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但在台灣已經生活三十幾年。當別人聽到我用流利的台語，侃侃而談台灣的歷史事件與社會議題，甚至是講解勞動法時，常常以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但其實我是在馬來西長大的華裔。一九九二年幸運的如願申請到台大社會系社會工作組來台求學，也開啟我在台灣的豐富生活。
雖然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可是我接觸的流行音樂、電影、連續劇都來自台灣。早期馬來西亞盛行台灣的影視流行文化，小時候我會存錢購買台灣歌手的錄音帶，對我來說，那些流行文化映照出台灣經濟起飛的耀眼光芒。因為家人也有「留台生」，所以家裡經常收到新聞局發行的《光華雜誌》，那讓我對台灣戴上一層美好的濾鏡。在雜誌報導中，台灣是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我想像生活在當地的人民都安居樂業，與政府與企業家胼手胝足、共創亮眼的經濟成就，享受經濟起飛的果實。
台灣跟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是藉由工業化途徑達到經濟發展。一九五○年代後，政府積極投資私人企業發展，在政府優厚的補貼和保護下，台灣私人企業逐漸茁壯成長。一九六五年，政府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條例》，在南方海港規劃一塊為外銷打造的特區。隔年，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誕生。政府開放外資，讓私人企業與外國資本結合加速工業化發展，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台灣也在當時的國際分工中，成為美國、日本的周邊加工貿易基地。所謂經濟奇蹟，就是台灣製造業擴張，大量外銷與賺取外匯的時代。
後來在勞陣工作後，我常去有機會到各單位演講，宣揚勞陣的理念，同時讓更多人了解自身的勞動權益。「說到台灣的經濟奇蹟，你們會想到誰？」每次演講，我最喜歡以這個問題當作開場，請聽眾談談他們對經濟奇蹟的認識。
老一輩的人常常提到心目中優秀的經建技術官僚，例如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與蔣經國等人。也有人會提到耳熟能詳的知名企業鉅富，以及他們﹁可歌可泣﹂的傳奇創業故事。主流媒體從不吝為他們做專訪，記錄他們經世治國的事蹟；書店更不乏這些「偉人」的傳記或回憶錄。他們對台灣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和貢獻，每個人都是某一時期台灣工業化的代名詞，姓名更與成功劃上等號。年輕一點的聽眾或許不會提到這幾個名字，但只要接受過完整國民教育，一定都知道台灣曾有一段經濟起飛期。課本上描寫六○年代台灣貿易轉成出口導向，豐沛的外資、廉價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外國市場，讓台灣賺入鉅額的外匯。
然而，如果請勞工家庭的子弟分享父母的生命歷程，那會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儘管同樣經歷經濟成長的年代，但許多人提起家中長輩的經驗，都會描述他們從農村到城市打拚、在工廠加班趕工，領取微薄工資，費盡千辛萬苦才將孩子拉拔長大。相較於經濟奇蹟的光輝歷史，勞工家庭的過往充滿暗淡與心酸。
而學校課本上或許也不會提到，六○到七○年代這個至今仍被視為「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同時也是台灣社會噤若寒蟬的戒嚴年代。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由威權政府高度主導，其核心邏輯在於「先有經濟發展，後有民主化及社會福利」。因此，有限的資源會先投注在有利於資本累積的基礎建設，如碼頭、機場及高速公路，甚至對於資本家的直接補貼。這種觀點強調經濟發展與政治威權統治的因果關係，並進一步強化以產業發展為優先的政治資源分配之正當性。
從整體來看，台灣、韓國與新加坡等多數亞洲國家，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開發獨裁」模式達成經濟高速成長。
