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投入
＊ 呂欣潔
2002年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讀。
2002年加入台灣大學浪達社（女同志社團）。
2003年開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接線志工培訓。
2004年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性別演講種子講師。
2006年擔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第六屆理事。
2007年進入民主進步黨婦女部擔任幹事工作，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執行秘書。
2008年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創立親密關係小組。
在熱線工作期間皆參與反核、移工要休假、障礙者平權、巢運等運動與遊行。
2009年開始台灣第一個同志親密暴力服務與倡議方案。
2010年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投同志政策一票」總召集人，並負責舞台主持。
2011年前往澳洲雪梨大學政策研究所進修。
2013年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代表台灣參加ILGA-ASIACONFERENCE（國際同志聯合會亞洲分會）。
2014年318反服貿運動支援濟南路NGO舞台擔任主持工作。
參與立法院婚姻平權法案公聽會，表達支持立場並對戰護家盟與前同志，
與伴侶陳凌成為同志婚姻平權婚姻訴訟案之當事人。
加入台灣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擔任理事。
2015年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加入聯合國多元性別倡議小組，原受邀於聯合國內發表演說，後因中國抗議轉前往歐盟發表。
2016年成為社會民主黨發起人。
代表社會民主黨於台北市信義南松山（第七選區）參選立委。
和死亡一同長大
我從小就覺得，我的家庭很像一個經典台灣人對家庭想像的樣貌—我的父母是高中同學，相戀多年後大學畢業就結婚生子，在那個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年代，我家恰恰好就生了一男一女。爸爸外出打拼賺錢，媽媽認真相夫教子，他們認真地吸收養育孩子的新知識，同時認真的在那段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胼手胝足地向上爬。
直到我十歲的時候，我千求萬盼的妹妹出生了，我多麼開心我再也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每天想著等妹妹長大後，我要陪她去上學，去參加她的母姊會，分享她在青少年時所遇到的芝麻綠豆大的煩惱。當時完全無法想像，這對未來的我們來說，會是如此奢侈的事。
在我的欣宜妹妹十個月時，一次媽媽帶著她去做例行性的施打預防針和基本健康檢查，一位經驗老道的醫生建議我們盡快去掛大醫院的診仔細檢查。我還記得那天，我在家練鋼琴等著媽媽和妹妹回家，等媽媽一進門，她的臉色鐵青，我也不敢多問，妹妹天真抓著玩具躺在娃娃車裡的模樣還依舊清晰，但我的世界就此離開純真的兒童時代，提早一步長大。
「側畸症合併複雜先天性心臟病」是她的病名，這幾個字代表著我們全家人生活必須圍繞在「讓她活下來」的目標上。她全身共有九種病症，事實上，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不起來她全部的病名，但我清楚地知道，妹妹要不斷的開刀才能活下來，平常不能讓她激動地大哭或大笑，不然可能就會缺氧休克，我們好像必須把她放在一個真空安全的環境，才能讓她活下來，她也因為從小長期的進出醫院開刀動手術，造成發展遲緩，社會化不足，也因腦部多次開到而造成情緒障礙。
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
我和哥哥，在妹妹和媽媽開始密集進出醫院時，分別是十一歲與十三歲，正在青少年要轉大人的初期，青少年對於未來與自我認同的惶惶不安，加上突然必須面對脆弱生命與死亡就在眼前，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照顧好，不讓父母擔心。因此，我們從下課後回到家總是充滿笑聲和熱騰騰飯菜的家，轉變成要自己帶鑰匙拿起桌上的一百元去巷口買便當的家。我們開始自己洗衣服、收拾家裡、乖乖的把功課寫好、準時上床睡覺，我們不談論我們的不安與害怕，不說出我們的慘綠少年煩惱，因為那些在死亡面前，都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
