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鑄假幣成為流行
在武帝之前，漢代的貨幣主要是文帝時期推出的四銖錢，錢幣6枚重一兩，其面值和所含銅的價值相近。朝廷甚至允許民間鑄造貨幣，只要鑄幣達到政府規定的規格，都可以進入市場流通。漢武帝採納酷吏張湯的意見，依靠政權的力量創造兩種新型的貨幣：皮幣和白金。這兩種貨幣的面值與真實價值嚴重不符，皇帝借助它們從民間抽取大量的「鑄幣稅」。
由於皮幣兌換率不合理，近乎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所以市場拒絕接納皮幣。因此要推行皮幣，必須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依照漢代的禮儀，諸侯朝覲、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漢武帝就看上這塊市場，他規定諸侯在貢獻玉璧的場合，都必須用皮幣當墊子，襯在玉璧下面。一個玉璧有時只值幾千錢，而它的墊子卻要40萬錢，等於讓諸侯花大錢買一塊不值錢的皮子。
如果說，皮幣是為了搜刮諸侯的錢，那麼白金則是直接從民間搜錢。所謂的白金是銀、錫合金，漢代的法定貨幣是黃金和銅幣，銀並不屬於法定貨幣，所以皇帝決定利用它。漢武帝製作的白金貨幣有三種：一種重8兩，圓形，上面有龍形圖案，叫做白選，一枚價值3,000錢；另一種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馬的圖案，價值500錢；第三種更小，橢圓形，有龜形圖案，價值300錢。由於民間本來不使用銀和錫做貨幣，加上白金的價格被嚴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2/3，出現巨大的價差。
民間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這類貨幣，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鑄假幣，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幾年，越來越多人加入偷鑄錢幣、使用假幣的行列。為了應付上述問題，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監控市場，官僚階層也因此變得更加龐大。這件事導致日後政府更加深度的介入金融業，將其收歸國有。
另外按照法律規定，那些偷鑄貨幣的人會被判處死刑。但由於這個行業可以謀取暴利，在嚴刑重法之下人們仍然趨之若鶩。當所有的人都參與犯罪時，法律就像是靠概率決定的射擊遊戲，誰被打中誰就自認倒楣，沒有被打中的繼續犯罪。但是，沒有被打中的總是大多數。
對於白金持有異議的官員，也遭到排擠甚至被殺害。這位倒楣的官員是掌管財政的大司農，名叫顏異。漢武帝聽從張湯的意見創造皮幣時，派人徵求顏異的看法，主管財政的顏異表示不贊同，說道：「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幾千錢，而現在規定玉璧必須墊上皮幣，但其價值卻值40萬錢，這不是本末倒置嗎？」武帝聽了很不高興，張湯便乘機找人告發顏異，說他有意見不好好提，心懷不滿、犯下腹誹之罪，應當將其處死。
顏異之死向百官指明方向，哪怕有一點不贊成，他們也不敢表示。此後武帝開始變本加厲，用張湯的標準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在官員的推波助瀾下，武帝的政策已經被執行到荒謬的程度。在高峰時期，西漢每100個人中，就有5個人因偷鑄貨幣而被判死罪。在這些犯罪的人中，有大約1/5的偷鑄犯被抓，剩下的則繼續逍遙法外。
五年後，漢武帝意識到政府不能靠滅絕人民來施行政策，所以他推行挽救措施，簽署赦免令，赦免幾10萬偷鑄犯的死刑。由於朝廷保證犯人自首就可以獲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萬人自首，而沒有自首的人至少還有一半。到最後，白金終於支撐不下去而被廢止。這次貨幣改革不僅沒有滿足皇帝的需求，反而造成市場的混亂。如果要解決財政危機，必須從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這時，國家壟斷制度已經呼之欲出。漢武帝最終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無止境的獲得收入，就必須把政府變成一家龐大的企業，為的就是為創造利潤，政府想要多少，就供應多少，此為官營壟斷之源頭。這個辦法也影響了未來兩千多年中國的經濟和財政。
司馬懿的統一大計，重點是財政
魏齊王正始4年（西元243年），司馬氏逐漸掌握曹魏的實權。司馬懿開始著手籌劃統一三國的大計。這時距離蜀漢滅亡還有整整20年，距離東吳滅亡還有37年。司馬懿有一位叫做鄧艾的謀臣，是三國時期最著名的戰將之一。二十年後，正是他率兵滅蜀漢。
