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世界正在“異化著”同一種社會制度——資本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美國，兩國一制；大陸臺灣，兩岸一制。
2011年7月，在寫到問題十四時，我上網搜索了“異化論”的詞條。我看到對異化論的解釋非常抽象和迷離，而且前後含義差異很大，大概含有“病態、撕裂、背離和蛻變”等負面含義，而且含蓋自然界、精神範疇、勞動和社會主義社會等。
而我所說的“異化論”主要是特指人類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範疇內的——不論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 “演變、揚棄、兼容、海納、融合、反向、螺旋、否定之否定”等等異化過程。為了區別我所表述的特定含義同以前“異化論”論點的不同，我將《相反論》社會科學篇的觀點改稱為“新異化論”。
我的“新異化論”的核心觀點主要有兩個：
一是凡是有重大正面影響的理論、科技或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就會有或極其可能有重大的負面影響，正面越大負面就可能越大，要做有預見性的防備。
二是任何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甚至廣義的包括科技理論都不可避免的要向其對立的一面異化發展，這種異化包含了揚棄、兼容、反向、螺旋、否定之否定等等形式。
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一定是變化的、變化成一個新的合理存在。
2012年1月19日，已有42年歷史的達沃斯論壇在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全世界100多個國家2600多代表，包括約40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及85名部長參加了會議。
主題是“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大轉型：尋找新模式）。人們發現，世界上的最發達的國家們終於開始反思自己的社會制度。雖然，在論壇上有人認識到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獨特的時代——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論壇上也有人稱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式的權威主義（論壇上也有人稱國家資本主義），將不再互為敵手，而是同時進入一個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世界需要大轉型。
但是，達沃斯論壇還沒能認識到——其實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制度早已在異化中進入同一個資本社會主義社會，只是不同的國家處在同一個社會制度不同的階段。
現在是不同的國家在這個制度各自的異化中碰到了嚴重的考驗。同一條船的船頭、船身和船尾各有各自的危機。世界需要認清問題的根源，需要設計新的排異性的模式和非革命性的轉型。
相反論的“新異化論”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早就在典型的異化過程之中。社會主義國家更樂於分散資源和財產，在向市場經濟發展，成為轉型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更樂於集中資源和財產，並對全民實施廣泛的社會主義福利。
作者發現——東西德國、東西歐、中蘇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和美國西歐資本主義陣營的競爭中最後前者解體，其實質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競爭不過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純粹的單邊的社會主義制度競爭不過歐美已經異化了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當時的歐美發達國家，已經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廣泛的實行了社會主義福利制度。這種競爭，就像一個拳擊手面對兩個拳擊手的搏擊一樣，輸贏是沒有懸念的。
這樣的結果使得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在實踐中開始主動異化自己的社會，已更重視人的自我發展，承認私有財產、全面引進市場經濟制度，同時也開始控制因權利資本形成的兩極分化，建立和諧社會，也走向資本社會主義。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在經濟基礎方面實行更多的私有化；而北歐的福利化社會，美日德英等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不知不覺的搞“共產”，它們的高所得稅，高遺產稅，加大了國家的調控能力，為國家增長了更多的公共財產，對全民實行了高福利政策。所謂以上兩種制度的國家，都實行了企業的股份化和公共公司的制度，這個制度既是既把企業給個人，即同時把企業給社會。這些事實證明了事物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理論和社會制度都在異化。
