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摘錄）

 

第一節　概要

 

中國當代制度的基礎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幾乎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同於任何非共產極權制國家的制度：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制度，也不完全相同於蘇聯的制度。這個制度源於蘇俄，但其在中國的深厚根基則離不開中國古代制度的基礎。不看事實而機械套用學術上已知對制度的分析，不僅幫助甚微，甚至往往會誤導。從制度演變的角度對中國當代制度研究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的學術工作雖然不完全是空白，但整體上非常薄弱，存在許多空白和相當深的誤解。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試圖加強這個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並填補空白和清除誤解；這是理解中國的過去和今天，預測將來可能的變化的基礎。對於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這也是認清中國基本問題所在、中國改革的方向，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基礎。

 

本書所謂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極權制度，是社會被全面控制的最極端形式的現代專制制度。在這個制度裡，社會所有方面的權力，包括對所有資產的最終控制權，全面集中在一黨手裡。所謂現代，主要指的是進入二十世紀前不曾存在過的現代極權主義黨，也包括極權主義黨在控制和宣傳方面使用的現代化手段。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60年代提出的描述性定義至今仍然是對這個制度很好的概要。極權制度由高度互補的六個基本成分組成：一、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控制全民的黨；二、黨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和依賴；三、黨對秘密警察的壟斷和依賴；四、黨對傳媒的壟斷和依賴；五、黨對武裝的壟斷和依賴；六、黨對社會中所有組織（包括企業）的壟斷和依賴，並通過這個管道控制全社會的資源。第一個符合以上定義的極權制產生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極權主義這個術語則產生於1920年代。

 

世界歷史上存在過以不同意識形態作為基礎的極權主義制度。作為極權主義制度基礎的意識形態，其價值更在於為極權主義提供合法性、凝聚力和鼓動力，從而作為統治的工具，而非名義上的表達。事實上，極端的專制性質本身決定了無論其名義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其表達的部分內容都會與這個制度的操作嚴重自相矛盾。例如，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為名義的意識形態之共產極權主義，其作為制度基礎的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黨不可挑戰的統治地位（列寧主義）。這些既是具體的極權主義的制度安排原則，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礎。但是帶有極端平等內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帶有人道主義內涵的關於人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只是用於宣傳的意識形態，只是抽象的名義上的意識形態。因其從基本上與極權主義制度矛盾，在任何極權制實踐中，這些抽象的意識形態都被摒棄。任何堅持名義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服從最高領導的人，即便位於最高階層，都必遭極權主義制度的嚴重懲罰，甚至從肉體上消滅。例如蘇聯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托洛斯基（Lev Trotsky）；中國的彭德懷、劉少奇、趙紫陽等。

 

儘管共產極權主義進入中國是蘇共的主動和巨大的努力，但以千百萬生命為代價在中國建立共產極權制度是中國革命者的選擇，而非蘇聯紅軍為中國做的選擇。這是無可爭議的基本歷史事實。問題是，結束中國帝制的是一系列試圖在中國推動憲政的改革和革命，但為什麼中國最終卻選擇了與之相反的極權主義？為什麼中國在經歷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私有企業已經占中國經濟主體後，仍然不能擺脫極權主義制度？為什麼極權制度會在中國扎根，而且如此之深？更基本的普遍問題是，人類社會為什麼會產生極權主義制度？為什麼這個制度產生在俄國？俄國與中國的制度遺產有什麼相似性？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書提出制度基因的分析概念。本書將應用這個概念，從跨國和歷史的角度，分析當代中國制度的起源、特點，以及其演進的基本規律，同時分析極權主義制度在俄國產生的根源。制度基因的分析概念深受經濟學中的制度設計理論的啟發。

 

1989至1992年間，蘇歐的極權主義制度崩潰。這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界關於制度的研究，使得制度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次授予這個領域的學者，以示對這一領域工作的承認。但是，絕大多數流行的關於制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除了科爾奈（János Kornai）的工作之外，既不涉及極權主義制度，也不關注這些轉型國家從極權主義制度演變而來的威權主義制度。關於極權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學術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得人們缺少對中國、蘇俄，及其他前共產黨國家制度的基本認識，更使人們難以預測和應對這些國家出現的政治逆轉。從學術和政策的角度看，這似乎與經濟學家在預測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的尷尬處境有些相似。但是，極權主義超級大國在全球帶來的全面後果，從直接的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到對其他國家的制度影響，其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金融危機。因此，本書探討的命題不限於中國和俄國，以及經歷過極權主義制度統治的國家，而是對於普遍制度演變的探討。

 

為了深入分析制度演變方面的重大問題，本書提出並發展了稱為「制度基因」的基本概念或分析框架。作為方法論，此分析概念是在制度設計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本書主要篇幅將在這個理論框架內，討論為什麼中國和俄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立憲革命不僅失敗，而且產生出與立憲原則背道而馳的極權主義制度；並從制度基因出發，解釋這些國家百年來發生的，以及即將長期影響這些國家甚至全球政治經濟的重大制度變化。

 

本書第二章將系統地討論制度基因這個概念及其他相關基本方法論的問題。我盡一切努力使得本書絕大多數章節相對自成體系。對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史學理論等學術研究感興趣的讀者，我期待這個新的普遍性理論框架（或分析框架）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解釋為什麼制度的演變路徑會受到已有制度的制約；解釋制度中的關鍵機制是如何在長期歷史的演變中被創造和被再創造，並且影響制度的其他方面，從而幫我們打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的黑盒子。但是，對於方法論沒有興趣的讀者，如果跳過這章，雖然在邏輯的嚴謹性方面有所損失，但應該不影響對其他各章的基本理解。

 

