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上海銀行家群像與蔣介石父子的權力棋局
4／國民黨生財有道——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蔣介石化名「蔣偉記」潛入上海證交所，暗中籌措資金。金融市場成為權力運作的舞台，金權與政治交織，揭示革命背後不為人知的資本布局。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由孫中山發起創辦，由於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虞洽卿和陳果夫等人的參與，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還是新興官商結合的典型代表，並最終在歷史的舞台上嶄露頭角。
一九一四年底，北洋政府頒布了《證券交易所法》，孫中山先生認為創設交易所，可以為革命事業提供活動經費，因為他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為經費所困，後來與上海工商界人士相商後，決定發起創辦證券物品交易所。但孫中山不想親自出面，遂委託張靜江、虞洽卿、戴季陶、聞蘭亭和蔣介石等人具體籌辦。
蔣介石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從日本回上海，投奔陳其美進行革命活動，當了滬軍第五團團長。又經陳的引薦，結識張靜江、戴季陶等一群上海工商界頭面人物。蔣介石當滬軍第五團團長，這一職務並不低，收入也很豐厚，足夠他在上海過風花雪月的生活。但一九一六年陳其美被刺似乎對蔣介石打擊很大。恰逢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人奉孫中山之命，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也參與其事。蔣介石與上海金融界的淵源關係，即始於此。
一九二○年七月一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幕的當日，上海《申報》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一號三樓八○室。電話：交易所五十四號。」這家交易所又名茂新公司，由蔣介石所創辦，具體事宜則交由陳果夫操辦。交易所主要經營棉花、證券兩種業務。在蔣介石當年的日記中，多次提到這家茂新公司，蔣介石在一九二○年七月五日這天寫道：「今日為組織茂新公司及買賣股票事，頗費苦思，終宵不能成寐。」原來茂新公司經營一開始虧損連連，讓蔣介石焦急萬分，直到後來經營有成，才轉虧為盈。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業半年以後，獲純利五十萬元，年收益率超過八○％，股價高達六十元，最高時竄至一百元以上，棉紗、棉花和證券交易均十分活躍。一時眾商趨利，蜂擁而至，連原先在日商取引所做投機的商人，也改換門庭，集中到了證券物品交易所。其他人見錢眼開，也紛紛開辦交易所，一年多時間上海竟開業大小交易所上百家，莫不獲利。在此情況下，蔣介石與張靜江等人又合資創辦了恒泰號經紀人營業所。
恒泰號於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共計股本三萬五千元，一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資本幾乎是茂新號的十倍。其中張靜江五股，張的侄兒張秉三四股，包括其他親友共十三股，占三分之一以上，因此由張秉三出面任經理；蔣介石（化名蔣偉記）四股， 股款由張靜江代交，也算是大股東了；戴季陶兩股，陳果夫一股。在該所契約上落款的人，都蓋章為據，只有蔣介石由張靜江代為簽字。次年五月三十一日，蔣介石與戴季陶、張靜江等人合作開設利源號，契約上蔣介石的名字是由戴季陶代簽的，可見蔣介石多不在上海，完全是那幫商界朋友捧他的場。蔣介石在恒泰號的經營活動，也交由茂新公司的經紀人陳果夫代理。這間公司不僅做買賣，而且還是國民黨的一個秘密據點，負責招兵買馬，以及祕密籌措資金。由於這段時期上海股票市場氣勢如虹，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在證券市場翻雲覆雨，大發橫財，蔣介石另向張靜江借了一筆錢，化名蔣偉記，也掛在恒泰號進行交易，同樣獲利豐厚。張靜江等人的股本和經營所得，曾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提供了大量活動經費，張因此在國民黨內有「財神爺」之稱。除茂新號、恒泰號和利源號三家經紀人營業所外，蔣介石還參與了新豐號、鼎新號經紀人營業所的創辦，但具體情況史料不詳。
