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舉：古代官員的考取途徑
清朝某年的江蘇鄉試，應考的考生中有位拄著柺杖的老秀才，擠在入場的人群中蹣跚而行，引人注目。主考官仔細打量這名老秀才，大吃一驚：這不是當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王鳴盛的父親王爾達嗎？他忙走上前勸王老秀才說：「老伯正當頤養天年，不必來吃這苦了。」王爾達正色說：「你錯了，大丈夫奮志科名，應當自己取得，如果藉著兒孫之福，自暴自棄，我深以為恥。」王爾達的這份執著在科舉時代贏得了一片讚嘆聲。這片聲音的背後隱藏著全社會對科舉功名的尊崇和追求。科舉入仕是千年官場的正途，如果一個人不是透過科舉而是透過其他途徑做的官，即使位極人臣也覺得是個遺憾。晚清名臣曾國藩28歲時以第三甲四十二名的成績考中了進士，應該說年輕有為，很拿得出手。但曾國藩卻對此耿耿於懷，引為終生憾事。為什麼呢？他嫌自己的名次太低了。
要想考察中國古代官場和官場中人，科舉是繞不開的話題。科舉引得無數讀書人競折腰，皓首窮經，孜孜以求，進而塑造了讀書人的言行操守。科舉不僅僅是讀書人入仕的許可證、做官的敲門磚，還滲入官員的交往進退、宦海沉浮；它不僅僅讓士大夫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還像是一張大網包裹住社會的各方面。科舉考場直接通向官場，對科舉的痴迷就是對官場的痴迷，對功名的追求就是對官位的追逐。科舉網絡對社會的包裹，其實就是官本位思想在社會的氾濫。因此，科舉不單單是一項政治制度，還擴散為了政治的背景因素。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知識分子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什麼？是如何實現個人價值。讀書人空懷滿腹經綸，徒有一腔抱負，沒有實現的途徑，什麼都白搭。現代人實現個人價值的途徑很多，可以經商致富，橫跨農工商各業，用金錢來衡量自我價值；可以投身藝術，在歌舞、書畫、戲曲或者工藝美術等領域裡馳騁，張揚個性，追求精神滿足；還可以教書育人，在學術殿堂中著書立說乃至開山立派。然而，古代讀書人的途徑很窄。你去經商，官府對你徵收繁重的稅賦，將你視為不穩定的低等階層，老百姓則認為「無商不奸」，把經商致富的人視為「暴發戶」、「為富不仁」；你去做工匠、畫畫賣字或者作曲唱戲，別人視你為賤民，和乞丐同流，還要連累得子孫後代都抬不起頭來：你去教書育人做學問，可是官學都是政府興辦控制的，裡面品級森嚴，儼然一個小官場，去教私塾則要仰人鼻息，為生計奔波，很難安心做學問。於是，古代讀書人可選的道路幾乎只剩一條：做官去！只有做官才能獲得施展才華的平臺，才有可能讓理想化為現實。
有人說，我不當官，我去做和尚道士，或者歸隱山林，總可以吧？且不說大多數的人達不到出家或者歸隱的境界，就算達到了你也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要官府的人承認你的身分，發個度牒給你，不然的話你就是「野和尚」、「遊方道士」。一個是解決吃穿用度的溫飽問題。東晉末的陶淵明是讀書人歸隱的先驅、千年聞名的隱士，可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陰，陶淵明歸隱的大部分時間生活窘迫，最終在飢寒貧病中死去。沒有「阡陌縱橫」的經濟基礎，世外桃源只能是個傳說。在古代，出家和歸隱更多的是讀書人自我炒作、自抬身價求官的終南捷徑。
所以，如果古代讀書人不想蹉跎一生、無所作為，就必須去做官。士（讀書人）和仕（做官）合而為一。儒家宗師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三日見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亞聖孟子更是大呼能幫助君主治亂平天下的，「捨我其誰」。孟子進一步說明：「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孟子．滕文公下》）比兩位聖人晚些時候的蘇秦刻苦學習，留下了「刺股讀書」的典故，他稱得上是學識淵博、能力出眾，但長期沒有官做，生活窮困潦倒，「贏滕履蹁，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連父母兄嫂都不理他，真可謂是孟子所說的無地流民、亡國諸侯。待到遊說諸侯成功，蘇秦身掛六國相印衣錦還鄉，父母張樂設飲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兒子。嫂子更是匍匐在地長跪不起。蘇秦問嫂子：「大嫂，妳為什麼前倨後卑，態度反差這麼大？」
嫂子回答：「因為小叔子現在做了相國，地位尊貴，有萬貫錢財啊！」蘇秦不禁感嘆：「讀書人貧困的時候，父母不把你當兒子看；發達了以後親戚都來巴結你。人生在世，權勢地位的力量真是強大啊！」有沒有做相國，並沒有影響蘇秦的學問才能，但決定了蘇秦的生活境遇，決定了他能否實現心中的抱負。秦漢以來，做官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貴賤榮辱和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成為他人對待讀書人的最主要考量因素。
讀書人全往仕途上擠，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當上官呢？
