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英語、Singlish
你做莫講醬的話？
（一）講華語運動
按照李光耀的治國理念，要把一個沒有單一民族和身分認同的年輕國家建設好，統一民眾的語言就該成為一項重要的工程。他認為語言政策關乎一個國家成敗，而統一華族語言是其中一個關鍵。為了改善不同籍貫的華族人民彼此間的交往，華語必須成為凝聚華族的必要手段。
這只是針對華族而言的。新加坡在獨立後正式全面推行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讓學生同時掌握英文和母語。按照他的認知，講方言的環境會對學生學習華語時造成干擾，因此必須營造一個有利於講華語的環境。
於是針對新加坡華族人民的全國推廣講華語運動在1979年展開了。
當時的「講華語運動」主題曲還是由臺灣歌手黃鶯鶯演唱的。記得歌詞第一句就開宗明義指出國家的進步和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息息相關。清脆的歌聲，琅琅上口的旋律，簡單明瞭地說明了運動的目標：講方言將拖慢國家的發展，為了國家的未來，為了大局著想，大家少講方言多說華語，而為了孩子的將來，也請與他們講華語。
許多人說了一輩子的南方方言霎時間成為了被針對的洪水猛獸，成了拖慢國家發展的障礙。
為了給大家時間適應，政府沒有即刻禁止方言節目的播出，而是要求電臺和電視臺逐步減少方言廣播。
剛開始，大家的生活如常，或許心中仍存有一絲希望，期待政府能回心轉意。不過當期限開始迫近，大家也接受了鐵一般的事實，也知道鐵面無私的李光耀從來不跟大家開玩笑。
學校也開始極力配合。我本來高興地認為，隨著「講華語運動」的展開，我們就不必學英語了。可是我們的英文課還是照樣上，老師還是像往常一樣要大家講英語，在她的課堂上誰要說華語就會被罰，講方言更是不可饒恕。
一年一年過去了，那一天終於到來，李大傻的聲音也從「麗的呼聲」中消失了。守在小箱子旁的我有些難過，再也聽不到那位爺爺沙啞的聲音了，那箱子裡傳出來的呼聲已不再亮麗。
除了一些新聞時段可聽到方言外，其他方言節目一律被華語節目取代，也完全聽不到鄧麗君唱的「做人的媳婦要知道理」這樣的福建歌曲了。
讓人不解的是，電臺電視臺禁播方言，可是卻允許日語、泰語等我們完全聽不懂的他國語言在空中出現，可見在政府的眼裡，方言的殺傷力強過外來語言的侵襲。
忘了是1983年還是84年的某一天，我們守在電視機旁等著熟悉的港劇播出。那天，港劇按時登場，只見周潤發和鄭裕玲字正腔圓講著流利的華語，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記得那時我更專注看著他們總是對不上的嘴形。
隔天，仍然看見媽媽和鄰居們在走廊上談論著前一晚的電視劇，但他們更多時候不是在討論劇情，而是在抱怨電視劇配音了之後變得多不自然。
配音港劇播了幾集後，參加「走廊會議」的鄰居越來越少了，大家也已經接受了鄭裕玲講華語的不可逆轉的命運。
一些鄰居因為不習慣，又或許是不滿自己喜愛的方言被奪走，所以乾脆不看了。手頭較寬裕的鄰居則買了錄影機，去租錄影帶來看原汁原味的連續劇。託華語配音的福，住家附近的錄影帶出租店生意變得特別好。
過去，隔壁的廣東大叔在電視劇播出的時候都會留在家裡追看，但是當方言節目禁播後，他沒了娛樂。或許這個社會進步得太快了，他還沒來得及趕上變化的步伐，現在連講了一輩子的廣東話也從公共空間中消失了。
雖然「講華語運動」口號打著「華人講華語，合情又合理」，但對不同籍貫的老一輩新加坡華人來說，華人講華語卻未必完全合乎情理。
後來廣東大叔常常在配音港劇播出的時候，獨自走到組屋樓下呆坐。他已不再託我幫忙買香菸，因為沒有方言節目作為消遣的他經常閒著沒事，喜歡到附近走動。有時會見到他和三兩個同樣也是聽不慣華語配音的大叔大嬸們聚在一起，用香菸和啤酒填補空虛。
