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奢望在這個世俗的「法庭」
中求得一項公正的判決
──施明德
001
舒適是令人愉悅的，卻最能腐蝕潛能。逆境是痛苦的，卻為造就任何成就所必須。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就曾反覆證明人類文明的成長，乃是「挑戰」與「回應」的結晶。挑戰，可以說是壓力、危機或逆境；回應，則是對挑戰竭智竭力所採取的應付方式。沒有挑戰，不會有回應，便沒有產生文明的機會或可能。不斷的挑戰，導致不休的回應，於是便構築起五彩繽紛奪目的文明。個人、民族似乎也和孵豆芽一樣，有他的成就脈絡。
更深人眠，從囚窗遠眺天宇，聽浪濤拍擊礁石，細細緬懷台灣四百年來的悲哀史實，細細咀嚼自己十餘年中血淚凝聚的遭遇，我突然不再沮喪，不再痛苦。
──1975〈孵豆芽的啟示〉火燒島
002
囚禁只是一種失去空間換來時間的生活狀態。自由人的空間是廣闊的原則上是包括了人類所能活動的全部空間。自由人雖能享有遼闊的空間，卻不得不為名、為利、為世俗雜務奔波，以致匆忙和時間不足便成為現代自由人的共同感受。囚犯的空間固然是有限的、侷促的，有時甚至要孤單單的生活於一個小小的押房裡，相對的，卻能擁有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愛的東西。這一點，是自由人很難享有的。我以為時間和空間同樣都是人類領略生命的要件。自由人有遼闊的空間，卻失去了時間；囚犯失去了空間，卻換來了時間。囚犯和自由人最大的差異之一，便是擁有時間與空間的不同。
──1978〈我的囚犯哲學〉高雄
003
囚犯的環境總是被決定或被支配的。該往何處，該與何人相處，該接受什麼生活條件，都不是自己所能強求的。身處這種環境，假如處處仍以自我為中心，時時放縱自己的慾望，要求環境順服自己的心願，便會給自己增添許多苦惱與哀愴，削弱自己的生機。如果有人認為適應力是弱者的象徵，那是由於他只把適應力視為生存的手段，而不了解它也是生存的本質之一。
──1978〈我的囚犯哲學〉高雄
004
一個終身監禁的政治犯是不得假釋的，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思（Sisephus），必須每天、每年周而復始地推著同一個必定滾下的巨石上山。承受了這種命運，「絕望」便往往成為隨身之影，揮之不去。一個囚犯如果任由「絕望」控制心靈，它就會腐蝕其意志，割傷其身軀，最後還墮落地廉售其操節。我了解「絕望」的可怖，我拒絕「絕望」的侵襲。我排斥「絕望」的方式不是採取唐．吉訶德式方式，我認為自己面對的所謂「絕望」，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為情勢或條件保持原狀下的結論。但是，人為的情勢或條件絕不會永存不變。一旦它們有了改變，結論便會隨著改變。因此，我不把浮現在表層的結論視為最後的結論，我重視的是隱藏在底層的情勢或條件，並深信它們終將推翻原有的「絕望」結論。
──1978〈我的囚犯哲學〉高雄
005
今天，也許已是我短短三十九年生命歷程中公開陳述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我似乎應該對自己做一次較完整的剖白了。但是，時間顯然不會允許我在這個場合完成一部自傳。我只能選擇解剖自己的心臟，而擱置其他器官。我必須做這次赤裸裸的「剖心」工作，絕不是企圖替自己脫「罪」。我的一生有罪、無罪？我的行為是罪、非罪？我早已決定交給歷史法庭去裁決，完全不在乎這個世俗「法庭」如何發揮其世俗權力！我的自我剖心，固然是在替自己做一交代，但也可以使那些對我咆哮著「這個暴徒該殺」的人，在細聽我陳述後，不會後悔他自己已被權力集團所導演的宣傳聲浪所欺騙。當然，也可以使那些識與不識的關切者，更深入的檢討他自己是否對我做了錯誤的或不該有的關懷與支持。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6
很多人在他一生中都經歷過某一次或某些次對他的人生特具意義或決定性作用的事情。這些事情不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劇情或一套周全的概念，它可能只是一小片段的情節或一點點小啟示。但是它卻會深印在他腦海中永生難忘，而且會影響乃至支配了他的一生。對我而言，那個空襲日早晨的種種，便是銘刻在我記憶中最早的事象或觀念，並且對我整個人生發揮了無比深遠的作用。我這樣說，並不是指在那個稚齡時代的上午，我便能很清晰又具體地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但是，當我學會了對自己做精細的自我檢查後，我不得不說那確是一個起點，一個極端重要的時刻。空襲的悽景，父親的話語，給了我啟示，幫助我整理了思路，協助我建立起自己最原始也最根本的信念──「我擁有雙重身分，兩項使命」：
