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課長首次造訪北韓
在我的情報界職涯路徑上，一直努力到最後一刻、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北韓綁架日本人的問題。
二○二二年，距離這個問題的代表性人物橫田惠女士（被綁架當時十三歲）遭人從新潟海岸擄走已過了四十五年；距離北韓承認綁架的事實，讓五名受害者返國的第一次日朝首腦會談已過了二十年；距離惠女士的雙親和其他受害者家屬組成家屬會，鼓起勇氣展開組織性救援運動已過了二十五年。
這段期間，歐洲綁架事件的受害者有本惠子女士（被綁架當時二十三歲）的母親有本嘉代子女士，在二○二○年二月與世長辭，享壽九十四歲；惠女士的父親橫田滋先生則在同年六月往生，享壽八十七歲，兩人到最後都沒能與愛女重逢。身為處理本案的相關人士，我感到悔恨不已，對於沒能讓受害者回到家人身邊，內心也相當愧疚。
針對北韓犯下的國家罪行當中格外不人道的綁架問題，令我印象深刻的任務之一，就是為了「第三次日朝實務者協商」而造訪北韓。
當時北韓方面表示願意提交綁架受害者的相關資料，並同意我們向北韓內部的相關人士詢問案情，故負責調查綁架案的警方也加入日本政府訪朝團，參與這場協商。我則以外事課課長的身分，率領警察小組到北韓執行這項任務。
二○○四年十一月九日，我們在中國北京轉搭高麗航空客機，順利降落在平壤順安國際機場。站在外事警察的立場來看，北韓是多年來的取締與情蒐對象，可以說是一個禁忌之地，身為取締單位負責人的警察廳外事課長親自造訪，當然也是頭一遭。
日本訪朝團總共約二十人，團長是外務省的亞洲大洋洲局局長藪中三十二。警察小組則有七人，以外事課長為首，其餘六人是來自外事課北韓股，以及鑑識和資訊安全等單位的精銳。
一行人從機場前往市中心。巴士行駛在晚秋的平壤近郊那片休耕的大地上，我在寒冷的車內檢視著必須向北韓要求的事項。出發之前，我已牢牢記下北韓宣稱「已經死亡」的那些受害者的詳細調查報告書，警察小組被賦予的重要任務，就是向相關人士詢問案情、取得成果，並且仔細檢查對方提供的資料，安全地帶回日本。一想到這裡，我就覺得胃沉甸甸的。
不過當時我還沒料想到，警察此行的成果竟重要到足以決定之後的日朝關係。
警察內部也有反對聲浪
大約在造訪北韓的三週前，二○○四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四點，我在霞關中央聯合辦公大樓二號館十九樓的警察廳長官室，與警察廳長官漆間巖（之後當上內閣官房副長官）會面。漆間長官曾任警察廳外事課長、警備局長等職位，很熟悉外事警察的業務。
當時他站在內務省留傳下來的大辦公桌後面對我說話，這是他的獨特作風，每次要告知重要事項時就會這麼做。
「警方參與實務者協商代表團的形式，我跟瀨川（勝久警備局長）商量過了，經過多方考量，覺得由你這位外事課長帶隊參加比較好。北村，雖然此行會很辛苦，但你可以去一趟嗎？」
漆間長官依照外務省的要求，已決定要我和政府訪朝團同行，指揮警方保全與鑑定北韓提供的資料。從早上就下個不停的雨，拍打在可以俯瞰皇居護城河的長官室窗戶上。
我立刻著手進行出差的準備，但關於訪問北韓一事，警察廳內部卻出現了質疑與反對的聲浪。
日本全國的警察本部與警察署都設有外事部門，專門監視、取締外國實行的對日有害活動與威脅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以及蒐集、分析資訊。而負責指揮與監督這些外事部門的單位，就是警察廳外事課。因此反對聲浪的重點，就在於外事課長身為最高負責人，怎麼可以親自深入「對象國」。
還有後輩特地來找我表達自己的意見，說道：「朝鮮外事是外事警察的核心業務，外事課長親赴北韓，不僅無法作為全國外事警察的表率，也會影響士氣。雖然這件事可能已經定案了，但我就是反對。」
