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輔車相依：日本中華街的儒家亞洲主義
說是優勢也好，阻礙也罷，帝國主義研究往往能假定某一個歐洲大都市為帝國中心。晚清中國處於一種半殖民狀態，與其他多數殖民地不大相同，但保有許多殖民地最不幸的特徵。雖然名義上始終是獨立國家，從未落入單一殖民帝國統治，但中國確實受害於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如其他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向大都市聚攏以教育新一代青年、傳授現代化知識，讓他們準備好對抗帝國主義。但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中國可在多個帝國中心之間進行選擇。所統轄的殖民地近在咫尺的日本也是一個特例——不久前也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且依然受西方帝國威脅，俄羅斯帝國擴張的威脅尤甚。中國與日本雖在一九○○年以前皆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但兩國知識分子都有感於西方帝國主義對其主權是如何虎視眈眈。儘管一八九四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向日本求援仍是中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的選擇，而他們在日本也受到盛情接待。
創立於橫濱和東京的大同學校，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努力，透過融合民族主義儒家思想和西方傳入的新知識，抗衡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危機。由於在中國難以推行有意義的改革，知識菁英轉而來到日本，在此既可有效學習所謂的新學，也能培育新一代知識分子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又不至於讓新青年投向西方。在日這幾年，維新派知識分子在語言中使用的日語新詞增加，也進一步突顯他們的著述中多有日本流行的思想觀念。不過，這並不是單向的。這幾年是一段中日菁英合作的時期，有些明治知識分子曾經呼籲「脫亞」，把亞洲視為過去，歐洲才是未來。而今知識分子拋下「脫亞」口號，共同想像一個既亞洲又現代的未來。這點尤其可見於橫濱大同學校的創立及早年發展。本章雖然仍以維新派與日本菁英的對話為主軸，但把焦點轉向他們如何在日本倡行儒家中國教育，把大同學校視為中日合作的場域進行考究。
我在本章考究提倡中日團結的現代儒家亞洲主義之相關論述。這種論述在世紀之交最為盛行，雖然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到一九二○、三○年代乃至於第二次甲午戰爭期間，也仍透過華人亞洲主義團體持續發揮作用，但在日創辦維新學校是這種型態的亞洲主義的最佳範例，呈現中日菁英如何透過合作對話建構觀念。這些論述雖然很多可以解讀成中國人對日本東道主的口頭承諾，但其中的政治言論也在中國青年心中扎下根基，新一代知識菁英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採納導師的教誨和著述中的革命元素。
新世代生活在這個國際合作的關鍵時期，觀念和身分認同傳承給新一代之際也不免發生變化。我認為大同學校可說是中日知識分子合作的具體產物，不只用於教育學生的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觀念及身分認同，也是在協力合作下為救中國和東亞於西方帝國主義之害的認識論產物。這些救國的努力結合現代特質的儒家教育為核心，造就一群具受害者意識的民族主義青年，呈現出亞洲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這段時期是一個大合作時代。正如同一名日本報刊記者用上另一個古典成語對兩國當代關係的形容：「中日兩國一如輔車相依。」
這些學校與眾多中日菁英有顯而易見的關聯和重要性，但關於初始幾所大同學校的文獻卻很有限。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大部分紀錄連同橫濱總校全毀。本章所使用文獻主要來自報紙、期刊和書籍刊載的內容，以及數本回憶錄和一八九七年創校後幾年間校方寄出的未發表書信。
維新派與東亞同文會
如第一章所示，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試圖以明治維新為範，重建中國的政治體制，但亂無章法的努力以失敗告終。與日本合作的各種可能性在一八九八年浮上檯面，但九月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希望破滅，維新派被迫逃亡，終在日本找到容身之地。他們落腳於橫濱，這是個中日合作的重要場所，直至二戰期間仍持續為兩國公民的合作發揮作用。維新派在日受到款待，部分多虧他們在《時務報》結交的日本朋友，部分歸功於新跨國機構的成立。一八九八年，維新派出逃日本恰逢影響深遠的日本亞洲主義團體——東亞同文會創立。