資本主義的美國和社會主義的中國都從不同年代開始進行了和平演變式的社會制度異化，美國經過了七十年，中國經過了三十年，都異化為兩國有所不同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兩國趨向一制。
我於2011年5月6日修改書稿時，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到“社會資本主義”一詞，但沒有搜索到“資本社會主義”一詞。重要的不是此詞是誰創造的，而是各自含義是什?？網上社會資本主義的含義是特指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發生的變化，我這裡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指的是兼容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兼容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兩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兩國都是“資本社會主義”國家。
我第一次提出 “資本社會主義”，提出中國和美國社會體制有差異但在異化和趨同當中，都是“資本社會主義”。“資本社會主義”是目前中國和美國正在進行的和完善的社會。為了區別於“社會資本主義”概念，本書只使用“資本社會主義”一詞。
中國現在已進入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美國和中國現在是不同的政治體制，相同的基本制度。兩國不同的上層建築和政治體制說明了美國是一個比中國更偏重市場主義的分權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比美國更偏重國家主義的集權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制度和社會基本制度上兩國是趨同的，兩國趨向一制。大陸和臺灣也一樣，在經濟制度和社會基本制度上兩岸是趨同的，兩岸趨向一制。
本書中的論美國異化——美國從1935年起到1965年，從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異化成為一個資本社會主義國家。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1929年美國發生重大經濟危機人民面臨絕望邊緣，統治者擔心發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時候，美國到歐洲，主要是到產生希特勒的德國學習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美國從1933年開始實行自己的創新的福利制度。美國除了實行廣泛的甚至是超“負荷”的社會主義福利以外，美國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還逐步實行了以下其他的社會主義的政策：
通過終生稅收和終身後的遺產稅來和平的剝奪富人；
實行企業的股份制和上市成為公共公司，使資本家的企業公眾化；
實行社會互助性質的廣泛的社會保險服務。這些保險公司最重要的大型公司不是上市的大眾公司，就是政府扶持或控制的公司；
實行政府主導的扶持個人房貸市場，其實質是實現國家對個人的變相補貼，與政府組屋政策、老年公寓政策、直接對低收入群的房屋補貼政策相配套；
以及政府制定出一整套鼓勵富人為社會公益事業做貢獻的政策等等。
上述這些社會主義的政策，相當部分連過去的蘇聯和現在的中國都還遠遠沒有完成。即便是現在的美國，也還在完善和解決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兼容問題，雖然她已是老牌的需要活力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了。
本書中的論中國異化——以列寧主義暴力革命的理論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在完成了以革命方式建立國家的過程以後，修正了自己的路線，邁上了和平發展和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引進了除了三權分立、一人一票選舉、土地私有化等以外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的和市場經濟的制度。在經濟體制層面，引進了資本主義基因，發育成了一個較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在經濟體制方面留下幾個社會主義尾巴，如土地還是國有的，國家在一些重要領域保持壟斷，中國的資本社會主義還是一個比較國家主義的資本社會主義。現在已取得巨大發展的中國還在同時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方面的課，在改進和完善她們。
中國從1978年以來開始了步入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至今已有30多年，從中美兩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中國的發展方向上講，中國和美國兩國一制。
中國人在中國有大家庭的感覺，美國人在美國有自由呼吸的感覺，這兩個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各有自己的優勢，它們之間的相互寬容和汲取才是世界之福。在有“立交橋”的今天，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之路，是兩條交叉直通的道路。