也是從那時開始，生命推著我去思索，「人活在這世界上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我是那個生命在一線之間就要面臨墜落的人，什麼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我的青少年時期，幾乎可說是在學校和醫院間長大的，還記得念北一女的時候，時常下課同學就往西門町或台北車站跑，有的去逛街，有的去補習，而我和大家的方向總是不同──我時常得往台大醫院的方向去。總是進出醫院，大刀小刀感染不斷的妹妹，除了二十四小時都得看護著她的母親外，課業穩定又距離近的我，自然就成為第二順位的家庭照顧者。
也因此，我們那些年經歷了醫療疏失妹妹幾乎成為植物人卻無處求助的痛苦、在特教班卻無法得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環境、處處都是障礙而輪椅根本難以行進的生活空間、徬徨不安到不能吃不能睡卻沒有心理或社工資源協助的困頓處境……。每每在熟悉藥水味的醫院，我覺得病房悶，到走廊或地下街晃晃的那些時刻裡，我看見許多比我的家庭更沒有資源的病人與家屬們；或，總在手術房外焦急但卻故作鎮定地等待時，看見那些愁眉苦臉無法負擔醫藥費用或照顧人力的家庭們，我總在想，像我們這樣還有一些能力、有一些資源的家庭，都這樣痛苦的走著，那些家庭，該怎麼辦？
這些生命經驗，讓我在成長時總感到與周遭格格不入，卻也在我心裡種下了一個種子，一個能瞭解他人痛苦的種子，一個「我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如果我的生命在明天就要結束，我想要為一些人多做點什麼，讓他們的生命更好一些些。
另一種少數
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第一次喜歡上一個女生，那時還不了解什麼是喜歡，只覺得這個同學對我來說好特別，她跟著家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時候，我難受了好久好久。一直到考上中央法文系，覺得沒興趣決定重考時，離開了當時很要好的學姊，那種難受的感覺再次出現，我才明白這叫愛情。
戀愛的開始總是美好，然而，一段難以對他人展現、必須躲躲藏藏的關係，卻令我感到萬分痛苦。「我做錯了什麼？」、「難道我很丟臉嗎？」、「為什麼我們像次等公民一樣不得見光？」這樣的念頭不斷的在我心裡縈繞著。
直到加入台大浪達社，進而認識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後稱熱線），透過性別知識的學習，與不同背景但一樣是同志的人們相處，跟著熱線全台灣各地演講，分享生命故事，一次次抽絲剝繭的反覆思索自己的人生，才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與認同。
一開始參與同志運動，我並沒有「我要加入一場社會運動」的想法，只因為我一直想做些「能夠幫助別人的事」，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不管是參與身心障礙的工作或在醫院做兒童精神科的實習，我似乎尚未準備好去面對我從小到大不停面對死亡的那些恐懼。相對於此，我的同志身份似乎對我來說還比較不那麼困擾，又能夠練習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社會工作技巧，熱線的人們又很好相處，就開心的在熱線待了下來。
就這樣，一路從志工、擔任理事、參與籌辦同志遊行、擔任同志遊行的總召；從跟著前輩演講、到自己一人可以獨當一面、到帶著比我年輕的志工去演講；從遇到歧視同志或性別的事件跟著上街抗議、到開始組織街頭或抗議行動、到代表熱線和不同社會運動的工作者開會工作，就這樣，從2003年開始，到今日，13年過去了，我在熱線付出了我最青澀最精華的歲月，熱線也開闊了我對社會運動與每個不同生命的視野。
無處不在的嘲弄與諷刺
一開始，我只是很單純的希望這個社會看見真實的同志，因此不斷的出櫃演講，不斷的把握機會做街頭行動，不斷的發聲希望被看見。然後，看見了許多面對歧視處境、家庭或親密暴力、校園霸凌、和偏鄉資源匱乏的LGBT同志們，眼前沒有資源提供給他們，因此我開始學習組織志工一同來創造資源──寫方案找錢、募款、寫書、辦好多的講座和工作坊、也培養志工跟我一起做；也用各種方法推動中央與地方政府擠一些些的預算出來讓熱線為這些同志們做更多事情，甚至改變政策，徹底改善同志處境。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我做的事情叫「組織工作」與「政策倡議」，然後這些都是「社會運動」。我只知道，看見有需要的人得到協助，不公平的事情走向正義，我的內心感到快樂。甚至去演講的時候，只要有一個老師、一個學生，因為我的演講而改變了他對同志或性別的想法，我都感到非常滿足，或許他們能夠去影響更多的人，讓社會變得更好。
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上，能再有多一點點的人，過得更快樂、更自在、更平等。
然而，這個願望竟然如此困難。
