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版前言
上個世紀的大多數著作對過去的主要敘事都是根據西方中心主義的假設（不論該假設是援用斯賓塞哲學、馬克思哲學或是韋伯哲學的術語建立的），也都接受了後達爾文理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概念，並經常用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衡量國家發展。雖然這些原本都是西方的基準，但是也都被拿來衡量日本。
如果是用這些標準，在舊秩序的所有悲劇性錯誤中，最明顯的錯誤大概是日本政府看似在一六三○年代切斷了與其他國家的外交、商業甚至是文化關係。所謂的「鎖國政策」迫害天主教徒並驅逐葡萄牙商人、限制荷蘭商人（使他們實際上像是被拘禁在長崎），還有禁止日本人出國遠航，被認為將日本的海外擴張扼殺在萌芽階段（否則日本的海外擴張或許可以和荷蘭、英國或是伊比利的海上帝國互相抗衡，打造從長崎到暹羅的一長串日本貿易殖民地）。此外，若是與西方繼續保持往來，代表日本可以完全獲得歐洲最先進的科學、工業和戰略發展成果，甚至可能促成一場持久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日本在十六世紀的技術水準大致上可與歐洲並駕齊驅，若是沒有這場錯誤，日本也不至於在幾個世紀的自我孤立後「落後於」西方。
既然「鎖國」可以解釋為什麼日本相對落後於西方，便也有助於解釋日本在技術和工業、經濟和政治上何以一直處於「追隨者」的地位。從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之前，還因這個觀點而使民族主義者幻想「重新征服」傳說記憶裡曾經屬於日本的大陸領土（例如朝鮮）。低人一等的地位傷害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如果可以將這怪罪到早已作古的幕府領導者的錯誤決定，自然為受傷的民族自尊心提供了一帖良藥。
在太平洋戰爭後的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西方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感興趣的不是解釋這段落後，而是理解日本為什麼當「追隨者」當得如此成功，非西方民族中（當時）只有日本已經在設法「現代化」。德川日本的「牆內世界」這個溫室如何培養了日本這樣優秀的追隨能力？為什麼「儒家」的日本能夠取得成功並保有民族獨立，而比日本「更堅持儒家路線」的中國和朝鮮則失去了全部或大部分國家主權，也沒有實現現代化？我們可以在日本的案例中找到哪些經驗來教給其他想要進行現代化、但是比較慢跟上來的追隨者？
從長期來看，這意味著要在已經過去的德川時代——這是一段嚴密封閉的、完全本土化的過去——尋找日本能夠成功化身追隨者的奧秘。例如：史密斯（T. C. Smith）在解釋農村的社會關係時，發現了「現代日本農業的源頭」；多爾（R. P. Dore）在「德川時代的教育」項目中，發現日本有高於其他前現代社會的識字率和大眾教育普及率，或許只遜於少數西方國家；在「德川宗教」方面，貝拉（Robert Bellah）發現十八和十九世紀盛行於城市商業階級間的異端心學運動有一種類似新教的倫理，或許可以（間接）解釋後明治時期的日本資本主義成功發展的精神源頭。
不過，如果說日本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追隨者，到了後工業和後現代時，日本則已然成為領導者；其實也有些人認為早在十八世紀，就已經出現一些看似沒有關聯和連續性的明顯跡象。確定的是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在越南戰敗並失去跨大西洋的霸主地位，日本則在經濟和工業上突飛猛進——首先是鋼鐵和造船業，然後是汽車，接著是後工業時代的製陶、生物技術、電子計算機和機器人技術——這使得日本和西方都開始質疑日本是追隨者而西方是領導者的假設。日本的實業家和內閣大臣開始嘲笑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會正在衰退。他們愈來愈放膽吹噓日本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資訊化社會」。現在也有愈來愈多政府、工業界和學界的外國領導人前往日本尋求貸款、建議和技術，將日本描述為卓越的追隨者已經失去了說服力。日本現在需要的是體現其領導力、主導性、權威和自足的英雄敘事。
本書的再版也是重新定位日本歷史這個重大命題的一部分，要讓日本的過去成為更符合現下的前篇。要使日本擺脫孤立、邊緣化、停滯發展和追隨者的解釋角度，將日本置於敘事的核心，承認日本可以自主建構自身的命運。本研究最初是在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開始構思，當時我便不認為早期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假設是適當的，尤其是要解釋日本與更大區域及全球架構的關係時，因為這極度低估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地位，似乎只是為了哀悼日本在一五四○到一六四○年間與歐洲的早期接觸後，便拒絕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相較之下，本書提出的模型是日本與外國有活躍而且能夠自主的的關係，如同日本人自己認為的，這個模型將日本置於世界的中心，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邊陲，或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外圍。本書的確認為日本並不像鎖國一詞暗示的那樣畏縮、被動而孤立，而是積極的，且具有建設性，積極尋求重建日本與國際環境的關係，以促成國際和國內的目標。日本還會積極搜集有關外部世界的資訊——本書將其稱作「國家安全情報」——這也與孤立、發展遲滯、追隨者的日本形象不符。不過，就像是我在此後出版的研究中會討論的，幕府為國際貿易和技術情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這與十八世紀日本國內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書構想的圖像與森谷尅久設想的資訊化過去產生強烈的共鳴，因此十分符合日本人對當下這個資訊化時代的想像。