本書中的論兩岸異化——大陸和臺灣已經從不同的兩扇門進到同一個房間：資本社會主義制度。兩岸一制是兩岸和平的基礎。本書提出了兩岸實現永久性結束軍事對抗的路線圖：條件成熟時，大陸和臺灣雙方就結束兩岸軍事敵對狀態各自公投，以公投同時避免失控的“解放臺灣”和“臺灣獨立”兩者。這可能是人類史無前例的兩個不同行政管轄區域的兩岸14億人民用不同區域的法定程序公投決定同一事項。如果沒有這個“十分難為”公投的程序，即使雙方對國際宣布結束軍事對立局面，由於臺灣有選舉因素，大陸有暗箱決策因素，雙方政府和人民仍然沒有實質的互信。
本書中的論和平的異化——人類社會的冷兵器時代以革命形式產生了封建主義制度；人類社會的熱兵器時代早期以革命形式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後期又以革命形式產生了社會主義制度；人類社會的納米兵器時代（包括電子熱兵器、核子、太空、生化、網絡武器等）再革命就意味著毀滅人類，只能以改良形式異化產生資本社會主義制度。
暴力革命是特定歷史階段在特定國家必然發生的歷史，她已成為過去。與暴力革命共生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和由此產生的個人崇拜、個人獨裁在大多數國家正在壽終正寢。
地球上的人類不可能再有第四次世界大戰的警鐘已經在逼迫人類整體應該要走出“孩童玩泥巴青少年愛打架”的歷史階段，世界已經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零和鬥爭的問題，意識形態的問題用意識形態的方法去解決，經濟的問題用經濟的方法去解決，資源爭執的問題應在綠色能源科技發展的基礎上去緩解，美國和中國有責任率先引領世界自然資源的和平合理新配置，人類應當有把武器留給應對宇宙災難的勇氣和智慧。
本書警醒美國——許多事務需要聯合國的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比單邊的行動更能體現地球村的國際政治民主，這更符合美國的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統一 。否則，美國整個國家和民族將背負不可避免的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責難和其中激進者的報復，這個潮流有可能淹沒美國兩百年來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方面對全球的最偉大的貢獻。
本書提出美國的六大危機和美國改變政治經濟生態的設想。
本書警醒中國 ——中國如果沒有給予人民在一黨執政條件下的與世界發展趨勢相適應的政治民主權利，最後會使整個社會越來越不融洽而逐步“失血”，會使自己的人才流失、自己的資金流失，自己的民心和信仰流失。因為人民缺乏安全自由感、民主尊嚴感和公平合理感，中國會最終流失這個全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成果。
本書提出中國的七大危機和一黨執政的中國如何實行一人一票的設想。
本書警醒聯合國——聯合國應當提出地球村和逐漸淡化國家和民族觀念的“全球主義”新信仰。聯合國當然要救急救火，但她更應該是一個引領世界意識形態的機構，通過對意識形態的引領，為未來的世界提供和平的遠景。
我主張聯合國應當設立一個是專門研究宣傳全球主義精神的機構。要用一整代時間推崇“同一個世界同一個信仰”、“同一個世界資源共享”，才能換來世界真正的和平時代，就像全世界滅絕了“天花”一樣滅絕戰爭。
本書提出一個美國在世界事務中也應貫徹民主價值觀的聯合國民主決策“烏托邦”雲端假想 ——以聯合國憲章修訂案為根據，確定每一個國家的選舉權票。聯合國應當成為一個實現國際政治民主的全球平臺。
在我完成《中國軍娃》和《新異化論》初稿的時候，中國的6.4事件正好22周年；在我向美國國會圖書館版權辦公室申報著作權的時候，美國的9.11事件正好十周年。
十年以來，9.11造成美國付出了數以萬計的生命，多支付了近5萬億美元的與反恐相關的開支——美國的累積的財政赤字因戰爭和福利約各占一半。在世界範圍，人類為9.11付出了近30萬個生命。9.11加速和加重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重創了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二十年以來，中國為6.4和後6.4時期所付出的生命代價，以及為“維穩”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財力，由於沒有公布的統計數字，只能用不計其數來表述。而今天的中國，內部仍然隱藏著嚴重的危機。
不可否認，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他們的制度曾經和正在是世界最優秀的社會制度，我為我曾經生活在這兩個國家而自豪。他們當今的社會制度是各有特點、各有弊端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中國還處在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
當今的世界，金融危機困擾著歐美國家進而影響著全球。我認為，其根本的原因是——在資本社會主義發達的國家裡，由於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在兼容社會主義社會福利制度時，不可避免的縱容了人性慵懶和惰性的本性。人們貪然的吞嚼著福利大餅，但並沒有相應成長的生產力。經過幾十年的積重難返，國家最終不堪重負。
