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肯定有人做對了：大師的教誨
我們談起最新版《證券分析》出版後至今的大新聞。班傑・葛拉漢想起他有個想法要跟我說：新版的《智慧型股票投資人》即將上市，這本書有點算是教科書《證券分析》的精華版，寫給門外漢看的。葛拉漢希望我能為這本書工作，大概得跟他遠距通信進行。我可以把相關章節寄到普羅旺斯的艾克斯小城，或是馬略卡島或拉霍亞，然後他再寄回來給我。
「我只想到兩個人選來做這本書，」葛拉漢說。「你是其一，另一位是華倫・巴菲特。」
「誰是華倫・巴菲特？」
事後證明，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問題。了不起是因為那時，現有的專業資金經理人當中，我多數都認識；他們在研討會上發言，描述他們的理論，穿著正式並炫耀他們最喜歡的產業和股票。我不認識華倫・巴菲特。他不在四季（Four Seasons）或偉創電腦（Viatron）、甚至也不在控制數據或寶麗萊的連鎖信中。
當然，這會令他給人非典型的印象，而不是覺得他值得注意。巴菲特值得注意是因為，他輕鬆就成為同世代的傑出資金經理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另一個世代的投資理念做到的。當60年代的殺手還在奧斯卡餐廳喝酒互相標榜，再回辦公室看錄影帶時，巴菲特已經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集滿這個產業的最佳紀錄。沒有報價機、沒有股票行情指示器、沒有奧斯卡餐廳、沒有咬指甲、沒有鎮定劑、沒有健胃仙（Gelusil）、沒有收盤後的西洋雙陸棋、沒有真正的大投機贏家、沒有科技公司、沒有企業集團、沒有「投資概念」，只有純粹的班傑・葛拉漢，以絕對的一致性——安靜、簡單的股票。好懂，能留很多時間陪伴孩子、玩手球，聽著玉米長大（譯注：玉米長大時會發出像是玉米爆裂的聲音）。
這是真的，巴菲特並未管理公共基金（public fund），因此沒有銷售人員想要出售基金的壓力。當他以另一個世代的投資理念達到投資最佳紀錄時，他選股當中的部分大贏家，也符合成長股的概念。他沒有需要交涉的委員會，他也沒有頂頭上司。他讓自己遠離公眾的注意和審視，儘管無論如何，他職涯裡的多數時間，公眾本來就不會注意到他。如果他買進一家公司太多股份，多到取得公司的控制權，他願意從事該事業。這一切因素都令他從更典型的束縛中解放。
1956年，他的合夥公司開辦，起始資金為105,000美元，多來自叔伯阿姨等親戚。1969年，這筆錢變成105,000,000美元，複合成長率為31%。如果1957年在這家合夥公司投資1萬美元的話，會成長為26萬美元。這段時間，沒有任何一年賠過錢，在市場大跌的年頭，包括1962和1966年，這家公司照樣賺錢。巴菲特合夥企業的股東們每年都會收到一封信，說明公司目標，同樣的目標貫穿了這10年來的信件。
60年代的資金經理人習慣擷取1、2年高報酬的投資績效，交給銷售人員，讓他們去找投資人進來。巴菲特的好成績持續了13年，卻從來不曾推銷過他的基金；事實上，當股東們開始看見賺錢，他們想讓親戚加入，但華倫並未通融，因為這是限定成員的私人合夥企業。
要為葛拉漢進行新版出書工作，比起我，華倫・巴菲特是更合理的人選，他也確實已經進行一些作業了，儘管他和班傑・葛拉漢，弟子與大師，不是每件事都意見相同，而且華倫受到認可，卻並未共享作者身分。我跟葛拉漢會面後不久，華倫來到紐約，我們一起吃頓飯，後來陸續有幾次類似的會面和漫無邊際的通信閒聊，直到我前往密蘇里西岸，帶著滿是標記的葛拉漢原稿。就在這個美國的心臟地區（譯注：密蘇里州位置非常接近美國的地理中心點），華倫和我重溫大師的教誨，看看哪些依然有其價值，就像兩個學究在研究《聖經》經文。
