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 4　烏克蘭：世界戰火的中心】(節錄)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原已淪為次要的國際時事，卻從2022年2月24日起發生了出乎意料的劇烈變化。雖說烏克蘭與美國已預想到俄羅斯可能入侵頓巴斯、甚至整個烏克蘭，但從俄羅斯總統普丁於2月21日發表的談話，完全無法預料戰事會升級到如此程度。如今，這場戰爭不僅震撼歐洲，甚至對全世界的地緣政治皆造成重大影響。

◎攸關歐洲集體安全的戰略要地

烏克蘭處於黑海之北，橫跨歐亞大草原和歐洲中部的波利西亞（Polesia）地區，四周幾乎沒有天然邊界，地理位置特殊，可說是一個各方強權投射勢力的空間。烏克蘭是歐洲最大的國家，包括克里米亞在內，面積為60萬3,550平方公里，然而土地卻輪番遭到外來勢力占領。十六世紀，烏克蘭被併入君主制的波蘭－立陶宛聯邦，至1667年又遭到俄羅斯沙皇國控制。其後，烏克蘭便主要固著於俄羅斯世界，西部的加利西亞地區（Galicie）則先後受到奧匈帝國和波蘭統治，直到1939年才併入蘇聯，而烏克蘭獨特的國族身分也於焉誕生（參見圖2、3）。

一次又一次受到外來者占領，讓烏克蘭在地緣戰略上更顯得至關重要。日耳曼人（Germanic）認為烏克蘭是中歐與東歐和平的關鍵。對於當時正在尋找資源和機會的日耳曼人而言，德國一旦控制了烏克蘭，不僅能大大增強實力，進而創造一個自主經濟空間，脫離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主導的世界經濟；同時也能在俄羅斯帝國將觸角日漸深入德意志帝國的斯拉夫（Slav）少數民族之際，打造出一面防禦俄羅斯勢力的屏障。此外，控制烏克蘭也意味著打開殖民加利西亞和黑海地區的大門，為德國開闢一條通往中東的陸上通道。到了納粹德國時期，因應其「生存空間」（Lebensraum）理論的概念，控制烏克蘭的主張再度浮上檯面。不過，賦予烏克蘭重大地緣政治意義的，是英國地理暨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 ∼ 1947年）。1904年他發表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指稱烏克蘭為一個「開放空間」，亞洲強權透過這個「開放空間」來「打擊」歐洲半島。為了歐洲全體的安全，控制烏克蘭是生死攸關之事。

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美國與歐洲競爭影響力的戰場上，烏克蘭的戰略地位顯得更為關鍵。烏克蘭於2014年爆發廣場革命以前，公民社會便已呈現「親西方vs.親俄羅斯」的兩極分化，同時也反映在烏克蘭的政治場域。基輔當局搖擺不定，不確定自己是否盼望與自由解放的歐洲（重新）建立連結，就此與俄羅斯分道揚鑣。烏克蘭早已獨立，至今卻仍未能從俄羅斯世界抽身，而俄烏戰爭更反映出這樣的地理現實所孕育的權力關係。

◎俄羅斯虛構的烏克蘭歷史？

2021年7月，普丁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烏克蘭和俄羅斯人民組成同一個、且是唯一一個政治實體，因此烏克蘭這個國家的存在缺乏正當依據。蘇聯內部的崩解、1990年代的政治混亂深深烙印在普丁心裡，他於1999年甫上台，便著手重建俄羅斯強權，而在他的計畫裡，烏克蘭至關重要。自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以來，普丁不僅著眼於戰略與經濟上的利害關係，更企圖披上「蘇聯解體後散落各地的『俄羅斯民族』的聚集者」、「『歷史俄羅斯』的捍衛者」的外衣；這個所謂「歷史俄羅斯」的領土範圍號稱與已解體的蘇聯邊界一致，烏克蘭則被視為一個應該糾正的歷史錯誤，被迫接受源自帝俄、蘇聯時代的老舊歷史與地理虛構的神話。

