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導言
從文明之初，人類就在尋找最好的政府形式。幾千年來，我們的政治體制一直隨着價值觀的改變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不斷進化─直到1980年代，這個進化被認為已經到達終點。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先後崩塌似乎不只敲響了共產主義的喪鐘，也呼應着文明終結的論調。至此，西方自由民主便被推崇為「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和「政府的終極形式」（Fukuyama, 1989）。看上去，西方自由民主─所謂最好和最高等的政府體制─早晚會淘汰其他所有低等的政治體制，最終變成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形式。然而，威權主義並未如預言的那樣被淘汰。相反，威權主義的韌性給西方民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崩塌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地掌握權力並且帶領中國經濟取得成功。2011年，中國正式取代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每年超過7%的GDP增長，中國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用相對購買力指標來衡量，中國已經取代美國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IMF, 2014）。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要知道，一個由威權主義領導的中國是否會主導未來的國際秩序。為什麼中國沒有重蹈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覆轍？為了確保執政地位，中共推行了兩個至關重要的生存策略：意識形態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本書認為中共權力的延續是由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兩個方面決定的，而意識形態的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則是維持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的關鍵。意識形態和權力交接在當今中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並沒有引起現有文獻的足夠重視。主流觀點認為，經濟的成功是中共一黨制延續的關鍵。三十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催生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專注於用經濟增長來解釋中共政權的延續（Krugman, 2013; Laliberté & Lanteigne, 2008b; Perry, 2008; Shambaugh, 2001; Wang,2005a; Wang, 2005b; Zhao, 2009）。經濟成功固然重要，但單靠經濟不能夠完全解釋中共的合法性來源。更加重要的是，當中共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它也把自身存在的意義置於險境。根據中共的黨章（共產黨，2013a），「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理論上來說，共產黨存在的唯一意義便是實現共產主義。1. 導言
從文明之初，人類就在尋找最好的政府形式。幾千年來，我們的政治體制一直隨着價值觀的改變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不斷進化─直到1980年代，這個進化被認為已經到達終點。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先後崩塌似乎不只敲響了共產主義的喪鐘，也呼應着文明終結的論調。至此，西方自由民主便被推崇為「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和「政府的終極形式」（Fukuyama, 1989）。看上去，西方自由民主─所謂最好和最高等的政府體制─早晚會淘汰其他所有低等的政治體制，最終變成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形式。然而，威權主義並未如預言的那樣被淘汰。相反，威權主義的韌性給西方民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崩塌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地掌握權力並且帶領中國經濟取得成功。2011年，中國正式取代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每年超過7%的GDP增長，中國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用相對購買力指標來衡量，中國已經取代美國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IMF, 2014）。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要知道，一個由威權主義領導的中國是否會主導未來的國際秩序。為什麼中國沒有重蹈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覆轍？為了確保執政地位，中共推行了兩個至關重要的生存策略：意識形態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本書認為中共權力的延續是由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兩個方面決定的，而意識形態的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則是維持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的關鍵。