老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美國需要進行一個更新換代型的政經體制的改革，才能走出困境。新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則是需要一個成長發育型的政經體制改革，才能長治久安。
如果，在今後的五十年，美國能著力克服本國和各國之間的貧富兩極分化；美國能在聯合國各國的選票基礎上決策，而不是直接用航空母艦和武器說話。只有這樣的大格局才能使美國從根本上擺脫恐怖主義的襲擊，繼續成為世界民主、自由和和平的引領者。至今，雖然美國的社會的決策者也看到這個問題，但整個社會還沒有作出下決心改變的準備。
如果，在今後的五十年，中國像共產黨建黨初衷一樣，克服國內人民之間的階級分化和貧富兩極分化；主動引領中國漸進的走向符合世界趨向的民主和自由。只有這樣的大格局，才能使中國從根本上解決“維穩”的大局，使中國有一個真正放心的百年盛世。雖然中國的社會決策者也看到這個問題，但整個社會還沒有作出下決心改變的準備。
我認為：美國和中國的敵人都不是對方，而是自己。
在目前世界的格局中，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在下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在上升，但雙方人均GDP的差距仍舊很大。可是，在綜合的總體的和平競爭中，中國改變了過去以單邊社會主義制度同歐美資本社會主義制度的劣勢競爭狀態，現在中美是兩個各有特點的資本社會主義的制度間的相互和平競爭。
在這個也許再有五十年的競爭中，兩個國家要戰勝的“敵人”不是對方，而是自己。誰先戰勝自己，誰將是新的世界格局的引領者。
美國的兩個自我的“敵人”是——
A：“自我為是”的傳統意識形態。如，偏執只信一主的唯我獨尊唯我獨大的意識形態；過於註重國家和民族在全球利益的意誌體現在處理聯合國事務中，即表現為同自己理念相悖的非民主價值觀；中東式的過於偏袒個別“民主國家”拉偏架的思維定式；對待北韓、伊朗式的不理解各國國情的樹立制造敵人的過激作法；全球性以暴制暴治標不治本的反恐思維等等。
B：過度市場經濟的影響使經濟管理和社會福利的管理放縱。它體現在對經濟的管理上，將會直接造成華爾街金融制度崩潰，“華爾街”成為美國人民因貧富不均的怨恨而揭竿的箭靶。它體現在對政治上的縱容上，將造成兩黨之間的脫序的政治惡鬥，以至傷害國體；過度社會主義福利的懶人政策將讓社會慵懶而沒有活力，超負荷的國家負擔讓使美元體系面臨崩盤。
中國的兩個自我的“敵人”是——
A：傳統和現代混雜的混亂的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信仰在模糊，空缺被多種宗教替代，全國沒有產生一個明確的主導性的信仰；愛國主義過一點是民族主義，過多了是民粹主義，中國在國家主權等問題上，不要被自己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宣傳的兩面刃自傷，已至傷到國家政體；中國遲遲不敢邁出並形成自己的符合世界趨勢的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體系，由於積重難返和背離世界大趨勢的動能積聚，容易造成目前鋼性體制的斷裂。
B：過度極權體制造成的事無巨細的宏觀極權管理和必然放縱的微觀管理的雙重模式。造成自動調節無力，造成無數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調控死角。社會資源不合理分配，無有效根本的調節監督方式，社會經濟的和精神的嚴重貧富兩極分化。反對階級不平等的共產黨，被新階級階層——官二代、權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城二代等和窮二代之間產生的激烈抗爭而遭自焚。
如果發達富裕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危機意識，沒有根本性的政經體制改革，今天的冰島、希臘的危機就是他們的未來的危機模型；如果政黨型集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和平長入資本社會主義，並進行根本性的政經體制的改革，昨天的蘇聯和羅馬尼亞的突變歷史就是他們未來的危機模型；如果家族型的極權的封建、資本和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的國家不能和平長入資本社會主義，那?，今天的埃及和利比亞的革命就是他們未來的危機模式。希望我的預警和“歷史往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以史為鑒”這兩句格言警醒各國的精英集團。
但如果世界、中國和美國都能正視如前所述的自己的病癥，對癥下藥，和平長入全球的社會資本主義新時代。相信“資本社會主義”制度會能平復上述的頑癥，會有一個百年輝煌的發展歷史。
“認清危機，才有轉機”、“沒有遠慮，必有近憂”。作為一個已有五十多年的中國國籍年齡和可能再有二、三十年的美國國籍年齡的目前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從他的中國五十年和美國十年這個最具典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歷裡， 從這個中國軍娃幼兒時期起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歷史中，從他們經歷的在兩個世界上最偉大國家的酸甜苦辣的生活履歷裡，從一個“細胞”來全息的看中美以至世界整體，看看這個世界曾經有過的還會再出現的危機、轉機和新機會。
本書將和《中國軍娃》一樣，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演變的呼喚獻給我深愛的祖國、獻給我摯愛的第二故鄉，獻給在海邊長大的臺海兩岸兄弟姐妹。