然而，為了滿足國家利益和資本累積的需求，國家在政治上往往採取高壓手段，壓抑市民社會發展。因此儘管六○年代台灣勞工數量持續增加，他們的社會地位依然很低，在缺乏法律保障下，基本權益無法受到保障。想當然爾，當時保障勞工集體力量與地位的「勞動三權」等核心權利，同樣遭受威權體制的壓制與打擊。勞動三權包含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是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指的是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協商各項權益的權利，至於爭議權，則是採取集體行動如罷工的基本權利。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下大力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既透過「黨禁」不容許在野黨成立，對於勞工組織工會更是高度管控。可想而知，當時要發起勞工運動或組織工會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長期以來台灣的工會組織率極低，而早期的工會多為所謂「御用工會」（或台大張曉春教授稱之為「閹雞工會」），就是由資方人馬，甚至是由「黨」所把持的工會。過去勞工運動遭到政府打壓，無法自主組織工會，使勞工在面對資方時，幾無空間爭取合理的勞動權益。至於台灣公會自主化運動，則是另一個複雜的故事。
經濟奇蹟的暗影：飛歌與三美事件
在社會沉浸於經濟起飛讚歌的同一個時空背景下，許多令人觸目驚心的職災事件悄然發生。其中一個便是「飛歌事件」。
一九七二年，淡水的海風還帶著鹹味。每天工廠的鐵門準時打開，數千名年輕女孩戴上圍巾、穿著制服，走進飛歌電子公司的廠房。她們的手指靈巧、笑聲清亮，夢想用這份工作替家裡添幾件新衣，或幫忙繳弟妹的學費。然而，沒有人知道空氣中飄浮的灰塵隱含看不見的毒。由於雇主使用含有三氯乙烯跟四氯乙烯的有機溶劑作為工業除污劑，同時疏於設置適當通風措施，這些含有劇毒的物質慢慢滲入女工皮膚與呼吸道。漸漸地，有人皮膚開始發紅、發癢，有人臉上浮現水泡。然而女工依然強忍疼痛與恐懼，繼續工作。當飛歌電子成為新聞焦點那天，有七個女孩的名字出現在報紙，其中三人在這場「怪病」中被奪去性命，最年輕的女孩才十五歲。
那個年代的台灣，社會高舉經濟奇蹟的旗幟昂然前行，卻鮮少有人願意思考奇蹟的光輝，是藉由誰的青春與身體燃燒而成。直到飛歌等事件發生，像一道突兀的裂縫劃開表層，社會也開始關注勞工安全衛生這個理應確保的基本防線。新聞曝光後，許多女工在恐慌下大量離職，在缺工壓力之下，才讓社會不得不重視職業安全立法這個需求。
同一時期也發生幾起相同悲劇，包括高雄的日商三美與美之美電子工廠，都有女工因吸入有毒化學溶劑導致肝中毒死亡。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個清晨，一群女工從旗津中洲趕往前鎮加工出口區上班。她們由於怕遲到被扣全勤獎金，擠上了原本限載十五人、卻塞進超過五十名乘客與貨物的民營渡船「高中六號」。當時船隻剛離岸就開始進水，因而急忙返航，卻因重心不穩翻覆。儘管部分乘客跳海逃生，但有二十五名年輕女工被困在船艙，最終葬身海底。這些女性被合葬於「二十五淑女墓」，多年後被遷入靈骨塔，原址則改建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提醒世人這起沉痛的通勤職災。
幾件悲劇發生後，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四年通過《勞工安全衛生法》。這部法律像一盞遲來太久的燈，之所以被點燃，並非因為台灣工運蓬勃發展，而是無數勞工的犧牲累積到社會再也無法忽視的地步。此外，政府也於一九七五年大幅修改《工廠法》，規定女工若需夜間加班，雇主必須取得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備妥宿舍或交通接送，以確保其通勤安全；違者將面臨罰金。一九八四年通過的《勞動基準法》則延續相關保護條款，成為保障女工的重要基石。