意識形態和權力交接在當今中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並沒有引起現有文獻的足夠重視。主流觀點認為，經濟的成功是中共一黨制延續的關鍵。三十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催生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專注於用經濟增長來解釋中共政權的延續（Krugman, 2013; Laliberté & Lanteigne, 2008b; Perry, 2008; Shambaugh, 2001; Wang,2005a; Wang, 2005b; Zhao, 2009）。經濟成功固然重要，但單靠經濟不能夠完全解釋中共的合法性來源。更加重要的是，當中共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它也把自身存在的意義置於險境。根據中共的黨章（共產黨，2013a），「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理論上來說，共產黨存在的唯一意義便是實現共產主義。如果一個共產黨不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那麼它存在的意義何在？看上去更奇怪的是，中國共產黨似乎計劃要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不少人錯誤的認為創新資本主義是中共維持權力的關鍵。從1970年代的市場改革開始，中共的統治就面臨着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它須要靠準資本主義經濟政策來促進增長；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受到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教條的約束。遠離共產主義教條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共產主義信仰的衰弱和意識形態真空。在80年代後期，這個意識形態真空給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泛濫提供了土壤，最終在全國範圍內以一波又一波民主運動的形式爆發。它不只動搖了中共的意識形態根基，同時也從內部分裂了黨。從1972到1992年，黨內精英就共產黨是否應該推行市場改革這個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爭論。傾向改革派認為市場改革政策對促進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他們的觀點被其他派別抨擊為背叛共產主義。黨內精英的分裂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如1989年「六四事件」時，黨內分裂扼殺了黨的決策能力，把黨逼向死亡的邊緣。在1992年正式認可市場經濟之後，黨內爭論的焦點逐漸變為，共產黨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採用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和如何應對高速增長帶來的後果，比如腐敗和社會不平等。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和傾向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新左派認為，政府應該在社會經濟事務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擁抱普世價值觀的自由派卻試圖在社會經濟事務、甚至政治制度方面，推行更多自由主義改革。高舉着新左派和社會主義正統的大旗，薄熙來利用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動了一場公開的自我推銷運動來爭取十八大常委的席次。這嚴重削弱了黨內凝聚力和現有權力交接模式的合法性。因此，意識形態轉型不只關係威權主義價值觀和合法性，還涉及到維持黨內的共識和領導層的團結。但是傳統觀點過多關注政府績效，並沒有對意識形態有足夠重視。不少人認為意識形態在當今中國已經過時（Dreyer, 2012: 330, 360; Lynch, 1999: 10; Misra, 1998;Ramo, 2004）。如何必（Heike Holbig, 2013:61）所說，「在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科學文獻中，意識形態大多被奉為對市場改革的教條式約束。是在國家向資本主義轉型時，隨時等待着被拋棄的過時遺產」。 因此，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並沒有被充分研究。[1] 本書認為意識形態決不會過時。相反，它仍舊在合法化威權主義和維持中共黨內凝聚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意識形態改革以外，權力交接的制度化也是中共的一個重要生存策略。如同之前提及的，從70年代起，中共的路線鬥爭就從內部撕裂了黨，黨內分歧在1989年把黨推向死亡的邊緣。精英分裂的後果被歷史一次次證明─研究表明大多數威權主義政權的倒台，不是因為被大眾推翻而是由內部分裂所致（O’Donnell, et al.,1986; Svolik, 2012）。因此，統治精英的團結對政權存亡至關重要，而這個團結的主要挑戰則來自於權力交接。對於一個威權主義政權來說，如何成功的交接最高權力並且防止領導層分裂是一個具有很高挑戰性的任務。在毛澤東時期，一個無序的權力交接體制導致了一次次慘烈的權力鬥爭，同時也間接導致了經濟停滯和社會動盪。由於擔憂精英分裂和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共大力採用制度的管道來解決權力交接的分歧。制度化已經讓胡錦濤和江澤民時代的中共權力交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穩定、透明和可預測。美國國會報告稱中共十八大領導換屆為「威權主義政權成功推行和平有序政治權力交接的極少數案例之一」（Dotson,2012: 4）。狄忠蒲（Bruce Dickson, 2011: 212）認為「中國常規化的精英交接是威權主義政權非常罕有的實踐」。可以說，制度化的權力交接不只關係黨內穩定也影響黨的合法性。它涉及到黨的執政能力，而它的執政能力在中共的論述中又是維持合法性的前提。本書認為權力交接的制度化，是維持中共內部穩定和執政能力的關鍵。
