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公共哲學的理念
在前面四章，我已論證政治道德為什麼必要以及如何可能，也指出公民作為政治社群的道德主體，有通過反思性認可來要求得到公正對待的權利。由此可見，這是一種政治哲學式的思考，關注的是權力的正當和制度的正義等規範性問題。這裡引申出兩個更為基本的問題：什麼是政治哲學的目標和關懷？什麼是政治哲學人的責任和期許？
我認為，政治哲學的根本關懷，是思考人類應該如何合理地活在一起。我在本章將指出，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政治哲學至少有三項任務：理解政治規範、實踐公共證成，以及尋求另類的政治想像。這是三種性質不同卻彼此相關的知性探索，目的在於更好地瞭解我們的政治世界，證成更公正的社會秩序，以及尋找集體生活的另類可能性。
本文頭三節，我將嘗試論證這樣一種對政治哲學的理解。然後在餘下三節，我會進一步主張，這三種探索可以具有一種「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的特質：作為哲學工作者，我們可以在公共領域，以公民身分，就重要公共議題，運用清楚明晰的語言，作出理解、證成和想像，並積極以不同方式介入公共討論，與其他公民一起建設有道德底蘊的公共文化，從而為政治轉型和社會進步提供有用的道德資源。
本文無意提供一個關於「何謂政治哲學」的普遍性定義。事實上，對於政治哲學可以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不同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這很正常，我們不必在此問題上要求共識。我對公共哲學的理解，深受我多年來公共參與的經驗影響，本文可說是我對這些經驗的總結和反思。公共哲學的理念，目前或許得不到哲學界足夠的認可和重視；公共哲學的實踐，現在更須面對各種艱難的現實考驗。可是正因如此，我特別希望更多人見到它的意義和價值。
一
我們先來談「理解政治規範」。我們一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這個世界以規則為基礎，形成各種制度，並以強制性的方式要求我們服從。定義這些規則的，是一套規範性語言；其中骨幹，往往是政治社群共享的觀念和價值。舉例來說，主權在民和個人權利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這些價值體現於制度，沉澱成文化，模塑我們的政治道德觀，從而指引我們的思考和行動。一個真正穩定的政治社會，必然也是一個道德社群，其共享的價值不僅為人們的行動提供規範，更為強制性權力的行使提供正當性。若要評價政治秩序的得失好壞，我們便須先理解這個充滿規範性和強制性的世界。
「理解」作為人的一種知性活動，必然預設「我」作為理解的主體。理解的過程，是指「我」作為主體對政治社群的觀念、價值、歷史、文化和制度展開廣義的反思性探究。這種探究有助我們認識觀念的定義與意義，價值的起源與演變，傳統的活力與限制，以至整個社會制度對人的影響和支配等。更進一步說，反思性也意味著「我」可以運用各種思想資源，對探究對象作出批判性的詮釋和評價，而不是先驗地受到意識形態和習俗成見的規限。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徹底擺脫歷史和社會條件的約束，成為完全自主的（fully autonomous）主體。由於人總是活在某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限制遂無可避免。儘管如此，在合理的社會條件下，我們仍然有能力發展成為有效的反思性主體，使批判和超越成為可能。與此同時，理解的過程，也非完全主觀和任意，而是有其客觀性，其背後的判斷標準，往往由知識社群通過持續的反思性探究形成的價值共識來提供。
因此，我們須留意，作為主體的「我」，總是活在世界之中而非世界之外，而政治秩序中的觀念和制度，也必然會以不同方式影響「自我」的構成。既然如此，自我的內涵必然也是規範性的，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人的身分。例如在民主社會，我們理解自身為「平等的自由人」，就顯然和我們生活的政治秩序分不開。在此意義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同時是對自我的理解；同樣地，我們對自我的探索，也是對世界的探索。理解的過程，無可避免地將「我」和世界聯結起來：它既是主體尋求對外在世界的客觀認識，也是一種內在的自我認識，幫助我們更好地看到政治的規範性如何從根本處影響自我的構成。
