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風險，全世界都在「準備中」
在金融學裡，黑天鵝事件指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發生時震驚世人」的極端情況。平心而論，台海的地緣政治風險，已經高到可說是「全球矚目」，全球主要智庫、國際大會，乃至我去西班牙小鎮的公務行程，都有人會問：「台海情況如何？」所以台海的地緣政治風險，早就已經不符合「黑天鵝」的定義了。
高盛集團彙編的「兩岸風險指數」（Cross-Strait Risk Index），是透過統計新聞報導中提及兩岸緊張的次數，來衡量地緣政治的風險。從川普在二○二四年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這個指數持續上升。
由於風險是這麼的「明顯」，因此許多智庫或國際財經分析，都曾對這個題目做過深度研究。例如美國彭博新聞社（全球最大的財經資訊公司）就曾經做過一份預估，假設台海真的發生極端情境，將會導致全球GDP縮減約一○%（約十兆美元）。這比二○○八年金融海嘯與COVID-19疫情的衝擊還要嚴重得多。
除了因為台灣生產全球九○%以上的先進半導體，將造成全球電子產業、汽車業、國防工業陷入癱瘓之外，經過台灣海峽的貿易航線更占全球貿易量的四四%，若台海發生極端情況，這些航線有可能中斷，航運、能源供應也將同步癱瘓，對全球是極大的衝擊。
所以，全球政府與企業，早就為了因應台海的地緣政治風險，採取各種的避險措施。例如歐盟評估，由於歐洲汽車與工業高度依賴台灣晶片，如果供應鏈中斷，歐洲的工業產能可能會在幾週內就面臨停擺，因此通過「歐洲晶片法」來作為去風險的應變。
日本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發布的《防衛白皮書》，也重申對台海和平的關注，指出台海穩定對日本至關重要，並強調國際已進入了「新危機時代」。
以半導體龍頭艾司摩爾（ASML）來說，在面對地緣政治風險時，雖然沒有選擇遷走工廠（因為先進製程極難複製），但是依然建立「技術性防線」。根據新聞披露，ASML生產的極紫外光（EUV）曝光機具有「遠端操控」功能。假如晶圓廠真的因為戰爭等狀況而「落入敵手」，ASML可以從荷蘭總部「遠端關閉」這些價值數億美元的機器。
許多大型退休基金或主權基金，都有針對台股進行「風險控管」。就算台股的基本面再好，但因為地緣風險被列為「高」，它們能持有的比例就有天花板。這也代表著，既然風險已被全球提前預見，那麼現在的股票價格和股市指數，就已反映了這些風險。台股反映的是我們良好的產業實力，但並不表示「風險不存在」。
回到個人。既然各國與龍頭企業都會針對地緣政治、台海風險，進行壓力測試、規劃應變方案，身為平民的我們也應該採取避險措施。企業的避險是為了「永續經營」，而個人的避險當然是為了「保障自身、保障未來」。
就像日本人習慣應對地震，台灣人也應該把「地緣風險」當作是一種「大型天然災害」來應對。避險的目的，不是預言一定會有事，而是為了確保「萬一發生最壞的情況，我和家人還能有活下去的機會」。畢竟在最糟的情境下，自己的安全，終究還是要靠自己守護。
恐慌往往是因為「未知」與「無能為力」。當我們選擇正視風險，並且開始採取實質行動時，那種「我已經有所準備」的確定感，就會轉變為真正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祈禱壞事不會發生」的期待上，而會建立在對各種情境的掌握中。
但是我們該怎麼評估所謂的極端情境呢？在二○二二年以前，確實沒有人知道——直到俄烏戰爭全面開戰。那麼，俄烏戰爭下，撇開軍事行動不說，如果我們聚焦在經濟金融上，烏克蘭發生了什麼事呢？
從俄烏看見現代戰爭的樣貌
既然專家都認為，台海風險是一個可被觀測的機率值，一般民眾可能忙著猜，是今年、還是明年？是四月、五月、還是六月？有多大可能性？