2.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
第二章會詳細討論，合法性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93: 46）認為合法性是「模糊」但「對理解20世紀後期威權政權面臨的問題必不可少（的概念）」。合法性是一個在政治哲學歷史（White, 2005: 1）和當代中國政治研究（Gilley &Holbig, 2009; Gilley & Holbig, 2010）中都處於中心地位的概念。它有助於解釋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的崩塌和中共的延續。如本書會詳細討論，中共的合法性是一個中西方學界廣受關注的問題，此外中共常委王岐山也在公開場合提及中共合法性的概念（李偉紅、姜潔，2015）。政治合法性至關重要，但它並不是政權延續的充分條件。政權延續不只需要外部穩定（即合法性），也需要內部穩定（即統治精英的團結）。現有文獻大多關注大眾支持度而較少關注統治精英。實際上統治精英如何看待政權（一種自我合法化）也很重要。如同羅思柴爾德（Joseph Rothschild, 1977: 491）所說，「關於合法性和合法化的討論可能會變得不相關，如果他們忽視統治精英如何看待自身合法性而只關心大眾的看法」。Lewis（1984）認為「是精英分裂和內部機制的失靈導致了東歐共產主義合法性的崩塌和政治危機」。跟隨着韋伯的腳步，韋伯的支持者們檢視了政治精英在決定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80: 109）認為，「真正重要的因素是統治階層內部的基本共識，以及他們對國家機器合法性的接受度」。比亞勒（Seweryn Bialer, 1982: 194）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合法性對其他權力中心的主張，而非對必須接受其後果的大眾」。精英和政府的影響力，在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尤其顯著。政治參與不足和對政府高信賴度的文化傳統，讓統治精英的影響力更加明顯。另外，許多相關的量化研究大量依賴民意調查（即問卷調查），但沒把政權如何論述其合法性放在中心地位。可以說，政權的合法性論述是大眾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內因。因此，本書從中共意識形態論述的角度，來分析中共合法性和生存策略。更加重要的是，中共的合法性和凝聚力不可分割。可以說，合法性是中共執政能力的外部體現。中共2004年關於黨執政能力的決議，明確地表明其獲取合法性的態度（共產黨，2004）。如同一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學者指出，合法性是「這個決議留給觀眾理解的潛台詞」（Gilley & Holbig, 2009: 341）。這個決議催生了中國學者關於政權合法性的大辯論。如第四章會討論到，在這場辯論中，中國學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合法性。黨的執政能力也是基於黨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力。換句話說，黨的凝聚力是中共維持合法性能力（比如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社會穩定和保衞國家利益）的先決條件。總的來說，本書致力於探討政權外部穩定（合法性）和內部穩定的關係（黨的凝聚力），而非僅僅是大眾支持。
3. 生存危機？
國際社會對當今中國有非常複雜的看法。一方面，一些人對中國的未來非常樂觀（比如Jacques, 2009）。中國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並從金融危機中崛起，2 010年順利變成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世界在迎接中國時代的到來（Jacques,2009）。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表明（Pew, 2013），近一半的美國人（47%）和超過一半的歐洲人，包括71%西班牙人、70%法國人、66%英國人，以及66%德國人都認為中國最終會、或者已經取代美國變成佔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這樣看來，只要中國能維持經濟增長，中國領導人就可以放鬆下來慶賀他們的成功。另一方面，許多人認為中共統治本身就是不正當的。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人權和環境為代價，甚至是一種龐氏騙局的增長模式（Krugman, 2013）。如第三章會討論到，有人，尤其是中國倒台派，非常懷疑中共的穩定性（Feng, 2013a; Pei, 2006; Shirk, 2007）。在學術圈內，就中共合法性這個議題，中國和西方學者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許多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者認為，中共享有很高的合法性（Chen, et al., 1997; Fewsmith, 2007; Gilley, 2009; Shi,2001; Shi, 2008; Tang, 2001; Tong, 2011）。這種看法被各種跨國調查問卷的結果支持（Chen, 2004; Gilley, 2006; Gilley, 2008; Lewis-Beck, et al.,2013; Li, 2004b; Munro, et al., 2013; Shi, 2001; Tang, 2005; Yang & Tang,2013）。