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外小妹到花媽

一輩子從事一份工作

放眼望去仍活躍的政治人物中，她是碩果僅存的美麗島世代。她說，民進黨在蔡英文擔任主席之後，已經走向專業菁英世代，「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所有關懷社會的人都能參與政治，不須有這麼慘烈的準備、受那麼多的痛苦和錘鍊。」

在美麗島世代和律師世代相繼走入歷史之後，也代表著民進黨已經走入下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不再需要靠傷痕來壯大自己。

如今的她是台灣政壇上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連總統蔡英文都說陳菊是她的mentor（良師益友）。陳菊卻說自己是「職業革命家」，一輩子只有從事一個工作，從來不會賺錢，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一生所交的朋友都在同一個圈子。

政治無疑佔據陳菊生命的一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從一九六八年跟在省議員郭雨新身邊擔任秘書，或許已經註定她往後的命運，一九七八年她因為陸續將台灣政治犯名單及雷震文稿祕密傳送到海外，遭到警察搜捕通緝，多日之後在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遭逮捕，所幸在海內外的壓力下被關十三天後釋回。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高雄發生震驚海內外的美麗島事件，陳菊遭判刑十二年。坐了六年多的黑牢後，一九八六年二月突然被釋放，警備總部派車將她從台北土城的「仁愛教育實驗所」送回宜蘭三星鄉。

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出外的宜蘭人返鄉路迢迢，但不論是從北宜公路或是濱海公路，不管車子在路上晃了多久，只要眼簾映入如烏龜匍匐的龜山島，耳朵傳來海浪拍打的聲音，就知道故鄉不遠了。坐在車內的陳菊，在這一刻才真切地感受到，這就是「自由」。

「陳菊假釋那天，警總沒有通知家人。當她突然出現在家裡的廚房，我阿嬤嚇了一跳，還問她：『監獄這麼好，還可以放假？』」陳菊的姪子、現任立委李昆澤說，「這是我阿嬤一生中最快樂的兩天，阿姨回來的這一天是第二次。」

李昆澤的阿嬤、陳菊的媽媽陳林連花最快樂的第一天是陳菊的父親陳阿土返家。陳阿土在日治時代，被日本人徵調去馬尼拉當軍伕，當戰爭結束時，陳阿土卻是行蹤杳然、音訊全無，家人都以為他死了。當時陳菊還沒出生。

台籍老兵的女兒

過了不知多少年，有一天陳阿土突然回家了。原來日本在戰敗之際，日本軍官要台籍軍伕們逃到深山叢林內躲起來，陳阿土就這樣躲在山裡不知年月，最後被美國人送回來。因為如此，陳菊常稱自己是「台籍老兵的女兒」。

歷經九死一生的陳阿土，回到宜蘭後，又生了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據說女兒原本取名「陳阿菊」，但在登記戶口時，被戶政人員錯寫成「陳菊」。

這是台灣人的命運，也是台灣人的悲哀。「可憐，阿嬤實在可憐，」李昆澤搖著頭，用流利的台語敘述著，「阿公被日本人拖去當兵，阿姨被國民黨抓去關。」

單純務農的陳家，兩代人就這樣成為不同政權的犧牲品，「阿姨被關後，阿公和阿嬤當然是驚駭和心疼，但他們知道女兒是對的。」李昆澤到現在都還記得，陳菊被捕時他已經讀國中，那時到田裡去，常常看到阿公在田埂邊擦眼淚。

陳阿土返鄉後，老老實實繼續種田，陳菊回家後，也繼續從事民主運動。陳菊曾經在書中形容，「我是一顆不會滾動的石頭，石頭的頑固、堅硬就如我不善緩化也不夠機敏，所以我才在反對陣營裡一頭栽下去。」

這顆不會滾動的石頭在台灣仍戒嚴時，參與民進黨組黨工作，並做好隨時再度坐牢的準備。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宣布成立，國民黨隨後不斷透過媒體恫嚇，「我們有草木皆兵的壓力，尤其清晨的門鈴聲最令人心驚。」陳菊回憶。

參與組黨從十人祕密小組，擴充為十八人工作小組，全都抱著國民黨動手就坐牢的心理，排定可能被捕的梯次，還刻意將陳菊列在第三梯，以免尚在假釋的她萬一被捕，還要再加上六年未坐完的刑期。但隨著十一月十日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出現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黨員代表而不是鎮暴部隊，陳菊才確信組黨的美夢終於成真。

切格瓦拉，永遠的偶像

陳菊所信仰的價值，從她崇拜的「偶像」可以看出來。在陳菊所有的一張老照片中，穿著輕便運動服的她坐在書桌前，翹著兩隻光腳丫，臉上露出頑皮的笑容，周邊全是攤開的大型海報，海報上滿是古巴英雄切格瓦拉的肖像，還有一張在蕭瑟荒涼的背景中，一個衣衫襤褸的女童眼中含淚凝視著前方。