東亞同文會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就在《清議報》創刊號發行的幾週前，往後它將成為廿世紀最知名、最具影響力的亞洲主義組織。其會員組成多元，包含熱衷政治且支持擴張的東亞會、自由派的同文會，以及其他如孫文的朋友宮崎滔天和平山周。會員並不只限日本人。創會成員之一就是康有為的學生，徐勤（一八七三～？），他當時人在橫濱，準備出任新開辦的大同學校校長。這層關聯也許促成了日本菁英對康梁二人的歡迎，也或許可說明東亞同文會與《清議報》的關係。東亞同文會成員定下四條綱領：
1. 保全支那。
2. 促成支那的改善。
3. 討論研究支那的時事以期實行。
4. 喚起輿論。
這些綱領顯示出東亞同文會的意旨是單方向的。比起關心與中國知識分子合作，它更關心積極影響中國。維新派來日，帶來一個機會推動這些目標。上言之東亞同文會綱領，很可能會吸引致力於相同目標的維新派。《清議報》在東亞同文會支持下創刊，旨在喚起旅日中國維新派的興趣，編輯群在創刊號提出他們自己的四條綱領：
1.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2.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3.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4.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與東亞同文會的綱領相比，這幾條綱領明顯更著重於「亞洲」。在日本亞洲主義團體討論中國，以及日本應拿其如何之際，與日本合作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討論的是東亞，以及鼓勵與日本合作。
《清議報》成為東亞同文會早期的重要發聲管道。在第一期第二十三頁，東亞同文會刊出全版廣告，申明上述意向和創會綱領，邀請中國士大夫加入。該段短文再度用上標準的「脣齒」比喻，述及中國和日本久有兄弟情誼，嘆兩國如兄弟鬩牆。文章重點是呼籲重建連結和交流，末尾寫道：「請兩國士大夫，同生於此洲，同志於此時者，贊此意，入此會，以戮力於此。」
也許是突然受到東亞同文會影響，維新派於一八九八年赴日後，著述變得更加傾向亞洲主義，梁啟超因此經常被今日的亞洲主義團體舉為中國重要的泛亞洲主義論者。梁啟超確實為文寫過亞洲團結及與日合作，但和孫文不同，梁氏的亞洲主義意識形態顯見於文章裡，只有在戊戌變法而後的短短幾年間，必須放在時空條件下檢視。梁啟超是在他認為的危機時期，做出向日求援以除中國弊病的合理選擇。總體而言，他始終堅信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才是邁向現代的正確道路，但在其他重要議題上，梁啟超的想法不時有變，晚清末年，他的關注焦點在共和體制和君主立憲制間搖擺不定。泛亞洲主義也是世紀之交這段時間裡，梁啟超考慮過的一條通往現代之路。
說是優勢也好，阻礙也罷，帝國主義研究往往能假定某一個歐洲大都市為帝國中心。晚清中國處於一種半殖民狀態，與其他多數殖民地不大相同，但保有許多殖民地最不幸的特徵。雖然名義上始終是獨立國家，從未落入單一殖民帝國統治，但中國確實受害於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如其他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向大都市聚攏以教育新一代青年、傳授現代化知識，讓他們準備好對抗帝國主義。但和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中國可在多個帝國中心之間進行選擇。所統轄的殖民地近在咫尺的日本也是一個特例——不久前也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且依然受西方帝國威脅，俄羅斯帝國擴張的威脅尤甚。中國與日本雖在一九○○年以前皆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但兩國知識分子都有感於西方帝國主義對其主權是如何虎視眈眈。儘管一八九四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向日本求援仍是中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的選擇，而他們在日本也受到盛情接待。
創立於橫濱和東京的大同學校，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努力，透過融合民族主義儒家思想和西方傳入的新知識，抗衡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危機。由於在中國難以推行有意義的改革，知識菁英轉而來到日本，在此既可有效學習所謂的新學，也能培育新一代知識分子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又不至於讓新青年投向西方。在日這幾年，維新派知識分子在語言中使用的日語新詞增加，也進一步突顯他們的著述中多有日本流行的思想觀念。不過，這並不是單向的。這幾年是一段中日菁英合作的時期，有些明治知識分子曾經呼籲「脫亞」，把亞洲視為過去，歐洲才是未來。而今知識分子拋下「脫亞」口號，共同想像一個既亞洲又現代的未來。這點尤其可見於橫濱大同學校的創立及早年發展。本章雖然仍以維新派與日本菁英的對話為主軸，但把焦點轉向他們如何在日本倡行儒家中國教育，把大同學校視為中日合作的場域進行考究。