──我是個卑微的、被統治的台灣人，我應獻身於解放台灣人民的工作。
──我也是一個平等地位的世界公民，我應致力於全人類的和平事業。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7
我最早期的教育是宗教教育，天主教教育。虔誠的父親訓誡我們兄弟姊妹要「敬神愛人」。先父曾殷切盼望我會成為一個神職人員。幼年時，我自己也曾有過這種憧憬。只是這個憧憬已隨著童年喪父早已消失了。但是，每當我重溫這個童年憧憬時，我很肯定地自知，果真我實現了先父遺願成為一個神職人員，我必定也會是個很積極的「入世神父」。因為我一直認為天主教（基督教）教義中的「敬神愛人」，「愛人」應重於「敬神」，至少也不能重敬神而輕愛人。何況，從力行上言，「敬神」往往只是一種誠意或虔敬的形式表達，「愛人」卻需要身體力行，有時還得有犧牲一己普渡眾生的決心和勇氣，對教徒們來說，「愛人」實在是一項較艱難和更具挑戰性的任務，我卻喜歡。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8
自古以來，締造和平及發動戰爭的權力，一直只操縱在極少數「領袖人物」手中。但是，可能很少人想到反對戰爭的力量卻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從採取各種積極的反戰行為到消極地拒絕對好戰者或好戰論喝采，都能產生反戰作用。如果全人類中每一個平平凡凡的個人都能把反戰的力量加以發揮，就一定能使那支幻想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做犧牲品來成就其個人在歷史地位中的所謂「豐功偉業」的巨手，無法開啟戰爭的閘閥。反戰不拘形式，卻是導致和平或維護和平的另一種手段，而且是不分貴賤賢愚，人人都能做到的。這種觀念，終於使我成為一個堅決的反戰份子。除了自衛戰之外，我反對一切戰爭，不管它被統治階級冠以任何動聽的理由。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9
兩年半前（一九七七），當我離開監牢時，我沒有了雙親，沒有家，沒有錢，沒有朋友，除了五位各已成家的兄妹外，這世界對我不屑一顧！但是孑然一身、「戶口牌釘在電火柱」的我，已非當年入獄時的「我」了。我腦中的信仰、理想更加堅定和具體了。我已擁有不義之徒掠奪不了的學識和更成熟的智慧了。尤其珍貴的是，我已在牢中研擬好如何實現理想的方法、步驟和全盤計劃了。這些計劃已不知被我在腦中以「沙盤作戰」方式演練過多少次了。今天我可以毫不後悔，毫不隱瞞地告訴大家，從我擔任「一九七八年全國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助邊團」總幹事到「美麗島」總經理這段必定會在台灣歷史上產生重大作用的任何行動，全是我在牢中便已大致擬就的！國民黨當權集團企圖毀滅我，史學大儒湯恩比（Toynbee）卻在我坐牢時諄諄「告誡」我：「挑戰是催生文明的必要條件；苦難是奉獻者應付的代價。」國民黨政權的暴虐迫害沒有毀掉我，不義「同志」們的惡行沒有吞噬我，反而把我錘鍊成鋼！出獄後，我拒絕高薪的工作，寧願拿低薪去幹可以充分傾聽「社會心跳」的新聞記者；我再三婉拒幾位異國戀人「結婚並出國」的要求，決心留在台灣，就是決心要把我的理想與計劃付諸行動。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10
最後，我還要向從「助選團」到「美麗島」和我並肩奮鬥的海內外全體同仁，尤其是因為「高雄事件」而蒙難的人士及其家屬，說幾句話。「聖經」上說：「一粒麥子不落地，它永遠只是一粒麥子。如果它落地死亡了，便會結十倍、百倍的麥子。」過去一年多來，我們在最險惡的環境下，冒險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為促進台灣的人權、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平而獻身，縱然因之殺身成仁，也算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時！讓我們都抬起頭，挺起胸。傲立而亡，比屈膝求活更尊嚴！讓我們給後繼者、給後代子孫一個榜樣！「美麗島精神萬歲！」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中求得一項公正的判決