比如說，20 08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發現，74%中國受訪者認為當前的政府體制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Chu, 2013: 5）。用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2010: 139; 2012b）和國立台灣大學朱雲漢（Chu,2013: 4）教授的話來說，中共的高合法性是「這個領域學者」的「共識」。然而體制內的中國學者，卻比這個「共識」悲觀很多。在我研究的125篇以合法性為題目的中文學術文章中，超過40%的文章認為中共正在、或者即將遭遇某種形式的合法性危機，而只有1%的文章認為中共合法性很高（Zeng, 2014c）。實際上，不只體制內的中國學者，中共領導人也非常擔憂中共統治的穩定性。如同我會在第二章討論的，黨的領導人從未停止過對中共生存危機的憂慮。為什麼他們那麼悲觀？他們究竟擔憂些什麼呢？他們的憂慮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以及經濟增長的副作用。在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對毛的個人崇拜，一直是建國之初中共合法性的基礎，直到一系列錯誤的政策削弱了黨的合法性。在毛澤東逝世後，黨意識到它的合法性已經跌到低谷。迫於生存危機的壓力，中共不得不作出重大轉型，將它的工作重心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也就是說，將黨的合法性基礎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轉移到政府績效上來。但是這樣的重大轉型註定是困難的，因為這幾乎丟掉了中共從革命時期就建立起來的合法性來源，尤其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創始人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前蘇聯可以一面去史達林化，一面繼續擁護列寧主義為黨的意識形態。但中共卻無法完全和過去切割，也無法完全否定它的創始人毛澤東，否則黨的歷史和統治正當性將蕩然無存。如同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齊彪，2013）。因此，中共只能一方面繼續奉毛澤東思想為其指導性理論，另外一方面全新詮釋出可能背離毛原意的一種新的毛澤東思想。更重要的是，遠離革命理想主義有助於改善政府績效和促進經濟增長，但它丟棄了共產主義專政的根本意義。如同之前提及的，中共的市場改革和共產主義教條之間有潛在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只削弱了黨的合法性，也增加了黨內分歧─改革派的政策經常被批評為資本主義產物，而黨內分歧在1989年把中共逼向死亡的邊緣。9 0年代初，前蘇聯倒台後，中共開展了一系列系統性調查，研究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失敗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總結了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失敗的三個原因（周新城、關雪凌，2000:119–120）：（1） 執政黨內部的民主化導致黨內分裂；（2） 「反對派利用群眾的不滿，發動對執政的共產黨的進攻」；（3） 西方國家大力宣揚民主價值觀的和平演變運動起了「推動作用」。換句話說，中共從中學到的教訓，是必須要維持黨領導層的團結，重塑合法性，以及抵制自由民主思想的入侵。在這個背景下，意識形態改革和權力交接的制度化，就對維持黨的合法性以及凝聚力顯得尤為重要。在當代中國，儘管中共成功帶領中國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幫助超過六億人擺脫貧困，但是它對自己生存危機的擔憂卻從未削弱過─這一次，憂慮主要來自高速增長的副作用。現在，中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擔心經濟績效可能不再能夠提供足夠的合法性。比如，猖獗的腐敗現象正在嚴重威脅中共的統治。如同江澤民在十五大指出的那樣（Jiang, 1997b）：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除了腐敗以外，持續惡化的社會經濟不平等，以及改變的社會價值觀，也在給以意識形態為名的黨內權鬥提供舞台。如同之前提及的，薄熙來高舉新左派政治正確的大旗來爭取十八大常委席次就是明證。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統性，再一次被作為權力鬥爭的工具。儘管權力交接的制度化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薄熙來公開的自我晉升運動，極大程度上削弱了黨內團結以及現有的權力交接體制的合法性。面臨猖獗的腐敗和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習近平慎重的警告黨「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徐京躍、周英峰，2013）。總的來講，共產主義教條、毛澤東遺產，以及經濟增長的副作用，催生了中共對生存危機的憂慮。在這個背景下，當代的中共領導人必須應對以下四個棘手的任務：（1） 繼續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2） 解釋為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一黨專政；（3） 抵禦黨內潛在的攻擊，以及應對黨內對意識形態轉型的批判─無論這些批判是由真的信仰還是權力野心導致的；並且（4） 妥善處理由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副作用。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必須繼續推行經濟改革（比如市場改革）、政治改革（比如發展更健全的權力交接體制來削弱權力鬥爭的負面影響）和意識形態改革（不只對黨，還要對社會解釋一黨專政的必要性）。