切格瓦拉完全符合陳菊心目中對英雄形象的想像。出生在阿根廷富裕家庭，大學學醫的切格瓦拉，在畢業前兩度壯遊拉丁美洲，奠定他日後的政治觀點和革命思想，他相信社會不平等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果，要解決貧窮和壓迫，唯一的方法便是進行世界革命。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理想，和卡斯楚在古巴贏得古巴革命戰爭之後，因為蘇聯等問題意見分歧，辭職離開。

切格瓦拉在一九六七年被逮遭槍殺，時至今日，他的肖像已經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徵，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中的英雄以及世界左翼運動的象徵，具理想色彩的人多認為他是為改革而生的戰士。

在切格瓦拉的心中，革命是手段，最終是要消弭貧窮和不平等，追求正義和公平。這一點深深吸引陳菊，二〇〇六年她寫了一篇文章〈早逝的英雄〉，自承「當同齡女子很多是秦祥林、秦漢的粉絲，她迷更帥的切格瓦拉」，雖然年紀漸長也知道切格瓦拉如同任何人一樣有缺陷與弱點，但依然視他為英雄。她也曾勉勵青年軍認識並以切格瓦拉為學習榜樣，要有「堅持理想的熱情」。

另外一張海報中的女童則是巴勒斯坦兒童，上面只有一行字：她有生存的權利。

一九八七年，陳菊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附近書店買了這張海報，她在《橄欖的美夢》一書中寫著：「多年來我珍藏這張海報，也細細體會巴人的處境和台灣人的遭遇，巴人沒有家園，台灣人有家園卻被統治，巴人要建國，台灣人亦如是。

巴人要建國，台灣人要自主尊嚴，這樣的想望一直埋藏在陳菊的心中從未斷念。但她在切格瓦拉和阿拉法特的身上或許更深刻感受到，自由、平等、正義、人權乃至於和平，從來就不是與生俱來或是天上掉下來，而是要用盡全身力氣甚至犧牲身家性命去爭取，並小心翼翼去呵護，因為一不注意，強權就有可能再起。

來自宜蘭的高雄人

革命的時代終究會過去，但大大小小的戰役卻仍在持續。一九九一年陳菊回到高雄競選國大代表，雖然自小在宜蘭長大，但陳菊早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就在施明德的建議下，將戶籍遷移到高雄市，在這一年打贏她的人生第一次為自己而打的選仗，並在中華一路買了房子，成為「來自宜蘭的高雄人」。

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市長，力邀陳菊擔任社會局長，但在一九九八年的連任之路，卻慘遭敗北。陳菊的人生路又繞回高雄，甫當選高雄市長的謝長廷邀她南下擔任社會局長。落寞的陳菊回到高雄，「我覺得就像是回家療傷。」

二〇〇〇年，民進黨終於以一張張的選票讓連續執政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下台，陳水扁當選總統，而許多過去市政團隊的成員也逐一回歸，陳菊這次接下勞委會主委。一直到二〇〇五年發生高雄捷運泰勞事件，由於外界不斷攻訐加上弊案傳言不斷，陳菊私下向行政院提出辭呈自清，不料在三天後卻遭媒體曝光，再也沒有轉寰的空間。

從街頭抗議到進入公務體系，陳菊有些堅持至今仍在延續中。除了她具有的人權價值和對弱勢的關懷，還有就是文官中立的理念。在描繪陳菊這一段歷史的《台灣菊》一書中，曾引用陳菊所說：「台北市政府的文官對我們本來是完全陌生的。除了知道我是美麗島叛亂犯之外，對我的人生信仰、弱勢關懷和文官中立理念毫不了解。但我認為文官是執政的重要基石，如果他們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必須看執政黨的臉色，或者淪為執政者的工具，將是人民的悲哀。

過去幾十年來的台灣就是如此。我們執政就要改變這些不合理的做法，確實做到文官中立。」而文官中立的理念，在日後陳菊主政高雄時，同樣貫徹到底，除了局處長等政務官之外，文官不用站台、介入或插手選舉。

在這過程中，陳菊也逐漸學習到領導的哲學。和陳菊相識超過三十年、曾任勞委會顧問、現任高雄市研考會主任的劉進興，觀察陳菊的領導力並非一開始就有，而是慢慢學習得來。

「她的吸收力很強，和很多領導人相較，她更為獨特的地方是不驕傲，」劉進興說，因為不驕傲，所以她願意停下來傾聽別人的話，而不是像很多領導者因為驕傲而把自己隔絕，做錯誤的決定，周遭卻沒人敢說，「她能海納百川，傾聽之後有足夠的知識去判斷對或錯。」

二〇〇六年或許是命定的召喚，陳菊再度回到高雄，這個「曾經讓她受傷的城市」，這一仗她挑戰更高的目標並成為高雄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