最初的官位是世襲的。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壟斷官職。平民子弟想要躋身官場就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傲人的功績。西漢之後，徵辟制興起，成為世襲制的補充。朝廷可以徵召地方賢才，官員可以薦舉孝子廉吏做官。徵辟制為官場選取了部分德才出眾的官吏。但這樣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徵辟的標準操於權貴之手，得官的人數也很少，對改變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幫助不大。徵辟制到魏晉時代被九品中正制所代替，人才被分為上中下三等九個級別，分別授予官職。權貴家庭把持評定，相互攀附，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形成了變相世襲的門閥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徑依然窄小，改變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權力壟斷官位分配，導致大批身體贏弱、不識五穀、畏馬如虎的世族子弟二十歲就能登殿入閣，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眾，年過三十也僅可補為刀筆小吏，從底層做起。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政治體制本身的新陳代謝。
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唐科舉制的橫空出世，無疑是歷史的進步。科舉開放了政權，摒棄了出身、地域、年齡等等外在因素，只考量個人學識，允許所有人自由競爭。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過統一的考試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考試失利也只能做一輩子平民百姓。這就排除了權力因素的干擾，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團，在理論上實現了公平公正。同時，考試剔除了那些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和碌碌無為的庸才，能為政治體制補充高素質的官吏。這對政治體制的高效運轉和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所以，科舉制設計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則和擇才而用的做法，相對之前各項入仕制度有著巨大進步。
從制度誕生直到1905年的一千三百年間，科舉制在中國雷打不動。
皇帝可以換，王朝可以變，甚至統治民族也在變，但開科取士的做法幾乎沒人變過。可見科舉有它存在的理由。它以開放的姿態，高舉公平公正的旗幟，給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夢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願困守其中，支持這項制度。
然而，科舉制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最終將自己逼上了死亡的懸崖。（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了，但公平公正、擇才而用的考試用人制度並未廢除。）
首先，科舉在歷史長河中附著的越來越多的技術性規定，侵蝕了擇才而用的制度核心，日漸偏離選賢用能的初衷。每一項制度設計的理念總需要具體的規章細則去落實，總需要配合時局、人事各方面的變動而調整。這便產生了種種技術性的規定。這些後生的技術性規定會逐漸擺脫人們的控制，沿著自身的邏輯獨立發展下去。
幾百年後，人們回頭看看某項制度，總會發現它和最初的設計並不吻合。具體到科舉身上，它後來發展出來的眾多規定中最受人詬病、對它傷害最深的就是「八股取士」。
科舉前期，考試文章允許自由發揮，並沒有固定要求。這就使得評判考生文章的優劣難度很大。考生的觀點、體例、行文習慣不同，考官們的標準也不同，總達不成人人滿意的結果。整體而言，文辭華麗、行文流暢又有家學積澱的文章比較受歡迎。這種百家爭鳴、沒有統一標準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得到了逆轉。朱元璋是從社會最底層打拚上來的草根皇帝，講究實用且帶有較濃厚的平等思想。據說他主持科舉考試和聽取大臣匯報的時候，總覺得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寫的文章華而不實、言之無物，堆砌的文辭和接連的典故讓他抓不住重點。於是朱元璋萌發了統一文章體例格式的念頭。也有說法是之前的科舉考試有利於權貴富裕人家的子弟出頭（他們往往熟悉政治話語、家學基礎良好），而不利於文筆樸素、不事雕琢的貧寒人家子弟，朱元璋從平等的角度出發，規定了大家必須寫同樣規格、同樣內容的文章，盡可能地去除家庭基礎對考生的影響。朱元璋規定的標準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文章的題目只能出自四書五經，選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為題。考生們也必須根據四書五經的精神作答。朱元璋原來想冒認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為祖先（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大臣們趕緊勸諫說朱熹的年代離得太近了，不適宜當王朝的祖先。認祖不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對四書五經的解釋來，作為全國讀書人學習和考試的教科書。朱熹那些並不成熟或者零散的隻言片語，搖身一變成了金科玉律。舉子們只能運用朱熹之說，連繫題義闡述道理。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怎麼寫、用什麼句式，哪一句話亮出觀點，哪一句話是引用都有規定。文章的主要部分分為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要各寫兩段，因此得名八股文。這八個段落的句法、字數都是有限制的，每一股的內容必須要有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的對比。如此一來，考官的工作量大為降低，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如此千篇一律的應試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實學嗎？