但猜測這個數值，並不能解釋一個核心問題：假如真的發生衝突，究竟是什麼狀況？一般人該怎麼辦？如果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該準備什麼？更何況，人有惰性，如果不確定何時爆發，就不會「起而行」，推遲了準備的時間點。
在二○二二年以前，研究相關議題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人知道現代戰爭是何種面貌？即使研究小組裡有美國智庫博士、政治圈的專家，也很難預測。
直到「俄烏戰爭」爆發，為全球提供了一面殘酷卻真實的鏡子。它打破了世人對戰爭的想像與思維，更新了世人對「現代戰爭」的認識。烏克蘭與台灣一樣，數位化程度高，也高度依賴金融體系，且規模遠較侵略者為小。俄烏戰爭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場科技高度發展、社會結構與我們相似的國家，如何面對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烏克蘭以小博大，他們的經驗提供了非常多可供我們觀察的面向。現代戰爭跟過去二次世界大戰的壕溝戰已經不同，交戰地點和規模不見得很大，但即使是後方，也可能被無人機、飛彈或第五縱隊攻擊，造成房屋受損或人員傷亡。
這就是現代戰爭大後方的樣貌：在交戰熱區和暖區之外的冷區，整體畫面相對平靜，慘烈場面也比想像中少，但「生活的不方便」卻變得非常多。
戰爭本來就是在比「持久戰」，誰的社會能撐得久、維持得更穩定，誰就會贏。這一點在俄烏戰爭中也可以見到。
◆烏克蘭經歷的金融衝擊有多嚴重？
我們先概略的縱覽烏克蘭在俄烏戰爭全面開戰初期，面臨哪些金融衝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國際媒體的記錄，烏克蘭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開戰初期的二十四小時內，其金融體系就遭受了巨大的衝擊。銀行被駭、帳戶短暫消失、提款受限、匯兌中斷等。為了穩定金融秩序與社會信心，烏克蘭政府迅速實施戰時的資本與外匯管制措施，這些措施有幾大重點：
①凍結外匯交易：停止烏克蘭幣（UAH）與外幣間的自由兌換，防止貨幣因恐慌性拋售而陷入惡性貶值。
②禁止資本外流：企業與個人不得將資金匯出國外，這代表外資也無法匯入，外匯市場暫時封閉。
③嚴格限制外匯用途：取消一切非必要性的外匯申請。唯有購買軍事裝備、關鍵糧食、醫療藥品等攸關民生的物資，才獲准動用外匯存款。
④實施固定匯率制度：烏克蘭國家銀行（NBU）果斷放棄浮動匯率，將烏克蘭幣兌換美元的匯率鎖定於二九．二五，穩定市場，也宣示烏克蘭政府依然掌控著局勢，國家財政尚未崩盤。
⑤設定銀行每日提款上限：透過設定每日提款上限，將恐慌性提領限制在銀行可承受的流動性範圍內，確保金融體系不因擠兌而瓦解。
⑥暫停烏克蘭證券與國債市場交易：立即暫停證券與國債市場交易，不讓投機客有機會藉由戰爭消息做空國家，保護國債價值不致崩跌，也防止了投機性拋售與金融系統崩潰。
⑦央行直接融資政府：烏克蘭央行啟動了「戰時貨幣化」，直接購買政府債券（即印鈔），以支應軍事與公共支出，讓士兵有薪水可領、公共設施有資金可維修。
烏克蘭的做法是典型的「放棄資本自由流動」來換取「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獨立性」。這種管制的背後隱含著一個核心理念：在現代戰爭中，金融市場也是維繫「國家生存」的戰場。
綜合以上烏克蘭在戰爭初期受到的金融衝擊和金融管制，一般平民最立即的影響是：
①現金提領及金融交易可能因網路斷線、駭客攻擊而暫停。
②個人的海外存款無法提領，因為跨國匯兌暫停。
③國內資金無法匯到海外，因為跨國匯兌暫停。
④個人在國內的外幣存款無法自由提領，因為外匯管制。
戰爭初期也可能發生社會混亂和駭客攻擊，跟這些管制一樣，都會使金融交易和現鈔提領暫停。因此，戰爭下的理財，首要就是讓個人和家庭能避免這些初期的不便與混亂，準備方式將會在PART 2詳述。
