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中國已進入一個長期且不確定結束的「全面競爭時代」。這裡必須強調，「競爭」並非「對抗」或「圍堵」的代稱。它的真正涵義就是：在所有領域主動而堅定地展開競爭。競爭是對手之間的行為，而中國就是美國的對手。有效的競爭既包括「防守」，也包括「進攻」。美國必須一方面強化自身、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對中國的擴張與影響力施壓與限制，而非協助其壯大。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這分別對應於「防禦性現實主義」與「攻勢性現實主義」。
那麼，美中究竟在競爭什麼？答案是—在爭奪各自的國內實力與全球影響力。這意味著美國必須全面提升自身的綜合國力，同時提出一個能說服其他國家的世界秩序願景。正如伊康米在 2024 年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中簡潔指出：「這是一場關於國際體系的價值與結構本身，以及誰能主導這一體系的競爭。」
僅僅使用「戰略競爭」一詞，是不夠的，因為對許多美國專家而言，「戰略」主要指軍事或安全領域。今天的美中競爭，是全面性的，涵蓋多個層面的：軍事與安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外交、經濟與商業、媒體與文化、軟實力、治理模式、公共外交與「影響力行動」、情報、科技與創新、印太區域以及各國際機構的多層次博弈。在這些領域中，中國都與美國形成直接競爭對手關係，其政策與行為往往與美國目標背道而馳，甚至完全相反。這種競爭雖尚未在所有領域形成「零和博弈」，但其強度與範圍正在
迅速擴大。這同時也是一場典型的大國競爭—在形式上對稱（兩個領先大國之間），在權力結構上則非對稱（崛起國 VS 既有強權），即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種競爭的時間尺度暫時是不確定的，看起來可能將持續數十年。
長期競爭極為複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者布蘭茲在其《黎明前的鬥爭：冷戰歷史對當今大國競爭的啟示》一書中指出：「長期競爭的精隨是一場持續的、開放式的大國影響力競賽⋯⋯它具有互動性—你必須在對方試圖超越你的同時，超越它。它會要求你重塑國際環境，限制對手的選項⋯長期競爭發生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
沒有國家能在所有面向佔優勢，因此若要在某處保持強勢，就必須在他處容忍弱點。長期競爭的重點在於『戰略抉擇』：國家必須決定重點、節省資源，用有限手段迫使對手浪費自己的資源。成功的國家，能夠將自身優勢瞄準對手的弱點，並把機會轉化為長期優勢。
長期競爭是全面性的。軍事力量固然重要，但權力是多角度的，因此競爭也必須整合多種影響力為一體。這場競爭將持續數年、數十年、乃至數代人。它回報的是穩步增強實力，而非追求短期勝利⋯⋯承諾與堅持至關重要。
長期競爭既是國家實力的較量，也是制度的試煉。它考驗的是哪一種政治、社會與經濟體系，更能有效產生並運用權力。也因為長期競爭是一種制度的競賽，聰明的競爭者，會毫不留情地利用對手的內部弱點。」
這是布蘭茲教授極具智慧的見解，他的整本著作應成為所有美國戰略家制定今天與未來對中競爭策略的必讀之書。美國應全面擁抱與中國的競爭，並以積極進取的態度推行。被動只會導致失敗，必須具備「多線操作」的能力。就像在運動比賽中，勝利策略取決於主動防守與掌控進攻節奏。美國應持續推進自身利益與政策優先事項，同時對挑戰美國全球性利益與價值的中國行為進行反制。美國不應從積極競爭中退縮，也不應認為那是某
種負面的做法－只因為幾十年來康德主義式的合作模式所界定的是為「接觸」。該承認現實：中國不是美國的朋友或夥伴，而是競爭者、對手，甚至可能是潛在敵手。我們再次進入一個「現實主義時代的大國競爭」情境，美國必須拋開長期以來對「接觸」、「外交」與「合作」的依賴思維，採
