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臺灣黨國體制及其遺緒的反思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曾昭告天下，人類追求美好政治體制的漫長歷史終將結束，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取得了最後勝利，憲政主義與資本主義共構的政經模式將是人類未來的唯一選項。沒想到，「歷史終結論」言猶在耳，拒收訃聞的歷史卻回頭反咬一口。長久以來，西方民主國家都是國際強權，多數非西方國家只能馬首是瞻，並相信其體制本身也是富強之道。然而，隨著中國崛起，其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所謂的「中國模式」）對許多尚未民主化的國家似乎也是一種選項。特別是在自詡為「人類的燈塔」並喜於替其他國家指路的美國，川普上臺後的表現令民主發展蒙上了比霧霾還厚的灰塵，而作為現代民主濫觴的英國在「脫歐」公投之後，也出現疲態甚至是嚴重的「中年危機」（Runciman, 2018: 5-7）。
臺灣的民主化通常被歸為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的「第三波」浪潮當中。在福山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於1992年問世後的隔年，杭亭頓在美國的《外交雜誌》期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主張歷史不會終結，而是即將以文明與宗教作為新一波的國際衝突之動力，而新的國際秩序將由西方、東正教、拉丁美洲、中華、日本、印度、伊斯蘭以及非洲等八大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形成（Huntington, 1993: 22-49）。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一開始並未獲得學界青睞，但「九一一」恐怖攻擊卻讓他扳回一城。不過，或許同樣會讓他意想不到的是，被當作中華文化一環，處於美中兩大強權或文明衝突夾縫中的小島臺灣，其實是今日民主與反民主兩大文明──以古典自由主義者彌爾的術語來說，則是文明與野蠻──之間民主陣營的最前緣，甚至是最危險的前線。
將2020年臺灣大選置於上述「民主vs.反民主」的脈絡當中來看，正是多數蔡英文支持者的理解框架。一方面，他們認定這是1987年解嚴以來最關鍵的民主保衛戰，亦即捍衛當前民主制度與默許「一國兩制」兩者的對決。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如果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陣地失守，東亞地區也可能產生骨牌效應，甚至捲入更大範圍的新一波民主退潮當中。
無論如何，從2018年底臺灣「九合一」選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民主進步黨（民進黨）大敗之後開始流傳於年輕世代的「芒果乾」（「亡國感」諧音），也必須置於此一脈絡當中才能理解。他們真正擔憂的是民主制度的破壞殆盡，而非「中華民國」的覆亡。因此，「最後一場有意義的選舉」的說法在該次選戰當中甚囂塵上；「有意義」指的是關於未來命運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臺灣人自己的手上，而非受制於中共政權的選項安排或主導。
當然，這不代表該次大選中不存在中共政權的直接與間接影響。事實上，擔憂中華民國將滅亡的言論也並非沒有。自從陳水扁參選總統以來，「民進黨選上，中華民國會滅亡」的言論在每一次大選當中不曾缺席過。國民黨不曾停止過大聲疾呼這種口號，新黨和親民黨也不例外。
持平而論，藍綠陣營都有各自的理由來擔心亡國的可能，因為民主臺灣正是一個國家認同感嚴重分裂的社會。這種認同差異也反映了世代差異、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乃至特定歷史記憶的斷裂。但歸根究柢，人們對民主價值本身的認同與否，才是一切的關鍵。
制度可一夕改變，但人的心態與思維卻很難，而未曾徹底實行轉型正義的民主社會更是如此。本文意圖指出，2020年臺灣大選中蔡英文的壓倒性勝利，不過是贏得了一場關鍵戰役，但距離民主的鞏固仍有一段路，並且，這當中還涉及如何處理依舊籠罩於島上的黨國教育遺緒──這一遺緒如影隨形地影響著民主運作。
新興民主社會的信仰與改宗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新興民主社會必然存在尚未認同民主價值的人。畢竟，民主思潮總是始於一小部分人的思想湧動。倘若此前的社會穩定，那麼多數人若非安逸生活於威權制度底下，就是想爭取民主也欠缺勇氣，而對於政權採取直接支持或間接默認，選擇漠視乃至偏安的心態，並不會在政治制度改弦易轍時讓人們立即變成適合新體制的公民。
