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分拆中國的EAST框架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重要時期1。秦朝所有的帝制後代，以及其共和繼承者，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中央集權專制、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夠人性化的本質、菁英領導體制和高壓統治。秦朝誕生了政治上的中國。
然而，這個王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的存續時間卻是異常短暫，僅持續了14年，是所有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制定了統一的度量衡和交通法令，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給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這個故事情節對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說都相當熟悉。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嚴重的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就把陳勝和吳廣逼到無路可退：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例。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更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誘因。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的缺陷和糟糕的設計，導致鼓動叛亂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這是一種把誘因看得高於一切的學說。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種誘因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與後來的秦朝相比，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尚屬可行，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卻不切實際了。如圖I.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無論從海拔高度還是緯度跨度來看，秦帝國都比秦國幅面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和環境條件上更具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異質性，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更大的帝國增加的複雜性。
同質性和異質性之間的緊張關係，我也稱之為規模和範疇，是中國歷史和現今的一個根本主題。大澤鄉起義顯示，如果你忽視規模和範疇的複雜性，你就得後果自負。中國的統治者在解決這些緊張關係時，往往傾向於同質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單一思想，像是儒教或共產主義，都是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而取得的。在政治上，單一統治者，不論是一位皇帝或是中共總書記，都支配著其他權力中心。在官僚制度中，單一類型的人力資本，像是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都會排擠掉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隨著中國的同質化，它的幅員也變得更廣大了2。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3（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也擴大了官僚機構的規模。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變化很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高度。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4。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他們經常在中共的指示下履行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後來的朝代也都持續很久。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執政時間。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包括兩個不同的朝代，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5。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長命的王朝就沒有那麼早出現。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國祚的319年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的壽命之長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讓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以下特質：
•它是世界上僅存5個擺明就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在多次足以推翻較弱政權的危機中倖存下來，甚至繁榮發展（就像1998年的印尼）。其中一些危機源自外部；另一些則可以歸咎於中國領導階層自身的過失。其中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中國主要城市長達多天的「空氣末日」，以及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
•它能夠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措施，而且顯然不會受到懲罰，像是：嚴厲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中，大規模裁員多達3,000至5,000萬名工人、毛澤東時代對農村盈餘的攫奪，鮮為人知的是這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封鎖、大規模清除了習近平領導下被控腐敗的政治和經濟菁英，並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全球化及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所帶來的所謂自由化的影響，而且無視經濟發展會導致國家民主化的預期。
2023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編按：本書原文出版於2023年8月）。當然，這是以中共不會在此之前崩塌為前提，倘若其潰決便會實現西方觀察家長期以來的預測，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著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似乎已成了一個相對的詞。
章家敦遵循了老派的方法，以至於錯判了中國政權的持久力。在1850年代，馬克思預言清朝即將崩潰6。然而，在民眾起義和外國入侵的巨大壓力下，滿清政府還是辛苦掙扎了60年，比馬克思本人還更長壽。這都是後見之明，而世界政治又足夠複雜，因此我們不願對預測失準者妄下評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帝制中國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再顛覆了對其執政時間的預測，因為這種情況發生得如此頻繁，而且是反覆出現。
更有見識的中國通不會輕率預測中國滅亡。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對帝國時代的中國評論道：「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韌性威權」，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7。1990年代初，分析師開始計算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他們預測，鄧小平將會死在中共政權本身死亡之前（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
我參與了這場辯論，並很高興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8。我列出的原因是，由於經濟成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框架中民族主義抬頭，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這兩項觀察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已受到控制，並未對中國國家的整體架構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的幾年裡，中共黨員人數增加，稅收、經濟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增加。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個人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這是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很少有中國學者預見其到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2012年就預言情況會持續下去。
中國的獨裁政權似乎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更具「粘著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城市化專案驅逐了無數房主。這些都無法動搖中共。2022年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單憑這個還是不太可能就讓中共改變政策，除非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歧，以及經濟出現艱巨的狀況。
我這本書探討的是中國政治體制之持久力這個大問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問題。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規模更大、政權更持久的？要達成此一成果，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有哪些？另一個大問題與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有關。作為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政權之一，中國共產黨扼殺言論自由並禁止人民質疑，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進步？這些進步是在充滿活力的企業家精神和商業應用支持下達成的，這是蘇聯及中國昔日帝國都無法做到的。中國的技術創新沒有淪為如同蘇聯一般「孤獨的點子」9。
我想探討是什麼將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團結在一起，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以及中共體制是如何賦予個體能動性足夠的權力來促進經濟成長，但不至於導致體制的崩潰。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未來。我解釋了通往習近平的路線，並探討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所帶來的更廣泛影響。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重要時期1。秦朝所有的帝制後代，以及其共和繼承者，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中央集權專制、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夠人性化的本質、菁英領導體制和高壓統治。秦朝誕生了政治上的中國。