一九二一年冬天，上海發生「信交風潮」，眾多交易所支撐不住，不得不關門打烊，進而引發連鎖反應，不僅買賣股票的人大倒其霉，貸款的銀行、錢莊、商店宣布倒閉者比比皆是，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和陳果夫等人開設的經紀人營業所負債累累，一個個離開上海暫避風頭。蔣介石等人欠的債，只好由交易所負責償還，至一九二三年，交易所已代戴、陳、蔣等人背了兩百四十萬元的債，雖然截留清償了一部分，還是負債累累，擔任交易所理事長的虞洽卿只好把它當作一筆糊塗帳處理掉了。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時，虞洽卿還雪中送炭，秘密向遠在南昌的蔣介石送去了三十萬元，蔣介石對他感激不盡。
由於這段因緣，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虞洽卿和蔣介石等人不僅關係密切，而且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覷的政商勢力。當年蔣介石南下廣東，不僅與孫中山的一再催促有關，也與張靜江等人的勸說不無關係，畢竟蔣介石不是經濟之才，他們只知道他懂軍事，與其上海炒股，還不如去廣東追隨孫中山，說不定更有意義。後來他們又為了幫助蔣介石上台而出謀獻策，而且也捐獻真金白銀給蔣介石，可說是不遺餘力。直到蔣介石掌握實權後，他們也就理所當然成為國民黨的元老。
比方說，張靜江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出任第一屆浙江省政府主席，在國民黨內與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一起被蔣介石等人尊為四大元老；戴季陶在蔣介石執政期間，是國民黨內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論家，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等職。蔣介石曾得到陳其美的賞識，在陳其美死後，蔣介石一直特別關照陳的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剛剛提到的陳果夫為他炒股，算是小試身手；後來陳果夫與陳立夫兩兄弟長期輔助蔣介石處理黨務，世人稱他們為CC系，給蔣介石立下不少汗馬功勞。虞洽卿則是上海工商界的頭面人物，長期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響噹噹的「海上聞人」，蔣介石每次見到「虞洽老」，態度都十分恭敬，因此連杜月笙也不得不讓他三分。能在大上海屹立不倒數十年，絕非易事，誰都明白，這與虞洽卿當年那段經歷有關。
5／蔣介石「坐索」銀行貸款——國民革命軍北伐
蔣介石北伐軍一路推進，資金亦隨戰事而來。在蔣介石的「坐索」之下，銀行無從拒絕，金權被迫服從軍權，揭示戰爭背後以權力強行調度資源的現實邏輯。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為了獲得銀行家們的支持，蔣介石飭令部隊對沿途的各大銀行不得騷擾。這一招很有效，銀行家們投桃報李，在款項上給予大力支持。可以說很大程度上，銀行家是用錢把蔣介石扶上位的。
先說第一筆借款。北伐甫始，蔣介石讓宋子文向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商借兩百萬元，分行經理貝祖貽（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之父）不敢作主，急向總行報告。當時上海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的張嘉璈，經慎重考慮後，同意先借四分之一給蔣介石，即五十萬元。數目雖被減去一大半，蔣介石仍很滿足，畢竟開了一個好頭，也為蔣介石以後一再借款打下基礎。蔣介石獲得資金援助後，北伐軍果然勢如破竹，抵達江西贛州後，蔣介石又密電黃郛出馬，與張嘉璈商量，請求再匯寄一筆現款。張嘉璈立即與總裁馮耿光商議對策。馮謹慎，親自赴廣東等地考察，又讓貝祖貽起草一份關於北伐軍的研判報告。貝認為，北伐軍和蔣介石比北洋軍閥好得多，勝算極大。於是中國銀行總部密電南昌支行：「立即匯款三十萬元至贛州。」