可是，鑑定證據資料以查明綁架這項國家犯罪的受害真相、向相關人士詢問案情等偵查程序，只有警察能進行。畢竟要代表政府前往沒有邦交的國家，依照政府的方針執行作業，理應負責此事的中央政府官員怎麼能不去，只派第一線的職員前往處理。而且有權限的人要是不在場，我方也可能會遭到對方小覷。
我認為自己應當恪盡職守，完成任務。只不過包括負責與北韓聯繫的外務省人員在內，沒有人能夠預測這場協商會怎麼發展。
關於提供綁架受害者的相關資料，以及向當地相關人士詢問案情等要求，北韓在之前的實務者協商中給了肯定的答覆，同意我方的要求。
日本媒體推斷，北韓的目的有兩個。其中一個，是北韓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想獲得數兆日圓的資金，當作日朝協商有所進展的回報；另一個則是把日朝邦交正常化當作改善對美關係的手段。我認為這兩種推測都有些道理。
至於當時的總理官邸與外務省，則希望推動自第一次日朝首腦會談以來已停滯兩年的日朝關係，重新獲得進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驅動力，藪中團長也是一有機會就提及這件事。
除此之外，外務省要求警方一同前往當地與鑑定的目的，或許是想藉由具備偵查權且應變能力高的警察參與接收資料和鑑定的程序，來為資料的可信度背書吧。
換言之，外交當局也許是打算，在日本政府接受北韓拿出的證物表示「誠意」時，提出公正的依據來回應國內輿論，以爭取進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有利局勢。即使到了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
有許多鏡子的高麗飯店客房之謎
巴士駛離順安機場後，行駛了約三十分鐘，抵達此行的下榻飯店兼協商會場高麗飯店。在當時的平壤，高麗飯店擁有最現代化的設備。
我們經過飯店櫃檯，前往客房所在的二十一樓，不知怎地，電梯在中途停了下來，電梯門隨即開啟。門外是沒有一絲燈光的漆黑空間。
到了客房，裡頭的家具陳設和裝潢給人的印象就像柏青哥店那樣花俏，不過，接待服務非常細心有禮，兩相對比，讓人感到些許不協調。
畢竟不能在國外失禮，自抵達之後，警察小組便會按照《警察禮儀》中的「室內敬禮」方式略微鞠躬致意，但並未與對方的任何人握手，也推辭了第一天晚上舉辦的歡迎晚宴。警方所有成員都採取這樣的應對方式。
或許是因為外務省是依照「外交」禮儀行動，警察則是依照《犯罪偵查規範》行動，兩者的組織文化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應對，不過會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還是考量到外事警察應與該對決的對象保持距離。
關於抵達第一天日本與北韓雙方的動向，我的記事本裡寫著「鄭泰和大使主辦的日本代表團歡迎宴，警察廳人員考量到此行的目的，決定不出席」、「在協商期間向藪中團長提出要求，團長與北韓方面都表示同意」。
我們非常小心留意北韓的竊聽等情報活動，不僅告知所有人無論如何都不要單獨行動，還選擇入住團體客房。雖說提出這項要求後，同行的外務省職員問了我「警察都喜歡跟別人共用房間嗎？」這種奇怪的問題……但還是要小心再小心，我於是決定在警察小組成員不眠不休全天候留守的客房――通稱後勤室――待命。
話說回來，我們分配到的那間客房有很多鏡子，同行負責鑑識的職員試著測量房間內牆與外牆的厚度，結果發現兩者之間有著足以容納一個人的空間。另外，委託飯店清洗的衣物，洗好後都會正確地放在委託者所睡的床上，至今我仍不明白，為什麼飯店人員會知道兩個人當中，哪個人睡在哪一張床上。