上個世紀的大多數著作對過去的主要敘事都是根據西方中心主義的假設（不論該假設是援用斯賓塞哲學、馬克思哲學或是韋伯哲學的術語建立的），也都接受了後達爾文理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概念，並經常用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衡量國家發展。雖然這些原本都是西方的基準，但是也都被拿來衡量日本。
如果是用這些標準，在舊秩序的所有悲劇性錯誤中，最明顯的錯誤大概是日本政府看似在一六三○年代切斷了與其他國家的外交、商業甚至是文化關係。所謂的「鎖國政策」迫害天主教徒並驅逐葡萄牙商人、限制荷蘭商人（使他們實際上像是被拘禁在長崎），還有禁止日本人出國遠航，被認為將日本的海外擴張扼殺在萌芽階段（否則日本的海外擴張或許可以和荷蘭、英國或是伊比利的海上帝國互相抗衡，打造從長崎到暹羅的一長串日本貿易殖民地）。此外，若是與西方繼續保持往來，代表日本可以完全獲得歐洲最先進的科學、工業和戰略發展成果，甚至可能促成一場持久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日本在十六世紀的技術水準大致上可與歐洲並駕齊驅，若是沒有這場錯誤，日本也不至於在幾個世紀的自我孤立後「落後於」西方。
既然「鎖國」可以解釋為什麼日本相對落後於西方，便也有助於解釋日本在技術和工業、經濟和政治上何以一直處於「追隨者」的地位。從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之前，還因這個觀點而使民族主義者幻想「重新征服」傳說記憶裡曾經屬於日本的大陸領土（例如朝鮮）。低人一等的地位傷害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如果可以將這怪罪到早已作古的幕府領導者的錯誤決定，自然為受傷的民族自尊心提供了一帖良藥。
在太平洋戰爭後的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西方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感興趣的不是解釋這段落後，而是理解日本為什麼當「追隨者」當得如此成功，非西方民族中（當時）只有日本已經在設法「現代化」。德川日本的「牆內世界」這個溫室如何培養了日本這樣優秀的追隨能力？為什麼「儒家」的日本能夠取得成功並保有民族獨立，而比日本「更堅持儒家路線」的中國和朝鮮則失去了全部或大部分國家主權，也沒有實現現代化？我們可以在日本的案例中找到哪些經驗來教給其他想要進行現代化、但是比較慢跟上來的追隨者？
從長期來看，這意味著要在已經過去的德川時代——這是一段嚴密封閉的、完全本土化的過去——尋找日本能夠成功化身追隨者的奧秘。例如：史密斯（T. C. Smith）在解釋農村的社會關係時，發現了「現代日本農業的源頭」；多爾（R. P. Dore）在「德川時代的教育」項目中，發現日本有高於其他前現代社會的識字率和大眾教育普及率，或許只遜於少數西方國家；在「德川宗教」方面，貝拉（Robert Bellah）發現十八和十九世紀盛行於城市商業階級間的異端心學運動有一種類似新教的倫理，或許可以（間接）解釋後明治時期的日本資本主義成功發展的精神源頭。
不過，如果說日本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追隨者，到了後工業和後現代時，日本則已然成為領導者；其實也有些人認為早在十八世紀，就已經出現一些看似沒有關聯和連續性的明顯跡象。確定的是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在越南戰敗並失去跨大西洋的霸主地位，日本則在經濟和工業上突飛猛進——首先是鋼鐵和造船業，然後是汽車，接著是後工業時代的製陶、生物技術、電子計算機和機器人技術——這使得日本和西方都開始質疑日本是追隨者而西方是領導者的假設。日本的實業家和內閣大臣開始嘲笑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會正在衰退。他們愈來愈放膽吹噓日本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資訊化社會」。現在也有愈來愈多政府、工業界和學界的外國領導人前往日本尋求貸款、建議和技術，將日本描述為卓越的追隨者已經失去了說服力。日本現在需要的是體現其領導力、主導性、權威和自足的英雄敘事。
本書的再版也是重新定位日本歷史這個重大命題的一部分，要讓日本的過去成為更符合現下的前篇。要使日本擺脫孤立、邊緣化、停滯發展和追隨者的解釋角度，將日本置於敘事的核心，承認日本可以自主建構自身的命運。本研究最初是在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開始構思，當時我便不認為早期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假設是適當的，尤其是要解釋日本與更大區域及全球架構的關係時，因為這極度低估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地位，似乎只是為了哀悼日本在一五四○到一六四○年間與歐洲的早期接觸後，便拒絕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相較之下，本書提出的模型是日本與外國有活躍而且能夠自主的的關係，如同日本人自己認為的，這個模型將日本置於世界的中心，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邊陲，或是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外圍。本書的確認為日本並不像鎖國一詞暗示的那樣畏縮、被動而孤立，而是積極的，且具有建設性，積極尋求重建日本與國際環境的關係，以促成國際和國內的目標。日本還會積極搜集有關外部世界的資訊——本書將其稱作「國家安全情報」——這也與孤立、發展遲滯、追隨者的日本形象不符。不過，就像是我在此後出版的研究中會討論的，幕府為國際貿易和技術情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這與十八世紀日本國內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書構想的圖像與森谷尅久設想的資訊化過去產生強烈的共鳴，因此十分符合日本人對當下這個資訊化時代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