在十幾年來的社會運動歷程中，看了太多在社會傳統結構下無力個人的悲傷故事，經歷太多公部門沒有誠意的唬弄和推拖，加上感受到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這個政府都相當的父權中心與缺乏看見多元文化與性少數的意願，縱使我身為一個長期的民進黨支持者，依舊相當無法融入與認同其組織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台灣的同志社群，長期因制度性的排除，對於政治的冷感與覺得事不關己──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檯面上的兩大政黨並沒有意願積極地將同志社群納入公民的一份子，與我何干？這樣的想法充斥在同志社群當中。
甚至是在許多「我們預期會稍微同志友善的」社會運動場合中，性別或同志歧視的言論竟然四處皆有：反核遊行終點舞台的「馬金燃料棒」行動劇、318反服貿運動中對馬英九較為陰柔氣質的嘲弄與諷刺、同志參與者在立法院中的接吻留影被批評為模糊焦點、甚至這些年對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單身女性身份的種種影射與歧視等。
社會霸凌始終沒有消失
同志社群的被排除以及性別歧視是這樣無所不在，我看見在318運動中，有許多的同志參與者最後都選擇離開現場，甚至有些選擇不再參與政治改革運動，我感到相當難過。因為當我們以為大家是在同一陣線，為同一種價值而努力的時，卻從在身邊的夥伴口中，聽到了那些傷人的諷刺與嘲笑，那些是我們從小到大都不斷地在面對與對抗的社會霸凌，原來，一直都沒有消失。
然而，台灣的同志運動蓬勃發展，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在這個小島上存在著，因此要將同志或性別運動再往前推進一步，成為政治討論或議程，我認為就必須將同志社群整體拉進民主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中，讓公民社會意識到同志與性別議題必須成為重點議題，也讓同志社群瞭解到，我們並沒有辦法與脫離主流社會獨自生存。
事實上，有許許多多的社運工作者也同時有同志身份，在不同的崗位上努力，只是不一定為人知。因此，以同志社群與運動工作者來參與政治工作，便成為我個人生命下一個階段希望投入的領域。
龍在哪裡？
＊ 黃守達
2008年，投入一一零六行動，原本是行政院前的靜坐抗議，後來演變成自由廣場的「野草莓」。
2009年，在校園發起號稱「百大維新」的運動，參選學生代表，競逐議長，以為自己可以在體制內外取得一個平衡。
2010年，從農再條例到徵收圈地，許多朋友捲入新農運動的浪潮，雖然未曾獻身，但近距離地見證「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魔幻時刻。
2011年，因緣際會當起「反國光石化」大遊行的糾察，從此開始從事各種現場打雜的零碎活。
2012年，在「反媒體巨獸」的動員下，協辦了一場營隊，支援了一場遊行，發現這個社會不一樣了。中國因素成為了主題，學生運動變成了流行。
2013年，撐了兩年多的台大工會終於完成立案登記，算是難得的好消息。畢竟全台灣遍地烽火。
2014年，年初舉辦交流營「庶人之亂」，過完一季就發生了「三一八」。對我來說，等於一切歸零，重新再來。
屠龍的渴望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我也是。
很小的時候，我就深受儒學吸引。放課後的讀經班、蔡志忠的《孔子說》、孔廟的戶外教學、國語課本的選讀，更別說林語堂那篇不知道好笑在哪的〈孔子的幽默〉。孔子的刻板印象到處都是。很多人都說他是──大都語帶嘲諷──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當初沒想太多，覺得既然是偉大的，那就值得嚮往。
對於儒學的興趣，很直接就引導到對於權力的興趣。因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什麼的，說穿了就是權力嘛。但對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中小學生來說，權力顯現在哪呢？那就是在班級幹部的陽奉陰違，在小老師的狐假虎威，在各種違規的討價還價，在小圈圈間的勾心鬥角，在幽默與霸凌的灰色地帶，在挑釁教官嘲弄舍監的胡作非為，在青春期的種種惡趣味裡⋯⋯。為什麼有些人會被罵有些人不會？為什麼有人做好事不會被獎賞，做壞事不會被懲罰？誰來決定誰該被排擠、誰該受歡迎？於是有個問題就一直擱在心上：權力竟然可以不必公平？
上了大學，視野才真正打開。2008年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加入了台灣大學學生會福利部，算是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我也在這一年參與了後來演變為「野草莓」的1106行動，勉勉強強和社會運動沾上了邊。接下來，就是各種打醬油與跑龍套，這裡幫幫忙那裏搞搞事，偶爾讀讀書考考試。開始隱隱約約覺得台灣好像哪裡不對，但又說不上來是什麼，眼前彷彿面對一頭巨龍，長著家父長思想的犄角，身軀則是威權體制遺留的產物，佈滿中國因素的鱗片，還揮舞著新自由主義的爪牙。有些人叫不出它的名字（甚至懷疑它是想像出來的），另外一些人叫它──國民黨。