或許也只有和同樣被趕到社會邊緣的朋友們聚在一起時，他才能找到娛樂，找回自己的聲音和僅存的尊嚴。畢竟自己私底下講什麼語言，政府管不著。
就像李大傻的聲音有一天從空中消失一樣，聚集在組屋樓下的大叔大嬸們的聲音隨著歲月流逝，也變得越來越微弱。廣東大叔的同伴們有的搬遷，有的先走了，最後只剩他自己一人在樓下呆坐著，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外頭世界瞬息萬變，他已跟不上，也無法理解。
後來我也搬了家，再也沒見到這位廣東大叔了。
（二）語到用時方恨少
歲月飛快地過去，方言已經屬於過去式的年代，而儘管「講華語運動」年復一年地推行著，其地位卻在英語面前矮了一大截。
「講華語運動」推行幾年後，我驕傲地跟鄰居們說著流利的華語，已經很少聽到有人再叫我「客家妹」了。華人之間都用華語溝通，大家已經分不清誰是廣東大叔、福建大嬸了。
原本以為方言不會再有重見天日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時機，社會終於想起了這群講方言的老人們。那是推廣「講華語運動」進行二十多年後。2002年，可怕的SARS席捲全球，新加坡政府要大家做好嚴密的防控工作，用各種官方語言確保大家了解如何預防流感，可是最容易受病毒感染的高危險群是根本不懂英語和華語的老一輩。
那時方言已經式微，沒有多少年輕醫務人員懂得使用方言與老一輩溝通。後來，當局好不容易找出幾個藝人臨時惡補，在電視上用方言講解SARS的注意事項。
此外，每五年舉行一次的大選，也會讓人想起新加坡仍有講方言人口的存在。
說來也同樣很諷刺，方言空間已大大縮小，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穿上人民行動黨制服的候選人在群眾大會上都會不時以方言激情演講，彷彿帶我們走進時光隧道，回到舊時代裡。
這種拜票方式至今在某些選區仍管用，不過歷史總在開人們的玩笑。現在執政黨的候選人幾乎都只會說英語，華語說得靈光的已占少數，而能講流利方言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一些反對黨候選人亮出了「方言牌」，形象上更貼近民心，其群眾魅力不是一板一眼的執政黨候選人能比得上的。
李光耀在快達90歲高齡的時候回顧近三十五年前禁止方言的政策，仍堅持當初的立場。其實他也知道為了這一政策他與一整代講方言的華人樹了敵。
儘管如此，也儘管目前有人呼籲讓廣播媒體重現方言節目，他還是很抗拒，仍堅持方言會干擾華文的學習，也認為一旦放寬條例，老一輩華人將開始和子孫用方言溝通。
這或許是多慮了。我看到的普遍情況是，朋友和親戚的小孩一出世就講英語，他們根本無法和祖父母溝通。如果方言解禁，能拉近兩三代人之間的關係，不也是成就一樁美事嗎？但即使現在挽回方言，也為時已晚，經過徹底「消毒」的語言土壤已不適合方言的生長，所以過去阿公阿婆用方言為孫兒講故事的親切畫面恐怕已不復再。
不可否認，統一華族語言的確有它的貢獻，運動的推行把我們的語言環境變得更單純，也讓我和其他華族的溝通方便多了。當整個語言環境後來變得簡單許多，我也不必再因為不懂主流的方言而覺得困擾。
在某個程度來說，我是「講華語運動」的受益者，但我後來卻把自己身為客家妹、華人、新加坡人這種多餘的身分以及身邊出現的多種語言當成一種負擔。
現在丟掉了所有多餘的負擔，我才發現，剩下的身分——華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卻是如此模糊，而我口中說出的華語和英語，無論說得怎麼標準，在別人眼裡都不是最正宗的。