──施明德
001
舒適是令人愉悅的，卻最能腐蝕潛能。逆境是痛苦的，卻為造就任何成就所必須。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就曾反覆證明人類文明的成長，乃是「挑戰」與「回應」的結晶。挑戰，可以說是壓力、危機或逆境；回應，則是對挑戰竭智竭力所採取的應付方式。沒有挑戰，不會有回應，便沒有產生文明的機會或可能。不斷的挑戰，導致不休的回應，於是便構築起五彩繽紛奪目的文明。個人、民族似乎也和孵豆芽一樣，有他的成就脈絡。
更深人眠，從囚窗遠眺天宇，聽浪濤拍擊礁石，細細緬懷台灣四百年來的悲哀史實，細細咀嚼自己十餘年中血淚凝聚的遭遇，我突然不再沮喪，不再痛苦。
──1975〈孵豆芽的啟示〉火燒島
002
囚禁只是一種失去空間換來時間的生活狀態。自由人的空間是廣闊的原則上是包括了人類所能活動的全部空間。自由人雖能享有遼闊的空間，卻不得不為名、為利、為世俗雜務奔波，以致匆忙和時間不足便成為現代自由人的共同感受。囚犯的空間固然是有限的、侷促的，有時甚至要孤單單的生活於一個小小的押房裡，相對的，卻能擁有更多的時間來研究或思想自己真正喜愛的東西。這一點，是自由人很難享有的。我以為時間和空間同樣都是人類領略生命的要件。自由人有遼闊的空間，卻失去了時間；囚犯失去了空間，卻換來了時間。囚犯和自由人最大的差異之一，便是擁有時間與空間的不同。
──1978〈我的囚犯哲學〉高雄
003
囚犯的環境總是被決定或被支配的。該往何處，該與何人相處，該接受什麼生活條件，都不是自己所能強求的。身處這種環境，假如處處仍以自我為中心，時時放縱自己的慾望，要求環境順服自己的心願，便會給自己增添許多苦惱與哀愴，削弱自己的生機。如果有人認為適應力是弱者的象徵，那是由於他只把適應力視為生存的手段，而不了解它也是生存的本質之一。
──1978〈我的囚犯哲學〉高雄
004
一個終身監禁的政治犯是不得假釋的，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思（Sisephus），必須每天、每年周而復始地推著同一個必定滾下的巨石上山。承受了這種命運，「絕望」便往往成為隨身之影，揮之不去。一個囚犯如果任由「絕望」控制心靈，它就會腐蝕其意志，割傷其身軀，最後還墮落地廉售其操節。我了解「絕望」的可怖，我拒絕「絕望」的侵襲。我排斥「絕望」的方式不是採取唐．吉訶德式方式，我認為自己面對的所謂「絕望」，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人為情勢或條件保持原狀下的結論。但是，人為的情勢或條件絕不會永存不變。一旦它們有了改變，結論便會隨著改變。因此，我不把浮現在表層的結論視為最後的結論，我重視的是隱藏在底層的情勢或條件，並深信它們終將推翻原有的「絕望」結論。
──1978〈我的囚犯哲學〉高雄
005
今天，也許已是我短短三十九年生命歷程中公開陳述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我似乎應該對自己做一次較完整的剖白了。但是，時間顯然不會允許我在這個場合完成一部自傳。我只能選擇解剖自己的心臟，而擱置其他器官。我必須做這次赤裸裸的「剖心」工作，絕不是企圖替自己脫「罪」。我的一生有罪、無罪？我的行為是罪、非罪？我早已決定交給歷史法庭去裁決，完全不在乎這個世俗「法庭」如何發揮其世俗權力！我的自我剖心，固然是在替自己做一交代，但也可以使那些對我咆哮著「這個暴徒該殺」的人，在細聽我陳述後，不會後悔他自己已被權力集團所導演的宣傳聲浪所欺騙。當然，也可以使那些識與不識的關切者，更深入的檢討他自己是否對我做了錯誤的或不該有的關懷與支持。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6
很多人在他一生中都經歷過某一次或某些次對他的人生特具意義或決定性作用的事情。這些事情不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劇情或一套周全的概念，它可能只是一小片段的情節或一點點小啟示。但是它卻會深印在他腦海中永生難忘，而且會影響乃至支配了他的一生。對我而言，那個空襲日早晨的種種，便是銘刻在我記憶中最早的事象或觀念，並且對我整個人生發揮了無比深遠的作用。我這樣說，並不是指在那個稚齡時代的上午，我便能很清晰又具體地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但是，當我學會了對自己做精細的自我檢查後，我不得不說那確是一個起點，一個極端重要的時刻。空襲的悽景，父親的話語，給了我啟示，幫助我整理了思路，協助我建立起自己最原始也最根本的信念──「我擁有雙重身分，兩項使命」：