在金融學裡，黑天鵝事件指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發生時震驚世人」的極端情況。平心而論，台海的地緣政治風險，已經高到可說是「全球矚目」，全球主要智庫、國際大會，乃至我去西班牙小鎮的公務行程，都有人會問：「台海情況如何？」所以台海的地緣政治風險，早就已經不符合「黑天鵝」的定義了。
高盛集團彙編的「兩岸風險指數」（Cross-Strait Risk Index），是透過統計新聞報導中提及兩岸緊張的次數，來衡量地緣政治的風險。從川普在二○二四年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這個指數持續上升。
由於風險是這麼的「明顯」，因此許多智庫或國際財經分析，都曾對這個題目做過深度研究。例如美國彭博新聞社（全球最大的財經資訊公司）就曾經做過一份預估，假設台海真的發生極端情境，將會導致全球GDP縮減約一○%（約十兆美元）。這比二○○八年金融海嘯與COVID-19疫情的衝擊還要嚴重得多。
除了因為台灣生產全球九○%以上的先進半導體，將造成全球電子產業、汽車業、國防工業陷入癱瘓之外，經過台灣海峽的貿易航線更占全球貿易量的四四%，若台海發生極端情況，這些航線有可能中斷，航運、能源供應也將同步癱瘓，對全球是極大的衝擊。
所以，全球政府與企業，早就為了因應台海的地緣政治風險，採取各種的避險措施。例如歐盟評估，由於歐洲汽車與工業高度依賴台灣晶片，如果供應鏈中斷，歐洲的工業產能可能會在幾週內就面臨停擺，因此通過「歐洲晶片法」來作為去風險的應變。
日本二○二五年七月十五日發布的《防衛白皮書》，也重申對台海和平的關注，指出台海穩定對日本至關重要，並強調國際已進入了「新危機時代」。
以半導體龍頭艾司摩爾（ASML）來說，在面對地緣政治風險時，雖然沒有選擇遷走工廠（因為先進製程極難複製），但是依然建立「技術性防線」。根據新聞披露，ASML生產的極紫外光（EUV）曝光機具有「遠端操控」功能。假如晶圓廠真的因為戰爭等狀況而「落入敵手」，ASML可以從荷蘭總部「遠端關閉」這些價值數億美元的機器。
許多大型退休基金或主權基金，都有針對台股進行「風險控管」。就算台股的基本面再好，但因為地緣風險被列為「高」，它們能持有的比例就有天花板。這也代表著，既然風險已被全球提前預見，那麼現在的股票價格和股市指數，就已反映了這些風險。台股反映的是我們良好的產業實力，但並不表示「風險不存在」。
回到個人。既然各國與龍頭企業都會針對地緣政治、台海風險，進行壓力測試、規劃應變方案，身為平民的我們也應該採取避險措施。企業的避險是為了「永續經營」，而個人的避險當然是為了「保障自身、保障未來」。
就像日本人習慣應對地震，台灣人也應該把「地緣風險」當作是一種「大型天然災害」來應對。避險的目的，不是預言一定會有事，而是為了確保「萬一發生最壞的情況，我和家人還能有活下去的機會」。畢竟在最糟的情境下，自己的安全，終究還是要靠自己守護。
恐慌往往是因為「未知」與「無能為力」。當我們選擇正視風險，並且開始採取實質行動時，那種「我已經有所準備」的確定感，就會轉變為真正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祈禱壞事不會發生」的期待上，而會建立在對各種情境的掌握中。
但是我們該怎麼評估所謂的極端情境呢？在二○二二年以前，確實沒有人知道——直到俄烏戰爭全面開戰。那麼，俄烏戰爭下，撇開軍事行動不說，如果我們聚焦在經濟金融上，烏克蘭發生了什麼事呢？
從俄烏看見現代戰爭的樣貌
既然專家都認為，台海風險是一個可被觀測的機率值，一般民眾可能忙著猜，是今年、還是明年？是四月、五月、還是六月？有多大可能性？
但猜測這個數值，並不能解釋一個核心問題：假如真的發生衝突，究竟是什麼狀況？一般人該怎麼辦？如果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該準備什麼？更何況，人有惰性，如果不確定何時爆發，就不會「起而行」，推遲了準備的時間點。