你做莫講醬的話？
（一）講華語運動
按照李光耀的治國理念，要把一個沒有單一民族和身分認同的年輕國家建設好，統一民眾的語言就該成為一項重要的工程。他認為語言政策關乎一個國家成敗，而統一華族語言是其中一個關鍵。為了改善不同籍貫的華族人民彼此間的交往，華語必須成為凝聚華族的必要手段。
這只是針對華族而言的。新加坡在獨立後正式全面推行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讓學生同時掌握英文和母語。按照他的認知，講方言的環境會對學生學習華語時造成干擾，因此必須營造一個有利於講華語的環境。
於是針對新加坡華族人民的全國推廣講華語運動在1979年展開了。
當時的「講華語運動」主題曲還是由臺灣歌手黃鶯鶯演唱的。記得歌詞第一句就開宗明義指出國家的進步和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息息相關。清脆的歌聲，琅琅上口的旋律，簡單明瞭地說明了運動的目標：講方言將拖慢國家的發展，為了國家的未來，為了大局著想，大家少講方言多說華語，而為了孩子的將來，也請與他們講華語。
許多人說了一輩子的南方方言霎時間成為了被針對的洪水猛獸，成了拖慢國家發展的障礙。
為了給大家時間適應，政府沒有即刻禁止方言節目的播出，而是要求電臺和電視臺逐步減少方言廣播。
剛開始，大家的生活如常，或許心中仍存有一絲希望，期待政府能回心轉意。不過當期限開始迫近，大家也接受了鐵一般的事實，也知道鐵面無私的李光耀從來不跟大家開玩笑。
學校也開始極力配合。我本來高興地認為，隨著「講華語運動」的展開，我們就不必學英語了。可是我們的英文課還是照樣上，老師還是像往常一樣要大家講英語，在她的課堂上誰要說華語就會被罰，講方言更是不可饒恕。
一年一年過去了，那一天終於到來，李大傻的聲音也從「麗的呼聲」中消失了。守在小箱子旁的我有些難過，再也聽不到那位爺爺沙啞的聲音了，那箱子裡傳出來的呼聲已不再亮麗。
除了一些新聞時段可聽到方言外，其他方言節目一律被華語節目取代，也完全聽不到鄧麗君唱的「做人的媳婦要知道理」這樣的福建歌曲了。
讓人不解的是，電臺電視臺禁播方言，可是卻允許日語、泰語等我們完全聽不懂的他國語言在空中出現，可見在政府的眼裡，方言的殺傷力強過外來語言的侵襲。
忘了是1983年還是84年的某一天，我們守在電視機旁等著熟悉的港劇播出。那天，港劇按時登場，只見周潤發和鄭裕玲字正腔圓講著流利的華語，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記得那時我更專注看著他們總是對不上的嘴形。
隔天，仍然看見媽媽和鄰居們在走廊上談論著前一晚的電視劇，但他們更多時候不是在討論劇情，而是在抱怨電視劇配音了之後變得多不自然。
配音港劇播了幾集後，參加「走廊會議」的鄰居越來越少了，大家也已經接受了鄭裕玲講華語的不可逆轉的命運。
一些鄰居因為不習慣，又或許是不滿自己喜愛的方言被奪走，所以乾脆不看了。手頭較寬裕的鄰居則買了錄影機，去租錄影帶來看原汁原味的連續劇。託華語配音的福，住家附近的錄影帶出租店生意變得特別好。
過去，隔壁的廣東大叔在電視劇播出的時候都會留在家裡追看，但是當方言節目禁播後，他沒了娛樂。或許這個社會進步得太快了，他還沒來得及趕上變化的步伐，現在連講了一輩子的廣東話也從公共空間中消失了。
雖然「講華語運動」口號打著「華人講華語，合情又合理」，但對不同籍貫的老一輩新加坡華人來說，華人講華語卻未必完全合乎情理。
後來廣東大叔常常在配音港劇播出的時候，獨自走到組屋樓下呆坐。他已不再託我幫忙買香菸，因為沒有方言節目作為消遣的他經常閒著沒事，喜歡到附近走動。有時會見到他和三兩個同樣也是聽不慣華語配音的大叔大嬸們聚在一起，用香菸和啤酒填補空虛。
