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展望
二○二三年，習近平將結束他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第二個任期。自從鄧小平在三十五年前修訂中國憲法以來，連續兩屆任期是國家主席可以合法任職的最長期限。但如今的習近平並沒有退休的打算。（編按：本文寫於二○一八年）
二○一八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缺乏實際立法權的橡皮圖章機構──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實際上為習近平無限期擔任這一職務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這一步棋引發了中國自由派的絕望，也令境外評論家震驚。《華盛頓郵報》連續兩天發表兩篇文章，猜測習近平正為自己設定成為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的第一位「終身領導人」。習近平的出現，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報復。鄧小平做了毛澤東最擔心繼任者會做的事──結束永久革命；而習近平正在做鄧小平最擔心繼任者會做的事──恢復一人終身統治。
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實際上是習近平集權過程中影響較小的一步。國家主席一直是一個禮儀性職位，在排名上位於總理（目前由李克強擔任）之前，但在權力上低於總理。一九八二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條和第八十一條規定，國家主席「頒布法規，任免總理，……授予國家勳章和榮譽稱號，……接待外國外交代表……批准或廢除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毛澤東是黨的主席──一直擔任黨的最高職位至去世。一九五四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後，他僅短暫出任主席職務，隨即將此職位交給影響力較小的劉少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肅了劉少奇，讓主席職位失效，並最終在一九七五年《憲法》中取消這職位。
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在中國的第四部憲法中重新引入了任期限制。為了防止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權力鬥爭再次發生，他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均不得超過兩屆任期。
鄧小平意識到，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需要一位能夠與其他國家元首進行對話的國家元首。而這仍然是今日此職位最重要的功能。即便如此，領導層中的次要人物還是履行了這一職能，直到天安門事件後，黨魁江澤民恢復了毛澤東早期的做法，將黨、軍、國家的最高職務統一於一人之手。江澤民的繼任者胡錦濤與現任的習近平都遵循了這一模式，同時兼任黨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
因此，廢除任期限制在象徵意義上比在實際意義上更為重要。這是習近平首次明確否定鄧小平制定的繼任制度。在官僚機構的各個層級，鄧小平都設定了年齡限制，超過該年齡的官員即被視為超齡而不得再獲提拔，藉此確保那些被認為最有前途的人能在職業階梯上迅速發展，並為國家提供相對年輕的領導人。他還規定黨和國家官員的固定退休年齡，並以身作則，拒絕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儘管他曾擔任過八年的軍委主席。然而，年輕的領導人仍然堅持讓他在重大問題上作出最終裁決，這導致他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危機中批准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進行軍事鎮壓。基於年齡的退休制度演變為對黨內最高職位默許的兩屆任期限制，這些職位每五年在秋季的黨代會上交替一次。根據這一非正式規定，高級領導人在六十七歲之後便無資格連任政治局委員，而由於總書記兼任軍委主席，這實際上也為該職位設定了年齡和任期限制。
直到目前為止，習近平的升遷都是按照劇本進行。二○○七至二○○八年，五十四歲的他被任命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並在二○一○年被任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些職務的組合意味著他是胡錦濤的繼承人。二○一二年秋季和次年春季，習近平在五十九歲時成為最高領導人；至六十四歲時，他延續了所擔任的三個職務的第二個任期。
與此同時，習近平持續穩步鞏固對黨和國家的控制，且如今變得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都要強大。他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被塑造成神，而是被描繪成一個明智而果斷的管理者。他的言論雖尚未被稱為「魔法武器」，卻已成為必須遵守的指令。
但是，毛澤東不斷發動權力鬥爭，而習近平則從其最強大的對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掌權前夕的倒台中獲益；在隨後的兩年裡，他利用反腐運動清除了薄熙來的人脈。習近平削弱了總理李克強的獨立權威；將其他派系的技術專家納入自己的領導集團；瓦解地方勢力網；並將家庭成員的腐敗紀錄作為籌碼，用以制衡可能在幕後制約他的退休高層領導人。據報導，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已有超過一百萬名黨員因腐敗而受到紀律處分，其中包括七十多名副部長及以上級別的官員。