清朝某年的江蘇鄉試，應考的考生中有位拄著柺杖的老秀才，擠在入場的人群中蹣跚而行，引人注目。主考官仔細打量這名老秀才，大吃一驚：這不是當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王鳴盛的父親王爾達嗎？他忙走上前勸王老秀才說：「老伯正當頤養天年，不必來吃這苦了。」王爾達正色說：「你錯了，大丈夫奮志科名，應當自己取得，如果藉著兒孫之福，自暴自棄，我深以為恥。」王爾達的這份執著在科舉時代贏得了一片讚嘆聲。這片聲音的背後隱藏著全社會對科舉功名的尊崇和追求。科舉入仕是千年官場的正途，如果一個人不是透過科舉而是透過其他途徑做的官，即使位極人臣也覺得是個遺憾。晚清名臣曾國藩28歲時以第三甲四十二名的成績考中了進士，應該說年輕有為，很拿得出手。但曾國藩卻對此耿耿於懷，引為終生憾事。為什麼呢？他嫌自己的名次太低了。
要想考察中國古代官場和官場中人，科舉是繞不開的話題。科舉引得無數讀書人競折腰，皓首窮經，孜孜以求，進而塑造了讀書人的言行操守。科舉不僅僅是讀書人入仕的許可證、做官的敲門磚，還滲入官員的交往進退、宦海沉浮；它不僅僅讓士大夫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還像是一張大網包裹住社會的各方面。科舉考場直接通向官場，對科舉的痴迷就是對官場的痴迷，對功名的追求就是對官位的追逐。科舉網絡對社會的包裹，其實就是官本位思想在社會的氾濫。因此，科舉不單單是一項政治制度，還擴散為了政治的背景因素。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知識分子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什麼？是如何實現個人價值。讀書人空懷滿腹經綸，徒有一腔抱負，沒有實現的途徑，什麼都白搭。現代人實現個人價值的途徑很多，可以經商致富，橫跨農工商各業，用金錢來衡量自我價值；可以投身藝術，在歌舞、書畫、戲曲或者工藝美術等領域裡馳騁，張揚個性，追求精神滿足；還可以教書育人，在學術殿堂中著書立說乃至開山立派。然而，古代讀書人的途徑很窄。你去經商，官府對你徵收繁重的稅賦，將你視為不穩定的低等階層，老百姓則認為「無商不奸」，把經商致富的人視為「暴發戶」、「為富不仁」；你去做工匠、畫畫賣字或者作曲唱戲，別人視你為賤民，和乞丐同流，還要連累得子孫後代都抬不起頭來：你去教書育人做學問，可是官學都是政府興辦控制的，裡面品級森嚴，儼然一個小官場，去教私塾則要仰人鼻息，為生計奔波，很難安心做學問。於是，古代讀書人可選的道路幾乎只剩一條：做官去！只有做官才能獲得施展才華的平臺，才有可能讓理想化為現實。
有人說，我不當官，我去做和尚道士，或者歸隱山林，總可以吧？且不說大多數的人達不到出家或者歸隱的境界，就算達到了你也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要官府的人承認你的身分，發個度牒給你，不然的話你就是「野和尚」、「遊方道士」。一個是解決吃穿用度的溫飽問題。東晉末的陶淵明是讀書人歸隱的先驅、千年聞名的隱士，可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陰，陶淵明歸隱的大部分時間生活窘迫，最終在飢寒貧病中死去。沒有「阡陌縱橫」的經濟基礎，世外桃源只能是個傳說。在古代，出家和歸隱更多的是讀書人自我炒作、自抬身價求官的終南捷徑。
所以，如果古代讀書人不想蹉跎一生、無所作為，就必須去做官。士（讀書人）和仕（做官）合而為一。儒家宗師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三日見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亞聖孟子更是大呼能幫助君主治亂平天下的，「捨我其誰」。孟子進一步說明：「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孟子．滕文公下》）比兩位聖人晚些時候的蘇秦刻苦學習，留下了「刺股讀書」的典故，他稱得上是學識淵博、能力出眾，但長期沒有官做，生活窮困潦倒，「贏滕履蹁，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連父母兄嫂都不理他，真可謂是孟子所說的無地流民、亡國諸侯。待到遊說諸侯成功，蘇秦身掛六國相印衣錦還鄉，父母張樂設飲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兒子。嫂子更是匍匐在地長跪不起。蘇秦問嫂子：「大嫂，妳為什麼前倨後卑，態度反差這麼大？」
嫂子回答：「因為小叔子現在做了相國，地位尊貴，有萬貫錢財啊！」蘇秦不禁感嘆：「讀書人貧困的時候，父母不把你當兒子看；發達了以後親戚都來巴結你。人生在世，權勢地位的力量真是強大啊！」有沒有做相國，並沒有影響蘇秦的學問才能，但決定了蘇秦的生活境遇，決定了他能否實現心中的抱負。秦漢以來，做官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貴賤榮辱和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成為他人對待讀書人的最主要考量因素。
讀書人全往仕途上擠，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當上官呢？
最初的官位是世襲的。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壟斷官職。平民子弟想要躋身官場就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傲人的功績。西漢之後，徵辟制興起，成為世襲制的補充。朝廷可以徵召地方賢才，官員可以薦舉孝子廉吏做官。徵辟制為官場選取了部分德才出眾的官吏。但這樣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徵辟的標準操於權貴之手，得官的人數也很少，對改變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幫助不大。徵辟制到魏晉時代被九品中正制所代替，人才被分為上中下三等九個級別，分別授予官職。權貴家庭把持評定，相互攀附，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形成了變相世襲的門閥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徑依然窄小，改變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權力壟斷官位分配，導致大批身體贏弱、不識五穀、畏馬如虎的世族子弟二十歲就能登殿入閣，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眾，年過三十也僅可補為刀筆小吏，從底層做起。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政治體制本身的新陳代謝。