當時江浙一帶還在孫傳芳控制之下，中國銀行的款項援助都嚴守秘密。馮耿光從廣州考察回來，路過南京時，就被孫傳芳叫去談話，責問是否有援助蔣介石一事。馮也只能敷衍搪塞。但中行在背地裡還是如約匯齊三十萬元。一九二七年一月，張嘉璈又密電南昌中國銀行撥款二十萬元交給蔣介石。除了向中國銀行借款，蔣介石又派國民黨元老黃郛和北伐軍總司令部軍
政署長徐桴秘密赴滬，向「同情革命的銀行家作將伯之呼」，進一步擴大資金來源。
這次蔣介石瞄準的對象，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和四行聯合準備庫及四行儲蓄銀行協理錢新之，兩人均係上海銀行界的實權人物。蔣介石向他們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稱他們「主張公道，扶持黨義」，並殷殷邀請他們赴「潯漢一游，聊舒積愫」。這兩位銀行家也十分看好蔣介石，當即允諾：「革命軍餉銀，當盡力而為。」不久，兩家銀行合湊了五十萬元，秘密送到南昌給蔣介石。這猶如雪中送炭，使蔣介石極為滿意，據徐桴後來對錢新之說：「老兄和光甫的五十萬元，數額雖不算太大，但解決了總司令的年關急需，所以總司令很滿意，一直把這第一次借款記在心裡，幾次說起要報答兩位。」
這時的蔣介石很會演戲，給上海不少銀行家寫信，均以某兄稱呼，自稱弟，關係大幅拉近，如前述致陳光甫、錢新之函也是如此。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張嘉璈因母劉太夫人病卒，居喪在家，剛到上海不久的蔣介石親臨張宅，在張母靈前弔祭，也令張嘉璈頗為感動，有遇明主之感。
但北伐軍進占上海後，蔣介石卻變臉了。他以為大局已定，銀行家們也已盡入彀中，可以隨意拿捏了。蔣介石一邊發行公債、庫券，一邊不依不饒地繼續借款，而銀行家們則以為成立新政府，要按規矩辦事。雙方的關係進入了新的博弈階段。先是蔣介石又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借款一百萬元，宋漢章指著章程，要求對方提供擔保。蔣介石一怒之下，非但不允，直接將一百萬元增至五百萬元，並令軍需主任俞飛鵬去中行上海分行「坐索」提款。所謂「坐索」，就是部隊派一軍官到銀行，一屁股坐在你的辦公室裡，門口再站幾名衛兵，任誰都沒有辦法，當下也只能照辦。當時張嘉璈見勢不妙，與宋商量後決定「照付了事」。
宋漢章為人厚道，但有點倔降，經此挫折後，又碰上蔣介石要求中行預購二五庫券一千萬之事，不免心灰意冷，稱自己「神經衰弱重疾，極需靜養」，要求改任中行常務理事的虛職。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二七年五月爆發的「中行事件」，成為上海銀行家與蔣介石的一次白熱化衝突。五月一日，蔣介石發行二五庫券三千萬元，猶嫌庫券發行緩不濟急，要求中國銀行預購一千萬元，限令三天之內解交銀行。但中行堅稱只能解決四百萬元，且短期內提不出巨款，只答應先墊兩百萬元，另外兩百萬元擬與江浙兩分行籌商後再說。蔣介石卻要求中行必須立即籌辦不可。於是雙方矛盾衝突不斷升級，銀行家與蔣介石政權的對立情緒驟升，張嘉璈、宋漢章、陳光甫和錢新之等人都捲入其中。
事實上， 從北伐開始到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後， 中國銀行陸續向北伐軍資助款項計六百六十萬元，不可謂不多，但蔣介石貪得無厭，並不滿足。蔣介石獅子大開口，向中行勒索一千萬元的藉口是「阻撓革命」，因為中行曾提供經濟援助給吳佩孚、趙恒惕，然後又提供援助給武漢政府，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五月三日，蔣介石一面命令宋漢章將一千萬於三天之內搞定，一面派出張靜江、俞飛鵬來滬提解。宋漢章不肯輕易屈服，他解釋道，中行以前對北伐軍資助款項已達六百六十餘萬元，此次再墊借兩百萬元，計八百六十餘萬元。諷刺的是，蔣介石還振振有詞地告訴部下：「軍政與財政相表裡，不要逼人太甚，否則中行不堪重負，對軍政未必有利」。