向醫師與護理師詢問案情
外交當局之間的日朝政府協商結束後，日朝實務者協商在抵達當地的次日，也就是二○○四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點，於設置在高麗飯店宴會廳的會議室展開。桌子朝著中央擺放，雙方七、八個人面對面坐著。我和同行的警察廳外事課課員共三人，則坐在靠近桌子中間的座位。
我們先討論了作業梗概與調查方式，到下午一點便稍作休息，接著從下午兩點開始，對方逐一回答我方對北韓的「調查委員會」提出的疑點。我們向「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問題，是關於北韓宣稱「已經死亡」的橫田惠女士等八名受害者的消息，以及聲稱無法查到入境事實的四名受害者的事。
關於橫田惠女士，我們要求對方提供她的相片、她在北韓的身分證件、有親筆字跡的紙張等物證。之所以需要這些東西，是為了鑑定指紋，並透過相片、文件確定是否為本人。
此外，為了透過DNA型別鑑定等方式進行身分鑑定，我們也要求提供理應由惠女士的前夫金哲俊先生或惠女士入住的「四九號預防院」保管的「惠女士的遺骨」。
還有，我們也要求直接向可能知道惠女士生活狀況與健康狀態的金哲俊先生本人、惠女士生前住過的「六九五醫院」醫師，以及北韓聲稱惠女士「自殺」前曾與她一起散步的「四九號預防院」醫師和護理師、參與下葬的人士等詢問案情。
「淀號」小組成員與「KYC」
除此之外，我們調查受害狀況後，推測綁架案是北韓特殊機關有計畫、有組織的犯行，因此也提出了以下疑點。
首先是關於在歐洲被綁架的受害者石岡亨先生（被綁架當時二十二歲）、據說在北韓跟石岡先生結婚的有本惠子女士，以及松木薰先生（被綁架當時二十六歲）這三名男女。
警方最關心的事，就是特殊機關「朝鮮勞動黨對外聯絡部五六課」的副課長――特務金裕哲（音譯，通稱「KYC」），與推測在他手下接受指令，綁架石岡先生等三人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淀號」小組之間的關聯性。
雖然北韓方面不承認，但有證詞指出，有本女士在英國留學期間到丹麥哥本哈根旅行時，曾與「淀號」小組的魚本（舊姓安部）公博嫌疑人在中華料理店聚餐。
儘管這是「淀號」小組成員的前妻提供的證詞，但我們從各種角度查證之後，認為真實性很高。此外，有第三國的情報機關拍到有本女士失聯之前，在哥本哈根凱斯楚普機場（Copenhagen Airport, Kastrup）與「KYC」待在一起的畫面。
目前已確定有本女士是遭人經由莫斯科帶到北韓，且北韓機關顯然參與其中，「淀號」小組也在暗中活動。
至於石岡先生，他在畢業旅行途中造訪西班牙巴塞隆納時，曾與「淀號」小組成員的妻子一起行動。和石岡先生一起旅行的人，在巴塞隆納動物園拍下「淀號」小組成員的妻子與石岡先生並肩而坐的相片。儘管有許多這樣的證據，北韓卻完全否認「淀號」小組參與了這起事件。
對於我們提出的疑點，北韓方面也絕大多數都避而不答。
例如，關於田口八重子女士（被綁架當時二十二歲）的事件，對方就以「希望貴方之後提出問題時，也要考慮到我方（北韓）的國家安全」來迴避，意思是對他們不利的事全都不准問吧。
由於尚不清楚田口女士被綁架之前的行蹤，因此必須釐清她與綁架犯一起從東京出發後，經過什麼路線、使用何種交通方式抵達宮崎──據信她就是在這裡被綁架到船上的。
然而，關於在日本國內協助誘拐、將人送到國外的幫凶，北韓完全沒有提供詳細的資訊。
此外，北韓宣稱田口女士在北韓，與另一名綁架受害者原敕晁先生（被綁架當時四十三歲）生活在同一間隔離招待所，這項說明也與我們掌握到的資訊有所出入。而且北韓也完全未提及田口女士與大韓航空八五八號班機爆炸案的正犯金賢姬特務之間的關係，據說田口女士教導金賢姬日語，兩人之間有接觸點。
