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新國家，烏克蘭問題叢生，最明顯的就是貪腐問題。如果能簽署歐盟聯盟協定（亞努科維奇也曾承諾簽署），就能成為在烏克蘭境內推動法治的工具。歐盟的歷史功能，正是要在帝國之後拯救這個歐洲國家。雖然亞努科維奇可能沒有看清這一點，但許多烏克蘭公民都發現了。對他們來說，唯一能夠忍受亞努科維奇政權的原因，就在於可能簽署聯盟協定。因此等到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亞努科維奇突然宣布烏克蘭將不簽署聯盟協定時，人民就不再能夠容忍他的政權。但亞努科維奇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前，曾和普丁談過。對多數烏克蘭人來說，都未曾注意到俄羅斯的迴圈政治，但此時它突然就來到家門口。
讓民眾發現寡頭統治與不平等現象的是一群調查記者，他們正是當代的編年史家，首先對迴圈政治做出回應。在二十一世紀寡頭統治的烏克蘭，是記者讓他們的同胞有了自衛的機會。穆斯塔法．納耶姆（Mustafa Nayyem）正是其中一位調查記者，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覺得受夠了，在自己的臉書（Facebvok）頁面呼籲好友出門抗議。他寫道：「光按讚沒有用。」人民就是得把自己的身體帶到街頭。他們也這麼做了：一開始是學生和年輕人，成千上萬，來來自基輔和全國各地；一旦未來遭到凍結，他們就是失去最多的人。
他們來到獨立廣場，不再離開。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創造一項新事物：一個民族。

無論烏克蘭政治制度有多少缺陷，在一九九一年後，烏克蘭人都覺得應該無須使用暴力就能解決政治上的爭端。若有例外，例如高人氣的調查記者格奧爾基．貢加澤（Georgiy Gongadze）在二○○○年遭到謀殺，則會引發抗議活動。烏克蘭在二十世紀見證的暴力事件不在任何其他國家之下，但在二十一世紀民間能如此和平，是一項值得自豪的成就。烏克蘭與俄羅斯不同的地方，除了能夠定期選舉、沒有戰爭，也包括有和平集會的權利。因此在十一月三十日鎮暴警察攻擊位於獨立廣場的抗議人士時，人民大為震驚。「我們的孩子」遭到毆打的消息傳遍基輔，在流下「第一滴血」之後，人民開始行動。
烏克蘭公民出於對暴力的不滿，來到基輔幫助學生。其中有一位謝爾蓋．尼霍揚（Sergei Nihoyan），是一位講著俄語的亞美尼亞人，來自烏克蘭東南部的頓巴次（Donbas）地區。這位工人表達自己對「學生、烏克蘭公民」的支持。這些人都是下意識希望保護未來，對學生來說，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歐洲；而對其他人來說，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這些由獨立的烏克蘭所培養的下一代。也有一些老一輩人士來到獨立廣場保護學生，其中就有「阿富汗人」，是在紅軍入侵阿富汗後留下的老兵。二○一三年十二月的抗議示威活動，與其說是為了歐洲，不如說是為了維護烏克蘭政治的正確形式，是為了「正派」或「尊嚴」。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鎮暴警察第二次出動，驅趕獨立廣場上的示威民眾。消息再次傳出，這次是基輔不分各行各業的民眾，決定用自己的身體阻擋警棍。一位年輕的女商人回憶道，自己的朋友「刮了鬍子、穿上乾淨的衣服，做好在當晚喪命的準備。」一位中年文學史家也挺身犯險，同伴有一對老夫妻、一位出版商和一位醫生，她說：「我的朋友有一位是超過六十歲的病人，而他的太太年齡也相近，站在他們旁邊，我算是相當年輕、強壯而健康（我是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到了這個年紀，當然很難想像該怎樣用體力打敗有武裝的男性）。我的兩位朋友都是猶太人，而我是波蘭公民，但我們攜手同行，都是愛烏克蘭的人，我們都相信，如果這些示威抗議活動現在遭到鎮壓平息，我們的生命也將失去價值。我們確實到了獨立廣場，過程不能說沒有凶險。我的朋友莉娜是醫生，她是全世界最溫柔的人，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我得讓她跟鎮暴警察保持距離，因為我知道她會直言不諱地告訴那些警察，她對他們和這整個情形的看法。」十二月十日，鎮暴警察無法驅離民眾。