累積卓越的績效紀錄，並讓他自己跟股東們都過得相當寬裕後，華倫又有不尋常之舉：他出場了。他們掛起比賽球衣，還回了球衣號碼。那時他39歲。他說越來越難出現好點子了，當然他的成功多少也令他的動力變得黯淡，因為那時他已經坐擁2,500萬美元，而人生還有其他階段。就在學究般研討經文的當下，華倫自己的故事和其餘的金融世界所發生的故事（值得單獨一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我在美國中部的這場勝利中發現了某種懷舊之情；那就像發生在另一個國家，而不是經歷過越戰、變遷的道德觀、學生暴動，和迅速成長的軍工業官僚政治的國家。
華倫在奧馬哈市出生，從第一代巴菲特於1869年在內布拉斯加州的這座城市開了一家雜貨店算起，巴菲特是第7代。華倫的父親曾經做過股票經紀人，但主要興趣在政治。1930年代的奧馬哈，從事股票經紀可不是什麼超炫的職業，儘管華倫肯定很早就接觸過這種氣氛：華倫記得小時候在父親辦公室的董事會議上用粉筆畫畫。霍華・巴菲特（Howard Buffett）5度角逐國會議員，做過4屆奧馬哈的共和黨眾議員，12歲時，華倫搬到華府。那時他已對股市產生興趣，就像某些少年對棒球的打擊率產生興趣。他對商業也有興趣。當然，他有所有事業成功人物報導的必備元素：一條送報路線；他遞送《華盛頓郵報》，這使得他在25年後得以告訴報社的所有人凱瑟琳・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自己曾經為她工作。他曾跟一位朋友一起經營理髮店裡彈鋼珠遊戲機台的送貨與服務。生意好到每週可賺50美元；送報每月也可賺取175美元，華倫找不到上大學的理由，上大學會妨礙他的生意。他父親勸服了他，他去上賓州大學的華頓商學院受金融教育2年。他並未在此開竅：「感覺我學到的不多。」2年後，他轉到內布拉斯加大學，透過加速課程（accelerated course），翌年就畢業了。
在內布拉斯加州，華倫還有另一項生意：賣高爾夫球。有一次，他給我看他的收支總帳，他仔細計算淨值，橫格線上全都是難以辨認的字跡：他買進的第一檔股票——3股城市服務優先（Cities Service Preferred）——還有高爾夫球生意。帳簿本身就像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譯注：19世紀知名小說家與教育家）可能會捐給哈佛商學院貝克圖書館（Baker Library）的玩意兒。淨資產剛開始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畢竟剛開始的資本，只有送報、彈鋼珠遊戲機台服務和賣高爾夫球的進帳。華倫也前進股市，雖然因為他未滿21歲，姊姊還得為他簽署撥款文件。
「我所有功課都做了，」他說。「我蒐集圖表、讀了所有技術分析的玩意兒。我聽內部消息。然後我拿起葛拉漢的《證券分析》，那就像看到一陣光芒。」
華倫前往哥倫比亞商學院，在這位大師座下學習，畢業後還為葛拉漢工作了2年，從白原市（White Plains）通勤上班。他21歲時和來自奧馬哈迷人的金髮女孩蘇珊（Suzy）結婚。葛拉漢—紐曼公司進一步以相同的投資原則訓練他，但華倫不喜歡紐約的步調，也不喜歡通勤。1956年，他回到奧馬哈，成立他的合夥公司；出資者會先拿到6%的獲利，超出的部分則會依比例分配，其中四分之一給無限責任合夥人（general partner），而他自己就是負責營運的唯一合夥人。