鄧艾除了敢冒險、能打仗之外，還是有名的財政專家。在司馬懿籌劃統一時，鄧艾寫了一篇〈濟河論〉，向宣帝（晉武帝追諡司馬懿的廟號）提出他的觀點。鄧艾看上許都以東壽春地區的土地。在三國時代，魏國要進攻吳國，兩條路中幾乎必選其一：一條經襄陽、一條經壽春。當壽春被魏國占領時，這裡還是一片尚待開發的土地，位於與吳國對峙的正前線。但是，這裡的土地非常肥沃，當北方的土地都已經被開發得差不多時，鄧艾發現，壽春正是一個天賜的糧食生產基地。
他認為由於缺乏水利設施，這裡的土地雖然肥沃卻產量不高，如果開鑿運河灌溉，土地產量可以提升3倍。只要5萬士兵參與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繳500萬石的稻穀作為軍糧。經過六、七年後，就可以湊夠3,000萬石的糧食，為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提議受到司馬懿的大力稱讚，並立即實行。曹魏在此大修水利、興兵屯田，南方的氣象也為之一變，官田和民田交錯其間，一片繁忙景象。
司馬懿之所以能夠接納鄧艾的方法，是因為他本人也是有名的財政專家。起初，作為曹操的手下，司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據他的計算，當時有二十多萬人因為戰亂，而脫離農業生產。正是因為看到這些閒置勞力的存在，曹操才對屯田有了足夠的信心。
洛陽以南的中部地帶，也就是荊州以北，靠近吳、蜀的前線。當蜀將關羽入侵這片地區之後，許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決定收攏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們遷往北方安置。司馬懿阻止曹操的做法，他認為關羽的侵襲不會持久，日後，這些人還會返回家鄉耕種，如果把他們遷往別的地方，反而使民眾因思鄉而降低耕種意願，還讓前線變得更加空虛。曹操再次採納司馬懿的意見，這片肥沃的土地仍然保持著繁榮，為日後進軍江南做好準備。
司馬懿除了理解財政之外，更懂得拿捏人民與政府之間的距離。他認為雖然要重視財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擾民過甚。隨著魏國擴張，一些新的邊境地區加了進來，這些地區的人民大都沒有戶籍，因此，政府想透過核查來落實戶籍制度，便於未來徵稅，但司馬懿不贊同這麼早清查戶籍。他說吳國和蜀國，正是因為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來防範百姓、徵收苛稅，所以百姓才拋棄了他們。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嚴密的戶籍網絡，也不要干擾人民的生活，要讓他們安樂。只有人民安居樂業，政府才會富足，否則，登記戶籍也沒有用。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隋代的土地，比21世紀的中國還大
隋文帝對於財政之用心，在還沒有當皇帝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他擔任相國時，北周的大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預感到他要篡權，一一起兵發難。在鎮壓他們的過程中，僅賞賜士兵的錢就上億，也讓隋文帝感受到財政的重要。
得天下之後，由於興修新的首都大興城，從山東地區（崤山以東的河南、山西等地）徵調大量民工。這個地區原屬於北齊，戶籍制度本來就不夠清晰，許多人逃避政府徵調，於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戶籍的念頭。
由於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齊和北周）是按戶納稅，在北齊地區內，許多大家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口人，這些人共同算是一戶，只納一份稅。隋文帝乘機打散大家庭，規定叔伯兄弟必須分家，避免逃戶現象。經過這次大檢查，政府從民間獲得44萬3,000戶新勞力，人口也增加164萬。
調查山東地區十分成功，隋文帝為此感到非常滿意。群臣立即抓準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熲乘機上本，要求向全國推廣整理戶籍的經驗，同時要把這些成果改為制度。在高熲的建議下，隋文帝建立起一套更加嚴苛的戶籍制度。政府統一制定稅收戶籍冊發給各個州縣，而各州縣的戶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
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朝廷幾乎掌控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人能夠逃避稅收和勞役。可惜的是，為了引起皇上重視，官員開始迎合與浮誇虛報，在隋文帝的號召下，戶籍和土地資料都被誇大，而且誇大得很嚴重。
