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日本人跨太平洋遷移、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與日本人順應環境的定居殖民主義（摘錄）
在臺灣東部「新天地」第一處日本人移民村的原址，至今仍矗立著一座石碑，紀念日本人定居者與臺灣本地人建立近代居留地、農產業和新文明的「共同努力」。這座1940年豎立的石碑，中譯如下：
企圖開拓峨山怒濤阻隔的花蓮港平野者……受阻於蕃害與瘴癘之難關，未能告成。……聘請篤農大槻幸之助君［1852-1931，1910年來到花蓮］擔當開拓大任。爾來移殖內地人，並愛撫使役本島人、高砂族，大興農耕。
在日本帝國其他地方，類似的紀念碑也被豎立起來，銘記日本人定居殖民主義的豐功偉業；即使它們如今幾乎不復存在，連同日本人在當地生活過的蛛絲馬跡一併消失。例如哈爾濱市郊有過一座巨大的「志士碑」，紀念橫川省三（1865-1904）及其同伴的英勇事蹟，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爆發前夕，兩人為日軍擔任特務而被俄國人處死。橫川對於日本戰勝，乃至後來日本在滿洲這一地區定居殖民的貢獻，在1945年以前廣受表彰，因此在東京市中心和他的家鄉岩手縣，也另外設立紀念碑和紀念公園。
本書探討日本人移民定居殖民主義的複雜跨國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段歷史經由移民社群、擴張主義者的思維、殖民方面的專長，及資本在亞太盆地（Asia-Pacific basin，譯者案：指包括太平洋沿岸、東亞及東南亞的經濟體）的交流，聯繫日裔美國（Japanese America，譯者案：指在美日本人社會）與日本的殖民帝國。大槻、橫川這樣的人物，還有遍及遼闊的太平洋各地並支撐著無國界定居殖民主義的移民迴路與交流，構成這段被忽視的歷史。包括研究日本殖民主義的學者在內，如今難得有人知道這些人物，但他們被日本帝國稱頌為移殖臺灣和滿洲的先驅領袖。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殖民英雄都有一段移民北美洲的歷史，而後才終於加入日本在東亞的帝國大業。實際上，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的兩種跨太平洋移民，分別是自稱的開拓者，以及日裔夏威夷（Japanese Hawaii）和日裔加州（Japanese California）的早期創建者。乍看彷彿出奇巧合的現象，其實是這些人帝國軌跡的重要一環，如今卻湮沒不為人知，由此構成本歷史研究最主要的貢獻。
在帝國主義爭奪亞太盆地新領土及殖民地的過程中，日本屬於後到者。1868年王政復古（即明治維新）之後，新興的民族國家自覺效法西方模式，特別是普魯士與英國，試圖建立一套近代君主制。打從一開始，日本新領袖關注的不只是建立架構和政策，藉此向西方示意日本不是他們殖民的對象；日本同樣積極投入帝國主義實踐。在這個意義上，成為近代民族國家就是成為近代帝國。而在日本的例子裡，這種帝國主義及其近代性則與大規模移民和農業殖民密不可分，日本政府首先在1870年代實驗於偏遠的北海道，而後將其發展主義視線轉向本土列島之外。因此，農業定居殖民主義始終是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是國家官員、社會領袖採行政策、推動改革的諸多方式之一，這些政策和改革既是為了保衛國家不被西方強權殖民，也是為了表明他們在當時歐洲中心的國際秩序裡，同樣是值得重視的帝國主義者。