──我是個卑微的、被統治的台灣人，我應獻身於解放台灣人民的工作。
──我也是一個平等地位的世界公民，我應致力於全人類的和平事業。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7
我最早期的教育是宗教教育，天主教教育。虔誠的父親訓誡我們兄弟姊妹要「敬神愛人」。先父曾殷切盼望我會成為一個神職人員。幼年時，我自己也曾有過這種憧憬。只是這個憧憬已隨著童年喪父早已消失了。但是，每當我重溫這個童年憧憬時，我很肯定地自知，果真我實現了先父遺願成為一個神職人員，我必定也會是個很積極的「入世神父」。因為我一直認為天主教（基督教）教義中的「敬神愛人」，「愛人」應重於「敬神」，至少也不能重敬神而輕愛人。何況，從力行上言，「敬神」往往只是一種誠意或虔敬的形式表達，「愛人」卻需要身體力行，有時還得有犧牲一己普渡眾生的決心和勇氣，對教徒們來說，「愛人」實在是一項較艱難和更具挑戰性的任務，我卻喜歡。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8
自古以來，締造和平及發動戰爭的權力，一直只操縱在極少數「領袖人物」手中。但是，可能很少人想到反對戰爭的力量卻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從採取各種積極的反戰行為到消極地拒絕對好戰者或好戰論喝采，都能產生反戰作用。如果全人類中每一個平平凡凡的個人都能把反戰的力量加以發揮，就一定能使那支幻想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做犧牲品來成就其個人在歷史地位中的所謂「豐功偉業」的巨手，無法開啟戰爭的閘閥。反戰不拘形式，卻是導致和平或維護和平的另一種手段，而且是不分貴賤賢愚，人人都能做到的。這種觀念，終於使我成為一個堅決的反戰份子。除了自衛戰之外，我反對一切戰爭，不管它被統治階級冠以任何動聽的理由。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09
兩年半前（一九七七），當我離開監牢時，我沒有了雙親，沒有家，沒有錢，沒有朋友，除了五位各已成家的兄妹外，這世界對我不屑一顧！但是孑然一身、「戶口牌釘在電火柱」的我，已非當年入獄時的「我」了。我腦中的信仰、理想更加堅定和具體了。我已擁有不義之徒掠奪不了的學識和更成熟的智慧了。尤其珍貴的是，我已在牢中研擬好如何實現理想的方法、步驟和全盤計劃了。這些計劃已不知被我在腦中以「沙盤作戰」方式演練過多少次了。今天我可以毫不後悔，毫不隱瞞地告訴大家，從我擔任「一九七八年全國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助邊團」總幹事到「美麗島」總經理這段必定會在台灣歷史上產生重大作用的任何行動，全是我在牢中便已大致擬就的！國民黨當權集團企圖毀滅我，史學大儒湯恩比（Toynbee）卻在我坐牢時諄諄「告誡」我：「挑戰是催生文明的必要條件；苦難是奉獻者應付的代價。」國民黨政權的暴虐迫害沒有毀掉我，不義「同志」們的惡行沒有吞噬我，反而把我錘鍊成鋼！出獄後，我拒絕高薪的工作，寧願拿低薪去幹可以充分傾聽「社會心跳」的新聞記者；我再三婉拒幾位異國戀人「結婚並出國」的要求，決心留在台灣，就是決心要把我的理想與計劃付諸行動。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010
最後，我還要向從「助選團」到「美麗島」和我並肩奮鬥的海內外全體同仁，尤其是因為「高雄事件」而蒙難的人士及其家屬，說幾句話。「聖經」上說：「一粒麥子不落地，它永遠只是一粒麥子。如果它落地死亡了，便會結十倍、百倍的麥子。」過去一年多來，我們在最險惡的環境下，冒險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為促進台灣的人權、自由、民主與兩岸和平而獻身，縱然因之殺身成仁，也算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時！讓我們都抬起頭，挺起胸。傲立而亡，比屈膝求活更尊嚴！讓我們給後繼者、給後代子孫一個榜樣！「美麗島精神萬歲！」
──1980《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第五號答辯狀──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