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島嶼布魯島【節選】
一九六九年，爪哇的監獄裡有兩千五百名左右的B類政治犯先後搭乘火車與船隻，而被祕密運送到布魯島這座位於印尼群島東端的小島上。在全副武裝的士兵嚴密看守下，他們以最基本的工具和材料開始建造營房、道路、工作人員總部、圍牆與警衛室，結果那裡就成了亞洲規模最大也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之一。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陸續又有好幾波的B類囚犯加入這第一批囚犯的行列。到了一九七五年，布魯島上的囚犯總數已至少達一萬人。除了因為挨餓、自殺以及罹病而死亡的數百人以外，這些囚犯都在布魯島上待到一九七○年代晚期。最後一批囚犯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底返回爪哇，距離當初載運第一批囚犯的船隻抵達布魯島整整相隔十年。被關押在那裡的囚犯沒有一個人受到犯罪起訴，而且他們最終的獲釋也沒有受到提出任何可信的理由。
印尼陸軍當局在一九六九年底終於承認這座營區的存在，但堅稱那裡不是集中營，而是個安置區，為「移居住民」提供機會，讓他們成為具有生產力的公民，一方面開發國內的一個偏遠地區，同時接受政治「矯治」。布魯島在形式上由檢察總長掌管，實際上卻是一個由陸軍控制的流放地，更精確來說是由勢力龐大的安復部掌握。布魯島的一切，從營房與庭院的布局，乃至所謂的移居住民所受到的待遇，以及為其賦予正當性的語言，都充滿了陸軍的特色。那種軍方精神可以明顯見於蘇哈托總統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第一次針對布魯島所發表的公開言論當中：「外國媒體的部分內容試圖把布魯島貶抑為印尼版的〔荷蘭殖民流放地〕波文帝固爾或者集中營。他們忘了在歷史上，戰爭總是會為落敗的一方帶來風險。」因此，那些被羈押者乃是被視同戰敗的敵人。
實際上，有些觀察者以及先前的囚犯雖然試圖把布魯島比擬為荷蘭殖民當局放逐政治反對者的地方，但布魯島其實和那些地方頗為不同，而且還更糟。比較合適的比擬對象是日本軍事當局在二戰期間設置於印尼及其他地方的戰俘營。如同那些戰俘營，布魯島上的囚犯也被迫在衛兵看守下從早到晚工作，建造營房與員工宿舍、道路與步道，以及把濃密的叢林與草地轉變為農地。如同日本戰俘營裡的俘虜，被關押在布魯島的囚犯也只會得到最基本的糧食配給，必須另行補充營養才能保持活命。他們睡在幾乎毫無便利設施的營房裡，生病也得不到醫療照護，而且隨時活在被罰的恐懼裡，只要稍有違犯行為，或是被認定違反了規定或者特定指揮官的命令，即不免遭遇懲罰。此外，如同日本戰俘營裡的俘虜，布魯島上的囚犯也必須持續不斷接受政治訊息和指導的轟炸，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改進他們的意識形態以及對他們再教育，但實際上卻只是導致挫折與絕望。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差別是，布魯島上的囚犯承受這樣的待遇和羞辱長達十年，日本的戰俘營則是只存在了三年半的時間，而且布魯島的囚犯所遭到的壓迫不是來自外來占領軍，而是來自他們「自己」的保安部隊。
存在於印尼國內其他地方的基本羈押狀況，在布魯島上也同樣普遍可見，但布魯島上的囚犯還遭遇更進一步的虐待與羞辱，包括強迫勞動在內。……他們的勞動總是受到武裝警衛督導，所以也就隨時都處於遭受懲罰的威脅之下。這類懲罰除了單純的殘暴以及缺乏公平性之外，其中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效法了戰俘營那種高度軍事化的作風。疲憊不堪而又營養不足的囚犯一旦違反規則或者得罪了警衛，就會被迫做一百下伏地挺身、在雨中或豔陽下立正罰站長達數小時，或是雙手舉在頭部後方而以蹲姿繞行庭院。陸軍顯然極為缺乏想像力，因此只能藉著從日本占領時期學來的有限方法懲罰囚犯。