這時候陳光甫已被蔣介石任命為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會主要的職責便是為蔣介石籌措款項。蔣介石及來滬督辦此事的俞飛鵬，多次與陳光甫聯繫，促其向中行接洽繳納款項事宜，俞且親臨財會督促辦理。陳光甫對蔣介石敲詐勒索雖表不滿，但無奈職責在身，不得不勉力而為。陳光甫與宋漢章協商後，商定由中行再認兩百萬元，連此前已認購的兩百萬元，共計四百萬元。哪想到蔣介石還是一口咬定一千萬元。他對中行的態度愈趨強硬，定性亦愈來愈離譜，居然聲稱：「如照法律言，而謂其阻礙革命有意附逆亦可」，並警告陳光甫：「萬勿以私忘公」，「勿徇私情」。蔣介石疾言厲詞，窮凶極惡，與初到上海時對上海銀行家的態度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左右為難的陳光甫，於六月一日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原件現存上海市檔案館。從原件看，計有寫作提綱一份，零散段落稿紙五頁，底稿四份，看得出陳光甫費盡心思，落筆似有千鈞。茲照錄其寫作提綱如下：
（一）中國銀行犯了何罪，摧殘如此之甚。（二）英國人不相信現在政府，以其無組織無政策。此風傳出，影響必大。（三）中行之功。（四）立國之初不可如此。如以軍人事行之，不經政府逼遏，等如軍閥之行為，令人寒心。（五）中行及各種金融機關都可幫忙。
陳光甫指出，中國銀行前有數次借墊，承擔款項最多，「縱使無功可言，亦可無罪於國人」，倘處以「軍法」，恐怕中行損失事小，於社會金融和中外信用之影響反大，自招紛擾，得不償失。在立國之初，統治者「貴在以德服人，以信示天下」。如若中行果有通敵之事實，應由政府派人查辦，「非僅一千萬即可了事也」。很明顯陳光甫同情中行，為其申辯，但蔣介石根本不予理會。張嘉璈在日記中罵蔣介石「處處干涉財政，前途悲觀在此」。無可奈何之下，張又托老友黃郛、張群去向蔣介石疏通，希望保全中國銀行的元氣，不可對中行逼迫太甚。經過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後仍由中行墊付四百萬元款項，另分期購募二五庫券六百萬元，勉力湊足一千萬元。
上海銀行家通過「中行事件」，對蔣介石的真面目有了深刻認識，認為蔣介石在本質上與舊軍閥如出一轍，對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剛剛建立起來的好感，幾乎喪失殆盡。
4／國民黨生財有道——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蔣介石化名「蔣偉記」潛入上海證交所，暗中籌措資金。金融市場成為權力運作的舞台，金權與政治交織，揭示革命背後不為人知的資本布局。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由孫中山發起創辦，由於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虞洽卿和陳果夫等人的參與，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還是新興官商結合的典型代表，並最終在歷史的舞台上嶄露頭角。
一九一四年底，北洋政府頒布了《證券交易所法》，孫中山先生認為創設交易所，可以為革命事業提供活動經費，因為他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為經費所困，後來與上海工商界人士相商後，決定發起創辦證券物品交易所。但孫中山不想親自出面，遂委託張靜江、虞洽卿、戴季陶、聞蘭亭和蔣介石等人具體籌辦。
蔣介石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從日本回上海，投奔陳其美進行革命活動，當了滬軍第五團團長。又經陳的引薦，結識張靜江、戴季陶等一群上海工商界頭面人物。蔣介石當滬軍第五團團長，這一職務並不低，收入也很豐厚，足夠他在上海過風花雪月的生活。但一九一六年陳其美被刺似乎對蔣介石打擊很大。恰逢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人奉孫中山之命，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也參與其事。蔣介石與上海金融界的淵源關係，即始於此。
