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同路人：「華人左翼思辨」專題弁言
王智明
1930年代有一位名叫蔣希曾的左翼青年，在美國默默創作小說、詩歌與戲劇，希望為中國與世界革命貢獻香火。他原是廖仲愷麾下的一員，但因為不滿國民黨反共，又因為1925年廖被刺殺後，擔心自己的安危，決定赴美留學，先後在史丹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他雖然是個留學生，但志不在此，而是希望透過創作與行動，關心美國華人與工人的境遇，推展革命的理想。然而，他儘管創作不斷，亦與不少美國的左翼文人（如Upton Sinclair）交好，卻一直未能獲得出版社的青睞，只能自費出版，或以激情澎湃的詩歌鼓舞群眾，或以諷刺的文體自況處境與批評資本體系。但他的作品聞者聊聊，知者少少，直到十多年前才有學者重新發掘和出版。不過，對絕大多數的華人讀者來說，蔣希曾仍是一則陌生的傳奇。
1930年代，像蔣希曾這樣的左翼青年當不在少數，他們多半充滿熱情，才思敏捷，對社會不公與貧苦大眾有著天然的義憤與同情。或許出於一種素樸的意念與情感，也或許受到了社會主義理想的感召，他們以筆以身投入了革命，希望締造一個公義的社會與人民不受欺壓的國度。在1930、1940年代間，他們有些人北向蘇俄、再而奔赴延安；有些人則經香港下南洋、或東渡日本與台灣。不管去哪裡，他們都懷著改變世界的理想。於是我們有了馬共、台共的故事，有了19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當然，歷史的發展並不如想像般美好：在英國殖民政權與馬來政權的雙重打壓下，馬共遁入地下，成為一頁難以訴說、不便再提起「我方的歷史」；台共也遭到白色恐怖的肅清，只能藉著「幌馬車之歌」娓娓低吟；就連勝利了的共產革命最終也走了調，轉向後革命的發展。改革開放與中國崛起帶來的不只是全球經濟的變化，更是革命與左翼思想的震盪與徬徨，於是陳映真在小說《山路》中借了蔡千惠的口發出沈痛的揣想，「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作家王蒙亦以浪漫的筆調遙想蘇聯，宣稱「青春就是革命，就是愛情，就是文學，也就是蘇聯」。在香港，1970年代的保釣與中文教育運動曾經激起左翼青年的愛國熱情，乃至出現了期待「民主回歸」的一代知識人。然而，1997年後，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高潮迭起，國家主義的跨境干預不只壓垮了香港左翼，一般人更是失去了「何謂左翼，為何革命」的判準，以致於「左」（如左膠、左統）成了負義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左」也成為許多人想要撥亂反正，拋諸腦後的歷史錯誤和痛苦記憶，而這個仍然充滿社會主義印記的中國，則成為台灣極度抗拒的他者。但即令在台灣，也有年輕世代想要通過史明重新打造「左獨」的旗幟。可以說，現代中國的百年歷程，不論在境內或境外，左翼仍然完而未了，英靈不散。
不論對之的態度如何，「左」的歷史、思考與實踐，與華人──而不僅僅是「中國人」──這個略顯曖昧的身份，高度相關，亦與「中國」自清末以來的發展與變化有著多重交錯，卻又不能完全疊合的複雜關係。這迫使我們思考，在不同的華人政體（body-politic）當中，「左」究竟意味著什麼？如蔣希曾的故事提醒我們的，華美左翼固然有著中國的影子，但它的實踐與意義並不能等同於中國的革命，而忽略了海外的處境。那麼，在華人的歷史與政治實踐中，「左」是不是一個理念、一種情感，一組實踐與行動的軌跡，乃至一種獨特的倫理意識？除卻革命的宏大敘事外，「左」還可以是什麼？
之所以從蔣希曾說起，是因為這個專題有意將「左翼」的問題放在華人脈絡裡思考。這一方面是因為海外華人與左翼一直是構築現代中國的兩個要素，另一方面是因為華人的想像與生活世界大於中國，這裡不僅有港澳台的差異性，更有南洋與北美華人與兩岸三地的多方互濟與互滲。不只1912年民國的創建有賴僑胞的捐助，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道也在僑社與港台發揮影響，改革開放的中國發展亦少不了港台資本的挹助，中國崛起的影響更將之含括其中。當然左翼的實踐不能，也不必侷限在國家的行為上，但是國家，作為政治行動與政治歸屬的載體，仍然對左翼行動發揮著引領的作用。因此，華人「左翼」的思考就不能不考慮到華人政體的多元存在以及彼此之間的競合關係。是左是右，還是「形左實右」的問題也就必須回到這些特定的脈絡中來理解和思辨。當然，真正關鍵的是，華人左翼的命題能否在兩岸三地與華人社群的歷史發展和變化提煉出思想的意義與行動的可能？這才是這個專題的關切所在。