囚犯的勞動成果，包括稻米及其他食物，表面上是用來供應囚犯本身食用，而他們生產的糧食也確實在營區當局提供的貧乏配給之外構成了必要的補充。但儘管如此，尋求足夠的糧食卻仍然一再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帕拉莫迪亞寫道：「吃蛇是很常見的情形。有些人也吃木蛀蟲，先把頭摘掉，然後吃富含脂肪的身體下半部，而且有時候是直接生吃。狗也成了我們充饑的食物。」
心理負擔
布魯島上的囚犯除了必須面對身體上的勞動負擔之外，遭受監禁的情形也為他們造成了心理和情感上的沉重負擔，而且其嚴重程度在某些方面還遠遠超越了身體上的辛勞。在布魯島囚犯的記述當中，最常見的一項主題就是沉默。舉例而言，曾被關押在布魯島的囚犯感嘆自己以往對於國家的貢獻不是遭到忽略就是遺忘，也不准談論或書寫任何有意義的事物，又不能看報紙、聽廣播，唯一能夠閱讀的書本也只有宗教典籍。作家不准取得紙筆，而且就算獲准寫作，他們寫下的文字也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沒收或銷毀。所以，帕拉莫迪亞原本計劃針對民族主義運動初期寫一部小說，而在九塊石板上寫滿了筆記，結果那些石板就遭到營區當局沒收，而且從未歸還。
布魯島囚犯的回憶錄還有另一個和其他政治犯一樣的常見主題，就是不被當人看待的羞辱：被當成畜牲、物品，或是沒有自我意志的機器人。這種不承認囚犯人格的現象可見於許多不同形式當中，包括他們一再提及自己受到提供的食物根本不適合人吃，而且也與外界斷絕聯繫，包括他們心愛的家人，還有使他們得以成其為人的社會連結。在一段呼應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文字當中，曾經遭囚的塞蒂亞萬（Setiawan）指稱政治犯不被承認為「政治個體」，而只是「生理動物」；他們都只有編號，而沒有名字。帕拉莫迪亞也寫道，在長達多年的時間裡被人當成動物對待，使得政治犯因此喪失了自信、尊嚴以及人格感受。
布魯島的囚犯和其他地方那些沒有起訴即遭到羈押的人士一樣，他們的心理負擔當中最令人難以承受的無疑也是不確定感，包括對於自己的未來，還有對於家人與心愛的對象所可能遭遇的命運。95由於這些囚犯完全沒有受到起訴、審判或者定罪，因此根本不知道自己還必須在島上待多久，而且主管當局也沒有針對這一點做出任何釐清，也許是刻意如此。有些囚犯因此放棄希望，為自己假設了最糟的下場，從而陷入絕望或精神疾病的狀態；也許無可避免的其中一項後果，就是有些人藉著自我了斷尋求解脫。另外有些人則是緊抓著各種浮木，例如可能在營區指揮官的宿舍裡工作過的囚犯所傳出來的謠言，或是利用一兩個囚犯藏在營房裡的收音機聆聽廣播以找尋線索。他們一方面納悶著自己是不是有可能獲得釋放，同時又擔心並且思念自己身在爪哇的家人，因為大部分的囚犯除了與家人分隔多年之外，甚至也沒辦法和他們通信。理論上，囚犯每個月可以寄一張明信片回家，但實際上那些明信片極少能夠寄到目的地。
彷彿這樣還不夠，布魯島的囚犯也必須接受一項高壓的思想灌輸與再教育課程，名稱叫做「心理引導」課程，由一名「總部心理引導官」策劃舉辦。這項課程的明確目標是要促使所有囚犯捨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信奉並且實踐受到國家承認的宗教，還有接受陸軍版本的國家意識形態班查西拉。如同檢察總長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所言：「一個人只要達到了成為真正的班查西拉信徒這項條件，自然就可以從布魯島回來。」