頭6年，辦公室位於華倫家的樓上臥室，就是他以3萬美元買下的那棟規畫凌亂的房子，地點在奧馬哈相當不熱門的地區。「40年前這裡是奧馬哈炙手可熱的地段，」華倫說，那時我們正駕車開出他的房子。「現在什麼都往西發展了。我想我多數鄰居年薪大約1萬至1.5萬美元。你要去哪都可以5分鐘到達。」房子位於宜人、中西部的、有林蔭的大道上；看起來跟堪薩斯城（Kansas City）、印第安納波里（Indianapolis）、第蒙（Des Moines）某些地段沒什麼兩樣；你只需要一台老爺車、一些高中生和那條街、那些樹與那些房子，就能拍出1947年的《週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譯注：美國老牌雙月刊雜誌）封面。華倫的房子規畫凌亂，而且越來越亂，因為巴菲特一家只要想到，就加蓋一個房間、一間室內板球場和手球場。屋裡堆滿了書，牆上都是海報（戰爭不利於兒童與其他生物的健康，譯注：越戰時的知名海報）；顯然是這一帶兒童聚會的場地。巴菲特一家有兩個孩子在上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其中一位名字取自班傑・葛拉漢），華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上這間高中，還有一個在上內布拉斯加大學。蘇珊充滿幹勁地為美國計畫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和美國專家小組（Panel of Americans）工作。書堆裡有一櫃是羅素的書（Bertrand Russell）。華倫可以信手引述羅素，就跟引述班・葛拉漢一樣。
顯然，當巴菲特合夥公司成長，華倫在華爾街的聯絡人也跟著變多。有些聯絡人問他為什麼選擇奧馬哈，他的回答顯示人人都想到了這個問題。
「我去哪都能3小時內到達，」華倫說，「紐約或洛杉磯都是。也許會稍微久一點，因為他們取消了直達班機。我在紐約或加州的朋友可能會比這裡多，但這裡是扶養小孩長大的好地方，可以好好過日子。你在這裡能夠思考，能把股市想得更透徹；你在這裡不會聽到許多消息，於是你可以好好坐下，看著辦公桌上你眼前的股票。你能思考很多事情。」
「班跟你說了什麼？」有一天的晚餐前，華倫問我，我正攪拌著我的蘇格蘭威士忌，他攪拌著他的百事可樂。
「他說不偏不倚最穩當（medius tutissimus ibis），」我說，「他解釋這是阿波羅告訴他的兒子費東（Phaeton）如何駕馭太陽馬車的話，但這個蠢蛋不聽。你走中間是最安全的。」
「那確實就是班，」華倫說。「哇，班真的懂很多語言。班真的喜歡學東西，他對錢反而沒那麼在乎，我不認為班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
想要贏，首要之務是不要輸。這是我對葛拉漢諸多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其中一條的精簡版說法。聽起來太過簡單化了。你想贏的話，當然不該輸。但其內涵不光是如此，這是理性世界的理性說法，儘管凱因斯說過，沒有比非理性世界的理性投資方法更失敗的了。而且這句話排除了真正想輸的人，因為他們的父母曾經說他們是失敗者，或是他們在心理上已經獲得某種滿足。
葛拉漢沒有把力氣花在滿足那些人的幻想（例如把5,000美元變成25萬美元之類的）。他的起始假設是你的資金有風險；你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賠錢，這甚至比你想用這筆錢來賺錢更要緊。如果你能保持你的本金成長，就能享受複利的喜悅。但如果只要有一年損失了一半的資金，若要獲得相同的成長率，你必須把計畫的時間拉得更長。他對人們判斷市場、甚至判斷個股的能力並不懷抱希望。
人人都知道多數進出股市的人，最後都是賠錢收場。那些堅持不懈的人不是愚蠢、願意為了賭一把的樂趣而賠錢，就是天生就有某些不尋常、難以言說的天賦。不管是哪種情況，他們都不是投資人。
大量聰明人進入這個領域，而無疑地，有些人能成為優秀的股市分析師，靠這個來賺錢。但是認為散戶能靠股市預測賺錢則是可笑的，因為當散戶因特定訊號賣股獲利了結時，誰是買家呢？
太多聰明且經驗老道的人同時在股市裡，企圖在智力上超越別人。我們相信，結果是他們所有的技能與努力傾向於自我中和，或者「互相抵銷」，於是每一個經驗老道又消息靈通的結論，最終都不會比丟銅板打賭更可靠。