當日本在甲午戰爭（1894-1895）過後，經由割地賠款向中國取得臺灣，日本的帝國志向終於得以實現。日本官員面臨著治理及開發新殖民地的挑戰，他們再次從農業定居殖民主義尋求解答。約莫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臺灣東部的新開拓地成為「私營」移民最初嘗試建立居留地之處，即使他們獲得殖民政權及其軍警力量的全力支持。正如前述提及的碑文，大槻從夏威夷移居花蓮之後，對於「移殖內地人」前往當地發揮重大作用。橫川也在日俄戰爭前跨越太平洋遷移到滿洲，以協助日本皇軍取得該地，將其宣告為日本帝國的新天地。這些人物懷抱著無國界定居殖民主義理念，並在特定時期實行於任何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新天地。正如大槻和橫川的紀念碑所示，他們由移民帶動的擴張主義多半鼓舞日本打造帝國的努力，或者受到如此理解。
本書發掘這些高舉日本「海外發展」大旗，來回跨越太平洋的跨國移民被湮沒的故事。既然他們穿越並定居於日、美兩個帝國的殖民空間，他們獨特的背景與經驗也讓帝國日本和日裔美國研究及詮釋的整個前提都成了疑問。大槻和橫川一如本書介紹的其他許多人物，兼具雙重身分：既是日本殖民發展的引路人，也是夏威夷和美國大陸日裔社會的早期「先鋒」─其歷史可追溯到1880年代中期，是第一個顯著的海外居留民樞紐。實際上，在大槻成為東臺灣建立農業移民村的先鋒，因而受到稱頌的多年前，他已作為第一位在中太平洋諸島自力栽種甘蔗和咖啡的日本人，而獲得同樣的讚譽，1890年代初期，他在希洛（Hilo）附近經營糖廠，並力圖打造自治的「日本村」。同理，橫川是第一批進入加州沙加緬度地區的日本移民之一，他在1890年代中期想要定居成為開拓農民，過了很久以後才來到滿洲。
大槻和橫川的觀念與軌跡，正是一套思想與實踐的國家架構之範例，它表現出日本人定居殖民主義的特徵；這套架構的功能不僅在於支撐日本之帝國建構的中樞，同時依照西方征服邊疆、建立文明的先例，倡導日本海外發展的無國界追求。如同日裔美國的這些締造者，許多早期移民跨越太平洋來到北美洲，也是受到白人殖民主義與經濟發展在它的定居者社會獲致的成就所激勵，尤其在美國。回到日本本土，民族擴張理論家和有志行動者則對一套新天地征服的流行觀念所見略同，美國西部正是這套觀念的重要原型。第一群自稱的日本「開拓者」就這樣在1880年代中期至1910年代之間聚集於加州和夏威夷，吹噓自己在新世界開拓地的農業殖民與定居構成日本海外擴張不可或缺的一環。儘管如此，白人定居者的種族主義與排斥政策卻驅使包括大槻和橫川在內的許多日本人離開北美洲，前去尋找他們能以殖民地主人之姿征服的新天地，而非作為少數移民活在其他種族宰割下。本書梳理這些跨太平洋再移民的複雜流動、誘因及行動，他們得到本國同胞支持，在亞太各地的帝國日本內外，將自己重塑為日本人殖民定居與農業的促進者。
這些跨國移民所擁有的身分之曖昧性，源自於他們的觀念與實踐，將其在帝國日本領土之間移動之舉與遷移到日本境外的外國土地（尤其是美國西部邊疆）融合為一並混為一談。學者一直認為這些問題幾乎是全然分離且不同的：日本殖民者的歷史構成日本民族／國家史的範圍之一，日裔移民的歷史則是美國多元族群經驗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大槻和橫川跨越太平洋旅行時，從不在想法和行動中把這些事區分開來；即使在遷移到日本掌控下的臺灣和滿洲之前，他們也完全有意在夏威夷和加州的新開拓地上為「新日本」奠定基礎。正如這些跨國移民在太平洋兩岸毫無牴觸地追求定居殖民主義，帝國日本人和他們的帝國也能將這些日裔美國的早期先鋒視為自己的英雄。那麼，這些人是誰？我們該把大槻和橫川當成日裔美國人，還是帝國日本人？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需要更深刻地探究日本殖民主義的本質、移民與定居的意義，以及日裔美國和帝國日本的歷史在學術及公共論述兩方面約定俗成的講述方式。
