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真相是什麼不重要，被視為真相的是什麼才重要。」──亨利．季辛吉
「如果你能捏造出夠大的謊言並不斷重複它，人們最後就會開始相信這個謊言。」──約瑟夫．戈貝爾
「任何有力量讓你相信荒誕說法的人，也會擁有讓你犯下不義之罪的力量。」──伏爾泰
暴行的捏造──在不確定一起暴行究竟有沒有發生過的情況下，報導對手曾經犯下這起暴行──在西方世界權力政治與政治宣傳的核心領域，已有百年歷史，並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尤其當你想對這個對手發起軍事行動或採取帶有敵意的措施時，宣稱對方曾經犯下過極其惡劣的罪行，一直是一個非常有效可以影響大眾和國際輿論，並合理化上述行為的手段。如果施展得宜，暴行的捏造還可以將一場原本應該是某方無端挑起的戰爭，變成大眾眼中一場為了解放被壓迫者的正義之戰；又或者可以將原本會害對手國家平民老百姓餓死的圍堵封鎖，變成一場施壓當地暴虐政府的人道救援行動。暴行的指控也可以用來抵銷外界批評某個國家對敵國採取軍事行動的聲浪，將這些提出批評的行為者都貼上支持加害者、支持邪惡罪行的標籤。因此，評估暴行的捏造是如何被使用、被使用到何種程度，可以提供我們非常重要的脈絡，去了解歷史上和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現實。
在很大一部分的現代史範圍內，我們都可以觀察到西方世界在暴行捏造的手法上，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政府針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幾個月後佔領比利時的回應，就是資助了一個由知名律師和歷史學家組成的「布萊斯委員會」（Bryce Committee），記錄德國的暴行。布萊斯委員會非常聳動地形容德軍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暴並戕害比利時的婦女和少女、描述八名德國軍人用刺刀虐殺一名兩歲孩童，還有其他種種罪行。報告最後做出以下結論：「謀殺、淫亂和搶劫的陰影，籠罩在比利時的大部分領土，這是過去三百年來，任何一場爆發在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當中，都不曾出現過的駭人景象。」德軍的那些行為，雖然也常見於其他歐洲國家的軍隊在從澳洲到美洲等地的殖民戰爭之中，但對交戰雙方都是歐洲國家的戰爭來說，就很不正常，而且也被認為是無法接受的行為，會被歐洲人以非常不一樣的標準看待。
布萊斯委員會提出的指控，強烈影響了輿論走向。布萊斯委員會的主席是前英國駐美大使詹姆斯．布萊斯子爵，當初成立布萊斯委員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壓倒性地影響美國社會的想法和情緒」，幫忙消除美國社會內部反對出兵援助英國的聲浪。儘管這份報告乍看之下說服力十足，但報告中所提出的指控其實並沒有太多證據可供佐證。1922年成立的一個比利時真相調查委員會，曾前往報告中宣稱德軍犯下罪行的地點展開調查，卻無法找出可以證明德軍犯下報告中任何一條罪行的證據。講學於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澳洲參議院和澳洲全國記者俱樂部的知名新聞學及戰爭權威菲利浦．奈特利教授，就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指控表示：「布萊斯委員會並未實際訪問過任何一位證人。這份報告提出的指控是來自1,200份的證詞，其中大部分是出自由二十二名大律師從比利時難民口中取得的描述。沒有任何一名證人在提出證詞時，被要求宣誓所言屬實，證人的名字也都沒有被記錄下來，結果這些道聽塗說而來的證據卻被完全採信。」布萊斯報告絕對不是單一個案，而且反映出當時在報導德軍行徑時的一個廣泛趨勢。舉例來說，《泰晤士報》（The Times）就引用了一名號稱是目擊者的說法表示：「親眼見到德軍士兵斬斷一名小嬰兒緊抓著母親裙襬的手臂。」法國政治宣傳局隨後也提供了一張失去雙手的小嬰兒照片，而法國報紙則開始報導德國士兵會吃食小嬰兒的手，但在戰後的調查裡，完全找不出證據證明德軍士兵真的做過類似行為。
就和其他所有被捏造出來的暴行一樣，德軍士兵實際上的作為，或是這些針對他們的指控是否有實際依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謂的暴行會在海內外形塑符合英國國家利益的輿論。正如菲利浦．奈特利的結論：「在這些暴行故事被澄清為非之前，它早就已經完成應該完成的使命。捏造出來的暴行不僅凝聚了國內輿論，增強英法兩國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還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就降低美國對這場戰爭的阻力。」報告中所描繪的德軍野蠻行徑，讓任何想要對抗德國的政策看起來都很合理。
在布萊斯委員會提出該份報告的三十年後，冷戰的展開讓西方世界聯合起來對抗數個世紀以來，第一個同屬強國級別的權力挑戰者-蘇聯，並建立起類似的組織和網路來控制資訊場域、捏造詆毀對手的故事。為了應付贏得人心往往比強大火力更具決定性力量的新型態衝突，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為首的西方情報機構發展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全球資訊網路，來掌控政治性的敘事論述。中情局的「學舌鳥行動」（Operation Mockingbird）就是最著名的相關行動之一。該行動招募許多美國記者發表由中情局撰寫的文章-這些文章常常是以完全捏造出來的虛假訊息，詆毀蘇聯及其盟友。中情局還基於類似目的資助學生、文化組織及雜誌，並透過這些文宣管道的編輯和記者網路，不遺餘力地詆毀與其論述相悖的資訊來源，甚至一度將遠在菲律賓的獨立專欄作家當作其討伐的目標。