這項計畫有幾個明白可見的問題。第一是認定布魯島上的所有囚犯都是共產黨員，但實際上有許多人其實不是。如同塞蒂亞萬據說在一九七○年代向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派往布魯島的一個代表團所指出的：「我們其實不全都是共產主義者，我們只是遭到政府厭惡的人。」第二個問題是絕大多數的囚犯都是民族主義者以及蘇卡諾的忠實追隨者，所以他們原本就是班查西拉的熱切支持者。實際上，班查西拉在一九六五年之前數度遭到攻擊的時候，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曾經幫忙捍衛這項意識形態。對於這些囚犯以及其他無數的印尼人而言，身為左派、蘇卡諾主義者或甚至是共產黨員而同時信奉班查西拉並沒有任何牴觸。所謂這兩種立場的衝突其實是陸軍自己創造出來的結果，產生自政治上的權宜以及對於印尼政治史的理解不足。囚犯之所以反彈，原因是他們實際上極為瞭解而且長久擁護班查西拉，卻竟然必須聽從陸軍軍官幫他們上課，而且這些軍官不只對班查西拉的含意理解低落，還在講解當中加以扭曲。新聞部長就是這個問題的縮影：身為軍官的他，在一部關於政治犯的荷蘭紀錄片當中接受訪談，結果竟然記不得班查西拉的五項主要原則。
營區當局偶爾提供的文化、體育和宗教禮拜活動，是囚犯在那些負擔之下得以稍微喘口氣的機會。有些前囚犯在回憶錄裡以懷念的語氣提及他們獲准參與的音樂和戲劇表演、在泥地足球場與排球場上的競爭，以及在教堂或清真寺裡感受到的群體交融。不過，最受珍視的其中一項回憶，是在夜裡聚集於帕拉莫迪亞的小屋，聆聽他針對二十世紀初那段印尼民族覺醒的早年時期講述一則豐富多采的故事。這則口述歷史由一群蓬頭垢面的政治流放者提出的建議所形成並且重塑，而後來帕拉莫迪亞就以此為基礎，寫成一套共有四冊的歷史小說傑作，書名恰如其分地取為《布魯島四部曲》（The Buru Quartet）。這套著作出版於帕拉莫迪亞從布魯島獲釋之後不久，頭兩冊立刻就成了暢銷書；一年後，檢察總長以這套著作含有共產主義教誨這項子虛烏有的理由對其下達禁令。
（未完）
一九六九年，爪哇的監獄裡有兩千五百名左右的B類政治犯先後搭乘火車與船隻，而被祕密運送到布魯島這座位於印尼群島東端的小島上。在全副武裝的士兵嚴密看守下，他們以最基本的工具和材料開始建造營房、道路、工作人員總部、圍牆與警衛室，結果那裡就成了亞洲規模最大也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之一。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陸續又有好幾波的B類囚犯加入這第一批囚犯的行列。到了一九七五年，布魯島上的囚犯總數已至少達一萬人。除了因為挨餓、自殺以及罹病而死亡的數百人以外，這些囚犯都在布魯島上待到一九七○年代晚期。最後一批囚犯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底返回爪哇，距離當初載運第一批囚犯的船隻抵達布魯島整整相隔十年。被關押在那裡的囚犯沒有一個人受到犯罪起訴，而且他們最終的獲釋也沒有受到提出任何可信的理由。
印尼陸軍當局在一九六九年底終於承認這座營區的存在，但堅稱那裡不是集中營，而是個安置區，為「移居住民」提供機會，讓他們成為具有生產力的公民，一方面開發國內的一個偏遠地區，同時接受政治「矯治」。布魯島在形式上由檢察總長掌管，實際上卻是一個由陸軍控制的流放地，更精確來說是由勢力龐大的安復部掌握。布魯島的一切，從營房與庭院的布局，乃至所謂的移居住民所受到的待遇，以及為其賦予正當性的語言，都充滿了陸軍的特色。那種軍方精神可以明顯見於蘇哈托總統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第一次針對布魯島所發表的公開言論當中：「外國媒體的部分內容試圖把布魯島貶抑為印尼版的〔荷蘭殖民流放地〕波文帝固爾或者集中營。他們忘了在歷史上，戰爭總是會為落敗的一方帶來風險。」因此，那些被羈押者乃是被視同戰敗的敵人。