在臺灣東部「新天地」第一處日本人移民村的原址，至今仍矗立著一座石碑，紀念日本人定居者與臺灣本地人建立近代居留地、農產業和新文明的「共同努力」。這座1940年豎立的石碑，中譯如下：
企圖開拓峨山怒濤阻隔的花蓮港平野者……受阻於蕃害與瘴癘之難關，未能告成。……聘請篤農大槻幸之助君［1852-1931，1910年來到花蓮］擔當開拓大任。爾來移殖內地人，並愛撫使役本島人、高砂族，大興農耕。
在日本帝國其他地方，類似的紀念碑也被豎立起來，銘記日本人定居殖民主義的豐功偉業；即使它們如今幾乎不復存在，連同日本人在當地生活過的蛛絲馬跡一併消失。例如哈爾濱市郊有過一座巨大的「志士碑」，紀念橫川省三（1865-1904）及其同伴的英勇事蹟，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爆發前夕，兩人為日軍擔任特務而被俄國人處死。橫川對於日本戰勝，乃至後來日本在滿洲這一地區定居殖民的貢獻，在1945年以前廣受表彰，因此在東京市中心和他的家鄉岩手縣，也另外設立紀念碑和紀念公園。
本書探討日本人移民定居殖民主義的複雜跨國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段歷史經由移民社群、擴張主義者的思維、殖民方面的專長，及資本在亞太盆地（Asia-Pacific basin，譯者案：指包括太平洋沿岸、東亞及東南亞的經濟體）的交流，聯繫日裔美國（Japanese America，譯者案：指在美日本人社會）與日本的殖民帝國。大槻、橫川這樣的人物，還有遍及遼闊的太平洋各地並支撐著無國界定居殖民主義的移民迴路與交流，構成這段被忽視的歷史。包括研究日本殖民主義的學者在內，如今難得有人知道這些人物，但他們被日本帝國稱頌為移殖臺灣和滿洲的先驅領袖。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殖民英雄都有一段移民北美洲的歷史，而後才終於加入日本在東亞的帝國大業。實際上，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的兩種跨太平洋移民，分別是自稱的開拓者，以及日裔夏威夷（Japanese Hawaii）和日裔加州（Japanese California）的早期創建者。乍看彷彿出奇巧合的現象，其實是這些人帝國軌跡的重要一環，如今卻湮沒不為人知，由此構成本歷史研究最主要的貢獻。
在帝國主義爭奪亞太盆地新領土及殖民地的過程中，日本屬於後到者。1868年王政復古（即明治維新）之後，新興的民族國家自覺效法西方模式，特別是普魯士與英國，試圖建立一套近代君主制。打從一開始，日本新領袖關注的不只是建立架構和政策，藉此向西方示意日本不是他們殖民的對象；日本同樣積極投入帝國主義實踐。在這個意義上，成為近代民族國家就是成為近代帝國。而在日本的例子裡，這種帝國主義及其近代性則與大規模移民和農業殖民密不可分，日本政府首先在1870年代實驗於偏遠的北海道，而後將其發展主義視線轉向本土列島之外。因此，農業定居殖民主義始終是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是國家官員、社會領袖採行政策、推動改革的諸多方式之一，這些政策和改革既是為了保衛國家不被西方強權殖民，也是為了表明他們在當時歐洲中心的國際秩序裡，同樣是值得重視的帝國主義者。