姑且不論剛開始認同民主價值的人受到來自哪些人、事、物的影響，若原本他們接受威權體制的理念，那麼這種價值認同的轉換等同歷經了一種世界觀的翻轉。哲學家維根斯坦曾期許讀懂他的人，能從此以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根據哈佛哲人卡維爾（Stanley Cavell）的自述，他的確在閱讀其著作之際經歷了如此的世界觀翻轉，且稱此經驗的劇烈程度不下於宗教上的改宗（conversion）（Cavell, 1999: xx）。轉向民主的過程又何嘗不是？
以整全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常使用的一張題為《妻子與岳母》（My Wife and My Mother-in-Law）的英國漫畫來說明，有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少婦，有人則看到老婦，但多數人應該能切換觀看方式，只不過沒辦法在同一時間看成兩者。維根斯坦本人則用過更簡單的「兔鴨錯覺圖」（Rabbit-duck illusion）來說明這一種觀看經驗，並藉此強調人們在觀看同一事物時的片面性，即使能看到一個完整圖像也不過是從特定的點、面開始，所看到的不過是兩個可能性之一。
當代法哲學巨擘拉茲也曾以上述這種片面經驗來解釋柏林的價值多元論（value pluralism）（Raz, 2003: 54-56）。根據後者的說法，有些人類視為珍寶的價值（如自由、平等、正義、憐憫）可能彼此之間互相衝突，無法同一時間完全實現兩個或以上的價值，因此必須擇取其一，或做出妥協，接受沒有哪一種價值可以獲得百分之百的實現（Berlin, 2003: 17-18）；倫理傳統也是如此（例如，強調集體效益的效益主義可能在某些時候會和主張個人尊嚴與權利至上的康德主義衝突），各自有其價值排序優先考量，想同時完整落實兩者不但在邏輯上不可能，經驗上也不容許。同理，人類的文化也不例外，每一個文化都包含一整套的價值體系，不同體系可能對同一事物有極為不同的見解，彼此衝突，甚至在某些時候差異巨大到彼此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的地步。
幸而，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即使整體上彼此不可共量，但只要意願足夠，我們總能找到切入點來理解另一方的世界觀。例如，冷戰期間，柏林曾以兩種「自由」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方敵對陣營分別追求「不受（他人）干涉」以及「成為自己主人」的理想，因此不該彼此妖魔化對方。他認為民主社會本是允許多種價值觀同時存在，允許不同人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必然在某程度上犧牲齊一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極權政府底下才能享有的那種一切靜好（Berlin, 2002: 42）。個人自由的捍衛在體制設計上本來即涉及了自由與其他價值的妥協，甚至更嚴格地說，捍衛個人自由在實踐上不可能做到所有人百分之百不受干涉，因為那是經驗上不可能的事（試想交通燈不存在會怎樣），更何況如同狼的自由意味著羊的不自由，要想讓不同個性與傾向的人共同活在同一個社會，並且尊重個人選擇，唯有設下特定的限度才能讓所有人都享有自由。
不論是柏林或維根斯坦，都強調即使不能同時看到兩個圖像，我們總有辦法從特定的點或面來把握一個圖像，並學會切換視角。政治世界的觀看或同情理解，當然遠比上述漫畫來得複雜。不過，「自由」的概念就是柏林的切入點。在冷戰時期，雙方劍拔弩張且不願意理解對方，甚至將意識形態之爭轉化為「邪惡vs.良善」的道德問題（各自皆認定自己是站在良善的一方）時，柏林藉此提供一個讓雙方彼此理解的起點。
一個原本信仰威權主義而轉為接受民主價值的人，不外是經歷了如此的視角轉換。維根斯坦曾經將語言喻為一座古老的城市，裡面有「迷宮般的街道與廣場，老屋與新房都有，加上各種不同時期的加蓋物，外圍還環繞著無數的筆直街道和整齊樓房所組成的許多小區（Wittgenstein, 1958 §18）。事實上，翻開人類政治思想史也可見政治語言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市，不同的意識形態各自占據了某些街道與房子，支持者則像是居住在該範圍內的居民，若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同溫層」，那將永遠看不到另一個同溫層內的人如何看待世界。
藉此比喻，我們可將作為新興民主社會的臺灣理解為至少存在三種人：（一）把威權時期看成一切靜好甚至黃金時代的人，認為社會穩定、有秩序，有賴於政府強而有力、依法治國（rule by law），政策方向明確，人民願意跟隨締造經濟奇蹟的英明領袖；（二）從小生活在民主制度底下並接受其價值觀念的人，相信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權力必須受限於法治（rule of law），民意代表與總統不過是人民選出的公僕，不是父母官，重大政策必須符合人民意願，有時還需要以公投方式來確立人民的意願，倘若政府徹底違背民意，人民有直接行使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來進行公民抗命；（三）從上述第一種人轉變成第二種人，也就是歷經了價值翻轉或所謂「政治覺醒」的人。