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亞努科維奇溯及既往，一方面判定抗議違法，一方面也將自己使用武力合法化。官方國會紀錄有著被抗議者稱為「獨裁法」的一系列立法。這些措施嚴重限縮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禁止根本未明確定義的「極端主義」，並要求非政府組織若取得外國資金，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引進這些法條的是一群與俄羅斯有聯繫的議員，而且就是取材自俄羅斯的法律。過程中，沒有公聽會、沒有國會辯論，甚至沒有實際投票：用的是舉手表決而非電子投票表決，而且舉起的手其實不到半數。但不論如何，這些法條都列入法典。示威抗議者瞭解到，如果被捕，將被視為罪犯。
六天後，兩名抗議者遭到槍殺。這兩起死亡案件，在美國或俄羅斯這兩個遠遠更為暴力的社會看來，或許很難理解在烏克蘭人心中有多大的重量。四週後，狙擊手又展開大規模屠殺，也就讓這兩起死亡個案變得小巫見大巫。而在五週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幾乎已經讓人無法再想起這些殺戮究竟是怎麼開始。但對於真正身處其中的社會而言，仍然會記得是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犯下那些打破正派的行為。在一月的最後一週，開始有許多過去未曾支持獨立廣場抗議活動的烏克蘭公民，從全國各地大批前來。亞努科維奇手上似乎已經沾染血跡，讓許多烏克蘭人無法再接受未來由他繼續統治。
對抗議者來說，他們在這一刻體驗到自己政治社會的扭曲。這場抗議示威活動原本是為了捍衛成為歐洲的未來，但現在已經成為要保護少數烏克蘭現今的成果。而到了二月分，獨立廣場已經成為抵抗歐亞一體主義的絕望堡壘。在那之前，很少有烏克蘭人思考過俄羅斯的迴圈政治。但抗議民眾並不喜歡眼前看到的情形：各種可能性煙消雲散，而由暴力導向一個沒有未來的生活。
……
從二○一三年十一月至二○一四年二月，獨立廣場有超過一百萬人獻身在那冰冷的石板地上，這段歷史與那些失敗的鎮壓企圖歷史，絕無法相提並論。在過去，烏克蘭境內的示威者難以想像會發生流血事件；只有在流血事件後，才讓美國和歐洲注意到這個國家；而流血事件也成為莫斯科的藉口，派出俄羅斯軍隊，造成更多流血事件。於是，有一股強大的誘惑，要恢復烏克蘭過去在外界看來的形象，敘事的軌跡就跟隨著子彈的軌跡。
對於那些前往獨立廣場的人來說，示威抗議是為了捍衛那些他們認為仍然可能的事物：自己國家的美好未來。他們之所以在意暴力，是因為那代表他們難以容忍的事物。暴力總是短暫爆發，可能只有幾個片刻或是維持數小時。然而，民眾來到獨立廣場的時間不是只有幾個片刻或數小時，而是幾天、幾週、幾個月，他們的堅忍剛毅可以看出一種新的時間感、新的政治形式。那些人之所以能在獨立廣場留這麼久，唯一的理由就是找到新的組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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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全球新聞界關注報導的是前一天晚上烏克蘭鎮暴警察毆打學生。烏克蘭學生蜷縮聚集在教堂裡治療傷口，但基謝列夫卻設法把這些抗議活動牽扯上與性有關的地緣政治。該晚在政論節目《本週新聞》（Vesti Nedeli）上，基謝列夫向觀眾重提十八世紀早期的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並將歐盟描述成一個對抗俄羅斯的新聯盟，說這些來自瑞典、波蘭和立陶宛的敵人，這次都是為了性變態而戰的戰士。事實上，波蘭與立陶宛在大北方戰爭其實並非俄羅斯的敵人。對迴圈政治來說，扭曲自己的歷史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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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二月初，俄羅斯總統府內流傳一份備忘錄，顯然正是基於葛金的研究，其中預測俄羅斯政策將如何改變。備忘錄一開始的前提，就是「亞努科維奇政權完全破產，俄羅斯不應再提供任何外交、金融和宣傳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利益，在於烏克蘭東南部的軍事工業複合體，以及對全國「天然氣運輸系統的控制」，而俄羅斯應以「烏克蘭國的解體」為主要目標。這裡提出的策略，是要以暴力同時打倒亞努科維奇和反對派，並入侵烏克蘭南部，破壞烏克蘭國家穩定。備忘錄提出三項宣傳策略，以掩護俄羅斯的干預手段：（一）要求烏克蘭以維護受壓迫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利益為名，將自身聯邦化；（二）將反對俄羅斯入侵的人斥為法西斯主義者；（三）將入侵行動定為由西方所引發的內戰。
