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例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曾仲鳴先生彌留的時候，有鄭重而簡單的兩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曾先生對於國事的主張與我相同，因為主張相同，常在一處，所以此次不免於死。曾先生之死，為國而死、為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他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何況這主張的實現，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
我因發表〈艷電〉被目為主和，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日舉一個例罷。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址：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
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書長：張羣
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上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中國當局。其條件為
（一）內蒙自治；
（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鑛產開發，仍繼續辦理；
（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
（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
（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
（六）關稅改善問題；
（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
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好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
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傍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擔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的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
（一）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
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
（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為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
（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為戰勝國，以為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
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
蔣委員長說：「可以。」
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
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
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
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為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
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為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
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為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及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註一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公。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註二 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為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謨列席。且徐次長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註三 徐次長報告所說，墨三，是顧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瀟，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報告，則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國防最高會議函中所說：「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內容具如此。
此外還有證據沒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質尚未過去，為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調停之事，則已成過去，故不妨舉出來作一個例。
於此，便會發生以下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
對於以上三個疑問．我不欲答覆。但對於和戰大計，卻不能不再為國民一言。
有人說道：「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和。和之可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而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而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以和。「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言猶在耳，試問主和有何不可？
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為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為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卻以之為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為對內統一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道：「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我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
有人說道：「國際並不盼望我們和。」我以為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決不應該俛仰隨人。何況現時除第三國際外，並沒有其他國家反對我們和。
如上所述已經明瞭，還有鄭重聲明的。甲午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庚子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這是說起來就難過的，我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大戰而後吐氣；大戰之後，德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今日而後吐氣。這是說起來就得意的，我也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因為這樣的循環報復，無有已時，決非長治久安之道。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
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長百年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種看法，兩國人都有懷疑的，然而也都有確信的。尤其二十個月的苦戰，日本的消耗，不為不大；中國的犧牲，不為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怵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捨嗎？我希望大家本着獨立、不屈不撓的精神幹去。和平建議之第一個犧牲者曾仲鳴先生，已將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們，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
末了，我還有幾句話。當二月中旬，重慶曾派中央委員某君來給我護照，俾我出國。我託他轉致幾句話：
其一，我不離重慶，〈艷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要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不成問題。
其二、聞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在野之身從傍協助，亦不為無補。
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
以上幾句話，定然是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變之原因。所可惜者，曾仲鳴先生比我年青，卻齎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為重慶方面所采納；終有一日，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采納，則我可以無憾。
出處：
• 汪精衛，〈舉一個例〉，《時代文選》第二期（1939年），頁3-6。
• 中山樵夫編，《汪兆銘言論集》（東京：三省堂，1939年），頁39-49。
• 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上卷（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1940年），頁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