一旦意識到「我在政治世界之中」以及「我可以系統地反思這個帶強制性的規範世界」，我們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就會彰顯，政治秩序就不再是不可改變和無法質疑的既定事實，而是我們可以作出道德評價並提出正當性訴求的對象，包括要求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這種意識的覺醒，是政治哲學思考的起點：個體在內在和外在的各種限制中，努力嘗試建構一個政治道德的觀點，藉此理解和要求世界。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我們活在制度之中，同時每天在運用不同觀念，要理解它們還不容易？實情恐非如此，而這至少有三個原因。其一，我們正在運用各種觀念，並不等於我們便能夠確切知道這些觀念的意義，更不要說清楚背後的證成理由。例如我們天天在談論自由，可是對於如何定義「自由」，哲學史上卻有數之不盡的爭論。其二，我們不是活在「真空狀態」，而是活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因此，我們接受的觀念和制度都有一個傳統。要瞭解當下，我們往往必須認識過去；而要認識過去，就必須對我們的傳統有深入瞭解，包括觀念史和精神史。其三，要認識當下和瞭解過去，我們須先具備問題意識和建構出合適的理論框架，再通過細緻的分析整合，才有可能形成有意義的詮釋和論述。
以上三者，均是極大的知性挑戰，需要知識人的共同努力。以源起於十六世紀歐洲的「現代性」文明為例，它的觀念和制度為世界帶來根本改變，包括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政教分離、資本主義的興起、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的出現等等。理解和反思現代性及其後果，是過去數百年西方思想家的共同關注。 而到了今天，現代性席捲全球，對前現代的傳統文化和宗教構成巨大挑戰，同樣也是當下中國面對的大問題。
讀者或會質疑，理解政治世界為什麼那麼重要？畢竟對制度和文化的反思性探究，不僅需要大量的知識勞動，也可能令我們付上不菲代價，例如不為當權者所喜（因為揭穿了社會某些虛假景象），又或承受一種「世界解魅」的失落（因為原來的意義世界不復存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對制度和傳統的足夠理解，一旦社會出現巨大變動和嚴峻挑戰，我們將難以知曉問題的根源，更不知該以什麼方式去應對這些挑戰。
讓我舉例說明。清朝末年，內憂外患，李鴻章曾上書皇帝，感嘆他們的時代「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和那個時代的士大夫意識到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危機，可是卻不知道如何應對，因為傳統文化的知識資源不足以幫助他們去理解那樣的大變動。中國現代化之所以舉步維艱，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對自身傳統和西方欠缺深入理解，所以往往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以至新文化運動，可視之為中國知識階層一波接著一波的自救運動。他們一方面努力尋找中國積弱的病因，另一方面積極仿效西方以求出路，所以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君主立憲」、「全盤西化」等主張。
中國近代知識人為了現代化而這樣上下求索，雖然挫折重重，直到今天仍是前路未明，卻是集體自救和社會變革必須要走的路。石元康先生便認為，自我瞭解是自我超越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必須要先瞭解到自己所處的環境究竟是怎樣的，以及自身主觀所擁有的世界觀，價值觀究竟是怎樣的之後，才有可能擺脫它們對我們的羈絆。」 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反思性的自我瞭解，包括與不同傳統和制度的比較，是一個社會面對困境，不斷集體學習以求出路的過程。
回到個人層面來說，自我理解對於追求幸福同樣重要。作為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們每個人都渴望活好自己的人生。可是怎樣才叫「活得好」（living well）？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對「活得好」這一概念本身有所把握，否則我們根本無從判斷怎樣的生活才值得過；其次，我們須對自身有所瞭解，否則我們不知道如何在眾多可能性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命模式」﹙mode of life﹚； 最後，我們須對實現幸福人生的社會條件有所認識，例如要知道怎樣的制度安排，才能確保每個人有基本的自由和必要的物質條件，去實現自己的人生計畫。由此可見，人的幸福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個人欲望的最大滿足，而須對「自我」和「社會」有深刻瞭解。
誠然，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也會促進人對世界的理解，而政治哲學的獨特之處，是以人類社會的「規範性」（normativity）為主要探究對象。規範性關心的是應然問題，包括行為對錯、權力有無正當性、法律是否正義、政策好壞，以至制度能否給予個體公平對待等。規範性貫穿我們生活的每個領域，構成集體生活和個人行為的基礎。在此意義上，政治哲學的反思性探究絕非可有可無，而是我們致力尋求公正社會秩序、活出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條件。（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