取更強硬、更具戰略耐性的心態。這也意味著美國必須提高對摩擦的容忍度。有時，競爭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對抗。不過，建立「底線」、「護欄」與「信任機制」，以防競爭失控，同樣至關重要。
美國與中國的分歧遠多於共識。因此，「先競爭，後合作」的策略最為務實。在以競爭為主的關係格局中，仍有少數領域值得維持有限合作—特別是在「全球治理」方面。包括：全球經濟穩定、反恐、人工智慧、氣候變遷、防疫、海上通道安全、核不擴散、區域安全與維和、禁毒、移民管理等。這些跨國議題具有共同利益，美中兩國（連同其他國家）皆應在這類議題上尋求協調。這類的合作不必一定是「聯合行動」，雙方平行推進的政策
若具互補性，也可達成實質合作。值得肯定的是，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在全球治理上確實「有所作為」，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依然是一個不滿現狀、修正主義的國家。它與普丁的俄羅斯一起，一面在國際秩序內獲取利益，一面試圖削弱其自由主義規範。雖然中俄的反自由聯盟對美國與西方世界是一個嚴重的挑戰，但不管怎樣，中國與美國政府在前述問題上，仍有許多重疊之處。在追尋有限和針對性的合作時，美國不應表現得過於急切。北京了解，在這些領域中，有的是（不是全部）會影響其國家利益的具體議題，與美方合作時，就會務實的做出以個案為基礎的決定。對於華府的一大挑戰是要避免陷入北京常用的「交換策略」，也就是「你幫我這裡，我
才幫你那裡」。最佳方針是逐案處理、相互獨立。雖然美中競爭與美蘇冷戰並不完全相同，但重新檢視冷戰時期的政策工具與戰術，仍具參考價值。部分冷戰手段仍可再次運用，但將中國等同於前蘇聯並不恰當。正如坎貝爾與蘇利文所言：「今日的中國是一個比蘇聯更具經濟實力、更懂外交手腕、也更具意識形態彈性的對等競爭者。」
我還要補充一點：中國如今已制度化地融入國際體系，中國公民也深度融入美國社會，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數量龐大—這些情況在當時的蘇聯完全不存在。儘管如此，中國經濟—雖是國有、集體與私部門交雜的「混合體系」，其本質仍是一種源自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模式的計畫經濟。中國的政治體制也依然是徹底的列寧主義體制，由一個奉行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全面掌控。在許多實際層面上，共黨一國體制的組織與運作方式，仍是蘇聯政治機構的衍生產物。我經常告訴學生：「若要了解中國，必須先了解蘇聯。」
此外，中國今日所採用的若干戰術，例如：「統一戰線」與「假訊息行動」、間諜活動、發展非對稱武器、全球軍事部署、培養代理國與附屬勢力、以及「兩對一」的戰略三角操作，都是蘇聯時期的標準作法。因此，美國在應對中國的同時，應借鏡過去應對蘇聯的經驗與手段。事實上，美國在冷戰時期，也曾有過與中國進行競爭的經驗，這段歷史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儘管這些蘇聯與中國的負面行為特徵仍具現實意義，但冷戰時期的「合作面向」也同樣值得參考。如我所主張建立「主動式管控競爭」，而非僅止於防禦性。這一構想在於尋找、乃至超越那些降低衝突風險的傳統機制，包括軍控協議、軍事信任措施、第二軌對話、危機管理機制與熱線聯繫等等，進一步探索人權談判框架與區域安全架構。正如美蘇在戈巴契夫與老布希年代所做到的那樣，今日的美中關係，在人權與安全領域同樣需要類似的大膽與創新的構想。
無論美中關係多麼緊張與競爭，我們都不能停止對話。這些對話應在多層次、雙邊與多邊框架中持續進行。誠然，對美方而言，對話往往缺乏實質內容—因為中方代表慣常依稿發言、使用「口號」式的敘述、採取「戰狼式」的語氣，並拒絕靈活互動與實質交流。但完全切斷對話是適得其反的。當然，持續檢討與調整對話形式，始終是一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