從文明之初，人類就在尋找最好的政府形式。幾千年來，我們的政治體制一直隨着價值觀的改變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不斷進化─直到1980年代，這個進化被認為已經到達終點。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先後崩塌似乎不只敲響了共產主義的喪鐘，也呼應着文明終結的論調。至此，西方自由民主便被推崇為「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和「政府的終極形式」（Fukuyama, 1989）。看上去，西方自由民主─所謂最好和最高等的政府體制─早晚會淘汰其他所有低等的政治體制，最終變成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形式。然而，威權主義並未如預言的那樣被淘汰。相反，威權主義的韌性給西方民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崩塌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地掌握權力並且帶領中國經濟取得成功。2011年，中國正式取代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每年超過7%的GDP增長，中國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用相對購買力指標來衡量，中國已經取代美國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IMF, 2014）。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要知道，一個由威權主義領導的中國是否會主導未來的國際秩序。為什麼中國沒有重蹈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覆轍？為了確保執政地位，中共推行了兩個至關重要的生存策略：意識形態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本書認為中共權力的延續是由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兩個方面決定的，而意識形態的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則是維持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的關鍵。意識形態和權力交接在當今中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並沒有引起現有文獻的足夠重視。主流觀點認為，經濟的成功是中共一黨制延續的關鍵。三十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催生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專注於用經濟增長來解釋中共政權的延續（Krugman, 2013; Laliberté & Lanteigne, 2008b; Perry, 2008; Shambaugh, 2001; Wang,2005a; Wang, 2005b; Zhao, 2009）。經濟成功固然重要，但單靠經濟不能夠完全解釋中共的合法性來源。更加重要的是，當中共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它也把自身存在的意義置於險境。根據中共的黨章（共產黨，2013a），「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理論上來說，共產黨存在的唯一意義便是實現共產主義。1. 導言
從文明之初，人類就在尋找最好的政府形式。幾千年來，我們的政治體制一直隨着價值觀的改變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不斷進化─直到1980年代，這個進化被認為已經到達終點。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先後崩塌似乎不只敲響了共產主義的喪鐘，也呼應着文明終結的論調。至此，西方自由民主便被推崇為「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和「政府的終極形式」（Fukuyama, 1989）。看上去，西方自由民主─所謂最好和最高等的政府體制─早晚會淘汰其他所有低等的政治體制，最終變成世界上唯一的政府形式。然而，威權主義並未如預言的那樣被淘汰。相反，威權主義的韌性給西方民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崩塌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地掌握權力並且帶領中國經濟取得成功。2011年，中國正式取代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每年超過7%的GDP增長，中國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用相對購買力指標來衡量，中國已經取代美國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IMF, 2014）。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要知道，一個由威權主義領導的中國是否會主導未來的國際秩序。為什麼中國沒有重蹈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覆轍？為了確保執政地位，中共推行了兩個至關重要的生存策略：意識形態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本書認為中共權力的延續是由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兩個方面決定的，而意識形態的改革和權力交接制度化則是維持政治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的關鍵。