葛拉漢對於股市分析師這個群體是否是始終如一的贏家，並沒有太大的信心：
我們曾把股市分析師主辦的活動，比擬為橋牌專家的聯賽。確實人人都聰明得很，但幾乎沒人比其餘的人優秀到一定會贏得獎金。加上華爾街有個怪現象是，知名的股市分析師幾乎每天都毫無節制地放送與交換他們的看法。這有點像橋牌聯賽的所有參與者，把牌都秀出來，聚在一起爭論著怎麼打才對。
總之，現代股市的波動，是高超技術人員集中在有限地區的結果，聰明人要獲利，只能犧牲其他幾乎一樣聰明的人。
這個比喻跟凱因斯用來形容股市的搶椅子遊戲非常雷同。你能明白為什麼由我來為葛拉漢做下一版書，是錯誤的選項。在葛拉漢的觀點裡，股市是賽局理論經濟學家所謂的零和二人賽局：意思是有一人贏，必有另一人輸，就像打金羅美（gin rummy，譯注：一種兩人玩的紙牌遊戲）；或是有一組人贏，必有另一隊輸，就像打橋牌那樣。不過我自己學到的投資方法是辨識出小型、快速成長的企業。一家價值2,000萬美元的公司，成長後可能價值6億美元。未必需要有人輸，你才能夠贏。當然，時間跨度夠長的話，加上足夠的參與者，這依然是一場零和遊戲，因為每一位賣家都會有一個買家。（應該補充說明，這個概念是相對於股市。如果整體市場都上漲，那麼輸家的損失只是跟贏家比較的結果；他們還是有賺到價差。反之，如果市場下跌，就連贏家都會賠掉價差。）無庸置疑，各地的數學家都在設法找出這整件事的終極公式。
唉，好吧，不要輸是非常好的追求目標。樂觀的年輕勇者很難對此感到困惑，或在股市裡追求為自己加薪的人，也很難獲得理性期待以外的成績。要如何不輸呢？
「有一條重要的但書，」葛拉漢寫道。「股份必須以合理的市場價位購買。意思是，價位必須合理，而合理是由過往經驗推論出一個相當明確的標準。」
這話沒錯。部分批評葛拉漢的人說，這種觀點運用得宜的話，會使他從1949到1969年，幾乎都無法進場，因為當他們依照他的方式來回溯1929到1949年的市場價位，絕對沒有合理價出現。比方說，葛拉漢絕對不會買進IBM；1949年IBM每賺1美元，「價值是愛奇森（Atchison）每賺1美元的3.4倍，大西洋煉油公司（Atlantic Refining）的4倍……IBM本身的價格排除了我們認為真正的投資最基本的要素：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葛拉漢說，買進IBM是投機行為；結果或許是賺錢，但依然是投機。
對葛拉漢來說，股票有其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在1930年代的黑暗時代，不難找到內在價值。部分公司的售價低於他們在銀行裡的現金，許多股價都低於他們真正的帳面價值，或是低於他們的現金與淨資產。你可能花10美元買一股，這一股背後還有10美元現金。理想上，你買進一股的價格不超過該個股內在價值的三分之二。這樣你就會擁有安全邊際——以內在價值三分之二的價格售出的個股，會被視為低於一般價位。它或許不會馬上從這個內在價值的折扣價漲上去，但上漲是遲早的事。
可能有人不明白，如果在他買進時，市場低估了股價，市場為何不會無限期地持續低估，甚至提高低估的程度。在理論上，這種討厭的結果的確會發生。對智慧型投資人的安慰與鼓勵是在實踐經驗中找到的。長期而言，證券成交價格的趨勢，不會跟其內在價值不相稱。這個說法在時間上是不明確的；在某些案例裡，獲判無罪的那一天實際上會推遲好幾年。