最能反映浮誇情況的，是隋代的土地資料。開皇9年（西元589年），根據政府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19億4,000萬畝。這個數字放在隋代，可能人們不會覺得異常，但如果放在現代，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因為隋代的一畝是240平方步，每步6尺，每尺大約30公分，換算下來，比現在的一畝多0.1畝。19億4,000萬畝換算成現代算法，大約是21億3,000萬畝土地。而根據2013年的統計資料，中國的耕地數量不到20億3,000萬畝。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21世紀的現在都大！隋代的統治疆域比現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數量已經超過現代，這怎麼可能？答案就是官員浮誇。
事實上，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5億畝（現代畝）左右，明代之後才大幅度攀升。隋文帝的土地普查資料，已經偏離實際資料的4倍。當皇帝重視農業，希望農業取得發展時，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的誇大統計資料，但這也意味著更高的稅收，使民間的負擔猛然加重。
隋文帝雖然生活節儉，卻常大興土木。他當皇帝之後，修建新的都城大興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仁壽宮，開挖一條從大興城到潼關的廣通河。這三大工程都耗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煬帝之所以熱衷於建設更加宏偉的工程，靈感就來自於他父親的三大工程。
在建設仁壽宮時，開山填谷，工期緊迫，大批勞工死去，因而被扔到坑裡，僅蓋上土石了事。宮殿建成後，文帝來視察，路的兩旁就堆滿死屍。由於臨時無法處理，監工的大臣楊素只能命人燒掉屍體。
但即使全國有這麼多的災難，在徵稅機構的高效運作下，隋文帝仍然國庫滿盈，從來沒有空虛過。皇帝彷彿有發不完的錢，給百官的俸祿和功臣的賞賜優厚，對出征陳朝的將士的賞賜從京城的朱雀門開始，一直排到京城的南郊，一次就發放高達三百多萬段布帛。就算這樣，政府的錢仍然花不完。
在武帝之前，漢代的貨幣主要是文帝時期推出的四銖錢，錢幣6枚重一兩，其面值和所含銅的價值相近。朝廷甚至允許民間鑄造貨幣，只要鑄幣達到政府規定的規格，都可以進入市場流通。漢武帝採納酷吏張湯的意見，依靠政權的力量創造兩種新型的貨幣：皮幣和白金。這兩種貨幣的面值與真實價值嚴重不符，皇帝借助它們從民間抽取大量的「鑄幣稅」。
由於皮幣兌換率不合理，近乎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所以市場拒絕接納皮幣。因此要推行皮幣，必須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依照漢代的禮儀，諸侯朝覲、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漢武帝就看上這塊市場，他規定諸侯在貢獻玉璧的場合，都必須用皮幣當墊子，襯在玉璧下面。一個玉璧有時只值幾千錢，而它的墊子卻要40萬錢，等於讓諸侯花大錢買一塊不值錢的皮子。
如果說，皮幣是為了搜刮諸侯的錢，那麼白金則是直接從民間搜錢。所謂的白金是銀、錫合金，漢代的法定貨幣是黃金和銅幣，銀並不屬於法定貨幣，所以皇帝決定利用它。漢武帝製作的白金貨幣有三種：一種重8兩，圓形，上面有龍形圖案，叫做白選，一枚價值3,000錢；另一種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馬的圖案，價值500錢；第三種更小，橢圓形，有龜形圖案，價值300錢。由於民間本來不使用銀和錫做貨幣，加上白金的價格被嚴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2/3，出現巨大的價差。
民間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這類貨幣，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鑄假幣，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幾年，越來越多人加入偷鑄錢幣、使用假幣的行列。為了應付上述問題，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監控市場，官僚階層也因此變得更加龐大。這件事導致日後政府更加深度的介入金融業，將其收歸國有。