為了避免一些珍貴的思考丟失，《新異化論》仍像《退化論》的寫作方式一樣，不采取嚴密的邏輯系統的方式去寫，而采取即興的但易閱讀易理解的提綱式的方式去寫。
2011年7月，在寫到問題十四時，我上網搜索了“異化論”的詞條。我看到對異化論的解釋非常抽象和迷離，而且前後含義差異很大，大概含有“病態、撕裂、背離和蛻變”等負面含義，而且含蓋自然界、精神範疇、勞動和社會主義社會等。
而我所說的“異化論”主要是特指人類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範疇內的——不論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 “演變、揚棄、兼容、海納、融合、反向、螺旋、否定之否定”等等異化過程。為了區別我所表述的特定含義同以前“異化論”論點的不同，我將《相反論》社會科學篇的觀點改稱為“新異化論”。
我的“新異化論”的核心觀點主要有兩個：
一是凡是有重大正面影響的理論、科技或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就會有或極其可能有重大的負面影響，正面越大負面就可能越大，要做有預見性的防備。
二是任何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甚至廣義的包括科技理論都不可避免的要向其對立的一面異化發展，這種異化包含了揚棄、兼容、反向、螺旋、否定之否定等等形式。
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一定是變化的、變化成一個新的合理存在。
2012年1月19日，已有42年歷史的達沃斯論壇在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全世界100多個國家2600多代表，包括約40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及85名部長參加了會議。
主題是“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大轉型：尋找新模式）。人們發現，世界上的最發達的國家們終於開始反思自己的社會制度。雖然，在論壇上有人認識到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獨特的時代——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論壇上也有人稱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式的權威主義（論壇上也有人稱國家資本主義），將不再互為敵手，而是同時進入一個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世界需要大轉型。
但是，達沃斯論壇還沒能認識到——其實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制度早已在異化中進入同一個資本社會主義社會，只是不同的國家處在同一個社會制度不同的階段。
現在是不同的國家在這個制度各自的異化中碰到了嚴重的考驗。同一條船的船頭、船身和船尾各有各自的危機。世界需要認清問題的根源，需要設計新的排異性的模式和非革命性的轉型。
相反論的“新異化論”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早就在典型的異化過程之中。社會主義國家更樂於分散資源和財產，在向市場經濟發展，成為轉型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更樂於集中資源和財產，並對全民實施廣泛的社會主義福利。
作者發現——東西德國、東西歐、中蘇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和美國西歐資本主義陣營的競爭中最後前者解體，其實質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競爭不過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純粹的單邊的社會主義制度競爭不過歐美已經異化了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當時的歐美發達國家，已經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廣泛的實行了社會主義福利制度。這種競爭，就像一個拳擊手面對兩個拳擊手的搏擊一樣，輸贏是沒有懸念的。
這樣的結果使得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在實踐中開始主動異化自己的社會，已更重視人的自我發展，承認私有財產、全面引進市場經濟制度，同時也開始控制因權利資本形成的兩極分化，建立和諧社會，也走向資本社會主義。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在經濟基礎方面實行更多的私有化；而北歐的福利化社會，美日德英等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不知不覺的搞“共產”，它們的高所得稅，高遺產稅，加大了國家的調控能力，為國家增長了更多的公共財產，對全民實行了高福利政策。所謂以上兩種制度的國家，都實行了企業的股份化和公共公司的制度，這個制度既是既把企業給個人，即同時把企業給社會。這些事實證明了事物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理論和社會制度都在異化。
資本主義的美國和社會主義的中國都從不同年代開始進行了和平演變式的社會制度異化，美國經過了七十年，中國經過了三十年，都異化為兩國有所不同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兩國趨向一制。
