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分拆EAST的分析框架
當你行動的空間最大時，你可依據的知識往往最少；而當你的知識最大時，你的行動空間往往已經消失。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70年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對中國政治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秦朝之後的帝國體制以及其共和時期的繼承者——國民政府和隨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專制體制、自上而下的統治方式、非人格化的治理、菁英領導的選拔機制，以及高壓統治模式。秦朝為中國政治打下了永久的深刻印記。
但是秦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出奇的短命，僅持續了14年，是中國歷史上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統一度量衡和車軌標準化，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最後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輕易地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都相當熟悉大澤鄉起義的細節。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條法規把陳勝和吳廣逼上一條死路：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河。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比這個說法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機制。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者設計了一個糟糕的激勵機制，這個針對逾期的秦規實際上等於是鼓勵人們造反，這是機制設計者意想不到的。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而法家是非常重視激勵的設置。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麼低級的設計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而後來的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是可行的，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就不切實際了。如圖1.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很明顯，秦帝國的疆域比秦國更為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環境和各方面具有「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但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差異，他們可能沒有想到一個更大的帝國，會因為異質性的增加大大增加治理的複雜性。
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張力。在這本書裡我也把同質性稱為規模（Scale），異質性稱為範圍（或廣度，Scope），它們之間的張力貫穿於中國歷史，並延續至當今。大澤鄉起義所揭示的是這麼一個道理：如果你忽視規模與範圍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和它們之間的張力，你是要付出代價的。中國統治者解決這個張力的一個通行的辦法就是加強同質性、消滅異質性。在意識形態上，一種思想──儒家或共產主義──常常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取得主導地位。在政治上，一個權力中心——皇帝或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壓倒其他權力來源。在官僚體系中，一類人力資本——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排擠了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當中國變得越來越同質化，它的疆土面積也在增長。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的官僚機構規模也在擴大。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差異非常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層面。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因為即使是普通黨員，他們也有義務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在特定的時期履行類似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秦朝以後的朝代都很長壽。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是高齡朝代，擁有令人驚歎的持久性。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由兩個不同的朝代組成的，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最持久的王朝是在漢朝以後出現的。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的319年壽命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耐久力還是很厲害的。讓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體制中，一些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方面和特徵：
•它是當今世界上僅存5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經歷了多次危機，但中共體制非但沒有崩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發展壯大了。在其他的國家，這類的危機早就把它們的政權搞垮了，比如1998年的印尼。這些危機有一些是源自國際社會；另一些則完全是中國領導自己的政策失誤，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還有中國很多城市經歷的漫長的污染，即所謂「空氣末日」，以及2020-2022年間新冠病毒的爆發和大流行。
•它可以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甚至是極端的政策措施，而且好像無需付出任何政治代價。比如：完全和中國文化傳統背道而馳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改制過程中，多達3,000萬至5,000萬名工人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下大規模的裁員、毛澤東時代對農民用集體化和剪刀差進行攫奪（鮮為人知的是一定程度的對農民的攫奪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管理、習近平領導下大規模反腐敗的運動，還有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和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改善所引發的社會和思想上的自由化。中國一黨專制的體制好像完全無視，或者可以說是笑納西方學者對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化做出的各式預言。
2026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曾幾何時，有多少西方學者曾預言中共會崩塌，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成名大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這個詞獲得了一個嶄新的涵義和一個時空相對的概念。
章家敦延續了過去很多人對中國政體的判斷錯誤，嚴重的低估了中國體制的持久力。在19世紀，馬克思就犯了這個錯誤。他在1850年預言清朝馬上就會崩潰。可是雖然滿清政府面臨外敵入侵內亂不止的巨大壓力，它還是能夠苟延殘喘了60多年，活過了馬克思。但是世界政治非常錯綜複雜，我們不應該對這些預言家過於苛刻，對他們的預測失準妄下事後諸葛亮式的評論。但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中國的帝制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顛覆了對其執政預期壽命的時間預測。