另外按照法律規定，那些偷鑄貨幣的人會被判處死刑。但由於這個行業可以謀取暴利，在嚴刑重法之下人們仍然趨之若鶩。當所有的人都參與犯罪時，法律就像是靠概率決定的射擊遊戲，誰被打中誰就自認倒楣，沒有被打中的繼續犯罪。但是，沒有被打中的總是大多數。
對於白金持有異議的官員，也遭到排擠甚至被殺害。這位倒楣的官員是掌管財政的大司農，名叫顏異。漢武帝聽從張湯的意見創造皮幣時，派人徵求顏異的看法，主管財政的顏異表示不贊同，說道：「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幾千錢，而現在規定玉璧必須墊上皮幣，但其價值卻值40萬錢，這不是本末倒置嗎？」武帝聽了很不高興，張湯便乘機找人告發顏異，說他有意見不好好提，心懷不滿、犯下腹誹之罪，應當將其處死。
顏異之死向百官指明方向，哪怕有一點不贊成，他們也不敢表示。此後武帝開始變本加厲，用張湯的標準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在官員的推波助瀾下，武帝的政策已經被執行到荒謬的程度。在高峰時期，西漢每100個人中，就有5個人因偷鑄貨幣而被判死罪。在這些犯罪的人中，有大約1/5的偷鑄犯被抓，剩下的則繼續逍遙法外。
五年後，漢武帝意識到政府不能靠滅絕人民來施行政策，所以他推行挽救措施，簽署赦免令，赦免幾10萬偷鑄犯的死刑。由於朝廷保證犯人自首就可以獲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萬人自首，而沒有自首的人至少還有一半。到最後，白金終於支撐不下去而被廢止。這次貨幣改革不僅沒有滿足皇帝的需求，反而造成市場的混亂。如果要解決財政危機，必須從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這時，國家壟斷制度已經呼之欲出。漢武帝最終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無止境的獲得收入，就必須把政府變成一家龐大的企業，為的就是為創造利潤，政府想要多少，就供應多少，此為官營壟斷之源頭。這個辦法也影響了未來兩千多年中國的經濟和財政。
司馬懿的統一大計，重點是財政
魏齊王正始4年（西元243年），司馬氏逐漸掌握曹魏的實權。司馬懿開始著手籌劃統一三國的大計。這時距離蜀漢滅亡還有整整20年，距離東吳滅亡還有37年。司馬懿有一位叫做鄧艾的謀臣，是三國時期最著名的戰將之一。二十年後，正是他率兵滅蜀漢。
鄧艾除了敢冒險、能打仗之外，還是有名的財政專家。在司馬懿籌劃統一時，鄧艾寫了一篇〈濟河論〉，向宣帝（晉武帝追諡司馬懿的廟號）提出他的觀點。鄧艾看上許都以東壽春地區的土地。在三國時代，魏國要進攻吳國，兩條路中幾乎必選其一：一條經襄陽、一條經壽春。當壽春被魏國占領時，這裡還是一片尚待開發的土地，位於與吳國對峙的正前線。但是，這裡的土地非常肥沃，當北方的土地都已經被開發得差不多時，鄧艾發現，壽春正是一個天賜的糧食生產基地。
他認為由於缺乏水利設施，這裡的土地雖然肥沃卻產量不高，如果開鑿運河灌溉，土地產量可以提升3倍。只要5萬士兵參與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繳500萬石的稻穀作為軍糧。經過六、七年後，就可以湊夠3,000萬石的糧食，為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提議受到司馬懿的大力稱讚，並立即實行。曹魏在此大修水利、興兵屯田，南方的氣象也為之一變，官田和民田交錯其間，一片繁忙景象。
司馬懿之所以能夠接納鄧艾的方法，是因為他本人也是有名的財政專家。起初，作為曹操的手下，司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據他的計算，當時有二十多萬人因為戰亂，而脫離農業生產。正是因為看到這些閒置勞力的存在，曹操才對屯田有了足夠的信心。
洛陽以南的中部地帶，也就是荊州以北，靠近吳、蜀的前線。當蜀將關羽入侵這片地區之後，許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決定收攏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們遷往北方安置。司馬懿阻止曹操的做法，他認為關羽的侵襲不會持久，日後，這些人還會返回家鄉耕種，如果把他們遷往別的地方，反而使民眾因思鄉而降低耕種意願，還讓前線變得更加空虛。曹操再次採納司馬懿的意見，這片肥沃的土地仍然保持著繁榮，為日後進軍江南做好準備。
司馬懿除了理解財政之外，更懂得拿捏人民與政府之間的距離。他認為雖然要重視財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擾民過甚。隨著魏國擴張，一些新的邊境地區加了進來，這些地區的人民大都沒有戶籍，因此，政府想透過核查來落實戶籍制度，便於未來徵稅，但司馬懿不贊同這麼早清查戶籍。他說吳國和蜀國，正是因為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來防範百姓、徵收苛稅，所以百姓才拋棄了他們。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嚴密的戶籍網絡，也不要干擾人民的生活，要讓他們安樂。只有人民安居樂業，政府才會富足，否則，登記戶籍也沒有用。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隋代的土地，比21世紀的中國還大