「真相是什麼不重要，被視為真相的是什麼才重要。」──亨利．季辛吉
「如果你能捏造出夠大的謊言並不斷重複它，人們最後就會開始相信這個謊言。」──約瑟夫．戈貝爾
「任何有力量讓你相信荒誕說法的人，也會擁有讓你犯下不義之罪的力量。」──伏爾泰
暴行的捏造──在不確定一起暴行究竟有沒有發生過的情況下，報導對手曾經犯下這起暴行──在西方世界權力政治與政治宣傳的核心領域，已有百年歷史，並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尤其當你想對這個對手發起軍事行動或採取帶有敵意的措施時，宣稱對方曾經犯下過極其惡劣的罪行，一直是一個非常有效可以影響大眾和國際輿論，並合理化上述行為的手段。如果施展得宜，暴行的捏造還可以將一場原本應該是某方無端挑起的戰爭，變成大眾眼中一場為了解放被壓迫者的正義之戰；又或者可以將原本會害對手國家平民老百姓餓死的圍堵封鎖，變成一場施壓當地暴虐政府的人道救援行動。暴行的指控也可以用來抵銷外界批評某個國家對敵國採取軍事行動的聲浪，將這些提出批評的行為者都貼上支持加害者、支持邪惡罪行的標籤。因此，評估暴行的捏造是如何被使用、被使用到何種程度，可以提供我們非常重要的脈絡，去了解歷史上和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現實。
在很大一部分的現代史範圍內，我們都可以觀察到西方世界在暴行捏造的手法上，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政府針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幾個月後佔領比利時的回應，就是資助了一個由知名律師和歷史學家組成的「布萊斯委員會」（Bryce Committee），記錄德國的暴行。布萊斯委員會非常聳動地形容德軍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暴並戕害比利時的婦女和少女、描述八名德國軍人用刺刀虐殺一名兩歲孩童，還有其他種種罪行。報告最後做出以下結論：「謀殺、淫亂和搶劫的陰影，籠罩在比利時的大部分領土，這是過去三百年來，任何一場爆發在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當中，都不曾出現過的駭人景象。」德軍的那些行為，雖然也常見於其他歐洲國家的軍隊在從澳洲到美洲等地的殖民戰爭之中，但對交戰雙方都是歐洲國家的戰爭來說，就很不正常，而且也被認為是無法接受的行為，會被歐洲人以非常不一樣的標準看待。
布萊斯委員會提出的指控，強烈影響了輿論走向。布萊斯委員會的主席是前英國駐美大使詹姆斯．布萊斯子爵，當初成立布萊斯委員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壓倒性地影響美國社會的想法和情緒」，幫忙消除美國社會內部反對出兵援助英國的聲浪。儘管這份報告乍看之下說服力十足，但報告中所提出的指控其實並沒有太多證據可供佐證。1922年成立的一個比利時真相調查委員會，曾前往報告中宣稱德軍犯下罪行的地點展開調查，卻無法找出可以證明德軍犯下報告中任何一條罪行的證據。講學於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澳洲參議院和澳洲全國記者俱樂部的知名新聞學及戰爭權威菲利浦．奈特利教授，就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指控表示：「布萊斯委員會並未實際訪問過任何一位證人。這份報告提出的指控是來自1,200份的證詞，其中大部分是出自由二十二名大律師從比利時難民口中取得的描述。沒有任何一名證人在提出證詞時，被要求宣誓所言屬實，證人的名字也都沒有被記錄下來，結果這些道聽塗說而來的證據卻被完全採信。」布萊斯報告絕對不是單一個案，而且反映出當時在報導德軍行徑時的一個廣泛趨勢。舉例來說，《泰晤士報》（The Times）就引用了一名號稱是目擊者的說法表示：「親眼見到德軍士兵斬斷一名小嬰兒緊抓著母親裙襬的手臂。」法國政治宣傳局隨後也提供了一張失去雙手的小嬰兒照片，而法國報紙則開始報導德國士兵會吃食小嬰兒的手，但在戰後的調查裡，完全找不出證據證明德軍士兵真的做過類似行為。
就和其他所有被捏造出來的暴行一樣，德軍士兵實際上的作為，或是這些針對他們的指控是否有實際依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謂的暴行會在海內外形塑符合英國國家利益的輿論。正如菲利浦．奈特利的結論：「在這些暴行故事被澄清為非之前，它早就已經完成應該完成的使命。捏造出來的暴行不僅凝聚了國內輿論，增強英法兩國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還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就降低美國對這場戰爭的阻力。」報告中所描繪的德軍野蠻行徑，讓任何想要對抗德國的政策看起來都很合理。
在布萊斯委員會提出該份報告的三十年後，冷戰的展開讓西方世界聯合起來對抗數個世紀以來，第一個同屬強國級別的權力挑戰者-蘇聯，並建立起類似的組織和網路來控制資訊場域、捏造詆毀對手的故事。為了應付贏得人心往往比強大火力更具決定性力量的新型態衝突，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為首的西方情報機構發展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全球資訊網路，來掌控政治性的敘事論述。中情局的「學舌鳥行動」（Operation Mockingbird）就是最著名的相關行動之一。該行動招募許多美國記者發表由中情局撰寫的文章-這些文章常常是以完全捏造出來的虛假訊息，詆毀蘇聯及其盟友。中情局還基於類似目的資助學生、文化組織及雜誌，並透過這些文宣管道的編輯和記者網路，不遺餘力地詆毀與其論述相悖的資訊來源，甚至一度將遠在菲律賓的獨立專欄作家當作其討伐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