我於2011年5月6日修改書稿時，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到“社會資本主義”一詞，但沒有搜索到“資本社會主義”一詞。重要的不是此詞是誰創造的，而是各自含義是什?？網上社會資本主義的含義是特指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發生的變化，我這裡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指的是兼容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兼容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兩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兩國都是“資本社會主義”國家。
我第一次提出 “資本社會主義”，提出中國和美國社會體制有差異但在異化和趨同當中，都是“資本社會主義”。“資本社會主義”是目前中國和美國正在進行的和完善的社會。為了區別於“社會資本主義”概念，本書只使用“資本社會主義”一詞。
中國現在已進入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美國和中國現在是不同的政治體制，相同的基本制度。兩國不同的上層建築和政治體制說明了美國是一個比中國更偏重市場主義的分權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比美國更偏重國家主義的集權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制度和社會基本制度上兩國是趨同的，兩國趨向一制。大陸和臺灣也一樣，在經濟制度和社會基本制度上兩岸是趨同的，兩岸趨向一制。
本書中的論美國異化——美國從1935年起到1965年，從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異化成為一個資本社會主義國家。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1929年美國發生重大經濟危機人民面臨絕望邊緣，統治者擔心發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時候，美國到歐洲，主要是到產生希特勒的德國學習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美國從1933年開始實行自己的創新的福利制度。美國除了實行廣泛的甚至是超“負荷”的社會主義福利以外，美國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還逐步實行了以下其他的社會主義的政策：
通過終生稅收和終身後的遺產稅來和平的剝奪富人；
實行企業的股份制和上市成為公共公司，使資本家的企業公眾化；
實行社會互助性質的廣泛的社會保險服務。這些保險公司最重要的大型公司不是上市的大眾公司，就是政府扶持或控制的公司；
實行政府主導的扶持個人房貸市場，其實質是實現國家對個人的變相補貼，與政府組屋政策、老年公寓政策、直接對低收入群的房屋補貼政策相配套；
以及政府制定出一整套鼓勵富人為社會公益事業做貢獻的政策等等。
上述這些社會主義的政策，相當部分連過去的蘇聯和現在的中國都還遠遠沒有完成。即便是現在的美國，也還在完善和解決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兼容問題，雖然她已是老牌的需要活力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了。
本書中的論中國異化——以列寧主義暴力革命的理論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在完成了以革命方式建立國家的過程以後，修正了自己的路線，邁上了和平發展和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引進了除了三權分立、一人一票選舉、土地私有化等以外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的和市場經濟的制度。在經濟體制層面，引進了資本主義基因，發育成了一個較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在經濟體制方面留下幾個社會主義尾巴，如土地還是國有的，國家在一些重要領域保持壟斷，中國的資本社會主義還是一個比較國家主義的資本社會主義。現在已取得巨大發展的中國還在同時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方面的課，在改進和完善她們。
中國從1978年以來開始了步入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至今已有30多年，從中美兩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中國的發展方向上講，中國和美國兩國一制。
中國人在中國有大家庭的感覺，美國人在美國有自由呼吸的感覺，這兩個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各有自己的優勢，它們之間的相互寬容和汲取才是世界之福。在有“立交橋”的今天，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之路，是兩條交叉直通的道路。
