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30日，是臺灣立法院會期的最後一天，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手上還有件議案想要通過。國民黨主張與中國維持緊密的經貿關係，企圖立法解除已實施數十年的兩岸定期包機直航禁令。作為長期的執政黨，國民黨當時雖沒能拿下總統職位，卻仍與藍營的一個小黨聯手掌控立法院，有能力推動法案過關。當時掌握總統職位的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則對中國較具戒心。執政黨雖然還能動用行政權否決大多數包機航班的申請，但法案一旦通過，政府就只能依法放行。民進黨不走運，那時綠營在國會裡的席次並未過半。若舉行表決，藍營勢必會勝出。
當院長宣布開始討論提案，國民黨一名立委想走向議場前方的發言臺，也就是一般立委發言的固定位置。民進黨立委卻團團圍住講臺，以肉身攔阻他的去路。他高聲嚷著要提停止討論動議、直接表決，卻苦於前方有人擋路，無法上臺正式提出。場面亂成一團，根本無法討論，院長只好宣布休息十分鐘。類似場面那天就上演了四次，每回只要有國民黨立委想接近講臺要求表決，民進黨立委就會以肉身杯葛議事，迫使院長再度宣布休息。場面愈演愈烈，從起初的輕微推擠，逐漸升級為互毆、扯髮、潑水、吐口水、掐脖子等行為。後續媒體報導點名幾位參與群毆的立委，其中最受矚目的，要屬此前默默無聞的王淑慧。就在國民黨試圖向議事人員提交書面動議、要求停止討論並表決之際，王淑慧一把搶走文件。想搶回文件的國民黨立委立刻將王淑慧團團圍住，卻不料她竟將紙揉成一團塞進嘴裡，嚇壞眾人。幾名國民黨立委仍揪著王淑慧的頭髮不放，但多數人卻只是目瞪口呆，眼看她帶著安然無恙的「戰利品」，不疾不徐退出混戰（C. Chen 2006；J. Huang 2006；Yang 2006）。
藍營最後承認失敗。該法案當天未能闖關，甚至在該屆立委剩餘的一年半任期內也沒有通過。有些國民黨員便埋怨黨團在關鍵時刻骨氣不夠。國民黨的強硬派立委洪秀柱更直接炮轟黨鞭：「都已經遇到流氓了，你們還君子什麼？」（Taiwan Daily 2006，第3段）。她與幾位鷹派要求院長動用警察權維持秩序。然而，院長王金平無奈重申他近二十年來的一貫立場：警察不得逮捕立委或與之發生肢體衝突，警察介入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愈弄愈亂（M. Huang 2006）。時任國民黨主席、日後當選總統的馬英九也出面譴責，呼籲國會應當理性行事，批評民進黨的行為讓臺灣在國際上丟盡顏面（J. Huang 2006）。
綠營的氣氛則截然不同。當時民進黨正深陷泥淖：總統身陷貪汙指控，更有大批群眾走上街頭要求他下臺。幾天之後，總統為緩和局勢，宣布將大部分權力下放給行政院長，自己退居二線。在如此低迷的氛圍下，民進黨這次在立法院的勝利猶如及時雨，大幅提振士氣。親綠的《台灣日報》隨即刊出一篇題為〈為台灣打拚，王淑慧喚醒民進黨〉的分析文章。該文對民進黨近期面臨的困境表示惋惜，並於重點段落強調：「王淑慧不是個愛作秀的人，但為了台灣，她一定是敢拚命的人，不只是她，民進黨還有一大群像她一樣，這樣肯為台灣拚的人，台灣人不要氣餒，只要還有一口氣，絕對要抱著希望，看好台灣，不要低頭，絕不認輸！」（F. Cheng 2006，第7段）
本書的宗旨在於探討國會鬥毆現象，分析立法委員於履行職權時爆發肢體衝突的例子。傳統上，立法學者與大眾媒體常把鬥毆視為政治程序的異常亂象，而非理性的環節。真實的政治應包含政策論辯、政治攻防、議題譜系、唱名表決等程序，鬥毆頂多不過是嚴肅議事外的一點餘興，似乎是眾人暫時脫稿演出的節目：文明的成年男女赫然變成不懂事的幼兒，控制不住一時的情緒衝動。所幸，鬥毆結束之後，一切重回正軌，立法學者與記者得以回頭關注正事，諸如綁樁式提案、投票聯盟及立法議程之類。此外，鬥毆通常無法改變結果（ 前述故事為例外）。鬥毆只能暫緩進程，占多數者往往還是會稱心如意，最終結果與沒有鬥毆時相去無幾。假如鬥毆只是無足輕重、正常政治中偶發的不理性小插曲，就沒有意義花時間、力氣及金錢去解析這個狀況。倒不如在 YouTube 看個影片、笑一笑，然後轉頭關心更重要的事情。