一九二○年七月一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幕的當日，上海《申報》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五十四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一號三樓八○室。電話：交易所五十四號。」這家交易所又名茂新公司，由蔣介石所創辦，具體事宜則交由陳果夫操辦。交易所主要經營棉花、證券兩種業務。在蔣介石當年的日記中，多次提到這家茂新公司，蔣介石在一九二○年七月五日這天寫道：「今日為組織茂新公司及買賣股票事，頗費苦思，終宵不能成寐。」原來茂新公司經營一開始虧損連連，讓蔣介石焦急萬分，直到後來經營有成，才轉虧為盈。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業半年以後，獲純利五十萬元，年收益率超過八○％，股價高達六十元，最高時竄至一百元以上，棉紗、棉花和證券交易均十分活躍。一時眾商趨利，蜂擁而至，連原先在日商取引所做投機的商人，也改換門庭，集中到了證券物品交易所。其他人見錢眼開，也紛紛開辦交易所，一年多時間上海竟開業大小交易所上百家，莫不獲利。在此情況下，蔣介石與張靜江等人又合資創辦了恒泰號經紀人營業所。
恒泰號於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共計股本三萬五千元，一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資本幾乎是茂新號的十倍。其中張靜江五股，張的侄兒張秉三四股，包括其他親友共十三股，占三分之一以上，因此由張秉三出面任經理；蔣介石（化名蔣偉記）四股， 股款由張靜江代交，也算是大股東了；戴季陶兩股，陳果夫一股。在該所契約上落款的人，都蓋章為據，只有蔣介石由張靜江代為簽字。次年五月三十一日，蔣介石與戴季陶、張靜江等人合作開設利源號，契約上蔣介石的名字是由戴季陶代簽的，可見蔣介石多不在上海，完全是那幫商界朋友捧他的場。蔣介石在恒泰號的經營活動，也交由茂新公司的經紀人陳果夫代理。這間公司不僅做買賣，而且還是國民黨的一個秘密據點，負責招兵買馬，以及祕密籌措資金。由於這段時期上海股票市場氣勢如虹，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在證券市場翻雲覆雨，大發橫財，蔣介石另向張靜江借了一筆錢，化名蔣偉記，也掛在恒泰號進行交易，同樣獲利豐厚。張靜江等人的股本和經營所得，曾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提供了大量活動經費，張因此在國民黨內有「財神爺」之稱。除茂新號、恒泰號和利源號三家經紀人營業所外，蔣介石還參與了新豐號、鼎新號經紀人營業所的創辦，但具體情況史料不詳。
一九二一年冬天，上海發生「信交風潮」，眾多交易所支撐不住，不得不關門打烊，進而引發連鎖反應，不僅買賣股票的人大倒其霉，貸款的銀行、錢莊、商店宣布倒閉者比比皆是，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和陳果夫等人開設的經紀人營業所負債累累，一個個離開上海暫避風頭。蔣介石等人欠的債，只好由交易所負責償還，至一九二三年，交易所已代戴、陳、蔣等人背了兩百四十萬元的債，雖然截留清償了一部分，還是負債累累，擔任交易所理事長的虞洽卿只好把它當作一筆糊塗帳處理掉了。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時，虞洽卿還雪中送炭，秘密向遠在南昌的蔣介石送去了三十萬元，蔣介石對他感激不盡。
由於這段因緣，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虞洽卿和蔣介石等人不僅關係密切，而且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覷的政商勢力。當年蔣介石南下廣東，不僅與孫中山的一再催促有關，也與張靜江等人的勸說不無關係，畢竟蔣介石不是經濟之才，他們只知道他懂軍事，與其上海炒股，還不如去廣東追隨孫中山，說不定更有意義。後來他們又為了幫助蔣介石上台而出謀獻策，而且也捐獻真金白銀給蔣介石，可說是不遺餘力。直到蔣介石掌握實權後，他們也就理所當然成為國民黨的元老。