二○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反腐委員會拘留了一位原本有望進入政治局的新星孫政才，他的真正罪行是對習近平的領導缺乏足夠忠誠。目前，尚無人公開對習近平的路線表示明顯異議，也沒有人獲得足以挑戰他的官方地位。毛東對政策問題的關注是偶發性的，他從決策的一線退出，並在認為其他領導人的方向不對時進行破壞性干預；而習近平有一種不懈的工作熱情，並已經接管了每個重要政策領域的日常指導。
在對中國歷史的敘述中，習近平巧妙地抹平了災難性的大躍進、悲慘的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自由化的曲折，以及其後建立快速增長的「準市場、準國家」經濟的之字形路線。鄧小平允許人們謹慎地承認毛澤東的罪行，其公式是錯誤「只占三○％，成就占七○％」。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即使是對「前三十年」的這種溫和批評，也已從媒體和教科書中消失。中國七十年的歷史被描述成一個艱鉅但最終勝利的現代化進程。
習近平稱讚毛澤東「創造了今天中國實現一切發展和進步的基本政治條件和制度基礎」，稱讚鄧小平「發動了改革開放的新偉大革命」。他對江澤民和胡錦濤統治國家的二十多年保持沉默─這段時期被不公正地視為停滯不前。習近平宣布「新時代」的到來，目標是在二○二一年中共成立一百周年時建立「小康社會」，在二○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這構成了一個「三位現代化締造者」的故事。
習近平「復興中國「的「夢想」與他的前任不同，他熱衷於秩序。他的價值觀既與熱愛混亂的毛澤東不同，也與喜歡試驗的鄧小平不同。習近平解開了毛澤東思想中混亂和順應之間的矛盾，並選擇了順應；他拒絕了鄧小平對「人性是不可改變的自私」這一事實的接受，卻接受鄧小平「繁榮將創造穩定」的信念。
當習近平呼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時，他想像的是一個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公民在一個仁慈國家的哺育和保護下，自動遵守儒家的「三綱」（忠於父親、統治者和丈夫）以及「五常」（仁、義、禮、智、信）。這是一個有機的社會，在其中沒有人有任何不滿意的理由。為了建立這樣的社會，習近平國安部門的下屬動員了「朝陽群眾」監視員，安裝監控攝影機，並建立「社會信用體」，根據廣泛的個人資料對人們的社會適應性進行評級。
大約在二○一六年開始出現傳言（有可能是刻意放出的傳言），稱習近平打算在兩屆任期結束後繼續擔任總書記。在二○一七年十月的黨代會上，他展開第二個任期，並在二十五人的政治局中安排十四名最親密的追隨者。沒有任何人在地位和年齡上足以擔當他的指定繼任者。習近平當時廢除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而不是等到接近第二任期結束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廢除，這是在強化他自掌權之日起就一直向官僚機構發出的訊息。正如他在黨代會上所言：「遵循領導核心，保持一致，維護中央委員會及其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威。」黨和國家系統上上下下的官員都很清楚，習近平將至少再活十年；對於國家主席這個職位，他也不會考慮如普（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利用梅德韋傑夫作為替補的方式來迴避總統任期限制的策略。
二○一七年十月，習近平在中共黨章中的指導性正統思想清單上新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翌年三月，他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同樣的表述寫入《憲法》。此時，他在政治局中的忠臣已經在國家系統中擔任要職。劉鶴是習近平中學時的朋友，負責金融部門；而追隨習近平已三十年的栗戰書，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曾在其第一任期領導反腐運動，儘管年齡已超過任職上限，仍當選為副主席，他幫助習近平解決重大外交政策問題，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批准了對龐大政府官僚機構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使習近平的政策得到更有效的執行。大會設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其工作人員幾乎全部來自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並由忠於習近平的楊曉渡管理─他曾是王岐山手下的黨委副書記。該委員會將繼續調查、審訊和未經正當程序拘留的嫌疑人，如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那樣。但現在它的目標不僅是黨員，還擴展至非黨員的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公務員、大學和醫院職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機構上下進行了改組和整合，各級政府之間的權力界限正在被簡化。
習近平對新時代的願景與他目前所統治的中國社會相去甚遠。歷經四十年的爆炸性經濟增長，中國人處於努力奮鬥、不滿和焦慮的心態，並因精神危機而導致宗教活動增加；同時，政府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不過，政府在廣大民眾中仍廣受歡迎，許多人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習近平在前任努力的基礎上，擴大社會福利制度、改善醫療保健、提高農村人口的收入，並使一些農村居民能夠獲得城市居住證。在二○一八年三月的代表大會上，他推動設立退伍軍人事務部，以更好地解決退伍和復員軍人的生活問題。當習近平說「黨的領導是確保人民管理國家的根本保證」時，他所想到的是透過黨更有效地提供服務。