對中國更了解的學者一般不會輕率，隨隨便便地預測中國的崩塌。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是這樣評估古代中國的帝制的：「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所謂的「威權韌性」，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1990年代初，分析師用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預測中國體制的壽命。他們預測，鄧小平將來的去世就意味著中共政權本身的壽終正寢。但鄧小平於1997年就去世了，中共政權好像還沒有要結束的明顯跡象。
我當時也參與了這場辯論，幸運的是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我給出了幾個原因，由於經濟增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中納入大量民族主義的成分；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加強了中國經濟的整體性。這幾項觀察都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最終都沒有導致失控，而且對中國國家的治理架構沒有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中共黨員人數大幅增加、稅收年年增長，GDP表現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改善。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對領袖的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國家發生如此巨大的政治退步真是有點不可思議。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預測中國會延續和維繫它過去那種狀況。
中國的獨裁政權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好像更有「韌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無數的房主遭到驅逐。但所有這些都沒有撼動中共政權的基本穩定。2022年發生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確實是一次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僅僅這類孤立事件是不會對中共的政權形成威脅的。除非發生兩種情況，一個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裂，另外一個就是經濟出現突發性的巨變。
在本書裡，我想探討中國政治體制為什麼會有這麼巨大的持久力，這是一個宏大課題，此課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擴大它的政府規模、如何維持政權如此持久？要達成此一成果，中國使用的是什麼治理工具和手段有？另一個大課題是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嚴厲的專制政權之一，它扼殺言論自由，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長足的進步？。
我想探討是什麼樣的機制，能把一個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組合在一起。中共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那它是如何一方面賦予個體成員足夠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另外一方面又有效地控制被賦予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不會威脅中共體制的整體安全？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我要探討中國的未來。我試圖解釋通往習近平的路徑，探討和思索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對中國會帶來哪些深遠的影響。
在導論的其餘部分，我將提出一個受大澤鄉起義啟發所敘明的思路：一個國家經常在規模和範圍之間徘徊和在它們之間的張力中掙扎，而成功的國家一般會在兩者之間達成一定的平衡。我將從國家和政權如何解決這些張力的角度，來建立一個解釋本書四個課題的框架：考試、專制、穩定和科技。
當你行動的空間最大時，你可依據的知識往往最少；而當你的知識最大時，你的行動空間往往已經消失。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70年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對中國政治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秦朝之後的帝國體制以及其共和時期的繼承者——國民政府和隨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專制體制、自上而下的統治方式、非人格化的治理、菁英領導的選拔機制，以及高壓統治模式。秦朝為中國政治打下了永久的深刻印記。
但是秦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出奇的短命，僅持續了14年，是中國歷史上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統一度量衡和車軌標準化，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最後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輕易地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都相當熟悉大澤鄉起義的細節。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條法規把陳勝和吳廣逼上一條死路：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河。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比這個說法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機制。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者設計了一個糟糕的激勵機制，這個針對逾期的秦規實際上等於是鼓勵人們造反，這是機制設計者意想不到的。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而法家是非常重視激勵的設置。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麼低級的設計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而後來的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是可行的，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就不切實際了。如圖1.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很明顯，秦帝國的疆域比秦國更為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環境和各方面具有「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但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差異，他們可能沒有想到一個更大的帝國，會因為異質性的增加大大增加治理的複雜性。