然而，何謂左翼或左派，並不容易給出一個完整和準確的定義。一方面，所謂「左」「右」實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平等期待中其實也有自由的向度，自由的嚮往中也不乏對平等的要求。另一方面，理念與實踐常有著理想豐滿而現實骨感的巨大落差，這也就使得理念的意義與評價不能脫離現實與脈絡的尺度。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將「左」「右」單純地視為一種政治派別或是政治主張，還不如從倫理與情感、歷史實踐與當代論辯等向度去求索其實質的意涵。是以本專題收錄的九篇文章大體從以上三個方向來展開討論，力求呈現「左」的意涵、實踐與侷限。
錢永祥延續王得后與錢理群兩位先生提出的「魯迅左翼」命題，以「立人」──「讓人成為人」──的反壓迫思想來重新定位魯迅之於革命與左翼政治的態度，並由此定位一種「倫理意識」來理解魯迅關於革命「同路人」的思考。他認為，「同路人」的觀念有助於說明魯迅左翼的倫理，因為它指向了一種不同於革命者「專注而無情」的精神氣質，而呈現了一種比較「柔軟豐潤」的狀態，既對反壓迫的主張予以關注和支持，但又充份體會到節制的必要，以避免暴力成為遂行理想的手段。他從韋伯談政治倫理的角度切入左翼實踐，重新將人性放回政治的場域來討論，以構造一種左翼的倫理觀。這不只觀照政治行動者的生命品質，更指向革命底限何在的反思。同樣涉及魯迅，年輕學者凃航則透過魯迅的「徬徨」闡述「左翼憂鬱」的命題。他強調，相較於西方的左翼憂鬱源於替代性方案的崩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與作家之憂鬱則「發自親歷親為的革命實踐的回環曲繞」，是回顧革命歷史，在與之和解的嘗試中產生的困惑和哀思。憂鬱因而不是對左翼政治的放棄，而是對其教條式的宏大敘事的滌盪，是一種否定辨證的憂懷，既不能全面繼承，也不忍輕易揚棄，而形成一種道德情感對現實的迂迴針貶。雖然處理的題目不同，錢、凃兩位都指向了一種同路人的左翼思考和倫理立場。不是放棄平等與公義的理想，而是在深切反省中，火中取粟，鍛造一種立基於左翼歷史的政治倫理與行動準則。
王智明
1930年代有一位名叫蔣希曾的左翼青年，在美國默默創作小說、詩歌與戲劇，希望為中國與世界革命貢獻香火。他原是廖仲愷麾下的一員，但因為不滿國民黨反共，又因為1925年廖被刺殺後，擔心自己的安危，決定赴美留學，先後在史丹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他雖然是個留學生，但志不在此，而是希望透過創作與行動，關心美國華人與工人的境遇，推展革命的理想。然而，他儘管創作不斷，亦與不少美國的左翼文人（如Upton Sinclair）交好，卻一直未能獲得出版社的青睞，只能自費出版，或以激情澎湃的詩歌鼓舞群眾，或以諷刺的文體自況處境與批評資本體系。但他的作品聞者聊聊，知者少少，直到十多年前才有學者重新發掘和出版。不過，對絕大多數的華人讀者來說，蔣希曾仍是一則陌生的傳奇。
1930年代，像蔣希曾這樣的左翼青年當不在少數，他們多半充滿熱情，才思敏捷，對社會不公與貧苦大眾有著天然的義憤與同情。或許出於一種素樸的意念與情感，也或許受到了社會主義理想的感召，他們以筆以身投入了革命，希望締造一個公義的社會與人民不受欺壓的國度。在1930、1940年代間，他們有些人北向蘇俄、再而奔赴延安；有些人則經香港下南洋、或東渡日本與台灣。不管去哪裡，他們都懷著改變世界的理想。於是我們有了馬共、台共的故事，有了19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當然，歷史的發展並不如想像般美好：在英國殖民政權與馬來政權的雙重打壓下，馬共遁入地下，成為一頁難以訴說、不便再提起「我方的歷史」；台共也遭到白色恐怖的肅清，只能藉著「幌馬車之歌」娓娓低吟；就連勝利了的共產革命最終也走了調，轉向後革命的發展。改革開放與中國崛起帶來的不只是全球經濟的變化，更是革命與左翼思想的震盪與徬徨，於是陳映真在小說《山路》中借了蔡千惠的口發出沈痛的揣想，「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作家王蒙亦以浪漫的筆調遙想蘇聯，宣稱「青春就是革命，就是愛情，就是文學，也就是蘇聯」。在香港，1970年代的保釣與中文教育運動曾經激起左翼青年的愛國熱情，乃至出現了期待「民主回歸」的一代知識人。然而，1997年後，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高潮迭起，國家主義的跨境干預不只壓垮了香港左翼，一般人更是失去了「何謂左翼，為何革命」的判準，以致於「左」（如左膠、左統）成了負義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左」也成為許多人想要撥亂反正，拋諸腦後的歷史錯誤和痛苦記憶，而這個仍然充滿社會主義印記的中國，則成為台灣極度抗拒的他者。但即令在台灣，也有年輕世代想要通過史明重新打造「左獨」的旗幟。可以說，現代中國的百年歷程，不論在境內或境外，左翼仍然完而未了，英靈不散。