對於我方的種種疑問，北韓給予的回覆大多為「那是特殊機關幹的事，所以無法調查詳情」，只是一再向我們解釋組織已經重組，要調查非常困難。
北韓對於綁架問題的處理方式有許多地方令人費解，例如同意讓某些受害者返國，對某些受害者卻是宣稱「死亡」，此外還有聲稱受害者「未入境」、完全不承認綁架的案例。
當中讓人感到最疑惑的就是，儘管北韓承認捏造理由將受害者騙到北韓的事實，卻完全不承認「淀號」事件和大韓航空八五八號班機爆炸案這類「恐怖攻擊」的正犯與自己有關。這有可能是因為北韓如果承認自己與恐怖分子有所關聯，就等於證實自己是「支持恐怖主義國家」，也將會成為國際社會與美國進一步制裁北韓的依據。
北韓方面所付出的這些「感人的努力」最終也得到了回報，美國在二○○八年十月十一日，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中除名。
最大的威脅是美軍
協商進展得不順利，時間一轉眼就過去了，日本方面向北韓要求訪朝期間從原本的日程再延長兩天，協商時間於是總共將近六十個小時。
對於日方的調查要求事項，北韓同意我方直接向「六九五醫院」、「四九號預防院」、「當時在隔離招待所工作的人」等「相關人士」詢問案情。沒想到像北韓這種封閉國家居然會答應這些要求，但反過來說，這代表當時金正日政權就是如此想要「解決」綁架問題吧。
北韓會如此考量的背景因素之一，就是包括對美關係在內的當時國際局勢。
二○○一年九月發生「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在隔年一月的國情咨文中點名伊朗、伊拉克以及北韓，批評這三個國家是「邪惡軸心」。其中伊拉克在二○○三年三月爆發的伊拉克戰爭中遭到美軍攻擊，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因而垮臺，金正日政權或許是把自己的命運跟伊拉克這一連串經歷重疊在一起了。
「第三次日朝實務者協商」距離「邪惡軸心」的國情咨文將近三年之久，但北韓仍舊認為美軍是對其國家存續最大的威脅。
在協商中，北韓始終堅持有關其調查結果的主張，一再強調「八人死亡、四人未入境」，雙方的討論毫無交集。藪中團長則表情嚴肅，認為協商結果「很不樂觀」。
到了這場消耗戰的尾聲，藪中團長被北韓那邊的人請過去，而後帶著看似「火葬完畢的人骨」回來──這就是我們向北韓方面要求的「橫田惠女士的遺骨」。
北韓大概是自認已經做球給日本，就看我們要不要踏出邦交正常化談判的第一步吧。
向橫田夫婦報告
代表團在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回國，包機在上午九點前從平壤出發，十一點前降落在下著小雨的羽田機場。回程會搭乘包機，是為了迅速、安全、原封不動地將收到的資料帶回去。
當天的電視新聞不僅實況轉播七個裝著資料等物品的貨櫃從機艙運出的畫面，主播也播報了：「外務省官員表示，『關於綁架受害者的安危並未獲得好消息』。」
聽完結果報告後，外務大臣町村信孝向記者團表示：「跟前兩次（的日朝實務者協商）相比，他們（北韓方面）確實盡了一番努力。」這句話透露出試圖改善日朝關係的日本所抱持的一絲期待。
我直接回到了警察廳，從下午一點開始向漆間長官報告。報告結束後，下午三點則跟藪中團長以及警視廳鑑識課課員等人一起面會橫田夫婦。巧合的是，當天正是二十七年前惠女士被綁架的日子，直到現在，我仍清楚記得橫田夫婦當時的反應。
藪中團長先大致說明了一遍實務者協商的結果，接著同去調查的鑑識課課員小心翼翼地將類似漆器、有螺鈿裝飾的容器放在桌上。看到這個容器，眼泛淚光的滋先生只是一言不發地坐著，率先打破沉默的則是早紀江女士。
「小惠還活著，所以這個就請警方仔細調查。」
早紀江女士毅然地這麼說，同意將「遺骨」當作證據交付鑑定。她的態度很平靜，一點也不感傷，表露出她堅信女兒仍然活在世上。