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曾昭告天下，人類追求美好政治體制的漫長歷史終將結束，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取得了最後勝利，憲政主義與資本主義共構的政經模式將是人類未來的唯一選項。沒想到，「歷史終結論」言猶在耳，拒收訃聞的歷史卻回頭反咬一口。長久以來，西方民主國家都是國際強權，多數非西方國家只能馬首是瞻，並相信其體制本身也是富強之道。然而，隨著中國崛起，其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所謂的「中國模式」）對許多尚未民主化的國家似乎也是一種選項。特別是在自詡為「人類的燈塔」並喜於替其他國家指路的美國，川普上臺後的表現令民主發展蒙上了比霧霾還厚的灰塵，而作為現代民主濫觴的英國在「脫歐」公投之後，也出現疲態甚至是嚴重的「中年危機」（Runciman, 2018: 5-7）。
臺灣的民主化通常被歸為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的「第三波」浪潮當中。在福山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於1992年問世後的隔年，杭亭頓在美國的《外交雜誌》期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主張歷史不會終結，而是即將以文明與宗教作為新一波的國際衝突之動力，而新的國際秩序將由西方、東正教、拉丁美洲、中華、日本、印度、伊斯蘭以及非洲等八大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形成（Huntington, 1993: 22-49）。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一開始並未獲得學界青睞，但「九一一」恐怖攻擊卻讓他扳回一城。不過，或許同樣會讓他意想不到的是，被當作中華文化一環，處於美中兩大強權或文明衝突夾縫中的小島臺灣，其實是今日民主與反民主兩大文明──以古典自由主義者彌爾的術語來說，則是文明與野蠻──之間民主陣營的最前緣，甚至是最危險的前線。
將2020年臺灣大選置於上述「民主vs.反民主」的脈絡當中來看，正是多數蔡英文支持者的理解框架。一方面，他們認定這是1987年解嚴以來最關鍵的民主保衛戰，亦即捍衛當前民主制度與默許「一國兩制」兩者的對決。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如果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陣地失守，東亞地區也可能產生骨牌效應，甚至捲入更大範圍的新一波民主退潮當中。
無論如何，從2018年底臺灣「九合一」選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民主進步黨（民進黨）大敗之後開始流傳於年輕世代的「芒果乾」（「亡國感」諧音），也必須置於此一脈絡當中才能理解。他們真正擔憂的是民主制度的破壞殆盡，而非「中華民國」的覆亡。因此，「最後一場有意義的選舉」的說法在該次選戰當中甚囂塵上；「有意義」指的是關於未來命運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臺灣人自己的手上，而非受制於中共政權的選項安排或主導。
當然，這不代表該次大選中不存在中共政權的直接與間接影響。事實上，擔憂中華民國將滅亡的言論也並非沒有。自從陳水扁參選總統以來，「民進黨選上，中華民國會滅亡」的言論在每一次大選當中不曾缺席過。國民黨不曾停止過大聲疾呼這種口號，新黨和親民黨也不例外。
持平而論，藍綠陣營都有各自的理由來擔心亡國的可能，因為民主臺灣正是一個國家認同感嚴重分裂的社會。這種認同差異也反映了世代差異、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乃至特定歷史記憶的斷裂。但歸根究柢，人們對民主價值本身的認同與否，才是一切的關鍵。
制度可一夕改變，但人的心態與思維卻很難，而未曾徹底實行轉型正義的民主社會更是如此。本文意圖指出，2020年臺灣大選中蔡英文的壓倒性勝利，不過是贏得了一場關鍵戰役，但距離民主的鞏固仍有一段路，並且，這當中還涉及如何處理依舊籠罩於島上的黨國教育遺緒──這一遺緒如影隨形地影響著民主運作。
新興民主社會的信仰與改宗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新興民主社會必然存在尚未認同民主價值的人。畢竟，民主思潮總是始於一小部分人的思想湧動。倘若此前的社會穩定，那麼多數人若非安逸生活於威權制度底下，就是想爭取民主也欠缺勇氣，而對於政權採取直接支持或間接默認，選擇漠視乃至偏安的心態，並不會在政治制度改弦易轍時讓人們立即變成適合新體制的公民。