或許也只有和同樣被趕到社會邊緣的朋友們聚在一起時，他才能找到娛樂，找回自己的聲音和僅存的尊嚴。畢竟自己私底下講什麼語言，政府管不著。
就像李大傻的聲音有一天從空中消失一樣，聚集在組屋樓下的大叔大嬸們的聲音隨著歲月流逝，也變得越來越微弱。廣東大叔的同伴們有的搬遷，有的先走了，最後只剩他自己一人在樓下呆坐著，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外頭世界瞬息萬變，他已跟不上，也無法理解。
後來我也搬了家，再也沒見到這位廣東大叔了。
（二）語到用時方恨少
歲月飛快地過去，方言已經屬於過去式的年代，而儘管「講華語運動」年復一年地推行著，其地位卻在英語面前矮了一大截。
「講華語運動」推行幾年後，我驕傲地跟鄰居們說著流利的華語，已經很少聽到有人再叫我「客家妹」了。華人之間都用華語溝通，大家已經分不清誰是廣東大叔、福建大嬸了。
原本以為方言不會再有重見天日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時機，社會終於想起了這群講方言的老人們。那是推廣「講華語運動」進行二十多年後。2002年，可怕的SARS席捲全球，新加坡政府要大家做好嚴密的防控工作，用各種官方語言確保大家了解如何預防流感，可是最容易受病毒感染的高危險群是根本不懂英語和華語的老一輩。
那時方言已經式微，沒有多少年輕醫務人員懂得使用方言與老一輩溝通。後來，當局好不容易找出幾個藝人臨時惡補，在電視上用方言講解SARS的注意事項。
此外，每五年舉行一次的大選，也會讓人想起新加坡仍有講方言人口的存在。
說來也同樣很諷刺，方言空間已大大縮小，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穿上人民行動黨制服的候選人在群眾大會上都會不時以方言激情演講，彷彿帶我們走進時光隧道，回到舊時代裡。
這種拜票方式至今在某些選區仍管用，不過歷史總在開人們的玩笑。現在執政黨的候選人幾乎都只會說英語，華語說得靈光的已占少數，而能講流利方言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一些反對黨候選人亮出了「方言牌」，形象上更貼近民心，其群眾魅力不是一板一眼的執政黨候選人能比得上的。
李光耀在快達90歲高齡的時候回顧近三十五年前禁止方言的政策，仍堅持當初的立場。其實他也知道為了這一政策他與一整代講方言的華人樹了敵。
儘管如此，也儘管目前有人呼籲讓廣播媒體重現方言節目，他還是很抗拒，仍堅持方言會干擾華文的學習，也認為一旦放寬條例，老一輩華人將開始和子孫用方言溝通。
這或許是多慮了。我看到的普遍情況是，朋友和親戚的小孩一出世就講英語，他們根本無法和祖父母溝通。如果方言解禁，能拉近兩三代人之間的關係，不也是成就一樁美事嗎？但即使現在挽回方言，也為時已晚，經過徹底「消毒」的語言土壤已不適合方言的生長，所以過去阿公阿婆用方言為孫兒講故事的親切畫面恐怕已不復再。
不可否認，統一華族語言的確有它的貢獻，運動的推行把我們的語言環境變得更單純，也讓我和其他華族的溝通方便多了。當整個語言環境後來變得簡單許多，我也不必再因為不懂主流的方言而覺得困擾。
在某個程度來說，我是「講華語運動」的受益者，但我後來卻把自己身為客家妹、華人、新加坡人這種多餘的身分以及身邊出現的多種語言當成一種負擔。
現在丟掉了所有多餘的負擔，我才發現，剩下的身分——華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卻是如此模糊，而我口中說出的華語和英語，無論說得怎麼標準，在別人眼裡都不是最正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