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像莊子寓言裡的朱泙漫，自以為學了一身屠龍之技，不斷想要尋找龍的蹤跡，很努力想要起身打倒什麼，只是自己也是懵懵懂懂。
校園裡的權力辯證
2009年，我和一夥朋友發起了一系列叫「百大維新」的行動。會有這個構想，是因為台灣大學正值八十周年校慶，喊出「八十台大前進百大」的口號，口號固然響亮，卻嚴重脫離學生的普遍認知。當時校園充滿各種爭議，諸如綠地稀少、交通混亂、宿舍BOT化、體育場地萎縮、服務課程空洞等等，使得「百大」聽起來格外諷刺。「高教崩壞」這個詞還沒出現，大多數人也未意識到學術資本主義與學術官僚主義的威脅，我們只想搶回台大的詮釋權，認為台大真要前進百大，也要是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我們辦了一次圍堵校長的快閃行動，搞了一場嘉年華式的校園遊行，製作了一份學生觀點的評鑑報告，成功逼迫校政高層與我們坐下來談，談談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時候真的是百花齊放，大家的創意與動能堪稱爭奇鬥艷，聚集在同一面大旗之下，各取所需各展所長。雖然我號稱總召，充其量也只是點個火，接著不知道什麼就燒了起來，然後燎原。譬如籌辦遊行時，有人說既然這麼瘋百大，不如來弄個「百大神」遶境吧！既然台大總是把諾貝爾獎掛在嘴邊，那就弄個「NO-Bear」吧，隨便找隻玩具熊就可以了；遶境就要有轎子啊，於是就張羅材料釘做了一乘轎子；要有樂隊？就組織了一團裝備整齊的吹打隊伍，附帶一輛用大賣場推車改裝的花車，推車上還站著花車女郎哩！一切的一切，就這樣自己長了出來，我其實更像個不知所措的旁觀者。那是個分進合擊真實存在的時刻。
只是，成功逼迫校政高層坐上談判桌，然後呢？空有理想沒有用，還要有將理想付諸實現的權力。有這種想法的不只我，野心份子揪一揪湊一湊，決定開始向學生公職的席次進攻。結果，我們不只拿下學生會長，連學生代表大會（學生議會）也取得大量席次。對當時的我來說，體制內與體制外並非截然二分，套用我從來沒讀通的黑格爾的話，那是種辯證。
進步共同體的想像
2011年到2014年，就讀研究所這段日子，台灣街頭風起雲湧，大埔事件、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士林王家事件、反黑箱服貿等等。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投入台灣大學工會的組織過程。台大工會是台灣少數以研究生為主體的工會，會員主要為兼任助理與工讀生。為什麼要組工會呢？當然是因為這些人過得很苦，低薪、欠薪、過勞、強迫勞動、職災，什麼意外都遇到了。幾年前「百大維新」的種種焦慮逐步應驗了。當國家漸漸抽出補助，當大專院校被迫經費自籌，當學生權利仍然不被重視，各種行政成本就會轉嫁到基層的學生與勞動者身上，而研究生往往兼具這兩種身分，於是形成雙重的壓迫。這或許就是為什麼研究生習慣把教授稱之為「老闆」的原因。國家擺爛，大專院校怠惰，結果就是教授與研究生弱弱相殘。
然而，能夠在台大工會服務畢竟是榮幸的，在這裡遇到許多可敬又可愛的夥伴。即使到現在，偶爾都還會懷念那段焦頭爛額的時光：舉辦一個聽眾都沒有的勞權講座、深入敵營召開吃力不討好的助學金說明會、從ppt一路打到fb的大小筆戰、徹夜未眠準備不當勞動裁決的書狀、每逢校務會議必定現身的抗議傳統⋯⋯，最最難忘的，就是歷經百般波折終於拿到工會成立登記證書的感動，還記得那天是四月一日，一直到午夜，都還擔心這一切其實是個謊言。
組織台大工會的過程，也是我補課「左翼學」的過程。對我來說，所謂左翼學不只是有沒有讀完《資本論》而已，還包括各種對於「集體」與「民主」的想像與實踐。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面對雇主的壓力？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爭取自己的權益？工會能不能夠形成集體領導的決策？工會能不能夠落實內部民主？工會能不能夠介入校園的重大決策？如果高等教育是個產業，那工會能不能夠促進產業民主的實現？大學自治，能不能夠成為教、職、工、學的共治？很慚愧地，幾年過下來，我還停留在提問的階段。
也是在補課的過程裡，我開始勾勒某種進步共同體的願景圖像。許許多多夥伴們，各別在勞動、環保、文史、農業、性別、族群種種領域，分享著共同的進步價值。「大家」堅守各自的戰鬥位置，經營互惠的合作連帶，尋找自給自足的維生模式，如咖啡廳、工作室、智庫、工會、合作社、出版社等，累積運動知識，培養治理經驗，等待機會。
進步共同體的願景，不是兄弟吾人所獨創，相信每一代熱血青年，都懷抱著這麼一個烏托邦。2014年年初，青年行動者的培力交流營「庶人之亂」，就是這種浪漫情懷的產物。類似的全島性串聯行之有年，但投身籌備團隊對我來說卻是第一回，期間認識了許多小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歲的朋友，也意識到自己來到青春的邊緣。