習近平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在上一次黨代會的講話中，他指示同僚集中精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新的原則性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習近平不得不重塑三種權力工具：黨、軍隊和國家。黨內的反腐運動是這一努力中最為公開的部分。習近平還恢復了「黨內」的傳統儀式，如集體學習黨的檔案、定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
黨內晉升愈發依賴「政治表現」，即「遵循領導核心，與黨中央領導保持一致」。新任宣傳部長黃坤明是習近平的忠實支持者，他試圖加強習近平的形象及其勸誡性思想的宣傳。
習近平對軍隊進行了重組。傳統上，軍隊是一支以地方劃分的部隊，分踞在七個「軍區」，沒有能力進行聯合行動。軍官在購買武器和物資時，普遍存在買官晉升和收受回扣的現象。據報導，軍隊中的反腐運動已查處一萬三千名軍官，其中包括一百名將軍，使習近平得以用更年輕、更合適、更忠誠的高級軍官重新配置最高領導層。
二○一四年，他發起一項全面的重組計畫，包括將四個原本獨立行動的司令部變成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部門；將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陸軍指揮權降至與海軍和空軍相同的水準；增一個指揮部；將七個軍區重組為五個戰區指揮部，並遣散三十萬士兵。在胡錦濤時期，對軍隊的操作權不是由作為軍委主席的胡錦濤本人掌握，而是由身穿軍服的副主席掌握。習近平改變了這一點。根據他的「主席負責制」，他擁有真正的總司令權力。據中國媒體報導，軍隊如今「完成習主席確定的所有重要任務，做好習主席要他們負責的所有工作。在所有行動中服從習主席的命令。」
在國家層面，習近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經濟改革。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和美國經濟研究機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發現，在過去五年裡，習近平在執政之初宣布的十項改革僅取得兩項實質性進展。但這些落後的目標現在將得到更有力的推進，主要透過一項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濟政策來實現。與美國的供應方經濟學不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以減少建築材料、房地產、銀行信貸和其他領域的過剩供應，因為這些過剩會提高風險，降低生產力並造成浪費。
改革的目標涵蓋鋼鐵、鋁業、高風險資產管理產品供給、不受監管的同業拆借業務，以及使用債券籌資的地方政府等。到目前為止，這些團體已找到減緩改革的方法。但正如習近平的一位忠臣在二○一八年三月《人民日報》上所寫的，精簡國家機器和派遣監督委員會小組檢查合規情況，將「打擊各種抵制、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的努力」。
習近平既重申了早先提出的「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口號，也表明國家將繼續引導市場，支持「冠軍」國有企業，並投資於所謂的新經濟領域──機器人、新能源汽車、大數據、人工智慧等──這些都是中國在二○一五年雄心勃勃宣布的「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的重點。同時，他正在對名義上的私營企業施加壓力，這些企業的繁榮與官方的支援息息相關，被要求減少海外投資，轉而投入有針對性的扶貧專案及國內尖端技術。
總的來說，習近平正在使他從毛澤東和鄧小平那裡繼承的制度體系更具回應性和效率。但他扭轉了毛澤東之後一段時間透過法治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嘗試。正如明克勝在其著作《時代的終結：中國的威權復興如何破壞其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 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所言：「法律與中國的未來愈來愈不相關。」相反，習近平正在創造一種二十一世紀的「組織武器」，即社會學家菲利普・塞爾茲尼克（Philip Selznick）七十年前所描述的「透過有紀律和可部署的政治代理人」發揮作用。這些代理人既不是向下對其選民負責，也不是橫向對法律機構負責，而是向上對其上級負責。這個系統將問題推到最高層，直到抵達願意承擔責任的人。習近平的出現是為了承擔這一重任，而他的個性也契合此角色。這就是為什麼黨內許多人歡迎扭轉鄧小平制度的原因，他們認為鄧小平制度導致了停滯。
但是，人權律師、女權活動家、學者、記者，以及黨和國家官員都發現，他們的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推行強硬路線的黨委書記陳全國領導下，西藏和新疆的監視制度得到了加強，而陳全國在二○一七年十月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
即使是那些隨著經濟增長而支持政權的廣大民眾，也不再有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熱情。這種熱情已被消費主義、海外旅行和社群網路所埋沒。中國人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但對習近平的崇拜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信仰。只要習近平持續取得偉大的成就，人民就會心存感激；但若他磕磕絆絆，人民則可能會反目。同時，對知識分子、活動家和少數民族而言，他的中國夢愈來愈像二十一世紀的高科技、不那麼血腥的毛澤東中國。