然而，這個王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的存續時間卻是異常短暫，僅持續了14年，是所有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制定了統一的度量衡和交通法令，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給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這個故事情節對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說都相當熟悉。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嚴重的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就把陳勝和吳廣逼到無路可退：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例。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更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誘因。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的缺陷和糟糕的設計，導致鼓動叛亂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這是一種把誘因看得高於一切的學說。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種誘因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與後來的秦朝相比，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尚屬可行，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卻不切實際了。如圖I.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無論從海拔高度還是緯度跨度來看，秦帝國都比秦國幅面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和環境條件上更具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異質性，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更大的帝國增加的複雜性。
同質性和異質性之間的緊張關係，我也稱之為規模和範疇，是中國歷史和現今的一個根本主題。大澤鄉起義顯示，如果你忽視規模和範疇的複雜性，你就得後果自負。中國的統治者在解決這些緊張關係時，往往傾向於同質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單一思想，像是儒教或共產主義，都是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而取得的。在政治上，單一統治者，不論是一位皇帝或是中共總書記，都支配著其他權力中心。在官僚制度中，單一類型的人力資本，像是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都會排擠掉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隨著中國的同質化，它的幅員也變得更廣大了2。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3（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也擴大了官僚機構的規模。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變化很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高度。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4。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他們經常在中共的指示下履行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後來的朝代也都持續很久。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執政時間。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包括兩個不同的朝代，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5。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長命的王朝就沒有那麼早出現。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國祚的319年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的壽命之長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讓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以下特質：
•它是世界上僅存5個擺明就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在多次足以推翻較弱政權的危機中倖存下來，甚至繁榮發展（就像1998年的印尼）。其中一些危機源自外部；另一些則可以歸咎於中國領導階層自身的過失。其中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中國主要城市長達多天的「空氣末日」，以及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
•它能夠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措施，而且顯然不會受到懲罰，像是：嚴厲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中，大規模裁員多達3,000至5,000萬名工人、毛澤東時代對農村盈餘的攫奪，鮮為人知的是這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封鎖、大規模清除了習近平領導下被控腐敗的政治和經濟菁英，並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全球化及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所帶來的所謂自由化的影響，而且無視經濟發展會導致國家民主化的預期。
2023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編按：本書原文出版於2023年8月）。當然，這是以中共不會在此之前崩塌為前提，倘若其潰決便會實現西方觀察家長期以來的預測，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著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似乎已成了一個相對的詞。
章家敦遵循了老派的方法，以至於錯判了中國政權的持久力。在1850年代，馬克思預言清朝即將崩潰6。然而，在民眾起義和外國入侵的巨大壓力下，滿清政府還是辛苦掙扎了60年，比馬克思本人還更長壽。這都是後見之明，而世界政治又足夠複雜，因此我們不願對預測失準者妄下評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帝制中國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再顛覆了對其執政時間的預測，因為這種情況發生得如此頻繁，而且是反覆出現。
更有見識的中國通不會輕率預測中國滅亡。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對帝國時代的中國評論道：「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韌性威權」，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7。1990年代初，分析師開始計算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他們預測，鄧小平將會死在中共政權本身死亡之前（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
我參與了這場辯論，並很高興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8。我列出的原因是，由於經濟成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框架中民族主義抬頭，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這兩項觀察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已受到控制，並未對中國國家的整體架構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的幾年裡，中共黨員人數增加，稅收、經濟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增加。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個人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這是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很少有中國學者預見其到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2012年就預言情況會持續下去。
中國的獨裁政權似乎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更具「粘著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城市化專案驅逐了無數房主。這些都無法動搖中共。2022年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單憑這個還是不太可能就讓中共改變政策，除非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歧，以及經濟出現艱巨的狀況。
我這本書探討的是中國政治體制之持久力這個大問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問題。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規模更大、政權更持久的？要達成此一成果，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有哪些？另一個大問題與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有關。作為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政權之一，中國共產黨扼殺言論自由並禁止人民質疑，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進步？這些進步是在充滿活力的企業家精神和商業應用支持下達成的，這是蘇聯及中國昔日帝國都無法做到的。中國的技術創新沒有淪為如同蘇聯一般「孤獨的點子」9。
我想探討是什麼將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團結在一起，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以及中共體制是如何賦予個體能動性足夠的權力來促進經濟成長，但不至於導致體制的崩潰。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未來。我解釋了通往習近平的路線，並探討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所帶來的更廣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