＊ 呂欣潔
2002年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讀。
2002年加入台灣大學浪達社（女同志社團）。
2003年開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接線志工培訓。
2004年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性別演講種子講師。
2006年擔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第六屆理事。
2007年進入民主進步黨婦女部擔任幹事工作，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執行秘書。
2008年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創立親密關係小組。
在熱線工作期間皆參與反核、移工要休假、障礙者平權、巢運等運動與遊行。
2009年開始台灣第一個同志親密暴力服務與倡議方案。
2010年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投同志政策一票」總召集人，並負責舞台主持。
2011年前往澳洲雪梨大學政策研究所進修。
2013年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代表台灣參加ILGA-ASIACONFERENCE（國際同志聯合會亞洲分會）。
2014年318反服貿運動支援濟南路NGO舞台擔任主持工作。
參與立法院婚姻平權法案公聽會，表達支持立場並對戰護家盟與前同志，
與伴侶陳凌成為同志婚姻平權婚姻訴訟案之當事人。
加入台灣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擔任理事。
2015年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加入聯合國多元性別倡議小組，原受邀於聯合國內發表演說，後因中國抗議轉前往歐盟發表。
2016年成為社會民主黨發起人。
代表社會民主黨於台北市信義南松山（第七選區）參選立委。
和死亡一同長大
我從小就覺得，我的家庭很像一個經典台灣人對家庭想像的樣貌—我的父母是高中同學，相戀多年後大學畢業就結婚生子，在那個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年代，我家恰恰好就生了一男一女。爸爸外出打拼賺錢，媽媽認真相夫教子，他們認真地吸收養育孩子的新知識，同時認真的在那段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胼手胝足地向上爬。
直到我十歲的時候，我千求萬盼的妹妹出生了，我多麼開心我再也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每天想著等妹妹長大後，我要陪她去上學，去參加她的母姊會，分享她在青少年時所遇到的芝麻綠豆大的煩惱。當時完全無法想像，這對未來的我們來說，會是如此奢侈的事。
在我的欣宜妹妹十個月時，一次媽媽帶著她去做例行性的施打預防針和基本健康檢查，一位經驗老道的醫生建議我們盡快去掛大醫院的診仔細檢查。我還記得那天，我在家練鋼琴等著媽媽和妹妹回家，等媽媽一進門，她的臉色鐵青，我也不敢多問，妹妹天真抓著玩具躺在娃娃車裡的模樣還依舊清晰，但我的世界就此離開純真的兒童時代，提早一步長大。
「側畸症合併複雜先天性心臟病」是她的病名，這幾個字代表著我們全家人生活必須圍繞在「讓她活下來」的目標上。她全身共有九種病症，事實上，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不起來她全部的病名，但我清楚地知道，妹妹要不斷的開刀才能活下來，平常不能讓她激動地大哭或大笑，不然可能就會缺氧休克，我們好像必須把她放在一個真空安全的環境，才能讓她活下來，她也因為從小長期的進出醫院開刀動手術，造成發展遲緩，社會化不足，也因腦部多次開到而造成情緒障礙。
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
我和哥哥，在妹妹和媽媽開始密集進出醫院時，分別是十一歲與十三歲，正在青少年要轉大人的初期，青少年對於未來與自我認同的惶惶不安，加上突然必須面對脆弱生命與死亡就在眼前，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照顧好，不讓父母擔心。因此，我們從下課後回到家總是充滿笑聲和熱騰騰飯菜的家，轉變成要自己帶鑰匙拿起桌上的一百元去巷口買便當的家。我們開始自己洗衣服、收拾家裡、乖乖的把功課寫好、準時上床睡覺，我們不談論我們的不安與害怕，不說出我們的慘綠少年煩惱，因為那些在死亡面前，都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