然而，我們意圖挑戰這項成見，並認真看待國會鬥毆現象。首先，鬥毆遠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罕見。有學者運用七種語言在各大媒體資料庫進行迄今最全面的搜尋，發現在1980至2018年間，全球73個國家共發生過375起鬥毆事件，其中348起集中在1990年之後（Schmoll and Ting 2023）。這個數量已經不低，而且極有可能被嚴重低估。根據我們使用當地媒體資源的統計，光是在臺灣，1987至2019年間就發生過202次國會鬥毆；其他國家的鬥毆次數也有可能被低估，尤其是媒體不使用主流國際語言的國家（如土耳其、南韓與泰國）。最後，若將時間範圍拉長，我們就會發現許多目前看似安分的國家（ 包含美國與英國），在歷史上都有過豐富的國會鬥毆紀錄。
除了發生頻率外，我們還有其他理由認真看待鬥毆議題。鬥毆通常不會改變立法結果，但也並非絕對，畢竟開篇的鬥毆軼事就成功擋下法案。若再深入探究鬥毆，有時單單是「可能會打起來」的風險，就有機會迫使過半數的多數黨或執政聯盟讓步，以保障當下的議事順利進行。喬安娜・弗里曼（Joanne Freeman）在探討美國內戰前國會暴力的著作中主張，爆發肢體衝突的風險「對國會的商議過程影響極大」（Freeman 2018, 6）。換言之，鬥毆極有可能是立法攻防中經常被低估的重要環節。此外，程序正義也很重要。民主立法機構的合法性，正建立在機構依循程序規定行事的基礎上；相較於集體退席、靜坐、唱歌或呼喊口號等杯葛手段，訴諸肢體暴力的意義，形同暫時拋棄非暴力的民主文明底線，更產生威脅民主體制的隱憂。因此，鬥毆不僅會引發對民主制度健全與傳承的擔憂，甚至可能是大規模內戰的徵兆。正如弗里曼（2018）所言，美國國會在南北戰爭前的暴力行為，實質上便是內戰的前奏。
然而，鬥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特徵，在於民眾極度不喜歡鬥毆。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人對鬥毆抱持負面看法。在爆發鬥毆後，大眾對立法表現與民主品質的評分也會下降。鬥毆有害民眾對民代個人與整個民主體制的觀感，這不只表示我們有必要投入系統性研究，更彰顯出一道重要謎題：既然百姓反感，民代為何還要大打出手？這種矛盾恰好能解釋為何大眾總認為議會鬥毆只是一時的情緒失控⸺既然吃力不討好，他們或許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但我們有不同的看法：鬥毆其實是民代的戰略計算，他們懂得權衡肢體衝突可能帶來的利與弊。
因此，政治溝通與民代個人的政治圖謀，便成為本書的立論核心。鬥毆充滿情緒張力且極度吸睛，為民代提供塑造自我與抹黑對手的絕佳機會，並讓他們得以向特定的目標受眾傳遞政治訊號。本書將逐步拆解這套方法的運作機制與連帶後果，並最終論證：儘管每場鬥毆看似獨一無二，但國會暴力實則存在許多反覆出現的模式，我們完全能從中歸納出一套脈絡清晰、以個人策略為導向的鬥毆邏輯。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選擇臺灣的直航爭議作為開篇，正是因為這種情境極有代表性。鬥毆的起因源於黨派角力：大黨亟欲通過某項法案，小黨卻缺乏足夠的選票予以攔阻。於是，小黨立委選擇以肉身霸占國會的戰略要地，企圖癱瘓議事程序，暫時反制大黨的人數優勢；而大黨若想順利清場，動粗便成為唯一選項。在肢體衝突中，少數民代藉由揮拳、吐口水與撕毀文件等過激行為來加劇暴力程度、博取媒體版面。少數黨民代往往比多數黨更積極投入戰局，這絕非偶然，因為在面對這類混亂場面時，多數黨民代的態度通常比較保守猶豫。
鬥毆後續的迴響也同樣能帶來啟發。事後沒有任何人為此道歉。我們的一項核心論述，在於鬥毆者其實是在向特定受眾傳遞政治訊號。在政黨力量強勢的政治體系下，他們最常傳遞的訊號，就是民代身為政黨忠誠士兵的形象。這類訊號特別能引起忠實支持者的共鳴，因為在他們眼中，捍衛國家的鬥士與捍衛政黨目標的鬥士無異。真正掀起社會討論的，其實是民眾對議題本身的立場，而非對鬥毆行為的反感，原因有二：一是鬥毆的背景源於激烈的黨派角力；二是暴力從未完全失控。時任國民黨主席及熱門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的回應也頗具啟發性。雖然特定受眾會以正面的態度看待鬥毆，但大多數選民其實並不喜歡；馬英九之所以出面譴責鬥毆、意圖將民進黨抹黑為暴力政黨，正是因為他想讓民進黨流失民意，為其行為付出沉重代價。總之，這是反對黨出手擾亂議事運作的經典案例，也是本書將探討的常見鬥毆類型之一。不過，在此之前，讓我們先釐清本書的核心概念與問題。