本書中的論兩岸異化——大陸和臺灣已經從不同的兩扇門進到同一個房間：資本社會主義制度。兩岸一制是兩岸和平的基礎。本書提出了兩岸實現永久性結束軍事對抗的路線圖：條件成熟時，大陸和臺灣雙方就結束兩岸軍事敵對狀態各自公投，以公投同時避免失控的“解放臺灣”和“臺灣獨立”兩者。這可能是人類史無前例的兩個不同行政管轄區域的兩岸14億人民用不同區域的法定程序公投決定同一事項。如果沒有這個“十分難為”公投的程序，即使雙方對國際宣布結束軍事對立局面，由於臺灣有選舉因素，大陸有暗箱決策因素，雙方政府和人民仍然沒有實質的互信。
本書中的論和平的異化——人類社會的冷兵器時代以革命形式產生了封建主義制度；人類社會的熱兵器時代早期以革命形式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後期又以革命形式產生了社會主義制度；人類社會的納米兵器時代（包括電子熱兵器、核子、太空、生化、網絡武器等）再革命就意味著毀滅人類，只能以改良形式異化產生資本社會主義制度。
暴力革命是特定歷史階段在特定國家必然發生的歷史，她已成為過去。與暴力革命共生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和由此產生的個人崇拜、個人獨裁在大多數國家正在壽終正寢。
地球上的人類不可能再有第四次世界大戰的警鐘已經在逼迫人類整體應該要走出“孩童玩泥巴青少年愛打架”的歷史階段，世界已經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零和鬥爭的問題，意識形態的問題用意識形態的方法去解決，經濟的問題用經濟的方法去解決，資源爭執的問題應在綠色能源科技發展的基礎上去緩解，美國和中國有責任率先引領世界自然資源的和平合理新配置，人類應當有把武器留給應對宇宙災難的勇氣和智慧。
本書警醒美國——許多事務需要聯合國的大多數國家的支持，比單邊的行動更能體現地球村的國際政治民主，這更符合美國的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統一 。否則，美國整個國家和民族將背負不可避免的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責難和其中激進者的報復，這個潮流有可能淹沒美國兩百年來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方面對全球的最偉大的貢獻。
本書提出美國的六大危機和美國改變政治經濟生態的設想。
本書警醒中國 ——中國如果沒有給予人民在一黨執政條件下的與世界發展趨勢相適應的政治民主權利，最後會使整個社會越來越不融洽而逐步“失血”，會使自己的人才流失、自己的資金流失，自己的民心和信仰流失。因為人民缺乏安全自由感、民主尊嚴感和公平合理感，中國會最終流失這個全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成果。
本書提出中國的七大危機和一黨執政的中國如何實行一人一票的設想。
本書警醒聯合國——聯合國應當提出地球村和逐漸淡化國家和民族觀念的“全球主義”新信仰。聯合國當然要救急救火，但她更應該是一個引領世界意識形態的機構，通過對意識形態的引領，為未來的世界提供和平的遠景。
我主張聯合國應當設立一個是專門研究宣傳全球主義精神的機構。要用一整代時間推崇“同一個世界同一個信仰”、“同一個世界資源共享”，才能換來世界真正的和平時代，就像全世界滅絕了“天花”一樣滅絕戰爭。
本書提出一個美國在世界事務中也應貫徹民主價值觀的聯合國民主決策“烏托邦”雲端假想 ——以聯合國憲章修訂案為根據，確定每一個國家的選舉權票。聯合國應當成為一個實現國際政治民主的全球平臺。
在我完成《中國軍娃》和《新異化論》初稿的時候，中國的6.4事件正好22周年；在我向美國國會圖書館版權辦公室申報著作權的時候，美國的9.11事件正好十周年。
十年以來，9.11造成美國付出了數以萬計的生命，多支付了近5萬億美元的與反恐相關的開支——美國的累積的財政赤字因戰爭和福利約各占一半。在世界範圍，人類為9.11付出了近30萬個生命。9.11加速和加重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重創了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二十年以來，中國為6.4和後6.4時期所付出的生命代價，以及為“維穩”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財力，由於沒有公布的統計數字，只能用不計其數來表述。而今天的中國，內部仍然隱藏著嚴重的危機。
不可否認，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他們的制度曾經和正在是世界最優秀的社會制度，我為我曾經生活在這兩個國家而自豪。他們當今的社會制度是各有特點、各有弊端的資本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中國還處在資本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
當今的世界，金融危機困擾著歐美國家進而影響著全球。我認為，其根本的原因是——在資本社會主義發達的國家裡，由於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在兼容社會主義社會福利制度時，不可避免的縱容了人性慵懶和惰性的本性。人們貪然的吞嚼著福利大餅，但並沒有相應成長的生產力。經過幾十年的積重難返，國家最終不堪重負。
老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美國需要進行一個更新換代型的政經體制的改革，才能走出困境。新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則是需要一個成長發育型的政經體制改革，才能長治久安。