也是從那時開始，生命推著我去思索，「人活在這世界上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我是那個生命在一線之間就要面臨墜落的人，什麼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我的青少年時期，幾乎可說是在學校和醫院間長大的，還記得念北一女的時候，時常下課同學就往西門町或台北車站跑，有的去逛街，有的去補習，而我和大家的方向總是不同──我時常得往台大醫院的方向去。總是進出醫院，大刀小刀感染不斷的妹妹，除了二十四小時都得看護著她的母親外，課業穩定又距離近的我，自然就成為第二順位的家庭照顧者。
也因此，我們那些年經歷了醫療疏失妹妹幾乎成為植物人卻無處求助的痛苦、在特教班卻無法得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環境、處處都是障礙而輪椅根本難以行進的生活空間、徬徨不安到不能吃不能睡卻沒有心理或社工資源協助的困頓處境……。每每在熟悉藥水味的醫院，我覺得病房悶，到走廊或地下街晃晃的那些時刻裡，我看見許多比我的家庭更沒有資源的病人與家屬們；或，總在手術房外焦急但卻故作鎮定地等待時，看見那些愁眉苦臉無法負擔醫藥費用或照顧人力的家庭們，我總在想，像我們這樣還有一些能力、有一些資源的家庭，都這樣痛苦的走著，那些家庭，該怎麼辦？
這些生命經驗，讓我在成長時總感到與周遭格格不入，卻也在我心裡種下了一個種子，一個能瞭解他人痛苦的種子，一個「我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如果我的生命在明天就要結束，我想要為一些人多做點什麼，讓他們的生命更好一些些。
另一種少數
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第一次喜歡上一個女生，那時還不了解什麼是喜歡，只覺得這個同學對我來說好特別，她跟著家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時候，我難受了好久好久。一直到考上中央法文系，覺得沒興趣決定重考時，離開了當時很要好的學姊，那種難受的感覺再次出現，我才明白這叫愛情。
戀愛的開始總是美好，然而，一段難以對他人展現、必須躲躲藏藏的關係，卻令我感到萬分痛苦。「我做錯了什麼？」、「難道我很丟臉嗎？」、「為什麼我們像次等公民一樣不得見光？」這樣的念頭不斷的在我心裡縈繞著。
直到加入台大浪達社，進而認識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後稱熱線），透過性別知識的學習，與不同背景但一樣是同志的人們相處，跟著熱線全台灣各地演講，分享生命故事，一次次抽絲剝繭的反覆思索自己的人生，才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與認同。
一開始參與同志運動，我並沒有「我要加入一場社會運動」的想法，只因為我一直想做些「能夠幫助別人的事」，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不管是參與身心障礙的工作或在醫院做兒童精神科的實習，我似乎尚未準備好去面對我從小到大不停面對死亡的那些恐懼。相對於此，我的同志身份似乎對我來說還比較不那麼困擾，又能夠練習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社會工作技巧，熱線的人們又很好相處，就開心的在熱線待了下來。
就這樣，一路從志工、擔任理事、參與籌辦同志遊行、擔任同志遊行的總召；從跟著前輩演講、到自己一人可以獨當一面、到帶著比我年輕的志工去演講；從遇到歧視同志或性別的事件跟著上街抗議、到開始組織街頭或抗議行動、到代表熱線和不同社會運動的工作者開會工作，就這樣，從2003年開始，到今日，13年過去了，我在熱線付出了我最青澀最精華的歲月，熱線也開闊了我對社會運動與每個不同生命的視野。
無處不在的嘲弄與諷刺
一開始，我只是很單純的希望這個社會看見真實的同志，因此不斷的出櫃演講，不斷的把握機會做街頭行動，不斷的發聲希望被看見。然後，看見了許多面對歧視處境、家庭或親密暴力、校園霸凌、和偏鄉資源匱乏的LGBT同志們，眼前沒有資源提供給他們，因此我開始學習組織志工一同來創造資源──寫方案找錢、募款、寫書、辦好多的講座和工作坊、也培養志工跟我一起做；也用各種方法推動中央與地方政府擠一些些的預算出來讓熱線為這些同志們做更多事情，甚至改變政策，徹底改善同志處境。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我做的事情叫「組織工作」與「政策倡議」，然後這些都是「社會運動」。我只知道，看見有需要的人得到協助，不公平的事情走向正義，我的內心感到快樂。甚至去演講的時候，只要有一個老師、一個學生，因為我的演講而改變了他對同志或性別的想法，我都感到非常滿足，或許他們能夠去影響更多的人，讓社會變得更好。
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上，能再有多一點點的人，過得更快樂、更自在、更平等。
然而，這個願望竟然如此困難。