而俄羅斯所謂關於烏克蘭的「歷史真理」，建基於中世紀的基輔羅斯（參見圖1）。基輔羅斯（Kievan Rus’，約880 ∼ 1240年）在中世紀時期由來自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的瓦良格人（Varangian）所建立，曾是歐洲數一數二龐大且繁榮的國家，於988年更成為斯拉夫東正教的搖籃。而1721年才成立的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1721 ∼ 1917年），其前身「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oscow，1283 ∼ 1547年）與基輔羅斯相差四個世紀，卻毫不猶豫地自詡為羅斯人的「長女」。這個在史學界飽受爭議的「血緣關係」餵養了現今的俄羅斯論述，當代文本更為這種論述增添羽翼，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 ∼ 2008年）於1990年發表的《重建俄羅斯》（Rebuilding Russia），文中不僅創造了一個由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構成的「混合」俄羅斯民族，更合理化俄羅斯在烏克蘭東南部「收復領土」的行徑。

普丁的論點將俄羅斯民族精粹（essentialize）為語言及東正教文化，也呼應了他「編造共同記憶」政策的主要基底—蘇聯歷史。在2022年2月21日的演說中，普丁表示，烏克蘭是由列寧（Vladimir Lenin，1870 ∼ 1924年）在1917 ∼ 1923年的內戰之後建立的。儘管這種說法忽視烏克蘭曾於1918年獨立的事實，卻也讓1929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8 ∼ 1953年）無預警終止的「列寧對蘇聯各加盟國政策」重新浮上檯面。此一政策對烏克蘭的主要方針是讓此前禁用的烏克蘭語（參見圖4）重新啟用和發展，目的是使當時新誕生的蘇聯成為一個可信賴的立國計畫，將一群國家、一群民族團結起來，走向共同的命運—共產主義。總而言之，「烏克蘭民族」此一概念既被過去某些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民族主義運動妖魔化，又在蘇聯反法西斯的戰爭論述中遭到忽視（好讓俄羅斯民族躍升為反法西斯的主要戰士），而普丁的目的就是合理化所謂「統一」的正當性。

◎普丁重拾「帝國塵埃」的野心

俄羅斯意圖在烏克蘭發動多方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當然是俄軍最初的主要目標之一──占領基輔將是足以與1945年5月1日蘇聯紅軍占領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媲美的象徵，同時能夠合理化普丁「為烏克蘭『去納粹化』」的主張。但實際上，俄羅斯卻花了最多力氣在烏克蘭東部，這一點於2022年3月29日獲得證實。

併吞克里米亞能為俄羅斯聯邦帶來巨大的利益。克里米亞昔日曾是克里米亞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54年在「去史達林化」的實施者赫魯雪夫（Nikita Khrouchtchev，1894 ∼ 1971年）的主導下，劃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克里米亞半島的地理位置極為關鍵，因為其領海橫跨黑海和亞速海（Sea of Azov），對於俄羅斯來說是個重要的資源開採基地。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烏克蘭便企圖降低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而俄羅斯也設法應對。黑海底部至少蘊藏3,000億立方公尺的化石燃料資源，在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之前，烏克蘭政府一直積極開採黑海礦藏，相繼與產業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2012年）、殼牌（Shell；2013年）和布里斯瑪控股公司（BurismaHoldings；2014年）簽訂多項合約。一旦併吞克里米亞，俄羅斯便擁有專屬管道可以取得重要的談判資源，與歐盟對抗。此外，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這三個北約成員國共享黑海水域，俄羅斯若要與北約在黑海對抗，克里米亞是重要的軍事據點。自從收回1997年以來與烏克蘭共享的塞凡堡（Sevastopol）港口後，俄羅斯在黑海的軍事存在感大增（參見圖6）。克里米亞半島至今仍是一座「四面楚歌的圍城」，在國際制裁下，該半島與大陸之間為數不多的陸路通道受阻，不僅依賴俄羅斯投資，還得聽憑烏克蘭擺布，因為烏克蘭能藉由聶伯河（Dnipro River）上的水壩控制其85%的水源供應（參見圖5）。因此，俄羅斯從克里米亞發動攻勢，相當於用武力助克里米亞掙脫重圍。