如果，在今後的五十年，美國能著力克服本國和各國之間的貧富兩極分化；美國能在聯合國各國的選票基礎上決策，而不是直接用航空母艦和武器說話。只有這樣的大格局才能使美國從根本上擺脫恐怖主義的襲擊，繼續成為世界民主、自由和和平的引領者。至今，雖然美國的社會的決策者也看到這個問題，但整個社會還沒有作出下決心改變的準備。
如果，在今後的五十年，中國像共產黨建黨初衷一樣，克服國內人民之間的階級分化和貧富兩極分化；主動引領中國漸進的走向符合世界趨向的民主和自由。只有這樣的大格局，才能使中國從根本上解決“維穩”的大局，使中國有一個真正放心的百年盛世。雖然中國的社會決策者也看到這個問題，但整個社會還沒有作出下決心改變的準備。
我認為：美國和中國的敵人都不是對方，而是自己。
在目前世界的格局中，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在下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在上升，但雙方人均GDP的差距仍舊很大。可是，在綜合的總體的和平競爭中，中國改變了過去以單邊社會主義制度同歐美資本社會主義制度的劣勢競爭狀態，現在中美是兩個各有特點的資本社會主義的制度間的相互和平競爭。
在這個也許再有五十年的競爭中，兩個國家要戰勝的“敵人”不是對方，而是自己。誰先戰勝自己，誰將是新的世界格局的引領者。
美國的兩個自我的“敵人”是——
A：“自我為是”的傳統意識形態。如，偏執只信一主的唯我獨尊唯我獨大的意識形態；過於註重國家和民族在全球利益的意誌體現在處理聯合國事務中，即表現為同自己理念相悖的非民主價值觀；中東式的過於偏袒個別“民主國家”拉偏架的思維定式；對待北韓、伊朗式的不理解各國國情的樹立制造敵人的過激作法；全球性以暴制暴治標不治本的反恐思維等等。
B：過度市場經濟的影響使經濟管理和社會福利的管理放縱。它體現在對經濟的管理上，將會直接造成華爾街金融制度崩潰，“華爾街”成為美國人民因貧富不均的怨恨而揭竿的箭靶。它體現在對政治上的縱容上，將造成兩黨之間的脫序的政治惡鬥，以至傷害國體；過度社會主義福利的懶人政策將讓社會慵懶而沒有活力，超負荷的國家負擔讓使美元體系面臨崩盤。
中國的兩個自我的“敵人”是——
A：傳統和現代混雜的混亂的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信仰在模糊，空缺被多種宗教替代，全國沒有產生一個明確的主導性的信仰；愛國主義過一點是民族主義，過多了是民粹主義，中國在國家主權等問題上，不要被自己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宣傳的兩面刃自傷，已至傷到國家政體；中國遲遲不敢邁出並形成自己的符合世界趨勢的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體系，由於積重難返和背離世界大趨勢的動能積聚，容易造成目前鋼性體制的斷裂。
B：過度極權體制造成的事無巨細的宏觀極權管理和必然放縱的微觀管理的雙重模式。造成自動調節無力，造成無數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調控死角。社會資源不合理分配，無有效根本的調節監督方式，社會經濟的和精神的嚴重貧富兩極分化。反對階級不平等的共產黨，被新階級階層——官二代、權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城二代等和窮二代之間產生的激烈抗爭而遭自焚。
如果發達富裕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危機意識，沒有根本性的政經體制改革，今天的冰島、希臘的危機就是他們的未來的危機模型；如果政黨型集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和平長入資本社會主義，並進行根本性的政經體制的改革，昨天的蘇聯和羅馬尼亞的突變歷史就是他們未來的危機模型；如果家族型的極權的封建、資本和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的國家不能和平長入資本社會主義，那?，今天的埃及和利比亞的革命就是他們未來的危機模式。希望我的預警和“歷史往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以史為鑒”這兩句格言警醒各國的精英集團。
但如果世界、中國和美國都能正視如前所述的自己的病癥，對癥下藥，和平長入全球的社會資本主義新時代。相信“資本社會主義”制度會能平復上述的頑癥，會有一個百年輝煌的發展歷史。
“認清危機，才有轉機”、“沒有遠慮，必有近憂”。作為一個已有五十多年的中國國籍年齡和可能再有二、三十年的美國國籍年齡的目前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從他的中國五十年和美國十年這個最具典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歷裡， 從這個中國軍娃幼兒時期起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歷史中，從他們經歷的在兩個世界上最偉大國家的酸甜苦辣的生活履歷裡，從一個“細胞”來全息的看中美以至世界整體，看看這個世界曾經有過的還會再出現的危機、轉機和新機會。
本書將和《中國軍娃》一樣，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演變的呼喚獻給我深愛的祖國、獻給我摯愛的第二故鄉，獻給在海邊長大的臺海兩岸兄弟姐妹。
為了避免一些珍貴的思考丟失，《新異化論》仍像《退化論》的寫作方式一樣，不采取嚴密的邏輯系統的方式去寫，而采取即興的但易閱讀易理解的提綱式的方式去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