隋文帝對於財政之用心，在還沒有當皇帝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他擔任相國時，北周的大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預感到他要篡權，一一起兵發難。在鎮壓他們的過程中，僅賞賜士兵的錢就上億，也讓隋文帝感受到財政的重要。
得天下之後，由於興修新的首都大興城，從山東地區（崤山以東的河南、山西等地）徵調大量民工。這個地區原屬於北齊，戶籍制度本來就不夠清晰，許多人逃避政府徵調，於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戶籍的念頭。
由於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齊和北周）是按戶納稅，在北齊地區內，許多大家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口人，這些人共同算是一戶，只納一份稅。隋文帝乘機打散大家庭，規定叔伯兄弟必須分家，避免逃戶現象。經過這次大檢查，政府從民間獲得44萬3,000戶新勞力，人口也增加164萬。
調查山東地區十分成功，隋文帝為此感到非常滿意。群臣立即抓準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熲乘機上本，要求向全國推廣整理戶籍的經驗，同時要把這些成果改為制度。在高熲的建議下，隋文帝建立起一套更加嚴苛的戶籍制度。政府統一制定稅收戶籍冊發給各個州縣，而各州縣的戶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
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朝廷幾乎掌控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人能夠逃避稅收和勞役。可惜的是，為了引起皇上重視，官員開始迎合與浮誇虛報，在隋文帝的號召下，戶籍和土地資料都被誇大，而且誇大得很嚴重。
最能反映浮誇情況的，是隋代的土地資料。開皇9年（西元589年），根據政府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19億4,000萬畝。這個數字放在隋代，可能人們不會覺得異常，但如果放在現代，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因為隋代的一畝是240平方步，每步6尺，每尺大約30公分，換算下來，比現在的一畝多0.1畝。19億4,000萬畝換算成現代算法，大約是21億3,000萬畝土地。而根據2013年的統計資料，中國的耕地數量不到20億3,000萬畝。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21世紀的現在都大！隋代的統治疆域比現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數量已經超過現代，這怎麼可能？答案就是官員浮誇。
事實上，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5億畝（現代畝）左右，明代之後才大幅度攀升。隋文帝的土地普查資料，已經偏離實際資料的4倍。當皇帝重視農業，希望農業取得發展時，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的誇大統計資料，但這也意味著更高的稅收，使民間的負擔猛然加重。
隋文帝雖然生活節儉，卻常大興土木。他當皇帝之後，修建新的都城大興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仁壽宮，開挖一條從大興城到潼關的廣通河。這三大工程都耗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煬帝之所以熱衷於建設更加宏偉的工程，靈感就來自於他父親的三大工程。
在建設仁壽宮時，開山填谷，工期緊迫，大批勞工死去，因而被扔到坑裡，僅蓋上土石了事。宮殿建成後，文帝來視察，路的兩旁就堆滿死屍。由於臨時無法處理，監工的大臣楊素只能命人燒掉屍體。
但即使全國有這麼多的災難，在徵稅機構的高效運作下，隋文帝仍然國庫滿盈，從來沒有空虛過。皇帝彷彿有發不完的錢，給百官的俸祿和功臣的賞賜優厚，對出征陳朝的將士的賞賜從京城的朱雀門開始，一直排到京城的南郊，一次就發放高達三百多萬段布帛。就算這樣，政府的錢仍然花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