頓巴斯地區昔日是蘇聯工業蓬勃發展的堡壘，在莫斯科政府的戰略中屬於符合「人道主義」的目標。普丁操弄「烏克蘭的『納粹政權』準備使頓巴斯地區的俄語族群種族滅絕」的說法，讓頓巴斯的分離主義死灰復燃，同時也正面回應西方支持科索沃（Kosovo）獨立（2008年生效）的作為。經年累月的戰火讓頓巴斯的工業和生態環境飽受摧殘，榮景不再（參見圖7）。亞速海旁的馬立波（Mariupol）是俄羅斯野心的焦點，這個擁有46萬2,000人（戰前統計）的大都會，工業生產占全烏克蘭的10%，共有50家大型企業聚集於此，且大部分是冶金業。其中首屈一指的要數亞速鋼鐵廠（Azovstal）和煉焦廠（Markhokhim），自2014年廣場革命以來，這家聯合企業就一刻不得閒。此外還有烏克蘭東南部，從頓內茨克一路延伸到敖德薩（Odessa），這塊區域可謂是地中海等溫暖海域的「陽台」，也是「新俄羅斯」（Novorossiya）這個歷史名詞的誕生地。「新俄羅斯」源自俄羅斯帝國女皇凱瑟琳二世（Catherine II，1762 ∼ 1796年在位）提出的「希臘計畫」，此一計畫於1780年代驅使俄羅斯帝國征服克里米亞，是一個帶有末世論東正教彌賽亞（Messiah）色彩的地緣政治虛構神話。

◎驅動俄羅斯與普丁的恐懼

俄羅斯渴望能藉由編造歷史記憶定義自己的身分，且永遠無法饜足。這種執念反映出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大陸國家害怕遭受圍困，因而產生不適感，同時也導向俄羅斯的國家主義（statism）以及與邊陲地區的關係。自從遭受來自東方（十五世紀的蒙古人）與西方（十七世紀的波蘭人）的入侵後，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策略在俄羅斯大行其道，深化發揚。這類所謂的「堡壘國家」不能承受領土縮減，因為或許會導致國家消失，而普丁極其重視這個問題。1989年以前，俄羅斯自認中、東歐能夠不受西方國家影響，因為中、東歐的「利害區」（area of interest，烏克蘭即是其中一部分）與蘇聯及其一黨專政緊密連結，而鐵幕和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的成員國也能為俄羅斯與西方和北約之間提供緩衝區。過去，這些邊陲地區皆有邊界且等級劃分清楚，如今則變得老舊僵化。歐盟與北約在2000年代相繼擴張，讓普丁再次產生歷史重演的想法。且由於美國的「體制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中國開始在一場場新的影響力戰爭中現身，帶動強化區域結構的趨勢，更加深了俄羅斯的恐懼。

2014年烏克蘭的廣場革命與2020年8月的白俄羅斯革命，都讓俄羅斯措手不及；而2020年11月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衝突過後，儼然是新一代鄂圖曼帝國的北約成員土耳其，也重新返回南高加索地區；緊接著，哈薩克又在2022年1月爆發政治衝突。對俄羅斯而言，這些鄰近國家皆是打破昔日均勢的風險因子（參見圖8），其帶來的壓力在在威脅到冷戰後艱難維持的平衡。因此，莫斯科當局把烏克蘭當作籌碼，挾持烏克蘭與西方重新討價還價，提議回到1993年以前大部分中、東歐國家都未加入北約的狀態。

莫斯科當局透過宣傳合理化這個「新《雅爾達密約》」（new Yalta），扭曲了真正的力量對比。首先，衝突爆發前，北約在烏克蘭部署的部隊人數從未超過4萬人，而在烏克蘭邊境

集結的俄羅斯士兵卻有15萬人；再者，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也澄清，美國從未口頭承諾北約不會向東擴張。

◎俄烏衝突加速全球地緣政治重組？

俄烏戰爭的衝擊才剛開始發酵，然而與普丁期望的相反，這場衝突喚醒了北約。芬蘭和瑞典加強邊境兵力，計畫申請加入北約。美國確認重返歐洲，主導制裁措施，同時向俄羅斯

的鄰國派兵，提供武器給烏克蘭，並將俄羅斯的銀行排除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之外。對美國而言，從長遠來看，支持烏克蘭至關重要，因為有助於展現力量對

比，以嚇阻覬覦台灣的中國。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就任）也完全沒有把經濟擴張的前途押在中國與俄羅斯的「永恆聯盟」上。短短幾星期內，歐洲的和平就變成了刀光劍影，也讓各國認清最新的優先事項—加強能源主權及擘畫歐洲防務。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德國的抉擇（投入1,000億歐元強化軍隊、分散天然氣供給）、各國軍援烏克蘭並與90%為婦女及兒童的526萬烏克蘭難民（聯合國2022年4月25日的數據）站在一起，凡此種種皆證實歐洲將防範俄羅斯的威脅納入近程展望中。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問題已搬上檯面，雖然莫斯科當局大概會將此舉視作戰爭的藉口，而且通過的機會也不大，但烏克蘭仍於2022年2月28日正式提交申請，成為歐盟候選國。歐洲的重心正逐漸改變，區域強權國家將愈來愈舉足輕重，其中波蘭在地理上鄰近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歷史上與兩國也曾為對手，勢必會在此次歐洲重組中扮演要角。