意識形態和權力交接在當今中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並沒有引起現有文獻的足夠重視。主流觀點認為，經濟的成功是中共一黨制延續的關鍵。三十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催生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專注於用經濟增長來解釋中共政權的延續（Krugman, 2013; Laliberté & Lanteigne, 2008b; Perry, 2008; Shambaugh, 2001; Wang,2005a; Wang, 2005b; Zhao, 2009）。經濟成功固然重要，但單靠經濟不能夠完全解釋中共的合法性來源。更加重要的是，當中共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它也把自身存在的意義置於險境。根據中共的黨章（共產黨，2013a），「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理論上來說，共產黨存在的唯一意義便是實現共產主義。如果一個共產黨不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那麼它存在的意義何在？看上去更奇怪的是，中國共產黨似乎計劃要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不少人錯誤的認為創新資本主義是中共維持權力的關鍵。從1970年代的市場改革開始，中共的統治就面臨着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它須要靠準資本主義經濟政策來促進增長；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受到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教條的約束。遠離共產主義教條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共產主義信仰的衰弱和意識形態真空。在80年代後期，這個意識形態真空給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泛濫提供了土壤，最終在全國範圍內以一波又一波民主運動的形式爆發。它不只動搖了中共的意識形態根基，同時也從內部分裂了黨。從1972到1992年，黨內精英就共產黨是否應該推行市場改革這個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爭論。傾向改革派認為市場改革政策對促進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但他們的觀點被其他派別抨擊為背叛共產主義。黨內精英的分裂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如1989年「六四事件」時，黨內分裂扼殺了黨的決策能力，把黨逼向死亡的邊緣。在1992年正式認可市場經濟之後，黨內爭論的焦點逐漸變為，共產黨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採用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和如何應對高速增長帶來的後果，比如腐敗和社會不平等。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和傾向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新左派認為，政府應該在社會經濟事務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擁抱普世價值觀的自由派卻試圖在社會經濟事務、甚至政治制度方面，推行更多自由主義改革。高舉着新左派和社會主義正統的大旗，薄熙來利用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動了一場公開的自我推銷運動來爭取十八大常委的席次。這嚴重削弱了黨內凝聚力和現有權力交接模式的合法性。因此，意識形態轉型不只關係威權主義價值觀和合法性，還涉及到維持黨內的共識和領導層的團結。但是傳統觀點過多關注政府績效，並沒有對意識形態有足夠重視。不少人認為意識形態在當今中國已經過時（Dreyer, 2012: 330, 360; Lynch, 1999: 10; Misra, 1998;Ramo, 2004）。如何必（Heike Holbig, 2013:61）所說，「在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科學文獻中，意識形態大多被奉為對市場改革的教條式約束。是在國家向資本主義轉型時，隨時等待着被拋棄的過時遺產」。 因此，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並沒有被充分研究。[1] 本書認為意識形態決不會過時。相反，它仍舊在合法化威權主義和維持中共黨內凝聚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意識形態改革以外，權力交接的制度化也是中共的一個重要生存策略。如同之前提及的，從70年代起，中共的路線鬥爭就從內部撕裂了黨，黨內分歧在1989年把黨推向死亡的邊緣。精英分裂的後果被歷史一次次證明─研究表明大多數威權主義政權的倒台，不是因為被大眾推翻而是由內部分裂所致（O’Donnell, et al.,1986; Svolik, 2012）。因此，統治精英的團結對政權存亡至關重要，而這個團結的主要挑戰則來自於權力交接。對於一個威權主義政權來說，如何成功的交接最高權力並且防止領導層分裂是一個具有很高挑戰性的任務。在毛澤東時期，一個無序的權力交接體制導致了一次次慘烈的權力鬥爭，同時也間接導致了經濟停滯和社會動盪。由於擔憂精英分裂和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共大力採用制度的管道來解決權力交接的分歧。制度化已經讓胡錦濤和江澤民時代的中共權力交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穩定、透明和可預測。美國國會報告稱中共十八大領導換屆為「威權主義政權成功推行和平有序政治權力交接的極少數案例之一」（Dotson,2012: 4）。狄忠蒲（Bruce Dickson, 2011: 212）認為「中國常規化的精英交接是威權主義政權非常罕有的實踐」。可以說，制度化的權力交接不只關係黨內穩定也影響黨的合法性。它涉及到黨的執政能力，而它的執政能力在中共的論述中又是維持合法性的前提。本書認為權力交接的制度化，是維持中共內部穩定和執政能力的關鍵。