你能明白為什麼班傑・葛拉漢的書從來就不像《人人都能賺進百萬美元》（Anyone Can Make a Million）或《我如何賺到200萬美元》（How I Made $2 Million）那樣暢銷。告訴某個賭徒他可望在2年內賺錢，就像斷定他的玉米能長多高，然後讓他坐在露營椅上看守玉米田。而凱因斯說，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我們談起最新版《證券分析》出版後至今的大新聞。班傑・葛拉漢想起他有個想法要跟我說：新版的《智慧型股票投資人》即將上市，這本書有點算是教科書《證券分析》的精華版，寫給門外漢看的。葛拉漢希望我能為這本書工作，大概得跟他遠距通信進行。我可以把相關章節寄到普羅旺斯的艾克斯小城，或是馬略卡島或拉霍亞，然後他再寄回來給我。
「我只想到兩個人選來做這本書，」葛拉漢說。「你是其一，另一位是華倫・巴菲特。」
「誰是華倫・巴菲特？」
事後證明，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問題。了不起是因為那時，現有的專業資金經理人當中，我多數都認識；他們在研討會上發言，描述他們的理論，穿著正式並炫耀他們最喜歡的產業和股票。我不認識華倫・巴菲特。他不在四季（Four Seasons）或偉創電腦（Viatron）、甚至也不在控制數據或寶麗萊的連鎖信中。
當然，這會令他給人非典型的印象，而不是覺得他值得注意。巴菲特值得注意是因為，他輕鬆就成為同世代的傑出資金經理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另一個世代的投資理念做到的。當60年代的殺手還在奧斯卡餐廳喝酒互相標榜，再回辦公室看錄影帶時，巴菲特已經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集滿這個產業的最佳紀錄。沒有報價機、沒有股票行情指示器、沒有奧斯卡餐廳、沒有咬指甲、沒有鎮定劑、沒有健胃仙（Gelusil）、沒有收盤後的西洋雙陸棋、沒有真正的大投機贏家、沒有科技公司、沒有企業集團、沒有「投資概念」，只有純粹的班傑・葛拉漢，以絕對的一致性——安靜、簡單的股票。好懂，能留很多時間陪伴孩子、玩手球，聽著玉米長大（譯注：玉米長大時會發出像是玉米爆裂的聲音）。
這是真的，巴菲特並未管理公共基金（public fund），因此沒有銷售人員想要出售基金的壓力。當他以另一個世代的投資理念達到投資最佳紀錄時，他選股當中的部分大贏家，也符合成長股的概念。他沒有需要交涉的委員會，他也沒有頂頭上司。他讓自己遠離公眾的注意和審視，儘管無論如何，他職涯裡的多數時間，公眾本來就不會注意到他。如果他買進一家公司太多股份，多到取得公司的控制權，他願意從事該事業。這一切因素都令他從更典型的束縛中解放。
1956年，他的合夥公司開辦，起始資金為105,000美元，多來自叔伯阿姨等親戚。1969年，這筆錢變成105,000,000美元，複合成長率為31%。如果1957年在這家合夥公司投資1萬美元的話，會成長為26萬美元。這段時間，沒有任何一年賠過錢，在市場大跌的年頭，包括1962和1966年，這家公司照樣賺錢。巴菲特合夥企業的股東們每年都會收到一封信，說明公司目標，同樣的目標貫穿了這10年來的信件。
60年代的資金經理人習慣擷取1、2年高報酬的投資績效，交給銷售人員，讓他們去找投資人進來。巴菲特的好成績持續了13年，卻從來不曾推銷過他的基金；事實上，當股東們開始看見賺錢，他們想讓親戚加入，但華倫並未通融，因為這是限定成員的私人合夥企業。
要為葛拉漢進行新版出書工作，比起我，華倫・巴菲特是更合理的人選，他也確實已經進行一些作業了，儘管他和班傑・葛拉漢，弟子與大師，不是每件事都意見相同，而且華倫受到認可，卻並未共享作者身分。我跟葛拉漢會面後不久，華倫來到紐約，我們一起吃頓飯，後來陸續有幾次類似的會面和漫無邊際的通信閒聊，直到我前往密蘇里西岸，帶著滿是標記的葛拉漢原稿。就在這個美國的心臟地區（譯注：密蘇里州位置非常接近美國的地理中心點），華倫和我重溫大師的教誨，看看哪些依然有其價值，就像兩個學究在研究《聖經》經文。