我在本章考究提倡中日團結的現代儒家亞洲主義之相關論述。這種論述在世紀之交最為盛行，雖然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到一九二○、三○年代乃至於第二次甲午戰爭期間，也仍透過華人亞洲主義團體持續發揮作用，但在日創辦維新學校是這種型態的亞洲主義的最佳範例，呈現中日菁英如何透過合作對話建構觀念。這些論述雖然很多可以解讀成中國人對日本東道主的口頭承諾，但其中的政治言論也在中國青年心中扎下根基，新一代知識菁英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採納導師的教誨和著述中的革命元素。
新世代生活在這個國際合作的關鍵時期，觀念和身分認同傳承給新一代之際也不免發生變化。我認為大同學校可說是中日知識分子合作的具體產物，不只用於教育學生的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觀念及身分認同，也是在協力合作下為救中國和東亞於西方帝國主義之害的認識論產物。這些救國的努力結合現代特質的儒家教育為核心，造就一群具受害者意識的民族主義青年，呈現出亞洲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這段時期是一個大合作時代。正如同一名日本報刊記者用上另一個古典成語對兩國當代關係的形容：「中日兩國一如輔車相依。」
這些學校與眾多中日菁英有顯而易見的關聯和重要性，但關於初始幾所大同學校的文獻卻很有限。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大部分紀錄連同橫濱總校全毀。本章所使用文獻主要來自報紙、期刊和書籍刊載的內容，以及數本回憶錄和一八九七年創校後幾年間校方寄出的未發表書信。
維新派與東亞同文會
如第一章所示，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試圖以明治維新為範，重建中國的政治體制，但亂無章法的努力以失敗告終。與日本合作的各種可能性在一八九八年浮上檯面，但九月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希望破滅，維新派被迫逃亡，終在日本找到容身之地。他們落腳於橫濱，這是個中日合作的重要場所，直至二戰期間仍持續為兩國公民的合作發揮作用。維新派在日受到款待，部分多虧他們在《時務報》結交的日本朋友，部分歸功於新跨國機構的成立。一八九八年，維新派出逃日本恰逢影響深遠的日本亞洲主義團體——東亞同文會創立。
東亞同文會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就在《清議報》創刊號發行的幾週前，往後它將成為廿世紀最知名、最具影響力的亞洲主義組織。其會員組成多元，包含熱衷政治且支持擴張的東亞會、自由派的同文會，以及其他如孫文的朋友宮崎滔天和平山周。會員並不只限日本人。創會成員之一就是康有為的學生，徐勤（一八七三～？），他當時人在橫濱，準備出任新開辦的大同學校校長。這層關聯也許促成了日本菁英對康梁二人的歡迎，也或許可說明東亞同文會與《清議報》的關係。東亞同文會成員定下四條綱領：
1. 保全支那。
2. 促成支那的改善。
3. 討論研究支那的時事以期實行。
4. 喚起輿論。
這些綱領顯示出東亞同文會的意旨是單方向的。比起關心與中國知識分子合作，它更關心積極影響中國。維新派來日，帶來一個機會推動這些目標。上言之東亞同文會綱領，很可能會吸引致力於相同目標的維新派。《清議報》在東亞同文會支持下創刊，旨在喚起旅日中國維新派的興趣，編輯群在創刊號提出他們自己的四條綱領：
1.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2.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3.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4.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與東亞同文會的綱領相比，這幾條綱領明顯更著重於「亞洲」。在日本亞洲主義團體討論中國，以及日本應拿其如何之際，與日本合作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討論的是東亞，以及鼓勵與日本合作。
《清議報》成為東亞同文會早期的重要發聲管道。在第一期第二十三頁，東亞同文會刊出全版廣告，申明上述意向和創會綱領，邀請中國士大夫加入。該段短文再度用上標準的「脣齒」比喻，述及中國和日本久有兄弟情誼，嘆兩國如兄弟鬩牆。文章重點是呼籲重建連結和交流，末尾寫道：「請兩國士大夫，同生於此洲，同志於此時者，贊此意，入此會，以戮力於此。」
也許是突然受到東亞同文會影響，維新派於一八九八年赴日後，著述變得更加傾向亞洲主義，梁啟超因此經常被今日的亞洲主義團體舉為中國重要的泛亞洲主義論者。梁啟超確實為文寫過亞洲團結及與日合作，但和孫文不同，梁氏的亞洲主義意識形態顯見於文章裡，只有在戊戌變法而後的短短幾年間，必須放在時空條件下檢視。梁啟超是在他認為的危機時期，做出向日求援以除中國弊病的合理選擇。總體而言，他始終堅信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才是邁向現代的正確道路，但在其他重要議題上，梁啟超的想法不時有變，晚清末年，他的關注焦點在共和體制和君主立憲制間搖擺不定。泛亞洲主義也是世紀之交這段時間裡，梁啟超考慮過的一條通往現代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