當院長宣布開始討論提案，國民黨一名立委想走向議場前方的發言臺，也就是一般立委發言的固定位置。民進黨立委卻團團圍住講臺，以肉身攔阻他的去路。他高聲嚷著要提停止討論動議、直接表決，卻苦於前方有人擋路，無法上臺正式提出。場面亂成一團，根本無法討論，院長只好宣布休息十分鐘。類似場面那天就上演了四次，每回只要有國民黨立委想接近講臺要求表決，民進黨立委就會以肉身杯葛議事，迫使院長再度宣布休息。場面愈演愈烈，從起初的輕微推擠，逐漸升級為互毆、扯髮、潑水、吐口水、掐脖子等行為。後續媒體報導點名幾位參與群毆的立委，其中最受矚目的，要屬此前默默無聞的王淑慧。就在國民黨試圖向議事人員提交書面動議、要求停止討論並表決之際，王淑慧一把搶走文件。想搶回文件的國民黨立委立刻將王淑慧團團圍住，卻不料她竟將紙揉成一團塞進嘴裡，嚇壞眾人。幾名國民黨立委仍揪著王淑慧的頭髮不放，但多數人卻只是目瞪口呆，眼看她帶著安然無恙的「戰利品」，不疾不徐退出混戰（C. Chen 2006；J. Huang 2006；Yang 2006）。
藍營最後承認失敗。該法案當天未能闖關，甚至在該屆立委剩餘的一年半任期內也沒有通過。有些國民黨員便埋怨黨團在關鍵時刻骨氣不夠。國民黨的強硬派立委洪秀柱更直接炮轟黨鞭：「都已經遇到流氓了，你們還君子什麼？」（Taiwan Daily 2006，第3段）。她與幾位鷹派要求院長動用警察權維持秩序。然而，院長王金平無奈重申他近二十年來的一貫立場：警察不得逮捕立委或與之發生肢體衝突，警察介入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愈弄愈亂（M. Huang 2006）。時任國民黨主席、日後當選總統的馬英九也出面譴責，呼籲國會應當理性行事，批評民進黨的行為讓臺灣在國際上丟盡顏面（J. Huang 2006）。
綠營的氣氛則截然不同。當時民進黨正深陷泥淖：總統身陷貪汙指控，更有大批群眾走上街頭要求他下臺。幾天之後，總統為緩和局勢，宣布將大部分權力下放給行政院長，自己退居二線。在如此低迷的氛圍下，民進黨這次在立法院的勝利猶如及時雨，大幅提振士氣。親綠的《台灣日報》隨即刊出一篇題為〈為台灣打拚，王淑慧喚醒民進黨〉的分析文章。該文對民進黨近期面臨的困境表示惋惜，並於重點段落強調：「王淑慧不是個愛作秀的人，但為了台灣，她一定是敢拚命的人，不只是她，民進黨還有一大群像她一樣，這樣肯為台灣拚的人，台灣人不要氣餒，只要還有一口氣，絕對要抱著希望，看好台灣，不要低頭，絕不認輸！」（F. Cheng 2006，第7段）
本書的宗旨在於探討國會鬥毆現象，分析立法委員於履行職權時爆發肢體衝突的例子。傳統上，立法學者與大眾媒體常把鬥毆視為政治程序的異常亂象，而非理性的環節。真實的政治應包含政策論辯、政治攻防、議題譜系、唱名表決等程序，鬥毆頂多不過是嚴肅議事外的一點餘興，似乎是眾人暫時脫稿演出的節目：文明的成年男女赫然變成不懂事的幼兒，控制不住一時的情緒衝動。所幸，鬥毆結束之後，一切重回正軌，立法學者與記者得以回頭關注正事，諸如綁樁式提案、投票聯盟及立法議程之類。此外，鬥毆通常無法改變結果（ 前述故事為例外）。鬥毆只能暫緩進程，占多數者往往還是會稱心如意，最終結果與沒有鬥毆時相去無幾。假如鬥毆只是無足輕重、正常政治中偶發的不理性小插曲，就沒有意義花時間、力氣及金錢去解析這個狀況。倒不如在 YouTube 看個影片、笑一笑，然後轉頭關心更重要的事情。然而，我們意圖挑戰這項成見，並認真看待國會鬥毆現象。首先，鬥毆遠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罕見。有學者運用七種語言在各大媒體資料庫進行迄今最全面的搜尋，發現在1980至2018年間，全球73個國家共發生過375起鬥毆事件，其中348起集中在1990年之後（Schmoll and Ting 2023）。這個數量已經不低，而且極有可能被嚴重低估。根據我們使用當地媒體資源的統計，光是在臺灣，1987至2019年間就發生過202次國會鬥毆；其他國家的鬥毆次數也有可能被低估，尤其是媒體不使用主流國際語言的國家（如土耳其、南韓與泰國）。最後，若將時間範圍拉長，我們就會發現許多目前看似安分的國家（ 包含美國與英國），在歷史上都有過豐富的國會鬥毆紀錄。