在二○二二年以前，研究相關議題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人知道現代戰爭是何種面貌？即使研究小組裡有美國智庫博士、政治圈的專家，也很難預測。
直到「俄烏戰爭」爆發，為全球提供了一面殘酷卻真實的鏡子。它打破了世人對戰爭的想像與思維，更新了世人對「現代戰爭」的認識。烏克蘭與台灣一樣，數位化程度高，也高度依賴金融體系，且規模遠較侵略者為小。俄烏戰爭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場科技高度發展、社會結構與我們相似的國家，如何面對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烏克蘭以小博大，他們的經驗提供了非常多可供我們觀察的面向。現代戰爭跟過去二次世界大戰的壕溝戰已經不同，交戰地點和規模不見得很大，但即使是後方，也可能被無人機、飛彈或第五縱隊攻擊，造成房屋受損或人員傷亡。
這就是現代戰爭大後方的樣貌：在交戰熱區和暖區之外的冷區，整體畫面相對平靜，慘烈場面也比想像中少，但「生活的不方便」卻變得非常多。
戰爭本來就是在比「持久戰」，誰的社會能撐得久、維持得更穩定，誰就會贏。這一點在俄烏戰爭中也可以見到。
◆烏克蘭經歷的金融衝擊有多嚴重？
我們先概略的縱覽烏克蘭在俄烏戰爭全面開戰初期，面臨哪些金融衝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國際媒體的記錄，烏克蘭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開戰初期的二十四小時內，其金融體系就遭受了巨大的衝擊。銀行被駭、帳戶短暫消失、提款受限、匯兌中斷等。為了穩定金融秩序與社會信心，烏克蘭政府迅速實施戰時的資本與外匯管制措施，這些措施有幾大重點：
①凍結外匯交易：停止烏克蘭幣（UAH）與外幣間的自由兌換，防止貨幣因恐慌性拋售而陷入惡性貶值。
②禁止資本外流：企業與個人不得將資金匯出國外，這代表外資也無法匯入，外匯市場暫時封閉。
③嚴格限制外匯用途：取消一切非必要性的外匯申請。唯有購買軍事裝備、關鍵糧食、醫療藥品等攸關民生的物資，才獲准動用外匯存款。
④實施固定匯率制度：烏克蘭國家銀行（NBU）果斷放棄浮動匯率，將烏克蘭幣兌換美元的匯率鎖定於二九．二五，穩定市場，也宣示烏克蘭政府依然掌控著局勢，國家財政尚未崩盤。
⑤設定銀行每日提款上限：透過設定每日提款上限，將恐慌性提領限制在銀行可承受的流動性範圍內，確保金融體系不因擠兌而瓦解。
⑥暫停烏克蘭證券與國債市場交易：立即暫停證券與國債市場交易，不讓投機客有機會藉由戰爭消息做空國家，保護國債價值不致崩跌，也防止了投機性拋售與金融系統崩潰。
⑦央行直接融資政府：烏克蘭央行啟動了「戰時貨幣化」，直接購買政府債券（即印鈔），以支應軍事與公共支出，讓士兵有薪水可領、公共設施有資金可維修。
烏克蘭的做法是典型的「放棄資本自由流動」來換取「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獨立性」。這種管制的背後隱含著一個核心理念：在現代戰爭中，金融市場也是維繫「國家生存」的戰場。
綜合以上烏克蘭在戰爭初期受到的金融衝擊和金融管制，一般平民最立即的影響是：
①現金提領及金融交易可能因網路斷線、駭客攻擊而暫停。
②個人的海外存款無法提領，因為跨國匯兌暫停。
③國內資金無法匯到海外，因為跨國匯兌暫停。
④個人在國內的外幣存款無法自由提領，因為外匯管制。
戰爭初期也可能發生社會混亂和駭客攻擊，跟這些管制一樣，都會使金融交易和現鈔提領暫停。因此，戰爭下的理財，首要就是讓個人和家庭能避免這些初期的不便與混亂，準備方式將會在PART 2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