在我的情報界職涯路徑上，一直努力到最後一刻、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北韓綁架日本人的問題。
二○二二年，距離這個問題的代表性人物橫田惠女士（被綁架當時十三歲）遭人從新潟海岸擄走已過了四十五年；距離北韓承認綁架的事實，讓五名受害者返國的第一次日朝首腦會談已過了二十年；距離惠女士的雙親和其他受害者家屬組成家屬會，鼓起勇氣展開組織性救援運動已過了二十五年。
這段期間，歐洲綁架事件的受害者有本惠子女士（被綁架當時二十三歲）的母親有本嘉代子女士，在二○二○年二月與世長辭，享壽九十四歲；惠女士的父親橫田滋先生則在同年六月往生，享壽八十七歲，兩人到最後都沒能與愛女重逢。身為處理本案的相關人士，我感到悔恨不已，對於沒能讓受害者回到家人身邊，內心也相當愧疚。
針對北韓犯下的國家罪行當中格外不人道的綁架問題，令我印象深刻的任務之一，就是為了「第三次日朝實務者協商」而造訪北韓。
當時北韓方面表示願意提交綁架受害者的相關資料，並同意我們向北韓內部的相關人士詢問案情，故負責調查綁架案的警方也加入日本政府訪朝團，參與這場協商。我則以外事課課長的身分，率領警察小組到北韓執行這項任務。
二○○四年十一月九日，我們在中國北京轉搭高麗航空客機，順利降落在平壤順安國際機場。站在外事警察的立場來看，北韓是多年來的取締與情蒐對象，可以說是一個禁忌之地，身為取締單位負責人的警察廳外事課長親自造訪，當然也是頭一遭。
日本訪朝團總共約二十人，團長是外務省的亞洲大洋洲局局長藪中三十二。警察小組則有七人，以外事課長為首，其餘六人是來自外事課北韓股，以及鑑識和資訊安全等單位的精銳。
一行人從機場前往市中心。巴士行駛在晚秋的平壤近郊那片休耕的大地上，我在寒冷的車內檢視著必須向北韓要求的事項。出發之前，我已牢牢記下北韓宣稱「已經死亡」的那些受害者的詳細調查報告書，警察小組被賦予的重要任務，就是向相關人士詢問案情、取得成果，並且仔細檢查對方提供的資料，安全地帶回日本。一想到這裡，我就覺得胃沉甸甸的。
不過當時我還沒料想到，警察此行的成果竟重要到足以決定之後的日朝關係。
警察內部也有反對聲浪
大約在造訪北韓的三週前，二○○四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四點，我在霞關中央聯合辦公大樓二號館十九樓的警察廳長官室，與警察廳長官漆間巖（之後當上內閣官房副長官）會面。漆間長官曾任警察廳外事課長、警備局長等職位，很熟悉外事警察的業務。
當時他站在內務省留傳下來的大辦公桌後面對我說話，這是他的獨特作風，每次要告知重要事項時就會這麼做。
「警方參與實務者協商代表團的形式，我跟瀨川（勝久警備局長）商量過了，經過多方考量，覺得由你這位外事課長帶隊參加比較好。北村，雖然此行會很辛苦，但你可以去一趟嗎？」
漆間長官依照外務省的要求，已決定要我和政府訪朝團同行，指揮警方保全與鑑定北韓提供的資料。從早上就下個不停的雨，拍打在可以俯瞰皇居護城河的長官室窗戶上。
我立刻著手進行出差的準備，但關於訪問北韓一事，警察廳內部卻出現了質疑與反對的聲浪。
日本全國的警察本部與警察署都設有外事部門，專門監視、取締外國實行的對日有害活動與威脅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以及蒐集、分析資訊。而負責指揮與監督這些外事部門的單位，就是警察廳外事課。因此反對聲浪的重點，就在於外事課長身為最高負責人，怎麼可以親自深入「對象國」。
還有後輩特地來找我表達自己的意見，說道：「朝鮮外事是外事警察的核心業務，外事課長親赴北韓，不僅無法作為全國外事警察的表率，也會影響士氣。雖然這件事可能已經定案了，但我就是反對。」