除了發生頻率外，我們還有其他理由認真看待鬥毆議題。鬥毆通常不會改變立法結果，但也並非絕對，畢竟開篇的鬥毆軼事就成功擋下法案。若再深入探究鬥毆，有時單單是「可能會打起來」的風險，就有機會迫使過半數的多數黨或執政聯盟讓步，以保障當下的議事順利進行。喬安娜・弗里曼（Joanne Freeman）在探討美國內戰前國會暴力的著作中主張，爆發肢體衝突的風險「對國會的商議過程影響極大」（Freeman 2018, 6）。換言之，鬥毆極有可能是立法攻防中經常被低估的重要環節。此外，程序正義也很重要。民主立法機構的合法性，正建立在機構依循程序規定行事的基礎上；相較於集體退席、靜坐、唱歌或呼喊口號等杯葛手段，訴諸肢體暴力的意義，形同暫時拋棄非暴力的民主文明底線，更產生威脅民主體制的隱憂。因此，鬥毆不僅會引發對民主制度健全與傳承的擔憂，甚至可能是大規模內戰的徵兆。正如弗里曼（2018）所言，美國國會在南北戰爭前的暴力行為，實質上便是內戰的前奏。
然而，鬥毆最令人難以理解的特徵，在於民眾極度不喜歡鬥毆。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人對鬥毆抱持負面看法。在爆發鬥毆後，大眾對立法表現與民主品質的評分也會下降。鬥毆有害民眾對民代個人與整個民主體制的觀感，這不只表示我們有必要投入系統性研究，更彰顯出一道重要謎題：既然百姓反感，民代為何還要大打出手？這種矛盾恰好能解釋為何大眾總認為議會鬥毆只是一時的情緒失控⸺既然吃力不討好，他們或許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但我們有不同的看法：鬥毆其實是民代的戰略計算，他們懂得權衡肢體衝突可能帶來的利與弊。
因此，政治溝通與民代個人的政治圖謀，便成為本書的立論核心。鬥毆充滿情緒張力且極度吸睛，為民代提供塑造自我與抹黑對手的絕佳機會，並讓他們得以向特定的目標受眾傳遞政治訊號。本書將逐步拆解這套方法的運作機制與連帶後果，並最終論證：儘管每場鬥毆看似獨一無二，但國會暴力實則存在許多反覆出現的模式，我們完全能從中歸納出一套脈絡清晰、以個人策略為導向的鬥毆邏輯。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選擇臺灣的直航爭議作為開篇，正是因為這種情境極有代表性。鬥毆的起因源於黨派角力：大黨亟欲通過某項法案，小黨卻缺乏足夠的選票予以攔阻。於是，小黨立委選擇以肉身霸占國會的戰略要地，企圖癱瘓議事程序，暫時反制大黨的人數優勢；而大黨若想順利清場，動粗便成為唯一選項。在肢體衝突中，少數民代藉由揮拳、吐口水與撕毀文件等過激行為來加劇暴力程度、博取媒體版面。少數黨民代往往比多數黨更積極投入戰局，這絕非偶然，因為在面對這類混亂場面時，多數黨民代的態度通常比較保守猶豫。
鬥毆後續的迴響也同樣能帶來啟發。事後沒有任何人為此道歉。我們的一項核心論述，在於鬥毆者其實是在向特定受眾傳遞政治訊號。在政黨力量強勢的政治體系下，他們最常傳遞的訊號，就是民代身為政黨忠誠士兵的形象。這類訊號特別能引起忠實支持者的共鳴，因為在他們眼中，捍衛國家的鬥士與捍衛政黨目標的鬥士無異。真正掀起社會討論的，其實是民眾對議題本身的立場，而非對鬥毆行為的反感，原因有二：一是鬥毆的背景源於激烈的黨派角力；二是暴力從未完全失控。時任國民黨主席及熱門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的回應也頗具啟發性。雖然特定受眾會以正面的態度看待鬥毆，但大多數選民其實並不喜歡；馬英九之所以出面譴責鬥毆、意圖將民進黨抹黑為暴力政黨，正是因為他想讓民進黨流失民意，為其行為付出沉重代價。總之，這是反對黨出手擾亂議事運作的經典案例，也是本書將探討的常見鬥毆類型之一。不過，在此之前，讓我們先釐清本書的核心概念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