在十幾年來的社會運動歷程中，看了太多在社會傳統結構下無力個人的悲傷故事，經歷太多公部門沒有誠意的唬弄和推拖，加上感受到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這個政府都相當的父權中心與缺乏看見多元文化與性少數的意願，縱使我身為一個長期的民進黨支持者，依舊相當無法融入與認同其組織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台灣的同志社群，長期因制度性的排除，對於政治的冷感與覺得事不關己──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檯面上的兩大政黨並沒有意願積極地將同志社群納入公民的一份子，與我何干？這樣的想法充斥在同志社群當中。
甚至是在許多「我們預期會稍微同志友善的」社會運動場合中，性別或同志歧視的言論竟然四處皆有：反核遊行終點舞台的「馬金燃料棒」行動劇、318反服貿運動中對馬英九較為陰柔氣質的嘲弄與諷刺、同志參與者在立法院中的接吻留影被批評為模糊焦點、甚至這些年對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單身女性身份的種種影射與歧視等。
社會霸凌始終沒有消失
同志社群的被排除以及性別歧視是這樣無所不在，我看見在318運動中，有許多的同志參與者最後都選擇離開現場，甚至有些選擇不再參與政治改革運動，我感到相當難過。因為當我們以為大家是在同一陣線，為同一種價值而努力的時，卻從在身邊的夥伴口中，聽到了那些傷人的諷刺與嘲笑，那些是我們從小到大都不斷地在面對與對抗的社會霸凌，原來，一直都沒有消失。
然而，台灣的同志運動蓬勃發展，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在這個小島上存在著，因此要將同志或性別運動再往前推進一步，成為政治討論或議程，我認為就必須將同志社群整體拉進民主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中，讓公民社會意識到同志與性別議題必須成為重點議題，也讓同志社群瞭解到，我們並沒有辦法與脫離主流社會獨自生存。
事實上，有許許多多的社運工作者也同時有同志身份，在不同的崗位上努力，只是不一定為人知。因此，以同志社群與運動工作者來參與政治工作，便成為我個人生命下一個階段希望投入的領域。
龍在哪裡？
＊ 黃守達
2008年，投入一一零六行動，原本是行政院前的靜坐抗議，後來演變成自由廣場的「野草莓」。
2009年，在校園發起號稱「百大維新」的運動，參選學生代表，競逐議長，以為自己可以在體制內外取得一個平衡。
2010年，從農再條例到徵收圈地，許多朋友捲入新農運動的浪潮，雖然未曾獻身，但近距離地見證「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魔幻時刻。
2011年，因緣際會當起「反國光石化」大遊行的糾察，從此開始從事各種現場打雜的零碎活。
2012年，在「反媒體巨獸」的動員下，協辦了一場營隊，支援了一場遊行，發現這個社會不一樣了。中國因素成為了主題，學生運動變成了流行。
2013年，撐了兩年多的台大工會終於完成立案登記，算是難得的好消息。畢竟全台灣遍地烽火。
2014年，年初舉辦交流營「庶人之亂」，過完一季就發生了「三一八」。對我來說，等於一切歸零，重新再來。
屠龍的渴望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我也是。
很小的時候，我就深受儒學吸引。放課後的讀經班、蔡志忠的《孔子說》、孔廟的戶外教學、國語課本的選讀，更別說林語堂那篇不知道好笑在哪的〈孔子的幽默〉。孔子的刻板印象到處都是。很多人都說他是──大都語帶嘲諷──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當初沒想太多，覺得既然是偉大的，那就值得嚮往。
對於儒學的興趣，很直接就引導到對於權力的興趣。因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什麼的，說穿了就是權力嘛。但對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中小學生來說，權力顯現在哪呢？那就是在班級幹部的陽奉陰違，在小老師的狐假虎威，在各種違規的討價還價，在小圈圈間的勾心鬥角，在幽默與霸凌的灰色地帶，在挑釁教官嘲弄舍監的胡作非為，在青春期的種種惡趣味裡⋯⋯。為什麼有些人會被罵有些人不會？為什麼有人做好事不會被獎賞，做壞事不會被懲罰？誰來決定誰該被排擠、誰該受歡迎？於是有個問題就一直擱在心上：權力竟然可以不必公平？
上了大學，視野才真正打開。2008年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加入了台灣大學學生會福利部，算是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我也在這一年參與了後來演變為「野草莓」的1106行動，勉勉強強和社會運動沾上了邊。接下來，就是各種打醬油與跑龍套，這裡幫幫忙那裏搞搞事，偶爾讀讀書考考試。開始隱隱約約覺得台灣好像哪裡不對，但又說不上來是什麼，眼前彷彿面對一頭巨龍，長著家父長思想的犄角，身軀則是威權體制遺留的產物，佈滿中國因素的鱗片，還揮舞著新自由主義的爪牙。有些人叫不出它的名字（甚至懷疑它是想像出來的），另外一些人叫它──國民黨。