本書對制度的討論集中在人權、產權和政治權力這三個要素方面；並結合極權主義的歷史和現實重新解釋了洛克－海耶克關於人權和產權密不可分的論述（第二、三章）。任何社會的產權結構都與該社會的政治權力結構密不可分。與此對應，本書使用的產權概念是最終控制權的概念。這是洛克－米塞斯－海耶克及諾貝爾獎得主哈特（Oliver Hart）使用的概念，也是二十世紀前學術界通行的概念。第三章討論了這個概念與二十世紀以來流行的權力束概念之間的關係和差別。全書透過歷史敘述解釋了極權制度的產生，其制度基因源於對產權和權力的長期高度壟斷，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對產權和權力的共識。

 

從產權－權力配置的角度看，在極權制下，極權主義黨完全控制了社會的所有產權和權力，使得社會中所有的個人權利完全都在黨的控制之下。相較來說，在其他專制制度下，都不存在任何獨裁者、政府、政黨或機構對產權和權力有如此完整的控制。同時，極權主義黨的性質決定它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政黨（詳見第八章）。

 

面對中共極權主義的發展和威脅，重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二戰結束時的警告─自由世界的人們幾十年來試圖遏制極權主義的努力都失敗了─顯得尤為重要。不幸的是，這個警告早就被人們完全拋在腦後。學術界和政策界對極權主義的忽略，使中共在不受質疑的環境下，從西方獲得了幫助其巨大發展的機會。人們至今仍然普遍不認識甚至拒絕認識中共的極權主義性質。中共極權主義政權在蘇歐極權主義集團崩潰之後發展成了極具威脅的超級大國，而這離不開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幫助。學術界對極權主義已有的討論多局限於哲學、思想史，或局限於對蘇俄的歷史紀錄，極少試圖對極權制的完整的基本機制進行研究。針對這些問題，本書第六到第八章討論了極權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和制度源於何處，以及為何這個制度首先產生於俄國。

 

極權主義制度以極端暴力、全面消滅私有產權和全面控制社會為其特徵，產生於名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世俗政治宗教運動。這個運動以追求平等為名義，鼓吹世俗救世主義，極具誘惑力和煽動力。然而，這個世俗宗教運動只能在具有特定制度基因─高度壟斷的產權－權力結構和相應的社會共識─的社會獲得成功（第六章）。之所以共產極權主義運動首先在俄國得以建立，是因為那裡具備了建立極權制必要的制度基因，具體包括高度專制的沙俄帝制、俄羅斯東正教及其深入的社會影響，以及秘密（恐怖）政治組織的高度發展（第七章）。

 

第八章深入探討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極權主義黨從秘密政治組織轉變為以個人崇拜和紅色恐怖為特徵的極權主義黨的過程。這一章分析了產生列寧主義黨的制度基因在建立和鞏固極權制中所起的作用和機制，包括透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對派、建立紅色恐怖制度、建立全面的國家所有制，以及推動全球共產極權主義革命的機構─共產國際。之後，中共及其他各國共產黨都是由共產國際扶持並建立的，其建黨原則及運作機制都是從蘇共移植來的。至今，中共的所有基本原則仍然來自蘇共。第八章系統分析了極權主義黨的基本性質、運作機制，及這些性質和運作機制如何從沙俄的制度基因中演變而來，這對於理解極權主義黨，對於理解中共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對於只關心中國的讀者，這章也是必讀的。

 

第四、五及九章分析了中華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變，及這些基因如何妨礙中國人接受民主憲政思想，並阻礙他們朝憲政方向努力的機制。第十至十三章分析了共產國際如何把共產極權制移植到中國；中國的制度基因如何幫助共產極權制在中國生根並建立了全盤蘇式的極權制；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制─區管式極權制是如何演變出來的，又如何在後毛時代的改革開放中幫助經濟發展從而挽救了中共，而最終又如何把中國拖入極權制陷阱之中。這些討論闡明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只是極權制陷阱帶來的表象，其本質源於極權制自身的性質。

 

本書最後一章應用制度基因的分析方法，簡略討論了蘇歐極權制集團的制度轉型和臺灣的制度轉型，以及這些轉型對中國未來的啟示。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區管式極權制─是中國與蘇歐極權制之間最大的差別（第十一、十二章）。正是這個差別使得中國的私企能在經濟改革中獲得發展，並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而挽救了中共政權。但從2010年代後期起，中國出現了全面逆轉，這表明中國經濟的一度發展並不能使中共完全擺脫蘇共的命運。共產極權制的基本制度仍然無法改革，經濟改革仍然註定要失敗（第十三章）。然而，除經濟停滯外，蘇歐共產黨最終得以和平放棄極權制，還源於巨大的社會壓力和對人權－人性的社會意識。這些社會壓力和社會意識都與蘇歐的制度基因相關（第十四章）。與蘇歐相比，中國在人性－人權方面的社會認知相對薄弱。此外，在中共統治下，長期以來軍人干政；同時，中共有意制度化培養太子黨作為接班人（第十四章）。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即便在經濟長期停滯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也很難和平放棄極權制。

 

理解臺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在於識別臺灣與中國的制度基因早就存在的差別，以及威權制與極權制之間的質的差別。首先，中華帝制對臺灣的短期統治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終止，使得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在臺影響淺薄。在日治時期的大正民主時代，臺灣已經開始形成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而共產國際從未到達過臺灣，國民黨也不是極權主義黨。在國民黨治下的臺灣，不僅未徹底清除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反而為其提供了生存和成長的機會。在部分實施《中華民國憲法》的威權時期，透過地方選舉、私企大發展和公民社會的普及，在臺灣制度轉型前的幾十年裡，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在臺灣社會已經有了大發展，並由此產生了要求建立憲政的社會壓力。臺灣的制度轉型正是依靠威權統治者順應這一巨大的社會壓力而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