當日本在甲午戰爭（1894-1895）過後，經由割地賠款向中國取得臺灣，日本的帝國志向終於得以實現。日本官員面臨著治理及開發新殖民地的挑戰，他們再次從農業定居殖民主義尋求解答。約莫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臺灣東部的新開拓地成為「私營」移民最初嘗試建立居留地之處，即使他們獲得殖民政權及其軍警力量的全力支持。正如前述提及的碑文，大槻從夏威夷移居花蓮之後，對於「移殖內地人」前往當地發揮重大作用。橫川也在日俄戰爭前跨越太平洋遷移到滿洲，以協助日本皇軍取得該地，將其宣告為日本帝國的新天地。這些人物懷抱著無國界定居殖民主義理念，並在特定時期實行於任何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新天地。正如大槻和橫川的紀念碑所示，他們由移民帶動的擴張主義多半鼓舞日本打造帝國的努力，或者受到如此理解。
本書發掘這些高舉日本「海外發展」大旗，來回跨越太平洋的跨國移民被湮沒的故事。既然他們穿越並定居於日、美兩個帝國的殖民空間，他們獨特的背景與經驗也讓帝國日本和日裔美國研究及詮釋的整個前提都成了疑問。大槻和橫川一如本書介紹的其他許多人物，兼具雙重身分：既是日本殖民發展的引路人，也是夏威夷和美國大陸日裔社會的早期「先鋒」─其歷史可追溯到1880年代中期，是第一個顯著的海外居留民樞紐。實際上，在大槻成為東臺灣建立農業移民村的先鋒，因而受到稱頌的多年前，他已作為第一位在中太平洋諸島自力栽種甘蔗和咖啡的日本人，而獲得同樣的讚譽，1890年代初期，他在希洛（Hilo）附近經營糖廠，並力圖打造自治的「日本村」。同理，橫川是第一批進入加州沙加緬度地區的日本移民之一，他在1890年代中期想要定居成為開拓農民，過了很久以後才來到滿洲。
大槻和橫川的觀念與軌跡，正是一套思想與實踐的國家架構之範例，它表現出日本人定居殖民主義的特徵；這套架構的功能不僅在於支撐日本之帝國建構的中樞，同時依照西方征服邊疆、建立文明的先例，倡導日本海外發展的無國界追求。如同日裔美國的這些締造者，許多早期移民跨越太平洋來到北美洲，也是受到白人殖民主義與經濟發展在它的定居者社會獲致的成就所激勵，尤其在美國。回到日本本土，民族擴張理論家和有志行動者則對一套新天地征服的流行觀念所見略同，美國西部正是這套觀念的重要原型。第一群自稱的日本「開拓者」就這樣在1880年代中期至1910年代之間聚集於加州和夏威夷，吹噓自己在新世界開拓地的農業殖民與定居構成日本海外擴張不可或缺的一環。儘管如此，白人定居者的種族主義與排斥政策卻驅使包括大槻和橫川在內的許多日本人離開北美洲，前去尋找他們能以殖民地主人之姿征服的新天地，而非作為少數移民活在其他種族宰割下。本書梳理這些跨太平洋再移民的複雜流動、誘因及行動，他們得到本國同胞支持，在亞太各地的帝國日本內外，將自己重塑為日本人殖民定居與農業的促進者。
這些跨國移民所擁有的身分之曖昧性，源自於他們的觀念與實踐，將其在帝國日本領土之間移動之舉與遷移到日本境外的外國土地（尤其是美國西部邊疆）融合為一並混為一談。學者一直認為這些問題幾乎是全然分離且不同的：日本殖民者的歷史構成日本民族／國家史的範圍之一，日裔移民的歷史則是美國多元族群經驗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大槻和橫川跨越太平洋旅行時，從不在想法和行動中把這些事區分開來；即使在遷移到日本掌控下的臺灣和滿洲之前，他們也完全有意在夏威夷和加州的新開拓地上為「新日本」奠定基礎。正如這些跨國移民在太平洋兩岸毫無牴觸地追求定居殖民主義，帝國日本人和他們的帝國也能將這些日裔美國的早期先鋒視為自己的英雄。那麼，這些人是誰？我們該把大槻和橫川當成日裔美國人，還是帝國日本人？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需要更深刻地探究日本殖民主義的本質、移民與定居的意義，以及日裔美國和帝國日本的歷史在學術及公共論述兩方面約定俗成的講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