在課堂上，我常提及這段鮮少為人所知的歷史，告訴學生：這群女工的消殞提醒我們，勞動不該以生命為代價，每個人都應有免於職災的恐懼。她們未竟的故事成為台灣勞動與經濟史上慘痛的一頁，催促更多人繼續走在改革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的道路上。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但在台灣已經生活三十幾年。當別人聽到我用流利的台語，侃侃而談台灣的歷史事件與社會議題，甚至是講解勞動法時，常常以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但其實我是在馬來西長大的華裔。一九九二年幸運的如願申請到台大社會系社會工作組來台求學，也開啟我在台灣的豐富生活。
雖然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可是我接觸的流行音樂、電影、連續劇都來自台灣。早期馬來西亞盛行台灣的影視流行文化，小時候我會存錢購買台灣歌手的錄音帶，對我來說，那些流行文化映照出台灣經濟起飛的耀眼光芒。因為家人也有「留台生」，所以家裡經常收到新聞局發行的《光華雜誌》，那讓我對台灣戴上一層美好的濾鏡。在雜誌報導中，台灣是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我想像生活在當地的人民都安居樂業，與政府與企業家胼手胝足、共創亮眼的經濟成就，享受經濟起飛的果實。
台灣跟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是藉由工業化途徑達到經濟發展。一九五○年代後，政府積極投資私人企業發展，在政府優厚的補貼和保護下，台灣私人企業逐漸茁壯成長。一九六五年，政府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條例》，在南方海港規劃一塊為外銷打造的特區。隔年，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誕生。政府開放外資，讓私人企業與外國資本結合加速工業化發展，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台灣也在當時的國際分工中，成為美國、日本的周邊加工貿易基地。所謂經濟奇蹟，就是台灣製造業擴張，大量外銷與賺取外匯的時代。
後來在勞陣工作後，我常去有機會到各單位演講，宣揚勞陣的理念，同時讓更多人了解自身的勞動權益。「說到台灣的經濟奇蹟，你們會想到誰？」每次演講，我最喜歡以這個問題當作開場，請聽眾談談他們對經濟奇蹟的認識。
老一輩的人常常提到心目中優秀的經建技術官僚，例如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與蔣經國等人。也有人會提到耳熟能詳的知名企業鉅富，以及他們﹁可歌可泣﹂的傳奇創業故事。主流媒體從不吝為他們做專訪，記錄他們經世治國的事蹟；書店更不乏這些「偉人」的傳記或回憶錄。他們對台灣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和貢獻，每個人都是某一時期台灣工業化的代名詞，姓名更與成功劃上等號。年輕一點的聽眾或許不會提到這幾個名字，但只要接受過完整國民教育，一定都知道台灣曾有一段經濟起飛期。課本上描寫六○年代台灣貿易轉成出口導向，豐沛的外資、廉價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外國市場，讓台灣賺入鉅額的外匯。
然而，如果請勞工家庭的子弟分享父母的生命歷程，那會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儘管同樣經歷經濟成長的年代，但許多人提起家中長輩的經驗，都會描述他們從農村到城市打拚、在工廠加班趕工，領取微薄工資，費盡千辛萬苦才將孩子拉拔長大。相較於經濟奇蹟的光輝歷史，勞工家庭的過往充滿暗淡與心酸。
而學校課本上或許也不會提到，六○到七○年代這個至今仍被視為「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同時也是台灣社會噤若寒蟬的戒嚴年代。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由威權政府高度主導，其核心邏輯在於「先有經濟發展，後有民主化及社會福利」。因此，有限的資源會先投注在有利於資本累積的基礎建設，如碼頭、機場及高速公路，甚至對於資本家的直接補貼。這種觀點強調經濟發展與政治威權統治的因果關係，並進一步強化以產業發展為優先的政治資源分配之正當性。
從整體來看，台灣、韓國與新加坡等多數亞洲國家，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開發獨裁」模式達成經濟高速成長。