累積卓越的績效紀錄，並讓他自己跟股東們都過得相當寬裕後，華倫又有不尋常之舉：他出場了。他們掛起比賽球衣，還回了球衣號碼。那時他39歲。他說越來越難出現好點子了，當然他的成功多少也令他的動力變得黯淡，因為那時他已經坐擁2,500萬美元，而人生還有其他階段。就在學究般研討經文的當下，華倫自己的故事和其餘的金融世界所發生的故事（值得單獨一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我在美國中部的這場勝利中發現了某種懷舊之情；那就像發生在另一個國家，而不是經歷過越戰、變遷的道德觀、學生暴動，和迅速成長的軍工業官僚政治的國家。
華倫在奧馬哈市出生，從第一代巴菲特於1869年在內布拉斯加州的這座城市開了一家雜貨店算起，巴菲特是第7代。華倫的父親曾經做過股票經紀人，但主要興趣在政治。1930年代的奧馬哈，從事股票經紀可不是什麼超炫的職業，儘管華倫肯定很早就接觸過這種氣氛：華倫記得小時候在父親辦公室的董事會議上用粉筆畫畫。霍華・巴菲特（Howard Buffett）5度角逐國會議員，做過4屆奧馬哈的共和黨眾議員，12歲時，華倫搬到華府。那時他已對股市產生興趣，就像某些少年對棒球的打擊率產生興趣。他對商業也有興趣。當然，他有所有事業成功人物報導的必備元素：一條送報路線；他遞送《華盛頓郵報》，這使得他在25年後得以告訴報社的所有人凱瑟琳・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自己曾經為她工作。他曾跟一位朋友一起經營理髮店裡彈鋼珠遊戲機台的送貨與服務。生意好到每週可賺50美元；送報每月也可賺取175美元，華倫找不到上大學的理由，上大學會妨礙他的生意。他父親勸服了他，他去上賓州大學的華頓商學院受金融教育2年。他並未在此開竅：「感覺我學到的不多。」2年後，他轉到內布拉斯加大學，透過加速課程（accelerated course），翌年就畢業了。
在內布拉斯加州，華倫還有另一項生意：賣高爾夫球。有一次，他給我看他的收支總帳，他仔細計算淨值，橫格線上全都是難以辨認的字跡：他買進的第一檔股票——3股城市服務優先（Cities Service Preferred）——還有高爾夫球生意。帳簿本身就像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譯注：19世紀知名小說家與教育家）可能會捐給哈佛商學院貝克圖書館（Baker Library）的玩意兒。淨資產剛開始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畢竟剛開始的資本，只有送報、彈鋼珠遊戲機台服務和賣高爾夫球的進帳。華倫也前進股市，雖然因為他未滿21歲，姊姊還得為他簽署撥款文件。
「我所有功課都做了，」他說。「我蒐集圖表、讀了所有技術分析的玩意兒。我聽內部消息。然後我拿起葛拉漢的《證券分析》，那就像看到一陣光芒。」
華倫前往哥倫比亞商學院，在這位大師座下學習，畢業後還為葛拉漢工作了2年，從白原市（White Plains）通勤上班。他21歲時和來自奧馬哈迷人的金髮女孩蘇珊（Suzy）結婚。葛拉漢—紐曼公司進一步以相同的投資原則訓練他，但華倫不喜歡紐約的步調，也不喜歡通勤。1956年，他回到奧馬哈，成立他的合夥公司；出資者會先拿到6%的獲利，超出的部分則會依比例分配，其中四分之一給無限責任合夥人（general partner），而他自己就是負責營運的唯一合夥人。