實際上，有些觀察者以及先前的囚犯雖然試圖把布魯島比擬為荷蘭殖民當局放逐政治反對者的地方，但布魯島其實和那些地方頗為不同，而且還更糟。比較合適的比擬對象是日本軍事當局在二戰期間設置於印尼及其他地方的戰俘營。如同那些戰俘營，布魯島上的囚犯也被迫在衛兵看守下從早到晚工作，建造營房與員工宿舍、道路與步道，以及把濃密的叢林與草地轉變為農地。如同日本戰俘營裡的俘虜，被關押在布魯島的囚犯也只會得到最基本的糧食配給，必須另行補充營養才能保持活命。他們睡在幾乎毫無便利設施的營房裡，生病也得不到醫療照護，而且隨時活在被罰的恐懼裡，只要稍有違犯行為，或是被認定違反了規定或者特定指揮官的命令，即不免遭遇懲罰。此外，如同日本戰俘營裡的俘虜，布魯島上的囚犯也必須持續不斷接受政治訊息和指導的轟炸，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改進他們的意識形態以及對他們再教育，但實際上卻只是導致挫折與絕望。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差別是，布魯島上的囚犯承受這樣的待遇和羞辱長達十年，日本的戰俘營則是只存在了三年半的時間，而且布魯島的囚犯所遭到的壓迫不是來自外來占領軍，而是來自他們「自己」的保安部隊。
存在於印尼國內其他地方的基本羈押狀況，在布魯島上也同樣普遍可見，但布魯島上的囚犯還遭遇更進一步的虐待與羞辱，包括強迫勞動在內。……他們的勞動總是受到武裝警衛督導，所以也就隨時都處於遭受懲罰的威脅之下。這類懲罰除了單純的殘暴以及缺乏公平性之外，其中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效法了戰俘營那種高度軍事化的作風。疲憊不堪而又營養不足的囚犯一旦違反規則或者得罪了警衛，就會被迫做一百下伏地挺身、在雨中或豔陽下立正罰站長達數小時，或是雙手舉在頭部後方而以蹲姿繞行庭院。陸軍顯然極為缺乏想像力，因此只能藉著從日本占領時期學來的有限方法懲罰囚犯。
囚犯的勞動成果，包括稻米及其他食物，表面上是用來供應囚犯本身食用，而他們生產的糧食也確實在營區當局提供的貧乏配給之外構成了必要的補充。但儘管如此，尋求足夠的糧食卻仍然一再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帕拉莫迪亞寫道：「吃蛇是很常見的情形。有些人也吃木蛀蟲，先把頭摘掉，然後吃富含脂肪的身體下半部，而且有時候是直接生吃。狗也成了我們充饑的食物。」
心理負擔
布魯島上的囚犯除了必須面對身體上的勞動負擔之外，遭受監禁的情形也為他們造成了心理和情感上的沉重負擔，而且其嚴重程度在某些方面還遠遠超越了身體上的辛勞。在布魯島囚犯的記述當中，最常見的一項主題就是沉默。舉例而言，曾被關押在布魯島的囚犯感嘆自己以往對於國家的貢獻不是遭到忽略就是遺忘，也不准談論或書寫任何有意義的事物，又不能看報紙、聽廣播，唯一能夠閱讀的書本也只有宗教典籍。作家不准取得紙筆，而且就算獲准寫作，他們寫下的文字也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沒收或銷毀。所以，帕拉莫迪亞原本計劃針對民族主義運動初期寫一部小說，而在九塊石板上寫滿了筆記，結果那些石板就遭到營區當局沒收，而且從未歸還。
布魯島囚犯的回憶錄還有另一個和其他政治犯一樣的常見主題，就是不被當人看待的羞辱：被當成畜牲、物品，或是沒有自我意志的機器人。這種不承認囚犯人格的現象可見於許多不同形式當中，包括他們一再提及自己受到提供的食物根本不適合人吃，而且也與外界斷絕聯繫，包括他們心愛的家人，還有使他們得以成其為人的社會連結。在一段呼應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文字當中，曾經遭囚的塞蒂亞萬（Setiawan）指稱政治犯不被承認為「政治個體」，而只是「生理動物」；他們都只有編號，而沒有名字。帕拉莫迪亞也寫道，在長達多年的時間裡被人當成動物對待，使得政治犯因此喪失了自信、尊嚴以及人格感受。