比方說，張靜江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出任第一屆浙江省政府主席，在國民黨內與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一起被蔣介石等人尊為四大元老；戴季陶在蔣介石執政期間，是國民黨內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論家，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等職。蔣介石曾得到陳其美的賞識，在陳其美死後，蔣介石一直特別關照陳的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剛剛提到的陳果夫為他炒股，算是小試身手；後來陳果夫與陳立夫兩兄弟長期輔助蔣介石處理黨務，世人稱他們為CC系，給蔣介石立下不少汗馬功勞。虞洽卿則是上海工商界的頭面人物，長期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響噹噹的「海上聞人」，蔣介石每次見到「虞洽老」，態度都十分恭敬，因此連杜月笙也不得不讓他三分。能在大上海屹立不倒數十年，絕非易事，誰都明白，這與虞洽卿當年那段經歷有關。
5／蔣介石「坐索」銀行貸款——國民革命軍北伐
蔣介石北伐軍一路推進，資金亦隨戰事而來。在蔣介石的「坐索」之下，銀行無從拒絕，金權被迫服從軍權，揭示戰爭背後以權力強行調度資源的現實邏輯。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為了獲得銀行家們的支持，蔣介石飭令部隊對沿途的各大銀行不得騷擾。這一招很有效，銀行家們投桃報李，在款項上給予大力支持。可以說很大程度上，銀行家是用錢把蔣介石扶上位的。
先說第一筆借款。北伐甫始，蔣介石讓宋子文向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商借兩百萬元，分行經理貝祖貽（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之父）不敢作主，急向總行報告。當時上海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的張嘉璈，經慎重考慮後，同意先借四分之一給蔣介石，即五十萬元。數目雖被減去一大半，蔣介石仍很滿足，畢竟開了一個好頭，也為蔣介石以後一再借款打下基礎。蔣介石獲得資金援助後，北伐軍果然勢如破竹，抵達江西贛州後，蔣介石又密電黃郛出馬，與張嘉璈商量，請求再匯寄一筆現款。張嘉璈立即與總裁馮耿光商議對策。馮謹慎，親自赴廣東等地考察，又讓貝祖貽起草一份關於北伐軍的研判報告。貝認為，北伐軍和蔣介石比北洋軍閥好得多，勝算極大。於是中國銀行總部密電南昌支行：「立即匯款三十萬元至贛州。」
當時江浙一帶還在孫傳芳控制之下，中國銀行的款項援助都嚴守秘密。馮耿光從廣州考察回來，路過南京時，就被孫傳芳叫去談話，責問是否有援助蔣介石一事。馮也只能敷衍搪塞。但中行在背地裡還是如約匯齊三十萬元。一九二七年一月，張嘉璈又密電南昌中國銀行撥款二十萬元交給蔣介石。除了向中國銀行借款，蔣介石又派國民黨元老黃郛和北伐軍總司令部軍
政署長徐桴秘密赴滬，向「同情革命的銀行家作將伯之呼」，進一步擴大資金來源。
這次蔣介石瞄準的對象，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和四行聯合準備庫及四行儲蓄銀行協理錢新之，兩人均係上海銀行界的實權人物。蔣介石向他們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稱他們「主張公道，扶持黨義」，並殷殷邀請他們赴「潯漢一游，聊舒積愫」。這兩位銀行家也十分看好蔣介石，當即允諾：「革命軍餉銀，當盡力而為。」不久，兩家銀行合湊了五十萬元，秘密送到南昌給蔣介石。這猶如雪中送炭，使蔣介石極為滿意，據徐桴後來對錢新之說：「老兄和光甫的五十萬元，數額雖不算太大，但解決了總司令的年關急需，所以總司令很滿意，一直把這第一次借款記在心裡，幾次說起要報答兩位。」
這時的蔣介石很會演戲，給上海不少銀行家寫信，均以某兄稱呼，自稱弟，關係大幅拉近，如前述致陳光甫、錢新之函也是如此。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張嘉璈因母劉太夫人病卒，居喪在家，剛到上海不久的蔣介石親臨張宅，在張母靈前弔祭，也令張嘉璈頗為感動，有遇明主之感。
但北伐軍進占上海後，蔣介石卻變臉了。他以為大局已定，銀行家們也已盡入彀中，可以隨意拿捏了。蔣介石一邊發行公債、庫券，一邊不依不饒地繼續借款，而銀行家們則以為成立新政府，要按規矩辦事。雙方的關係進入了新的博弈階段。先是蔣介石又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借款一百萬元，宋漢章指著章程，要求對方提供擔保。蔣介石一怒之下，非但不允，直接將一百萬元增至五百萬元，並令軍需主任俞飛鵬去中行上海分行「坐索」提款。所謂「坐索」，就是部隊派一軍官到銀行，一屁股坐在你的辦公室裡，門口再站幾名衛兵，任誰都沒有辦法，當下也只能照辦。當時張嘉璈見勢不妙，與宋商量後決定「照付了事」。