頭6年，辦公室位於華倫家的樓上臥室，就是他以3萬美元買下的那棟規畫凌亂的房子，地點在奧馬哈相當不熱門的地區。「40年前這裡是奧馬哈炙手可熱的地段，」華倫說，那時我們正駕車開出他的房子。「現在什麼都往西發展了。我想我多數鄰居年薪大約1萬至1.5萬美元。你要去哪都可以5分鐘到達。」房子位於宜人、中西部的、有林蔭的大道上；看起來跟堪薩斯城（Kansas City）、印第安納波里（Indianapolis）、第蒙（Des Moines）某些地段沒什麼兩樣；你只需要一台老爺車、一些高中生和那條街、那些樹與那些房子，就能拍出1947年的《週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譯注：美國老牌雙月刊雜誌）封面。華倫的房子規畫凌亂，而且越來越亂，因為巴菲特一家只要想到，就加蓋一個房間、一間室內板球場和手球場。屋裡堆滿了書，牆上都是海報（戰爭不利於兒童與其他生物的健康，譯注：越戰時的知名海報）；顯然是這一帶兒童聚會的場地。巴菲特一家有兩個孩子在上中央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其中一位名字取自班傑・葛拉漢），華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上這間高中，還有一個在上內布拉斯加大學。蘇珊充滿幹勁地為美國計畫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和美國專家小組（Panel of Americans）工作。書堆裡有一櫃是羅素的書（Bertrand Russell）。華倫可以信手引述羅素，就跟引述班・葛拉漢一樣。
顯然，當巴菲特合夥公司成長，華倫在華爾街的聯絡人也跟著變多。有些聯絡人問他為什麼選擇奧馬哈，他的回答顯示人人都想到了這個問題。
「我去哪都能3小時內到達，」華倫說，「紐約或洛杉磯都是。也許會稍微久一點，因為他們取消了直達班機。我在紐約或加州的朋友可能會比這裡多，但這裡是扶養小孩長大的好地方，可以好好過日子。你在這裡能夠思考，能把股市想得更透徹；你在這裡不會聽到許多消息，於是你可以好好坐下，看著辦公桌上你眼前的股票。你能思考很多事情。」
「班跟你說了什麼？」有一天的晚餐前，華倫問我，我正攪拌著我的蘇格蘭威士忌，他攪拌著他的百事可樂。
「他說不偏不倚最穩當（medius tutissimus ibis），」我說，「他解釋這是阿波羅告訴他的兒子費東（Phaeton）如何駕馭太陽馬車的話，但這個蠢蛋不聽。你走中間是最安全的。」
「那確實就是班，」華倫說。「哇，班真的懂很多語言。班真的喜歡學東西，他對錢反而沒那麼在乎，我不認為班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
想要贏，首要之務是不要輸。這是我對葛拉漢諸多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其中一條的精簡版說法。聽起來太過簡單化了。你想贏的話，當然不該輸。但其內涵不光是如此，這是理性世界的理性說法，儘管凱因斯說過，沒有比非理性世界的理性投資方法更失敗的了。而且這句話排除了真正想輸的人，因為他們的父母曾經說他們是失敗者，或是他們在心理上已經獲得某種滿足。
葛拉漢沒有把力氣花在滿足那些人的幻想（例如把5,000美元變成25萬美元之類的）。他的起始假設是你的資金有風險；你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賠錢，這甚至比你想用這筆錢來賺錢更要緊。如果你能保持你的本金成長，就能享受複利的喜悅。但如果只要有一年損失了一半的資金，若要獲得相同的成長率，你必須把計畫的時間拉得更長。他對人們判斷市場、甚至判斷個股的能力並不懷抱希望。
人人都知道多數進出股市的人，最後都是賠錢收場。那些堅持不懈的人不是愚蠢、願意為了賭一把的樂趣而賠錢，就是天生就有某些不尋常、難以言說的天賦。不管是哪種情況，他們都不是投資人。
大量聰明人進入這個領域，而無疑地，有些人能成為優秀的股市分析師，靠這個來賺錢。但是認為散戶能靠股市預測賺錢則是可笑的，因為當散戶因特定訊號賣股獲利了結時，誰是買家呢？
太多聰明且經驗老道的人同時在股市裡，企圖在智力上超越別人。我們相信，結果是他們所有的技能與努力傾向於自我中和，或者「互相抵銷」，於是每一個經驗老道又消息靈通的結論，最終都不會比丟銅板打賭更可靠。