在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的政策文件中，伊茲博斯克俱樂部重提克里姆林宮機密備忘錄的內容。獨立廣場的事件可能引發俄羅斯人有樣學樣，因此絕不可容忍；亞努科維奇已經沒戲唱了；因此俄羅斯應該入侵烏克蘭，奪取任何能奪取的東西。一如總統備忘錄的內容，伊茲博斯克俱樂部政策文件的指導概念，在於俄羅斯應該先占領一些烏克蘭領土，接著等烏克蘭崩潰。伊茲博斯克俱樂部還建議，俄羅斯電視頻道應該刻意捏造一種說法，表示「法西斯政變就在眼前」，好讓人認為插手烏克蘭事務全屬正當；而等到戰爭爆發，這也確實就是俄羅斯宣傳的主線。
在伊茲博斯克俱樂部宣傳這種大致概念的那一天，普丁的宣傳大師蘇爾科夫抵達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省。隔天，蘇爾科夫從克里米亞飛往基輔。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也選擇在當天（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正式定調，表示俄羅斯文明就是純真無辜的處子之身，必須保護不受西方性變態的侵擾。拉夫羅夫在《商人報》（Kommersant）重申伊林的觀點，認為「社會是一個有生命的生物」，必須保護不受歐洲那套享樂主義「拒絕傳統價值的影響。」對於那些為了追求歐洲法治思想而奮力一搏，當時正在犧牲生命的烏克蘭人，拉夫羅夫把他們說成是一群在歐洲性慾政治下的犧牲者。而且就算當時俄羅斯軍隊正在動員入侵烏克蘭、推翻烏克蘭政府，拉夫羅夫也表示俄羅斯其實是受害者。根據拉夫羅夫的說法，真正的侵略者是那些國際上的同性戀遊說者，他們「用一種如傳教士般的堅持，在自己的國內與鄰國之間傳播宣傳」。蘇爾科夫在二月十五日離開基輔。二月十六日，實彈已經派發到烏克蘭鎮暴警察手中。二月十八日，烏克蘭國會討論在憲法上的妥協作法，國民則等待著。然而，在獨立廣場上的示威抗議者卻震驚發現，自己面對大規模而致命的暴力事件。
這時，歐盟終於開始行動。雖然烏克蘭的示威抗議活動從一開始就擁護歐盟，但無論是歐盟、歐盟會員國，或任何西方人士都並未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暴力開始之前，獨立廣場的情勢幾乎完全沒有引發歐洲輿論任何注意。政客對雙方發出聊表心意，而幾乎沒有差別的呼籲，要雙方避免暴力。要等到暴力事件開始，外交人員才開始表達官方的關注。在獨立廣場上，這些冒著生命危險的人發現自己孤立無援，那些外交辭令也迅速成為他們所嘲弄的對象。隨著暴力力度加劇，嘲弄也成了哀傷。在獨立廣場的烏克蘭抗議者，揮舞著想像中「俄羅斯合眾國」的旗幟，表達這些大國在他們看來都同樣地漠不關心或抱持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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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抗議者有可能接受亞努科維奇繼續擔任總統的時機已經過去，如果曾有人懷疑他會不會在二月二十日早上辭職，當天結束時，這份懷疑已經煙消雲散。二月二十日，在基輔還有另一個俄羅斯代表團，由蘇爾科夫率領，成員包括聯邦安全局的一位將領謝爾蓋．貝塞達（Sergei Beseda）。這些俄羅斯人來到此處，並非為了談判。正如其他地方的狙擊手，隱身於獨立廣場周遭的狙擊手射殺大約一百人，其中多數為示威抗議群眾，也有少數是烏克蘭鎮暴警察。當時，並不清楚烏克蘭政府是否有人涉入這些槍擊事件、涉入程度又可能為何。
在這場大屠殺之後，無論是曾經支持他的國會議員，或是曾經保護他的警察，都拋棄了亞努科維奇。他逃離華麗顯眼的住居，留下大量文件，其中就有大量文件記錄著他曾付給曼納福特多筆大額現金；曼納福特在兩年後則成為川普的競選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