宋漢章為人厚道，但有點倔降，經此挫折後，又碰上蔣介石要求中行預購二五庫券一千萬之事，不免心灰意冷，稱自己「神經衰弱重疾，極需靜養」，要求改任中行常務理事的虛職。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二七年五月爆發的「中行事件」，成為上海銀行家與蔣介石的一次白熱化衝突。五月一日，蔣介石發行二五庫券三千萬元，猶嫌庫券發行緩不濟急，要求中國銀行預購一千萬元，限令三天之內解交銀行。但中行堅稱只能解決四百萬元，且短期內提不出巨款，只答應先墊兩百萬元，另外兩百萬元擬與江浙兩分行籌商後再說。蔣介石卻要求中行必須立即籌辦不可。於是雙方矛盾衝突不斷升級，銀行家與蔣介石政權的對立情緒驟升，張嘉璈、宋漢章、陳光甫和錢新之等人都捲入其中。
事實上， 從北伐開始到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後， 中國銀行陸續向北伐軍資助款項計六百六十萬元，不可謂不多，但蔣介石貪得無厭，並不滿足。蔣介石獅子大開口，向中行勒索一千萬元的藉口是「阻撓革命」，因為中行曾提供經濟援助給吳佩孚、趙恒惕，然後又提供援助給武漢政府，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五月三日，蔣介石一面命令宋漢章將一千萬於三天之內搞定，一面派出張靜江、俞飛鵬來滬提解。宋漢章不肯輕易屈服，他解釋道，中行以前對北伐軍資助款項已達六百六十餘萬元，此次再墊借兩百萬元，計八百六十餘萬元。諷刺的是，蔣介石還振振有詞地告訴部下：「軍政與財政相表裡，不要逼人太甚，否則中行不堪重負，對軍政未必有利」。
這時候陳光甫已被蔣介石任命為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會主要的職責便是為蔣介石籌措款項。蔣介石及來滬督辦此事的俞飛鵬，多次與陳光甫聯繫，促其向中行接洽繳納款項事宜，俞且親臨財會督促辦理。陳光甫對蔣介石敲詐勒索雖表不滿，但無奈職責在身，不得不勉力而為。陳光甫與宋漢章協商後，商定由中行再認兩百萬元，連此前已認購的兩百萬元，共計四百萬元。哪想到蔣介石還是一口咬定一千萬元。他對中行的態度愈趨強硬，定性亦愈來愈離譜，居然聲稱：「如照法律言，而謂其阻礙革命有意附逆亦可」，並警告陳光甫：「萬勿以私忘公」，「勿徇私情」。蔣介石疾言厲詞，窮凶極惡，與初到上海時對上海銀行家的態度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左右為難的陳光甫，於六月一日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原件現存上海市檔案館。從原件看，計有寫作提綱一份，零散段落稿紙五頁，底稿四份，看得出陳光甫費盡心思，落筆似有千鈞。茲照錄其寫作提綱如下：
（一）中國銀行犯了何罪，摧殘如此之甚。（二）英國人不相信現在政府，以其無組織無政策。此風傳出，影響必大。（三）中行之功。（四）立國之初不可如此。如以軍人事行之，不經政府逼遏，等如軍閥之行為，令人寒心。（五）中行及各種金融機關都可幫忙。
陳光甫指出，中國銀行前有數次借墊，承擔款項最多，「縱使無功可言，亦可無罪於國人」，倘處以「軍法」，恐怕中行損失事小，於社會金融和中外信用之影響反大，自招紛擾，得不償失。在立國之初，統治者「貴在以德服人，以信示天下」。如若中行果有通敵之事實，應由政府派人查辦，「非僅一千萬即可了事也」。很明顯陳光甫同情中行，為其申辯，但蔣介石根本不予理會。張嘉璈在日記中罵蔣介石「處處干涉財政，前途悲觀在此」。無可奈何之下，張又托老友黃郛、張群去向蔣介石疏通，希望保全中國銀行的元氣，不可對中行逼迫太甚。經過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後仍由中行墊付四百萬元款項，另分期購募二五庫券六百萬元，勉力湊足一千萬元。
上海銀行家通過「中行事件」，對蔣介石的真面目有了深刻認識，認為蔣介石在本質上與舊軍閥如出一轍，對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剛剛建立起來的好感，幾乎喪失殆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