那麼，中國在哪些方面尚未完成創新轉型就是我們當前迫切需要探究的。想要深刻理解相關問題，我們就必須回溯自主創新起源的經濟社會背景以及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機制與過程。
熊彼特等創新研究的先驅者早就指出，真實世界中的創新活動在根本上有異於主流經濟學所做的假定，即企業的行為模式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優化自身行為以獲得最佳收益。創新的「行為優化」的本質在於「創造性破壞」，是企業通過自身的創造性行為不斷地挑戰它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因此，創新競爭要求企業組織在面臨資源約束以及在不充分的信息條件下，依然要為創新活動配置資源和動員組織成員，並長期貫注於創新活動的經驗積累，以創建自身的競爭能力，從而持續動態地改變競爭的約束條件。這就意味?，如果要辨析不同的戰略實踐是否具有發展本土工業技術能力的潛力，我們可以將企業的組織系統作為分析焦點。本書的中心任務就在於為讀者理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發展歷程提供一個以「組織技術學習系統」為中心的分析框架，並以此為主線分析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走上「市場換技術」戰略的歷程，揭示自主創新企業崛起的機制和過程。在理論上，本書的分析依託於創新研究中的「創新型企業理論」......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