可是，鑑定證據資料以查明綁架這項國家犯罪的受害真相、向相關人士詢問案情等偵查程序，只有警察能進行。畢竟要代表政府前往沒有邦交的國家，依照政府的方針執行作業，理應負責此事的中央政府官員怎麼能不去，只派第一線的職員前往處理。而且有權限的人要是不在場，我方也可能會遭到對方小覷。
我認為自己應當恪盡職守，完成任務。只不過包括負責與北韓聯繫的外務省人員在內，沒有人能夠預測這場協商會怎麼發展。
關於提供綁架受害者的相關資料，以及向當地相關人士詢問案情等要求，北韓在之前的實務者協商中給了肯定的答覆，同意我方的要求。
日本媒體推斷，北韓的目的有兩個。其中一個，是北韓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想獲得數兆日圓的資金，當作日朝協商有所進展的回報；另一個則是把日朝邦交正常化當作改善對美關係的手段。我認為這兩種推測都有些道理。
至於當時的總理官邸與外務省，則希望推動自第一次日朝首腦會談以來已停滯兩年的日朝關係，重新獲得進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驅動力，藪中團長也是一有機會就提及這件事。
除此之外，外務省要求警方一同前往當地與鑑定的目的，或許是想藉由具備偵查權且應變能力高的警察參與接收資料和鑑定的程序，來為資料的可信度背書吧。
換言之，外交當局也許是打算，在日本政府接受北韓拿出的證物表示「誠意」時，提出公正的依據來回應國內輿論，以爭取進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有利局勢。即使到了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
有許多鏡子的高麗飯店客房之謎
巴士駛離順安機場後，行駛了約三十分鐘，抵達此行的下榻飯店兼協商會場高麗飯店。在當時的平壤，高麗飯店擁有最現代化的設備。
我們經過飯店櫃檯，前往客房所在的二十一樓，不知怎地，電梯在中途停了下來，電梯門隨即開啟。門外是沒有一絲燈光的漆黑空間。
到了客房，裡頭的家具陳設和裝潢給人的印象就像柏青哥店那樣花俏，不過，接待服務非常細心有禮，兩相對比，讓人感到些許不協調。
畢竟不能在國外失禮，自抵達之後，警察小組便會按照《警察禮儀》中的「室內敬禮」方式略微鞠躬致意，但並未與對方的任何人握手，也推辭了第一天晚上舉辦的歡迎晚宴。警方所有成員都採取這樣的應對方式。
或許是因為外務省是依照「外交」禮儀行動，警察則是依照《犯罪偵查規範》行動，兩者的組織文化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應對，不過會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還是考量到外事警察應與該對決的對象保持距離。
關於抵達第一天日本與北韓雙方的動向，我的記事本裡寫著「鄭泰和大使主辦的日本代表團歡迎宴，警察廳人員考量到此行的目的，決定不出席」、「在協商期間向藪中團長提出要求，團長與北韓方面都表示同意」。
我們非常小心留意北韓的竊聽等情報活動，不僅告知所有人無論如何都不要單獨行動，還選擇入住團體客房。雖說提出這項要求後，同行的外務省職員問了我「警察都喜歡跟別人共用房間嗎？」這種奇怪的問題……但還是要小心再小心，我於是決定在警察小組成員不眠不休全天候留守的客房――通稱後勤室――待命。
話說回來，我們分配到的那間客房有很多鏡子，同行負責鑑識的職員試著測量房間內牆與外牆的厚度，結果發現兩者之間有著足以容納一個人的空間。另外，委託飯店清洗的衣物，洗好後都會正確地放在委託者所睡的床上，至今我仍不明白，為什麼飯店人員會知道兩個人當中，哪個人睡在哪一張床上。
向醫師與護理師詢問案情