二○二三年，習近平將結束他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第二個任期。自從鄧小平在三十五年前修訂中國憲法以來，連續兩屆任期是國家主席可以合法任職的最長期限。但如今的習近平並沒有退休的打算。（編按：本文寫於二○一八年）
二○一八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缺乏實際立法權的橡皮圖章機構──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實際上為習近平無限期擔任這一職務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這一步棋引發了中國自由派的絕望，也令境外評論家震驚。《華盛頓郵報》連續兩天發表兩篇文章，猜測習近平正為自己設定成為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的第一位「終身領導人」。習近平的出現，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報復。鄧小平做了毛澤東最擔心繼任者會做的事──結束永久革命；而習近平正在做鄧小平最擔心繼任者會做的事──恢復一人終身統治。
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實際上是習近平集權過程中影響較小的一步。國家主席一直是一個禮儀性職位，在排名上位於總理（目前由李克強擔任）之前，但在權力上低於總理。一九八二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條和第八十一條規定，國家主席「頒布法規，任免總理，……授予國家勳章和榮譽稱號，……接待外國外交代表……批准或廢除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毛澤東是黨的主席──一直擔任黨的最高職位至去世。一九五四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後，他僅短暫出任主席職務，隨即將此職位交給影響力較小的劉少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肅了劉少奇，讓主席職位失效，並最終在一九七五年《憲法》中取消這職位。
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在中國的第四部憲法中重新引入了任期限制。為了防止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權力鬥爭再次發生，他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均不得超過兩屆任期。
鄧小平意識到，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需要一位能夠與其他國家元首進行對話的國家元首。而這仍然是今日此職位最重要的功能。即便如此，領導層中的次要人物還是履行了這一職能，直到天安門事件後，黨魁江澤民恢復了毛澤東早期的做法，將黨、軍、國家的最高職務統一於一人之手。江澤民的繼任者胡錦濤與現任的習近平都遵循了這一模式，同時兼任黨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
因此，廢除任期限制在象徵意義上比在實際意義上更為重要。這是習近平首次明確否定鄧小平制定的繼任制度。在官僚機構的各個層級，鄧小平都設定了年齡限制，超過該年齡的官員即被視為超齡而不得再獲提拔，藉此確保那些被認為最有前途的人能在職業階梯上迅速發展，並為國家提供相對年輕的領導人。他還規定黨和國家官員的固定退休年齡，並以身作則，拒絕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儘管他曾擔任過八年的軍委主席。然而，年輕的領導人仍然堅持讓他在重大問題上作出最終裁決，這導致他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危機中批准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進行軍事鎮壓。基於年齡的退休制度演變為對黨內最高職位默許的兩屆任期限制，這些職位每五年在秋季的黨代會上交替一次。根據這一非正式規定，高級領導人在六十七歲之後便無資格連任政治局委員，而由於總書記兼任軍委主席，這實際上也為該職位設定了年齡和任期限制。
直到目前為止，習近平的升遷都是按照劇本進行。二○○七至二○○八年，五十四歲的他被任命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並在二○一○年被任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些職務的組合意味著他是胡錦濤的繼承人。二○一二年秋季和次年春季，習近平在五十九歲時成為最高領導人；至六十四歲時，他延續了所擔任的三個職務的第二個任期。
與此同時，習近平持續穩步鞏固對黨和國家的控制，且如今變得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都要強大。他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被塑造成神，而是被描繪成一個明智而果斷的管理者。他的言論雖尚未被稱為「魔法武器」，卻已成為必須遵守的指令。
但是，毛澤東不斷發動權力鬥爭，而習近平則從其最強大的對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掌權前夕的倒台中獲益；在隨後的兩年裡，他利用反腐運動清除了薄熙來的人脈。習近平削弱了總理李克強的獨立權威；將其他派系的技術專家納入自己的領導集團；瓦解地方勢力網；並將家庭成員的腐敗紀錄作為籌碼，用以制衡可能在幕後制約他的退休高層領導人。據報導，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已有超過一百萬名黨員因腐敗而受到紀律處分，其中包括七十多名副部長及以上級別的官員。