姑且不論剛開始認同民主價值的人受到來自哪些人、事、物的影響，若原本他們接受威權體制的理念，那麼這種價值認同的轉換等同歷經了一種世界觀的翻轉。哲學家維根斯坦曾期許讀懂他的人，能從此以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根據哈佛哲人卡維爾（Stanley Cavell）的自述，他的確在閱讀其著作之際經歷了如此的世界觀翻轉，且稱此經驗的劇烈程度不下於宗教上的改宗（conversion）（Cavell, 1999: xx）。轉向民主的過程又何嘗不是？
以整全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常使用的一張題為《妻子與岳母》（My Wife and My Mother-in-Law）的英國漫畫來說明，有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少婦，有人則看到老婦，但多數人應該能切換觀看方式，只不過沒辦法在同一時間看成兩者。維根斯坦本人則用過更簡單的「兔鴨錯覺圖」（Rabbit-duck illusion）來說明這一種觀看經驗，並藉此強調人們在觀看同一事物時的片面性，即使能看到一個完整圖像也不過是從特定的點、面開始，所看到的不過是兩個可能性之一。
當代法哲學巨擘拉茲也曾以上述這種片面經驗來解釋柏林的價值多元論（value pluralism）（Raz, 2003: 54-56）。根據後者的說法，有些人類視為珍寶的價值（如自由、平等、正義、憐憫）可能彼此之間互相衝突，無法同一時間完全實現兩個或以上的價值，因此必須擇取其一，或做出妥協，接受沒有哪一種價值可以獲得百分之百的實現（Berlin, 2003: 17-18）；倫理傳統也是如此（例如，強調集體效益的效益主義可能在某些時候會和主張個人尊嚴與權利至上的康德主義衝突），各自有其價值排序優先考量，想同時完整落實兩者不但在邏輯上不可能，經驗上也不容許。同理，人類的文化也不例外，每一個文化都包含一整套的價值體系，不同體系可能對同一事物有極為不同的見解，彼此衝突，甚至在某些時候差異巨大到彼此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的地步。
幸而，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即使整體上彼此不可共量，但只要意願足夠，我們總能找到切入點來理解另一方的世界觀。例如，冷戰期間，柏林曾以兩種「自由」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方敵對陣營分別追求「不受（他人）干涉」以及「成為自己主人」的理想，因此不該彼此妖魔化對方。他認為民主社會本是允許多種價值觀同時存在，允許不同人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必然在某程度上犧牲齊一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極權政府底下才能享有的那種一切靜好（Berlin, 2002: 42）。個人自由的捍衛在體制設計上本來即涉及了自由與其他價值的妥協，甚至更嚴格地說，捍衛個人自由在實踐上不可能做到所有人百分之百不受干涉，因為那是經驗上不可能的事（試想交通燈不存在會怎樣），更何況如同狼的自由意味著羊的不自由，要想讓不同個性與傾向的人共同活在同一個社會，並且尊重個人選擇，唯有設下特定的限度才能讓所有人都享有自由。
不論是柏林或維根斯坦，都強調即使不能同時看到兩個圖像，我們總有辦法從特定的點或面來把握一個圖像，並學會切換視角。政治世界的觀看或同情理解，當然遠比上述漫畫來得複雜。不過，「自由」的概念就是柏林的切入點。在冷戰時期，雙方劍拔弩張且不願意理解對方，甚至將意識形態之爭轉化為「邪惡vs.良善」的道德問題（各自皆認定自己是站在良善的一方）時，柏林藉此提供一個讓雙方彼此理解的起點。
一個原本信仰威權主義而轉為接受民主價值的人，不外是經歷了如此的視角轉換。維根斯坦曾經將語言喻為一座古老的城市，裡面有「迷宮般的街道與廣場，老屋與新房都有，加上各種不同時期的加蓋物，外圍還環繞著無數的筆直街道和整齊樓房所組成的許多小區（Wittgenstein, 1958 §18）。事實上，翻開人類政治思想史也可見政治語言就像一座古老的城市，不同的意識形態各自占據了某些街道與房子，支持者則像是居住在該範圍內的居民，若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同溫層」，那將永遠看不到另一個同溫層內的人如何看待世界。
藉此比喻，我們可將作為新興民主社會的臺灣理解為至少存在三種人：（一）把威權時期看成一切靜好甚至黃金時代的人，認為社會穩定、有秩序，有賴於政府強而有力、依法治國（rule by law），政策方向明確，人民願意跟隨締造經濟奇蹟的英明領袖；（二）從小生活在民主制度底下並接受其價值觀念的人，相信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政府權力必須受限於法治（rule of law），民意代表與總統不過是人民選出的公僕，不是父母官，重大政策必須符合人民意願，有時還需要以公投方式來確立人民的意願，倘若政府徹底違背民意，人民有直接行使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來進行公民抗命；（三）從上述第一種人轉變成第二種人，也就是歷經了價值翻轉或所謂「政治覺醒」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