布魯島的囚犯和其他地方那些沒有起訴即遭到羈押的人士一樣，他們的心理負擔當中最令人難以承受的無疑也是不確定感，包括對於自己的未來，還有對於家人與心愛的對象所可能遭遇的命運。95由於這些囚犯完全沒有受到起訴、審判或者定罪，因此根本不知道自己還必須在島上待多久，而且主管當局也沒有針對這一點做出任何釐清，也許是刻意如此。有些囚犯因此放棄希望，為自己假設了最糟的下場，從而陷入絕望或精神疾病的狀態；也許無可避免的其中一項後果，就是有些人藉著自我了斷尋求解脫。另外有些人則是緊抓著各種浮木，例如可能在營區指揮官的宿舍裡工作過的囚犯所傳出來的謠言，或是利用一兩個囚犯藏在營房裡的收音機聆聽廣播以找尋線索。他們一方面納悶著自己是不是有可能獲得釋放，同時又擔心並且思念自己身在爪哇的家人，因為大部分的囚犯除了與家人分隔多年之外，甚至也沒辦法和他們通信。理論上，囚犯每個月可以寄一張明信片回家，但實際上那些明信片極少能夠寄到目的地。
彷彿這樣還不夠，布魯島的囚犯也必須接受一項高壓的思想灌輸與再教育課程，名稱叫做「心理引導」課程，由一名「總部心理引導官」策劃舉辦。這項課程的明確目標是要促使所有囚犯捨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信奉並且實踐受到國家承認的宗教，還有接受陸軍版本的國家意識形態班查西拉。如同檢察總長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所言：「一個人只要達到了成為真正的班查西拉信徒這項條件，自然就可以從布魯島回來。」
這項計畫有幾個明白可見的問題。第一是認定布魯島上的所有囚犯都是共產黨員，但實際上有許多人其實不是。如同塞蒂亞萬據說在一九七○年代向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派往布魯島的一個代表團所指出的：「我們其實不全都是共產主義者，我們只是遭到政府厭惡的人。」第二個問題是絕大多數的囚犯都是民族主義者以及蘇卡諾的忠實追隨者，所以他們原本就是班查西拉的熱切支持者。實際上，班查西拉在一九六五年之前數度遭到攻擊的時候，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曾經幫忙捍衛這項意識形態。對於這些囚犯以及其他無數的印尼人而言，身為左派、蘇卡諾主義者或甚至是共產黨員而同時信奉班查西拉並沒有任何牴觸。所謂這兩種立場的衝突其實是陸軍自己創造出來的結果，產生自政治上的權宜以及對於印尼政治史的理解不足。囚犯之所以反彈，原因是他們實際上極為瞭解而且長久擁護班查西拉，卻竟然必須聽從陸軍軍官幫他們上課，而且這些軍官不只對班查西拉的含意理解低落，還在講解當中加以扭曲。新聞部長就是這個問題的縮影：身為軍官的他，在一部關於政治犯的荷蘭紀錄片當中接受訪談，結果竟然記不得班查西拉的五項主要原則。
營區當局偶爾提供的文化、體育和宗教禮拜活動，是囚犯在那些負擔之下得以稍微喘口氣的機會。有些前囚犯在回憶錄裡以懷念的語氣提及他們獲准參與的音樂和戲劇表演、在泥地足球場與排球場上的競爭，以及在教堂或清真寺裡感受到的群體交融。不過，最受珍視的其中一項回憶，是在夜裡聚集於帕拉莫迪亞的小屋，聆聽他針對二十世紀初那段印尼民族覺醒的早年時期講述一則豐富多采的故事。這則口述歷史由一群蓬頭垢面的政治流放者提出的建議所形成並且重塑，而後來帕拉莫迪亞就以此為基礎，寫成一套共有四冊的歷史小說傑作，書名恰如其分地取為《布魯島四部曲》（The Buru Quartet）。這套著作出版於帕拉莫迪亞從布魯島獲釋之後不久，頭兩冊立刻就成了暢銷書；一年後，檢察總長以這套著作含有共產主義教誨這項子虛烏有的理由對其下達禁令。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