葛拉漢對於股市分析師這個群體是否是始終如一的贏家，並沒有太大的信心：
我們曾把股市分析師主辦的活動，比擬為橋牌專家的聯賽。確實人人都聰明得很，但幾乎沒人比其餘的人優秀到一定會贏得獎金。加上華爾街有個怪現象是，知名的股市分析師幾乎每天都毫無節制地放送與交換他們的看法。這有點像橋牌聯賽的所有參與者，把牌都秀出來，聚在一起爭論著怎麼打才對。
總之，現代股市的波動，是高超技術人員集中在有限地區的結果，聰明人要獲利，只能犧牲其他幾乎一樣聰明的人。
這個比喻跟凱因斯用來形容股市的搶椅子遊戲非常雷同。你能明白為什麼由我來為葛拉漢做下一版書，是錯誤的選項。在葛拉漢的觀點裡，股市是賽局理論經濟學家所謂的零和二人賽局：意思是有一人贏，必有另一人輸，就像打金羅美（gin rummy，譯注：一種兩人玩的紙牌遊戲）；或是有一組人贏，必有另一隊輸，就像打橋牌那樣。不過我自己學到的投資方法是辨識出小型、快速成長的企業。一家價值2,000萬美元的公司，成長後可能價值6億美元。未必需要有人輸，你才能夠贏。當然，時間跨度夠長的話，加上足夠的參與者，這依然是一場零和遊戲，因為每一位賣家都會有一個買家。（應該補充說明，這個概念是相對於股市。如果整體市場都上漲，那麼輸家的損失只是跟贏家比較的結果；他們還是有賺到價差。反之，如果市場下跌，就連贏家都會賠掉價差。）無庸置疑，各地的數學家都在設法找出這整件事的終極公式。
唉，好吧，不要輸是非常好的追求目標。樂觀的年輕勇者很難對此感到困惑，或在股市裡追求為自己加薪的人，也很難獲得理性期待以外的成績。要如何不輸呢？
「有一條重要的但書，」葛拉漢寫道。「股份必須以合理的市場價位購買。意思是，價位必須合理，而合理是由過往經驗推論出一個相當明確的標準。」
這話沒錯。部分批評葛拉漢的人說，這種觀點運用得宜的話，會使他從1949到1969年，幾乎都無法進場，因為當他們依照他的方式來回溯1929到1949年的市場價位，絕對沒有合理價出現。比方說，葛拉漢絕對不會買進IBM；1949年IBM每賺1美元，「價值是愛奇森（Atchison）每賺1美元的3.4倍，大西洋煉油公司（Atlantic Refining）的4倍……IBM本身的價格排除了我們認為真正的投資最基本的要素：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葛拉漢說，買進IBM是投機行為；結果或許是賺錢，但依然是投機。
對葛拉漢來說，股票有其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在1930年代的黑暗時代，不難找到內在價值。部分公司的售價低於他們在銀行裡的現金，許多股價都低於他們真正的帳面價值，或是低於他們的現金與淨資產。你可能花10美元買一股，這一股背後還有10美元現金。理想上，你買進一股的價格不超過該個股內在價值的三分之二。這樣你就會擁有安全邊際——以內在價值三分之二的價格售出的個股，會被視為低於一般價位。它或許不會馬上從這個內在價值的折扣價漲上去，但上漲是遲早的事。
可能有人不明白，如果在他買進時，市場低估了股價，市場為何不會無限期地持續低估，甚至提高低估的程度。在理論上，這種討厭的結果的確會發生。對智慧型投資人的安慰與鼓勵是在實踐經驗中找到的。長期而言，證券成交價格的趨勢，不會跟其內在價值不相稱。這個說法在時間上是不明確的；在某些案例裡，獲判無罪的那一天實際上會推遲好幾年。
你能明白為什麼班傑・葛拉漢的書從來就不像《人人都能賺進百萬美元》（Anyone Can Make a Million）或《我如何賺到200萬美元》（How I Made $2 Million）那樣暢銷。告訴某個賭徒他可望在2年內賺錢，就像斷定他的玉米能長多高，然後讓他坐在露營椅上看守玉米田。而凱因斯說，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