外交當局之間的日朝政府協商結束後，日朝實務者協商在抵達當地的次日，也就是二○○四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點，於設置在高麗飯店宴會廳的會議室展開。桌子朝著中央擺放，雙方七、八個人面對面坐著。我和同行的警察廳外事課課員共三人，則坐在靠近桌子中間的座位。
我們先討論了作業梗概與調查方式，到下午一點便稍作休息，接著從下午兩點開始，對方逐一回答我方對北韓的「調查委員會」提出的疑點。我們向「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問題，是關於北韓宣稱「已經死亡」的橫田惠女士等八名受害者的消息，以及聲稱無法查到入境事實的四名受害者的事。
關於橫田惠女士，我們要求對方提供她的相片、她在北韓的身分證件、有親筆字跡的紙張等物證。之所以需要這些東西，是為了鑑定指紋，並透過相片、文件確定是否為本人。
此外，為了透過DNA型別鑑定等方式進行身分鑑定，我們也要求提供理應由惠女士的前夫金哲俊先生或惠女士入住的「四九號預防院」保管的「惠女士的遺骨」。
還有，我們也要求直接向可能知道惠女士生活狀況與健康狀態的金哲俊先生本人、惠女士生前住過的「六九五醫院」醫師，以及北韓聲稱惠女士「自殺」前曾與她一起散步的「四九號預防院」醫師和護理師、參與下葬的人士等詢問案情。
「淀號」小組成員與「KYC」
除此之外，我們調查受害狀況後，推測綁架案是北韓特殊機關有計畫、有組織的犯行，因此也提出了以下疑點。
首先是關於在歐洲被綁架的受害者石岡亨先生（被綁架當時二十二歲）、據說在北韓跟石岡先生結婚的有本惠子女士，以及松木薰先生（被綁架當時二十六歲）這三名男女。
警方最關心的事，就是特殊機關「朝鮮勞動黨對外聯絡部五六課」的副課長――特務金裕哲（音譯，通稱「KYC」），與推測在他手下接受指令，綁架石岡先生等三人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淀號」小組之間的關聯性。
雖然北韓方面不承認，但有證詞指出，有本女士在英國留學期間到丹麥哥本哈根旅行時，曾與「淀號」小組的魚本（舊姓安部）公博嫌疑人在中華料理店聚餐。
儘管這是「淀號」小組成員的前妻提供的證詞，但我們從各種角度查證之後，認為真實性很高。此外，有第三國的情報機關拍到有本女士失聯之前，在哥本哈根凱斯楚普機場（Copenhagen Airport, Kastrup）與「KYC」待在一起的畫面。
目前已確定有本女士是遭人經由莫斯科帶到北韓，且北韓機關顯然參與其中，「淀號」小組也在暗中活動。
至於石岡先生，他在畢業旅行途中造訪西班牙巴塞隆納時，曾與「淀號」小組成員的妻子一起行動。和石岡先生一起旅行的人，在巴塞隆納動物園拍下「淀號」小組成員的妻子與石岡先生並肩而坐的相片。儘管有許多這樣的證據，北韓卻完全否認「淀號」小組參與了這起事件。
對於我們提出的疑點，北韓方面也絕大多數都避而不答。
例如，關於田口八重子女士（被綁架當時二十二歲）的事件，對方就以「希望貴方之後提出問題時，也要考慮到我方（北韓）的國家安全」來迴避，意思是對他們不利的事全都不准問吧。
由於尚不清楚田口女士被綁架之前的行蹤，因此必須釐清她與綁架犯一起從東京出發後，經過什麼路線、使用何種交通方式抵達宮崎──據信她就是在這裡被綁架到船上的。
然而，關於在日本國內協助誘拐、將人送到國外的幫凶，北韓完全沒有提供詳細的資訊。
此外，北韓宣稱田口女士在北韓，與另一名綁架受害者原敕晁先生（被綁架當時四十三歲）生活在同一間隔離招待所，這項說明也與我們掌握到的資訊有所出入。而且北韓也完全未提及田口女士與大韓航空八五八號班機爆炸案的正犯金賢姬特務之間的關係，據說田口女士教導金賢姬日語，兩人之間有接觸點。
對於我方的種種疑問，北韓給予的回覆大多為「那是特殊機關幹的事，所以無法調查詳情」，只是一再向我們解釋組織已經重組，要調查非常困難。