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唐科舉制的橫空出世，無疑是歷史的進步。科舉開放了政權，摒棄了出身、地域、年齡等等外在因素，只考量個人學識，允許所有人自由競爭。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過統一的考試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考試失利也只能做一輩子平民百姓。這就排除了權力因素的干擾，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團，在理論上實現了公平公正。同時，考試剔除了那些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和碌碌無為的庸才，能為政治體制補充高素質的官吏。這對政治體制的高效運轉和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所以，科舉制設計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則和擇才而用的做法，相對之前各項入仕制度有著巨大進步。
從制度誕生直到1905年的一千三百年間，科舉制在中國雷打不動。
皇帝可以換，王朝可以變，甚至統治民族也在變，但開科取士的做法幾乎沒人變過。可見科舉有它存在的理由。它以開放的姿態，高舉公平公正的旗幟，給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夢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願困守其中，支持這項制度。
然而，科舉制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最終將自己逼上了死亡的懸崖。（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了，但公平公正、擇才而用的考試用人制度並未廢除。）
首先，科舉在歷史長河中附著的越來越多的技術性規定，侵蝕了擇才而用的制度核心，日漸偏離選賢用能的初衷。每一項制度設計的理念總需要具體的規章細則去落實，總需要配合時局、人事各方面的變動而調整。這便產生了種種技術性的規定。這些後生的技術性規定會逐漸擺脫人們的控制，沿著自身的邏輯獨立發展下去。
幾百年後，人們回頭看看某項制度，總會發現它和最初的設計並不吻合。具體到科舉身上，它後來發展出來的眾多規定中最受人詬病、對它傷害最深的就是「八股取士」。
科舉前期，考試文章允許自由發揮，並沒有固定要求。這就使得評判考生文章的優劣難度很大。考生的觀點、體例、行文習慣不同，考官們的標準也不同，總達不成人人滿意的結果。整體而言，文辭華麗、行文流暢又有家學積澱的文章比較受歡迎。這種百家爭鳴、沒有統一標準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得到了逆轉。朱元璋是從社會最底層打拚上來的草根皇帝，講究實用且帶有較濃厚的平等思想。據說他主持科舉考試和聽取大臣匯報的時候，總覺得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寫的文章華而不實、言之無物，堆砌的文辭和接連的典故讓他抓不住重點。於是朱元璋萌發了統一文章體例格式的念頭。也有說法是之前的科舉考試有利於權貴富裕人家的子弟出頭（他們往往熟悉政治話語、家學基礎良好），而不利於文筆樸素、不事雕琢的貧寒人家子弟，朱元璋從平等的角度出發，規定了大家必須寫同樣規格、同樣內容的文章，盡可能地去除家庭基礎對考生的影響。朱元璋規定的標準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文章的題目只能出自四書五經，選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為題。考生們也必須根據四書五經的精神作答。朱元璋原來想冒認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為祖先（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大臣們趕緊勸諫說朱熹的年代離得太近了，不適宜當王朝的祖先。認祖不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對四書五經的解釋來，作為全國讀書人學習和考試的教科書。朱熹那些並不成熟或者零散的隻言片語，搖身一變成了金科玉律。舉子們只能運用朱熹之說，連繫題義闡述道理。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怎麼寫、用什麼句式，哪一句話亮出觀點，哪一句話是引用都有規定。文章的主要部分分為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要各寫兩段，因此得名八股文。這八個段落的句法、字數都是有限制的，每一股的內容必須要有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的對比。如此一來，考官的工作量大為降低，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如此千篇一律的應試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實學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