不論對之的態度如何，「左」的歷史、思考與實踐，與華人──而不僅僅是「中國人」──這個略顯曖昧的身份，高度相關，亦與「中國」自清末以來的發展與變化有著多重交錯，卻又不能完全疊合的複雜關係。這迫使我們思考，在不同的華人政體（body-politic）當中，「左」究竟意味著什麼？如蔣希曾的故事提醒我們的，華美左翼固然有著中國的影子，但它的實踐與意義並不能等同於中國的革命，而忽略了海外的處境。那麼，在華人的歷史與政治實踐中，「左」是不是一個理念、一種情感，一組實踐與行動的軌跡，乃至一種獨特的倫理意識？除卻革命的宏大敘事外，「左」還可以是什麼？
之所以從蔣希曾說起，是因為這個專題有意將「左翼」的問題放在華人脈絡裡思考。這一方面是因為海外華人與左翼一直是構築現代中國的兩個要素，另一方面是因為華人的想像與生活世界大於中國，這裡不僅有港澳台的差異性，更有南洋與北美華人與兩岸三地的多方互濟與互滲。不只1912年民國的創建有賴僑胞的捐助，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道也在僑社與港台發揮影響，改革開放的中國發展亦少不了港台資本的挹助，中國崛起的影響更將之含括其中。當然左翼的實踐不能，也不必侷限在國家的行為上，但是國家，作為政治行動與政治歸屬的載體，仍然對左翼行動發揮著引領的作用。因此，華人「左翼」的思考就不能不考慮到華人政體的多元存在以及彼此之間的競合關係。是左是右，還是「形左實右」的問題也就必須回到這些特定的脈絡中來理解和思辨。當然，真正關鍵的是，華人左翼的命題能否在兩岸三地與華人社群的歷史發展和變化提煉出思想的意義與行動的可能？這才是這個專題的關切所在。
然而，何謂左翼或左派，並不容易給出一個完整和準確的定義。一方面，所謂「左」「右」實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平等期待中其實也有自由的向度，自由的嚮往中也不乏對平等的要求。另一方面，理念與實踐常有著理想豐滿而現實骨感的巨大落差，這也就使得理念的意義與評價不能脫離現實與脈絡的尺度。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將「左」「右」單純地視為一種政治派別或是政治主張，還不如從倫理與情感、歷史實踐與當代論辯等向度去求索其實質的意涵。是以本專題收錄的九篇文章大體從以上三個方向來展開討論，力求呈現「左」的意涵、實踐與侷限。
錢永祥延續王得后與錢理群兩位先生提出的「魯迅左翼」命題，以「立人」──「讓人成為人」──的反壓迫思想來重新定位魯迅之於革命與左翼政治的態度，並由此定位一種「倫理意識」來理解魯迅關於革命「同路人」的思考。他認為，「同路人」的觀念有助於說明魯迅左翼的倫理，因為它指向了一種不同於革命者「專注而無情」的精神氣質，而呈現了一種比較「柔軟豐潤」的狀態，既對反壓迫的主張予以關注和支持，但又充份體會到節制的必要，以避免暴力成為遂行理想的手段。他從韋伯談政治倫理的角度切入左翼實踐，重新將人性放回政治的場域來討論，以構造一種左翼的倫理觀。這不只觀照政治行動者的生命品質，更指向革命底限何在的反思。同樣涉及魯迅，年輕學者凃航則透過魯迅的「徬徨」闡述「左翼憂鬱」的命題。他強調，相較於西方的左翼憂鬱源於替代性方案的崩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與作家之憂鬱則「發自親歷親為的革命實踐的回環曲繞」，是回顧革命歷史，在與之和解的嘗試中產生的困惑和哀思。憂鬱因而不是對左翼政治的放棄，而是對其教條式的宏大敘事的滌盪，是一種否定辨證的憂懷，既不能全面繼承，也不忍輕易揚棄，而形成一種道德情感對現實的迂迴針貶。雖然處理的題目不同，錢、凃兩位都指向了一種同路人的左翼思考和倫理立場。不是放棄平等與公義的理想，而是在深切反省中，火中取粟，鍛造一種立基於左翼歷史的政治倫理與行動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