二○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反腐委員會拘留了一位原本有望進入政治局的新星孫政才，他的真正罪行是對習近平的領導缺乏足夠忠誠。目前，尚無人公開對習近平的路線表示明顯異議，也沒有人獲得足以挑戰他的官方地位。毛東對政策問題的關注是偶發性的，他從決策的一線退出，並在認為其他領導人的方向不對時進行破壞性干預；而習近平有一種不懈的工作熱情，並已經接管了每個重要政策領域的日常指導。
在對中國歷史的敘述中，習近平巧妙地抹平了災難性的大躍進、悲慘的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自由化的曲折，以及其後建立快速增長的「準市場、準國家」經濟的之字形路線。鄧小平允許人們謹慎地承認毛澤東的罪行，其公式是錯誤「只占三○％，成就占七○％」。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即使是對「前三十年」的這種溫和批評，也已從媒體和教科書中消失。中國七十年的歷史被描述成一個艱鉅但最終勝利的現代化進程。
習近平稱讚毛澤東「創造了今天中國實現一切發展和進步的基本政治條件和制度基礎」，稱讚鄧小平「發動了改革開放的新偉大革命」。他對江澤民和胡錦濤統治國家的二十多年保持沉默─這段時期被不公正地視為停滯不前。習近平宣布「新時代」的到來，目標是在二○二一年中共成立一百周年時建立「小康社會」，在二○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這構成了一個「三位現代化締造者」的故事。
習近平「復興中國「的「夢想」與他的前任不同，他熱衷於秩序。他的價值觀既與熱愛混亂的毛澤東不同，也與喜歡試驗的鄧小平不同。習近平解開了毛澤東思想中混亂和順應之間的矛盾，並選擇了順應；他拒絕了鄧小平對「人性是不可改變的自私」這一事實的接受，卻接受鄧小平「繁榮將創造穩定」的信念。
當習近平呼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時，他想像的是一個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公民在一個仁慈國家的哺育和保護下，自動遵守儒家的「三綱」（忠於父親、統治者和丈夫）以及「五常」（仁、義、禮、智、信）。這是一個有機的社會，在其中沒有人有任何不滿意的理由。為了建立這樣的社會，習近平國安部門的下屬動員了「朝陽群眾」監視員，安裝監控攝影機，並建立「社會信用體」，根據廣泛的個人資料對人們的社會適應性進行評級。
大約在二○一六年開始出現傳言（有可能是刻意放出的傳言），稱習近平打算在兩屆任期結束後繼續擔任總書記。在二○一七年十月的黨代會上，他展開第二個任期，並在二十五人的政治局中安排十四名最親密的追隨者。沒有任何人在地位和年齡上足以擔當他的指定繼任者。習近平當時廢除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而不是等到接近第二任期結束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廢除，這是在強化他自掌權之日起就一直向官僚機構發出的訊息。正如他在黨代會上所言：「遵循領導核心，保持一致，維護中央委員會及其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威。」黨和國家系統上上下下的官員都很清楚，習近平將至少再活十年；對於國家主席這個職位，他也不會考慮如普（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利用梅德韋傑夫作為替補的方式來迴避總統任期限制的策略。
二○一七年十月，習近平在中共黨章中的指導性正統思想清單上新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翌年三月，他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同樣的表述寫入《憲法》。此時，他在政治局中的忠臣已經在國家系統中擔任要職。劉鶴是習近平中學時的朋友，負責金融部門；而追隨習近平已三十年的栗戰書，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曾在其第一任期領導反腐運動，儘管年齡已超過任職上限，仍當選為副主席，他幫助習近平解決重大外交政策問題，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批准了對龐大政府官僚機構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使習近平的政策得到更有效的執行。大會設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其工作人員幾乎全部來自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並由忠於習近平的楊曉渡管理─他曾是王岐山手下的黨委副書記。該委員會將繼續調查、審訊和未經正當程序拘留的嫌疑人，如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那樣。但現在它的目標不僅是黨員，還擴展至非黨員的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公務員、大學和醫院職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機構上下進行了改組和整合，各級政府之間的權力界限正在被簡化。
習近平對新時代的願景與他目前所統治的中國社會相去甚遠。歷經四十年的爆炸性經濟增長，中國人處於努力奮鬥、不滿和焦慮的心態，並因精神危機而導致宗教活動增加；同時，政府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不過，政府在廣大民眾中仍廣受歡迎，許多人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習近平在前任努力的基礎上，擴大社會福利制度、改善醫療保健、提高農村人口的收入，並使一些農村居民能夠獲得城市居住證。在二○一八年三月的代表大會上，他推動設立退伍軍人事務部，以更好地解決退伍和復員軍人的生活問題。當習近平說「黨的領導是確保人民管理國家的根本保證」時，他所想到的是透過黨更有效地提供服務。