2.合法性和黨內凝聚力
第二章會詳細討論，合法性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93: 46）認為合法性是「模糊」但「對理解20世紀後期威權政權面臨的問題必不可少（的概念）」。合法性是一個在政治哲學歷史（White, 2005: 1）和當代中國政治研究（Gilley &Holbig, 2009; Gilley & Holbig, 2010）中都處於中心地位的概念。它有助於解釋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的崩塌和中共的延續。如本書會詳細討論，中共的合法性是一個中西方學界廣受關注的問題，此外中共常委王岐山也在公開場合提及中共合法性的概念（李偉紅、姜潔，2015）。政治合法性至關重要，但它並不是政權延續的充分條件。政權延續不只需要外部穩定（即合法性），也需要內部穩定（即統治精英的團結）。現有文獻大多關注大眾支持度而較少關注統治精英。實際上統治精英如何看待政權（一種自我合法化）也很重要。如同羅思柴爾德（Joseph Rothschild, 1977: 491）所說，「關於合法性和合法化的討論可能會變得不相關，如果他們忽視統治精英如何看待自身合法性而只關心大眾的看法」。Lewis（1984）認為「是精英分裂和內部機制的失靈導致了東歐共產主義合法性的崩塌和政治危機」。跟隨着韋伯的腳步，韋伯的支持者們檢視了政治精英在決定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80: 109）認為，「真正重要的因素是統治階層內部的基本共識，以及他們對國家機器合法性的接受度」。比亞勒（Seweryn Bialer, 1982: 194）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合法性對其他權力中心的主張，而非對必須接受其後果的大眾」。精英和政府的影響力，在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尤其顯著。政治參與不足和對政府高信賴度的文化傳統，讓統治精英的影響力更加明顯。另外，許多相關的量化研究大量依賴民意調查（即問卷調查），但沒把政權如何論述其合法性放在中心地位。可以說，政權的合法性論述是大眾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內因。因此，本書從中共意識形態論述的角度，來分析中共合法性和生存策略。更加重要的是，中共的合法性和凝聚力不可分割。可以說，合法性是中共執政能力的外部體現。中共2004年關於黨執政能力的決議，明確地表明其獲取合法性的態度（共產黨，2004）。如同一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學者指出，合法性是「這個決議留給觀眾理解的潛台詞」（Gilley & Holbig, 2009: 341）。這個決議催生了中國學者關於政權合法性的大辯論。如第四章會討論到，在這場辯論中，中國學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合法性。黨的執政能力也是基於黨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力。換句話說，黨的凝聚力是中共維持合法性能力（比如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社會穩定和保衞國家利益）的先決條件。總的來說，本書致力於探討政權外部穩定（合法性）和內部穩定的關係（黨的凝聚力），而非僅僅是大眾支持。
3. 生存危機？
國際社會對當今中國有非常複雜的看法。一方面，一些人對中國的未來非常樂觀（比如Jacques, 2009）。中國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並從金融危機中崛起，2 010年順利變成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世界在迎接中國時代的到來（Jacques,2009）。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表明（Pew, 2013），近一半的美國人（47%）和超過一半的歐洲人，包括71%西班牙人、70%法國人、66%英國人，以及66%德國人都認為中國最終會、或者已經取代美國變成佔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這樣看來，只要中國能維持經濟增長，中國領導人就可以放鬆下來慶賀他們的成功。另一方面，許多人認為中共統治本身就是不正當的。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人權和環境為代價，甚至是一種龐氏騙局的增長模式（Krugman, 2013）。如第三章會討論到，有人，尤其是中國倒台派，非常懷疑中共的穩定性（Feng, 2013a; Pei, 2006; Shirk, 2007）。在學術圈內，就中共合法性這個議題，中國和西方學者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許多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者認為，中共享有很高的合法性（Chen, et al., 1997; Fewsmith, 2007; Gilley, 2009; Shi,2001; Shi, 2008; Tang, 2001; Tong, 2011）。這種看法被各種跨國調查問卷的結果支持（Chen, 2004; Gilley, 2006; Gilley, 2008; Lewis-Beck, et al.,2013; Li, 2004b; Munro, et al., 2013; Shi, 2001; Tang, 2005; Yang & Tang,2013）。