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張力。在這本書裡我也把同質性稱為規模（Scale），異質性稱為範圍（或廣度，Scope），它們之間的張力貫穿於中國歷史，並延續至當今。大澤鄉起義所揭示的是這麼一個道理：如果你忽視規模與範圍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和它們之間的張力，你是要付出代價的。中國統治者解決這個張力的一個通行的辦法就是加強同質性、消滅異質性。在意識形態上，一種思想──儒家或共產主義──常常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取得主導地位。在政治上，一個權力中心——皇帝或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壓倒其他權力來源。在官僚體系中，一類人力資本——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排擠了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當中國變得越來越同質化，它的疆土面積也在增長。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的官僚機構規模也在擴大。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差異非常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層面。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因為即使是普通黨員，他們也有義務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在特定的時期履行類似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秦朝以後的朝代都很長壽。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是高齡朝代，擁有令人驚歎的持久性。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由兩個不同的朝代組成的，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最持久的王朝是在漢朝以後出現的。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的319年壽命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耐久力還是很厲害的。讓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體制中，一些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方面和特徵：
•它是當今世界上僅存5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經歷了多次危機，但中共體制非但沒有崩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發展壯大了。在其他的國家，這類的危機早就把它們的政權搞垮了，比如1998年的印尼。這些危機有一些是源自國際社會；另一些則完全是中國領導自己的政策失誤，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還有中國很多城市經歷的漫長的污染，即所謂「空氣末日」，以及2020-2022年間新冠病毒的爆發和大流行。
•它可以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甚至是極端的政策措施，而且好像無需付出任何政治代價。比如：完全和中國文化傳統背道而馳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改制過程中，多達3,000萬至5,000萬名工人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下大規模的裁員、毛澤東時代對農民用集體化和剪刀差進行攫奪（鮮為人知的是一定程度的對農民的攫奪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管理、習近平領導下大規模反腐敗的運動，還有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和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改善所引發的社會和思想上的自由化。中國一黨專制的體制好像完全無視，或者可以說是笑納西方學者對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化做出的各式預言。
2026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曾幾何時，有多少西方學者曾預言中共會崩塌，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成名大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這個詞獲得了一個嶄新的涵義和一個時空相對的概念。
章家敦延續了過去很多人對中國政體的判斷錯誤，嚴重的低估了中國體制的持久力。在19世紀，馬克思就犯了這個錯誤。他在1850年預言清朝馬上就會崩潰。可是雖然滿清政府面臨外敵入侵內亂不止的巨大壓力，它還是能夠苟延殘喘了60多年，活過了馬克思。但是世界政治非常錯綜複雜，我們不應該對這些預言家過於苛刻，對他們的預測失準妄下事後諸葛亮式的評論。但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中國的帝制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顛覆了對其執政預期壽命的時間預測。
對中國更了解的學者一般不會輕率，隨隨便便地預測中國的崩塌。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是這樣評估古代中國的帝制的：「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所謂的「威權韌性」，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1990年代初，分析師用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預測中國體制的壽命。他們預測，鄧小平將來的去世就意味著中共政權本身的壽終正寢。但鄧小平於1997年就去世了，中共政權好像還沒有要結束的明顯跡象。
我當時也參與了這場辯論，幸運的是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我給出了幾個原因，由於經濟增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中納入大量民族主義的成分；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加強了中國經濟的整體性。這幾項觀察都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最終都沒有導致失控，而且對中國國家的治理架構沒有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中共黨員人數大幅增加、稅收年年增長，GDP表現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改善。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對領袖的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國家發生如此巨大的政治退步真是有點不可思議。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預測中國會延續和維繫它過去那種狀況。
中國的獨裁政權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好像更有「韌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無數的房主遭到驅逐。但所有這些都沒有撼動中共政權的基本穩定。2022年發生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確實是一次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僅僅這類孤立事件是不會對中共的政權形成威脅的。除非發生兩種情況，一個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裂，另外一個就是經濟出現突發性的巨變。
在本書裡，我想探討中國政治體制為什麼會有這麼巨大的持久力，這是一個宏大課題，此課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擴大它的政府規模、如何維持政權如此持久？要達成此一成果，中國使用的是什麼治理工具和手段有？另一個大課題是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嚴厲的專制政權之一，它扼殺言論自由，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長足的進步？。
我想探討是什麼樣的機制，能把一個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組合在一起。中共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那它是如何一方面賦予個體成員足夠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另外一方面又有效地控制被賦予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不會威脅中共體制的整體安全？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我要探討中國的未來。我試圖解釋通往習近平的路徑，探討和思索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對中國會帶來哪些深遠的影響。
在導論的其餘部分，我將提出一個受大澤鄉起義啟發所敘明的思路：一個國家經常在規模和範圍之間徘徊和在它們之間的張力中掙扎，而成功的國家一般會在兩者之間達成一定的平衡。我將從國家和政權如何解決這些張力的角度，來建立一個解釋本書四個課題的框架：考試、專制、穩定和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