【Ch 19 東南亞 ：在中國陰影下捍衛自身利益】

▌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中，東南亞向來占有關鍵地位。近年來，由於中美貿易及外交關係緊張，東南亞在戰略和經濟上的重要性更有增無減，而幾乎所有東南亞國家最重要的合作夥伴都是中國。然而Covid-19危機爆發以後，就算東南亞國家未能因此反思對中關係，這場危機也已體現出持續對中國加深依賴將帶來何等挑戰。

東南亞是全球化的十字路口，接納中國僑民（全球共約3,500萬人）的歷史最為悠久，規模也最大。東南亞包含11個獨立國家──緬甸、泰國、越南、寮國、柬埔寨、印尼、東帝汶、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汶萊，這些國家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位居戰略要津，在中國政治領域裡也同樣地位特殊。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北京政府曾多次涉入東南亞事務。1997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宣示「睦鄰友好」原則；2012年起領導中國共產黨的習近平在2013年升任國家主席，上台以來重申中國對東南亞的興趣，試圖將東南亞納入被中國形容為「命運共同體」的天朝秩序之下。

中國企圖打造一套囊括一切的政治修辭，該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卻因地理、文化、歷史和經濟現實而各有不同。中國在緬甸和寮國北部的存在感相當強烈，當地以中國遊客和移民為中心，形成了如假包換的飛地。中國在泰國經濟中的身影同樣難以忽視。相反地，越南與北京當局的關係則搖擺不定，經濟上合作、地緣政治上對抗，在南海問題上尤其針鋒相對。

◎東協能否成為抗衡中國的利器？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自1967年創立以來即對東南亞國家發展發揮關鍵作用，並成為各會員國表達關切的外交工具，特別是針對中國，因為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地緣戰略局勢。此外，東協並非軍事組織，成員國卻與美國、澳洲和日本保持緊密聯繫，甚至組成戰略聯盟，這有助於避免東協國家受到孤立。1996年以來，在越南和菲律賓當局的推動下，東協開始與中國談判「南海行為準則」，正說明了這種夥伴關係能夠在戰略架構下發揮助益。

中國已經看到了與東協合作的價值，特別是在經濟方面。東協與中國的貿易額從1991年的83億美元成長到2020年的6,866億美元，這使得中國成為東南亞最大的貿易夥伴，超越歐盟（6,514億美元）和美國（5,870億美元）。中國也是東南亞國家的一大投資者，件數最多的是透過基礎建設契約進行的投資。儘管美國仍然是東協的最大投資者（2020年為347億美元），但來自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65%，從2011 ∼2015年的年均69億美元增加到2016 ∼ 2020年的年均115億美元。中國的主要投資目的地是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但

對某些國家（尤其是柬埔寨和寮國）而言，中國已是最主要的投資來源。大多數中國投資契約涉及運輸、電力和電信領域，許多契約被認為與一帶一路計畫有關。

◎面對中國覬覦，捍衛南海利益將成挑戰

上述國際關係的核心皆在於能源問題。國際能源總署（IEA）研究顯示，2017 ∼ 2040年間，東南亞的能源需求預計將增加65%，這樣的趨勢源於經濟和人口成長。缺電對部分東協國家而言仍是持續存在、媒體不斷報導的挑──2016年，東南亞無電可用的總人數為4,700萬人，主要分布在緬甸（2,200萬人）、菲律賓（900萬人）、柬埔寨（800萬人）和印尼（600萬人）。湄公河流域同樣多處情勢緊繃，北京政府出資建設的水壩讓中國得利，流域內其他國家的水資源則遭到剝奪。

中國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背後隱含著龐大的地緣政治企圖，目的是為了滿足北京當局的野心。經濟聯盟與投資計畫旨在確保中國在東南亞的利益，然而這一戰略也引起東協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對於東協來說，在中美競爭中捍衛自身利益已成為重大挑戰。

眼見美國的影響力遍及東南亞各處，中國渴望將第一道海上防線擴展到日本和菲律賓以外。台灣便是達成這份野心的關鍵，南海也是如此。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緊繃情勢的中心，中國宣稱擁有這兩個群島的主權，企圖控制其鄰國的經濟海域及財富（參見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