習近平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在上一次黨代會的講話中，他指示同僚集中精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新的原則性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習近平不得不重塑三種權力工具：黨、軍隊和國家。黨內的反腐運動是這一努力中最為公開的部分。習近平還恢復了「黨內」的傳統儀式，如集體學習黨的檔案、定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
黨內晉升愈發依賴「政治表現」，即「遵循領導核心，與黨中央領導保持一致」。新任宣傳部長黃坤明是習近平的忠實支持者，他試圖加強習近平的形象及其勸誡性思想的宣傳。
習近平對軍隊進行了重組。傳統上，軍隊是一支以地方劃分的部隊，分踞在七個「軍區」，沒有能力進行聯合行動。軍官在購買武器和物資時，普遍存在買官晉升和收受回扣的現象。據報導，軍隊中的反腐運動已查處一萬三千名軍官，其中包括一百名將軍，使習近平得以用更年輕、更合適、更忠誠的高級軍官重新配置最高領導層。
二○一四年，他發起一項全面的重組計畫，包括將四個原本獨立行動的司令部變成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部門；將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陸軍指揮權降至與海軍和空軍相同的水準；增一個指揮部；將七個軍區重組為五個戰區指揮部，並遣散三十萬士兵。在胡錦濤時期，對軍隊的操作權不是由作為軍委主席的胡錦濤本人掌握，而是由身穿軍服的副主席掌握。習近平改變了這一點。根據他的「主席負責制」，他擁有真正的總司令權力。據中國媒體報導，軍隊如今「完成習主席確定的所有重要任務，做好習主席要他們負責的所有工作。在所有行動中服從習主席的命令。」
在國家層面，習近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經濟改革。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和美國經濟研究機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發現，在過去五年裡，習近平在執政之初宣布的十項改革僅取得兩項實質性進展。但這些落後的目標現在將得到更有力的推進，主要透過一項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濟政策來實現。與美國的供應方經濟學不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以減少建築材料、房地產、銀行信貸和其他領域的過剩供應，因為這些過剩會提高風險，降低生產力並造成浪費。
改革的目標涵蓋鋼鐵、鋁業、高風險資產管理產品供給、不受監管的同業拆借業務，以及使用債券籌資的地方政府等。到目前為止，這些團體已找到減緩改革的方法。但正如習近平的一位忠臣在二○一八年三月《人民日報》上所寫的，精簡國家機器和派遣監督委員會小組檢查合規情況，將「打擊各種抵制、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的努力」。
習近平既重申了早先提出的「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口號，也表明國家將繼續引導市場，支持「冠軍」國有企業，並投資於所謂的新經濟領域──機器人、新能源汽車、大數據、人工智慧等──這些都是中國在二○一五年雄心勃勃宣布的「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的重點。同時，他正在對名義上的私營企業施加壓力，這些企業的繁榮與官方的支援息息相關，被要求減少海外投資，轉而投入有針對性的扶貧專案及國內尖端技術。
總的來說，習近平正在使他從毛澤東和鄧小平那裡繼承的制度體系更具回應性和效率。但他扭轉了毛澤東之後一段時間透過法治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嘗試。正如明克勝在其著作《時代的終結：中國的威權復興如何破壞其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 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所言：「法律與中國的未來愈來愈不相關。」相反，習近平正在創造一種二十一世紀的「組織武器」，即社會學家菲利普・塞爾茲尼克（Philip Selznick）七十年前所描述的「透過有紀律和可部署的政治代理人」發揮作用。這些代理人既不是向下對其選民負責，也不是橫向對法律機構負責，而是向上對其上級負責。這個系統將問題推到最高層，直到抵達願意承擔責任的人。習近平的出現是為了承擔這一重任，而他的個性也契合此角色。這就是為什麼黨內許多人歡迎扭轉鄧小平制度的原因，他們認為鄧小平制度導致了停滯。
但是，人權律師、女權活動家、學者、記者，以及黨和國家官員都發現，他們的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推行強硬路線的黨委書記陳全國領導下，西藏和新疆的監視制度得到了加強，而陳全國在二○一七年十月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
即使是那些隨著經濟增長而支持政權的廣大民眾，也不再有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熱情。這種熱情已被消費主義、海外旅行和社群網路所埋沒。中國人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但對習近平的崇拜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信仰。只要習近平持續取得偉大的成就，人民就會心存感激；但若他磕磕絆絆，人民則可能會反目。同時，對知識分子、活動家和少數民族而言，他的中國夢愈來愈像二十一世紀的高科技、不那麼血腥的毛澤東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