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像莊子寓言裡的朱泙漫，自以為學了一身屠龍之技，不斷想要尋找龍的蹤跡，很努力想要起身打倒什麼，只是自己也是懵懵懂懂。
校園裡的權力辯證
2009年，我和一夥朋友發起了一系列叫「百大維新」的行動。會有這個構想，是因為台灣大學正值八十周年校慶，喊出「八十台大前進百大」的口號，口號固然響亮，卻嚴重脫離學生的普遍認知。當時校園充滿各種爭議，諸如綠地稀少、交通混亂、宿舍BOT化、體育場地萎縮、服務課程空洞等等，使得「百大」聽起來格外諷刺。「高教崩壞」這個詞還沒出現，大多數人也未意識到學術資本主義與學術官僚主義的威脅，我們只想搶回台大的詮釋權，認為台大真要前進百大，也要是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我們辦了一次圍堵校長的快閃行動，搞了一場嘉年華式的校園遊行，製作了一份學生觀點的評鑑報告，成功逼迫校政高層與我們坐下來談，談談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時候真的是百花齊放，大家的創意與動能堪稱爭奇鬥艷，聚集在同一面大旗之下，各取所需各展所長。雖然我號稱總召，充其量也只是點個火，接著不知道什麼就燒了起來，然後燎原。譬如籌辦遊行時，有人說既然這麼瘋百大，不如來弄個「百大神」遶境吧！既然台大總是把諾貝爾獎掛在嘴邊，那就弄個「NO-Bear」吧，隨便找隻玩具熊就可以了；遶境就要有轎子啊，於是就張羅材料釘做了一乘轎子；要有樂隊？就組織了一團裝備整齊的吹打隊伍，附帶一輛用大賣場推車改裝的花車，推車上還站著花車女郎哩！一切的一切，就這樣自己長了出來，我其實更像個不知所措的旁觀者。那是個分進合擊真實存在的時刻。
只是，成功逼迫校政高層坐上談判桌，然後呢？空有理想沒有用，還要有將理想付諸實現的權力。有這種想法的不只我，野心份子揪一揪湊一湊，決定開始向學生公職的席次進攻。結果，我們不只拿下學生會長，連學生代表大會（學生議會）也取得大量席次。對當時的我來說，體制內與體制外並非截然二分，套用我從來沒讀通的黑格爾的話，那是種辯證。
進步共同體的想像
2011年到2014年，就讀研究所這段日子，台灣街頭風起雲湧，大埔事件、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士林王家事件、反黑箱服貿等等。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投入台灣大學工會的組織過程。台大工會是台灣少數以研究生為主體的工會，會員主要為兼任助理與工讀生。為什麼要組工會呢？當然是因為這些人過得很苦，低薪、欠薪、過勞、強迫勞動、職災，什麼意外都遇到了。幾年前「百大維新」的種種焦慮逐步應驗了。當國家漸漸抽出補助，當大專院校被迫經費自籌，當學生權利仍然不被重視，各種行政成本就會轉嫁到基層的學生與勞動者身上，而研究生往往兼具這兩種身分，於是形成雙重的壓迫。這或許就是為什麼研究生習慣把教授稱之為「老闆」的原因。國家擺爛，大專院校怠惰，結果就是教授與研究生弱弱相殘。
然而，能夠在台大工會服務畢竟是榮幸的，在這裡遇到許多可敬又可愛的夥伴。即使到現在，偶爾都還會懷念那段焦頭爛額的時光：舉辦一個聽眾都沒有的勞權講座、深入敵營召開吃力不討好的助學金說明會、從ppt一路打到fb的大小筆戰、徹夜未眠準備不當勞動裁決的書狀、每逢校務會議必定現身的抗議傳統⋯⋯，最最難忘的，就是歷經百般波折終於拿到工會成立登記證書的感動，還記得那天是四月一日，一直到午夜，都還擔心這一切其實是個謊言。
組織台大工會的過程，也是我補課「左翼學」的過程。對我來說，所謂左翼學不只是有沒有讀完《資本論》而已，還包括各種對於「集體」與「民主」的想像與實踐。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面對雇主的壓力？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爭取自己的權益？工會能不能夠形成集體領導的決策？工會能不能夠落實內部民主？工會能不能夠介入校園的重大決策？如果高等教育是個產業，那工會能不能夠促進產業民主的實現？大學自治，能不能夠成為教、職、工、學的共治？很慚愧地，幾年過下來，我還停留在提問的階段。
也是在補課的過程裡，我開始勾勒某種進步共同體的願景圖像。許許多多夥伴們，各別在勞動、環保、文史、農業、性別、族群種種領域，分享著共同的進步價值。「大家」堅守各自的戰鬥位置，經營互惠的合作連帶，尋找自給自足的維生模式，如咖啡廳、工作室、智庫、工會、合作社、出版社等，累積運動知識，培養治理經驗，等待機會。
進步共同體的願景，不是兄弟吾人所獨創，相信每一代熱血青年，都懷抱著這麼一個烏托邦。2014年年初，青年行動者的培力交流營「庶人之亂」，就是這種浪漫情懷的產物。類似的全島性串聯行之有年，但投身籌備團隊對我來說卻是第一回，期間認識了許多小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歲的朋友，也意識到自己來到青春的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