北韓對於綁架問題的處理方式有許多地方令人費解，例如同意讓某些受害者返國，對某些受害者卻是宣稱「死亡」，此外還有聲稱受害者「未入境」、完全不承認綁架的案例。
當中讓人感到最疑惑的就是，儘管北韓承認捏造理由將受害者騙到北韓的事實，卻完全不承認「淀號」事件和大韓航空八五八號班機爆炸案這類「恐怖攻擊」的正犯與自己有關。這有可能是因為北韓如果承認自己與恐怖分子有所關聯，就等於證實自己是「支持恐怖主義國家」，也將會成為國際社會與美國進一步制裁北韓的依據。
北韓方面所付出的這些「感人的努力」最終也得到了回報，美國在二○○八年十月十一日，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中除名。
最大的威脅是美軍
協商進展得不順利，時間一轉眼就過去了，日本方面向北韓要求訪朝期間從原本的日程再延長兩天，協商時間於是總共將近六十個小時。
對於日方的調查要求事項，北韓同意我方直接向「六九五醫院」、「四九號預防院」、「當時在隔離招待所工作的人」等「相關人士」詢問案情。沒想到像北韓這種封閉國家居然會答應這些要求，但反過來說，這代表當時金正日政權就是如此想要「解決」綁架問題吧。
北韓會如此考量的背景因素之一，就是包括對美關係在內的當時國際局勢。
二○○一年九月發生「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在隔年一月的國情咨文中點名伊朗、伊拉克以及北韓，批評這三個國家是「邪惡軸心」。其中伊拉克在二○○三年三月爆發的伊拉克戰爭中遭到美軍攻擊，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因而垮臺，金正日政權或許是把自己的命運跟伊拉克這一連串經歷重疊在一起了。
「第三次日朝實務者協商」距離「邪惡軸心」的國情咨文將近三年之久，但北韓仍舊認為美軍是對其國家存續最大的威脅。
在協商中，北韓始終堅持有關其調查結果的主張，一再強調「八人死亡、四人未入境」，雙方的討論毫無交集。藪中團長則表情嚴肅，認為協商結果「很不樂觀」。
到了這場消耗戰的尾聲，藪中團長被北韓那邊的人請過去，而後帶著看似「火葬完畢的人骨」回來──這就是我們向北韓方面要求的「橫田惠女士的遺骨」。
北韓大概是自認已經做球給日本，就看我們要不要踏出邦交正常化談判的第一步吧。
向橫田夫婦報告
代表團在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回國，包機在上午九點前從平壤出發，十一點前降落在下著小雨的羽田機場。回程會搭乘包機，是為了迅速、安全、原封不動地將收到的資料帶回去。
當天的電視新聞不僅實況轉播七個裝著資料等物品的貨櫃從機艙運出的畫面，主播也播報了：「外務省官員表示，『關於綁架受害者的安危並未獲得好消息』。」
聽完結果報告後，外務大臣町村信孝向記者團表示：「跟前兩次（的日朝實務者協商）相比，他們（北韓方面）確實盡了一番努力。」這句話透露出試圖改善日朝關係的日本所抱持的一絲期待。
我直接回到了警察廳，從下午一點開始向漆間長官報告。報告結束後，下午三點則跟藪中團長以及警視廳鑑識課課員等人一起面會橫田夫婦。巧合的是，當天正是二十七年前惠女士被綁架的日子，直到現在，我仍清楚記得橫田夫婦當時的反應。
藪中團長先大致說明了一遍實務者協商的結果，接著同去調查的鑑識課課員小心翼翼地將類似漆器、有螺鈿裝飾的容器放在桌上。看到這個容器，眼泛淚光的滋先生只是一言不發地坐著，率先打破沉默的則是早紀江女士。
「小惠還活著，所以這個就請警方仔細調查。」
早紀江女士毅然地這麼說，同意將「遺骨」當作證據交付鑑定。她的態度很平靜，一點也不感傷，表露出她堅信女兒仍然活在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