然而，為了滿足國家利益和資本累積的需求，國家在政治上往往採取高壓手段，壓抑市民社會發展。因此儘管六○年代台灣勞工數量持續增加，他們的社會地位依然很低，在缺乏法律保障下，基本權益無法受到保障。想當然爾，當時保障勞工集體力量與地位的「勞動三權」等核心權利，同樣遭受威權體制的壓制與打擊。勞動三權包含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是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指的是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協商各項權益的權利，至於爭議權，則是採取集體行動如罷工的基本權利。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下大力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既透過「黨禁」不容許在野黨成立，對於勞工組織工會更是高度管控。可想而知，當時要發起勞工運動或組織工會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長期以來台灣的工會組織率極低，而早期的工會多為所謂「御用工會」（或台大張曉春教授稱之為「閹雞工會」），就是由資方人馬，甚至是由「黨」所把持的工會。過去勞工運動遭到政府打壓，無法自主組織工會，使勞工在面對資方時，幾無空間爭取合理的勞動權益。至於台灣公會自主化運動，則是另一個複雜的故事。
經濟奇蹟的暗影：飛歌與三美事件
在社會沉浸於經濟起飛讚歌的同一個時空背景下，許多令人觸目驚心的職災事件悄然發生。其中一個便是「飛歌事件」。
一九七二年，淡水的海風還帶著鹹味。每天工廠的鐵門準時打開，數千名年輕女孩戴上圍巾、穿著制服，走進飛歌電子公司的廠房。她們的手指靈巧、笑聲清亮，夢想用這份工作替家裡添幾件新衣，或幫忙繳弟妹的學費。然而，沒有人知道空氣中飄浮的灰塵隱含看不見的毒。由於雇主使用含有三氯乙烯跟四氯乙烯的有機溶劑作為工業除污劑，同時疏於設置適當通風措施，這些含有劇毒的物質慢慢滲入女工皮膚與呼吸道。漸漸地，有人皮膚開始發紅、發癢，有人臉上浮現水泡。然而女工依然強忍疼痛與恐懼，繼續工作。當飛歌電子成為新聞焦點那天，有七個女孩的名字出現在報紙，其中三人在這場「怪病」中被奪去性命，最年輕的女孩才十五歲。
那個年代的台灣，社會高舉經濟奇蹟的旗幟昂然前行，卻鮮少有人願意思考奇蹟的光輝，是藉由誰的青春與身體燃燒而成。直到飛歌等事件發生，像一道突兀的裂縫劃開表層，社會也開始關注勞工安全衛生這個理應確保的基本防線。新聞曝光後，許多女工在恐慌下大量離職，在缺工壓力之下，才讓社會不得不重視職業安全立法這個需求。
同一時期也發生幾起相同悲劇，包括高雄的日商三美與美之美電子工廠，都有女工因吸入有毒化學溶劑導致肝中毒死亡。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個清晨，一群女工從旗津中洲趕往前鎮加工出口區上班。她們由於怕遲到被扣全勤獎金，擠上了原本限載十五人、卻塞進超過五十名乘客與貨物的民營渡船「高中六號」。當時船隻剛離岸就開始進水，因而急忙返航，卻因重心不穩翻覆。儘管部分乘客跳海逃生，但有二十五名年輕女工被困在船艙，最終葬身海底。這些女性被合葬於「二十五淑女墓」，多年後被遷入靈骨塔，原址則改建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提醒世人這起沉痛的通勤職災。
幾件悲劇發生後，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四年通過《勞工安全衛生法》。這部法律像一盞遲來太久的燈，之所以被點燃，並非因為台灣工運蓬勃發展，而是無數勞工的犧牲累積到社會再也無法忽視的地步。此外，政府也於一九七五年大幅修改《工廠法》，規定女工若需夜間加班，雇主必須取得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備妥宿舍或交通接送，以確保其通勤安全；違者將面臨罰金。一九八四年通過的《勞動基準法》則延續相關保護條款，成為保障女工的重要基石。
在課堂上，我常提及這段鮮少為人所知的歷史，告訴學生：這群女工的消殞提醒我們，勞動不該以生命為代價，每個人都應有免於職災的恐懼。她們未竟的故事成為台灣勞動與經濟史上慘痛的一頁，催促更多人繼續走在改革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