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閱

後記二 我想寫一本媽媽也能讀完的書

二○二三年初夏,當我完成書稿,我問媽媽:「媽媽,這一路走來,你感受如何?」

媽媽用微信傳來:「寫書是我女子的夢想,夢想成真。辛苦了。」

二○二○年秋天來深圳做保潔員的時候,媽媽已經四十年沒拿過筆和書本了,幾乎算個文盲。因為要看我寫的故事,媽媽開始閱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跳過去,然後盲猜整句話的意思。我每寫完一篇初稿,會先列印出來,把字級放大給媽媽看。媽媽的標準很簡單也很嚴格:讀不讀得通,讀不讀得完。如果她能讀通,又能讀完,她就告訴我,還不錯。

我每次都懷著忐忑的心情等待媽媽的回應,我在無數個下班回家後的夜晚,看到媽媽戴著老花眼鏡端著A4紙張在沙發上小聲默念我的文稿。媽媽語感很好,識字越來越多。她會告訴我哪裡寫得不對,哪裡還需要補充。我也會給她回饋,讓她多留心哪些細節、哪些人。媽媽開玩笑說:「你從我這裡套消息。」再後來,得益於短影音教學,媽媽慢慢學會了拼音輸入法,學會了在手機上打字,我們的線上溝通就不再只是長長的語音了。

我聽了她的話,用媽媽也能讀完這本書的要求去寫整本書。我保留了她日常對話中的陝南方言,儘量用比較樸素的語句行文。

媽媽是我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

但我一開始去寫媽媽在深圳做保潔的故事,是奔著想解決我們母女關係的危機,想和她達成理解而去的。

當時的我,剛從記者轉行進入大廠不久,在職場上,我面臨很多挫折和壓力,感到自己被「系統」綁架。父母重新跟我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給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適。在那租來的狹小的房間裡,經常爆發爭吵,我們母女理直氣壯地互相看不慣。一次爭吵之後,母親一把鼻涕一把淚要收拾包袱走人。要不是她不會在手機上買票,又找不到去車站的路,估計會真的離開。

心平氣和下來之後,我決定,不再管束她了。試著從瞭解媽媽在超級商場的保潔工作開始去理解她。媽媽給我帶來了非常具體又生動的「附近」素描,一個我很少留意但又處處在接觸的保潔員群體的生存境況拼圖。

我白天在一個嚴密的系統裡做著「螺絲釘」般的工作,在高速運轉中印證自己的價值。我在辦公大樓上班的時候,我知道媽媽也同時在工作。在晚上,她會給我帶來跟我職場體驗完全不一樣的故事。然後我可以在假日把故事寫出來。在疫情紛紛擾擾的社會大背景下,這種合作讓我獲得一種寧靜的秩序。讓我感到我不僅僅只有上班一件事可做,在工作之外還可以有自己的「飛地」。這推動著我更自信地應對本職工作,更多地去行動,讓二者互為支撐。

隨著媽媽更換工作地點,給我帶回來的故事越來越多,我開始在假日的時候,進入保潔員的工作現場。一開始只是幫她打掃衛生,因為她腿不大好,家裡人都認為需要協助她。隨著去的次數越來越多,我開始有意識地去觀察保潔員這個群體,尤其是那些保潔阿姨們。

了解得越多——尤其是二○二一年,因為姑姑離世,我們重新回到故鄉,回望自己的成長——我越來越意識到,我有很多看似努力的行為,看似接觸到的圈子,其實不堪一擊。我跟保潔員們有一樣的來處,都是「無法豁出去」的人。只有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出身,我的地基才能足夠踏實。

我們應該意識到:眼睛沒有看到,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沒有發生;也並不意味著,只要假裝沒有發生,一切都完美無缺。我們應該警惕用「勤勞」、「無私奉獻」這樣的詞彙去讚美保潔員對城市清潔的付出,而忽略、無視他們無法被保障的實質權益——這不合理且荒謬。

保潔是一份極致壓榨個人時間而獲得報酬的工作。如我書中所寫,即使如此,卻只有深圳這樣的城市才能容納這些老年人。他們都在用「工作」,來為自己賺取養老錢,獲得一份搖搖晃晃的安全感。與在工地上有明確的「清退令」不同,保潔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隱性的,有騰挪空間,可以協商的。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超齡」老人加入保潔隊伍,深圳保潔員的生存縫隙在不斷被壓縮。我所認識的這些保潔員,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發揮自身能動性,盡力在身體還能動的時候,讓自己有「工」可做,不至於連勞動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尋找機會,明確知道深圳只是賺錢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個階層劃分中的地位。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只是總在城市的邊緣處。

他們也是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我們。

我並不希望引發過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透過保潔員群體的故事,我們也能關照自身的處境,對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希望我們能多關心這個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個人在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做選擇,理解一個人的命運並不僅僅由他「是否足夠努力」而決定。

當我逐漸看清維持這座超級城市乾淨地運轉背後的具體的人,我會時刻提醒自己,在上洗手間的時候不要把水滴在地上,紙巾扔在垃圾桶裡,避免增加保潔員的工作量。垃圾儘量做好分類,不只是為了響應政府號召,而是想到這樣可以減少類似像雨虹阿姨這樣的分揀員的精力。在辦公室碰到保潔阿姨,我也會點頭致意或簡要攀談,對身邊的陌生人盡可能釋放善意。

雖然我的出發點是想從媽媽那裡獲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隨著我寫作的深入,我發現,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間。我們依然會因為一些小事爭吵,但同時,我們也彼此都更相信對方,更堅定地支持對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繼續做保潔工作、閱讀、認字,她不遺餘力地支持我寫作。本質上,是媽媽和我一起完成了這本書。

本書除媽媽「春香」為真名外,其餘均為化名。雖然我很想用真名,但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還在深圳繼續做保潔工作,有的保潔員並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在做保潔。他們很少在老家的人面前說自己在做的工作,我媽媽也是,他們用貶低自己工作的方式來評價自己,並不認同自己所從事的「保潔員」職業,認為這是「下等人」做的事。她總覺得相比那些拿著養老金的老人,她自己沒有一點用處。親戚朋友問起來,媽媽總含糊其辭地說:「掙點小錢。」有的阿姨下班後,會先去洗手間把工作服換掉,穿上自帶的衣服,把髮箍摘掉,頭髮重新紮起來,不想被人認出是一個保潔員。為避免給他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一些涉及隱私的地方做了模糊處理。對於我堅持要寫上媽媽的真名,媽媽表示:「你總歸有你的理由,況且老家的人已經瞞不住了。」

這些跟我有過交往,跟媽媽共事過、成為朋友,現在還經常見面打交道的保潔員,大多來自中國大地上某一個普通的鄉村,普通的縣城。他們來深圳之前,雙腳都曾沾滿泥土,大部分人在生命力蓬勃的青壯年時期,在官方語境中,他們有一個身分定位——農民工。我給他們取化名的時候,常用的是山川四季、花草樹木。感謝他們曾如此真誠地對待一個保潔員的女兒,向我敞開他們的世界。
金石堂門市 全家便利商店 萊爾富便利商店 7-11便利商店
World wide
活動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