比如說，20 08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發現，74%中國受訪者認為當前的政府體制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Chu, 2013: 5）。用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2010: 139; 2012b）和國立台灣大學朱雲漢（Chu,2013: 4）教授的話來說，中共的高合法性是「這個領域學者」的「共識」。然而體制內的中國學者，卻比這個「共識」悲觀很多。在我研究的125篇以合法性為題目的中文學術文章中，超過40%的文章認為中共正在、或者即將遭遇某種形式的合法性危機，而只有1%的文章認為中共合法性很高（Zeng, 2014c）。實際上，不只體制內的中國學者，中共領導人也非常擔憂中共統治的穩定性。如同我會在第二章討論的，黨的領導人從未停止過對中共生存危機的憂慮。為什麼他們那麼悲觀？他們究竟擔憂些什麼呢？他們的憂慮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以及經濟增長的副作用。在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對毛的個人崇拜，一直是建國之初中共合法性的基礎，直到一系列錯誤的政策削弱了黨的合法性。在毛澤東逝世後，黨意識到它的合法性已經跌到低谷。迫於生存危機的壓力，中共不得不作出重大轉型，將它的工作重心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也就是說，將黨的合法性基礎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轉移到政府績效上來。但是這樣的重大轉型註定是困難的，因為這幾乎丟掉了中共從革命時期就建立起來的合法性來源，尤其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創始人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前蘇聯可以一面去史達林化，一面繼續擁護列寧主義為黨的意識形態。但中共卻無法完全和過去切割，也無法完全否定它的創始人毛澤東，否則黨的歷史和統治正當性將蕩然無存。如同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齊彪，2013）。因此，中共只能一方面繼續奉毛澤東思想為其指導性理論，另外一方面全新詮釋出可能背離毛原意的一種新的毛澤東思想。更重要的是，遠離革命理想主義有助於改善政府績效和促進經濟增長，但它丟棄了共產主義專政的根本意義。如同之前提及的，中共的市場改革和共產主義教條之間有潛在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只削弱了黨的合法性，也增加了黨內分歧─改革派的政策經常被批評為資本主義產物，而黨內分歧在1989年把中共逼向死亡的邊緣。9 0年代初，前蘇聯倒台後，中共開展了一系列系統性調查，研究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失敗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總結了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失敗的三個原因（周新城、關雪凌，2000:119–120）：（1） 執政黨內部的民主化導致黨內分裂；（2） 「反對派利用群眾的不滿，發動對執政的共產黨的進攻」；（3） 西方國家大力宣揚民主價值觀的和平演變運動起了「推動作用」。換句話說，中共從中學到的教訓，是必須要維持黨領導層的團結，重塑合法性，以及抵制自由民主思想的入侵。在這個背景下，意識形態改革和權力交接的制度化，就對維持黨的合法性以及凝聚力顯得尤為重要。在當代中國，儘管中共成功帶領中國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幫助超過六億人擺脫貧困，但是它對自己生存危機的擔憂卻從未削弱過─這一次，憂慮主要來自高速增長的副作用。現在，中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擔心經濟績效可能不再能夠提供足夠的合法性。比如，猖獗的腐敗現象正在嚴重威脅中共的統治。如同江澤民在十五大指出的那樣（Jiang, 1997b）：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除了腐敗以外，持續惡化的社會經濟不平等，以及改變的社會價值觀，也在給以意識形態為名的黨內權鬥提供舞台。如同之前提及的，薄熙來高舉新左派政治正確的大旗來爭取十八大常委席次就是明證。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統性，再一次被作為權力鬥爭的工具。儘管權力交接的制度化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薄熙來公開的自我晉升運動，極大程度上削弱了黨內團結以及現有的權力交接體制的合法性。面臨猖獗的腐敗和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習近平慎重的警告黨「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徐京躍、周英峰，2013）。總的來講，共產主義教條、毛澤東遺產，以及經濟增長的副作用，催生了中共對生存危機的憂慮。在這個背景下，當代的中共領導人必須應對以下四個棘手的任務：（1） 繼續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2） 解釋為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一黨專政；（3） 抵禦黨內潛在的攻擊，以及應對黨內對意識形態轉型的批判─無論這些批判是由真的信仰還是權力野心導致的；並且（4） 妥善處理由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副作用。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必須繼續推行經濟改革（比如市場改革）、政治改革（比如發展更健全的權力交接體制來削弱權力鬥爭的負面影響）和意識形態改革（不只對黨，還要對社會解釋一黨專政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