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在社會民主主義裡，哪些已不可行？哪些仍待追求？
二○○九年十月我在紐約演講時，討論了這本書裡提出的幾個議題。第一個問題是一位十二歲的小學生提出的，我覺得很值得記錄在這裡，因為那個問題所關切的，正是我想放在結語裡的東西。發問者直接切入重點：「好，假如你在某一次尋常的對話或甚至辯論裡討論了這些議題，也提到社會主義這個詞，結果有時候就好像一塊磚頭砸在這個對話上，再也沒辦法讓它恢復原狀。那你會建議用什麼方式來恢復這場對話？」
如同我在回答他時所提到的，如果是在瑞典，這塊「磚頭」掉下來的情況不太一樣。甚至在今天，在歐洲人的討論中，提到社會主義並不會造成令人尷尬的沉默；就像在拉丁美洲或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也一樣不會。這是一種特有的美國式的反應。而且這位提問者，身為美國小孩，非常有理由這麼問。如果要讓美國的公共政策辯論改變方向，一個重大挑戰就是要克服對「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疑忌，包括對任何沾上一點這個味道或能用那把刷子抹一下的東西。
有兩種辦法可以回應這個挑戰。第一是乾脆把「社會主義」放到一邊去。因為這個字眼跟二十世紀的許多獨裁政權關聯起來，所以這個字眼跟理念已經遭到嚴重污染；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討論中排除這個字眼。這種作法的優點是簡單，但我們會被指責為虛偽。如果一種理念或一項政策說起來像社會主義、做起來也像社會主義，難道我們不應該承認它其實就是嗎？難道我們不能期望把這個字從歷史的垃圾桶裡找回來嗎？
我想不行。「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的理念，也帶著二十世紀的歷史。這本來並非不可克服的障礙：同樣的話也適用在自由主義身上。然而這歷史的包袱是真實的──蘇聯及其附屬國描述自己為「社會主義」，再多的辯護（「那不是真的社會主義！」）也無法迴避這個事實。以同樣的道理，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它的繼承者不可挽回地玷汙了，不管我們今天閱讀馬克思仍然可以獲得多少助益。在每一個激進的提議上使用「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等於招引不會有結果的爭辯。
但是在「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有顯著的區別。社會主義牽涉到轉型的變革：要打倒資本主義，換上以完全不同的生產與財產制度為基礎的政權。相對地，社會民主主義是妥協：它隱含地接受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制作為運作的框架，來關注廣大民眾到目前為止被忽視的利益。
這些差異是關鍵性的。社會主義（包括其諸多偽裝以及以組合概念出現的種種化身）已經失敗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不只在許多國家已經執政，甚至還超越了其創始者最狂野的夢想。這個在十九世紀中期被認為是理想主義與激進挑戰的政治路線，五十年之後在許多自由國家中已成為日常政治。所以，在西歐、加拿大或紐西蘭，當人們在談話中提到「社會民主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時，磚頭不會砸下來。正好相反，討論很有可能轉到非常實際與技術細節的軌道上：我們還能負擔得起全民退休金計劃、失業補貼、文藝贊助、低學費的高等教育嗎？還是這些福利與服務的耗費現在已經超過可以承擔的程度？如果是的話，又該如何把這些服務修正到可負擔的水平？當中哪些是絕不可少的，如果有的話？
由意識形態驅動的批判者間接提出的一個範圍更廣泛的問題是：這種社會服務國家應該照目前的形態繼續下去嗎？還是屬於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保護與承諾的體制，真的比一個由市場推動的社會（其中政府的角色被縮至最小）更「有用」嗎？答案取決於我們認為「有用」是什麼意思：我們要的是哪一種社會？而我們又願意忍受或追求某種安排，以實現那種社會？如同我希望在這本書中已經說清楚的，「有用」的問題需要用新的角度再提一次。如果我們把討論侷限在經濟效率與生產力的議題上，對倫理考量一無所悉，也不把所有更廣泛的社會目標納入參考，那我們就不能指望切入這個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還有未來嗎？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上一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之所以開始崩解，是因為社民主義發展不出一套能夠超越傳統國界的視野──實際可行的制度就更不用說。如果世界變得更小了，而且各個國家相對於國際經濟每日的運作也變得更不重要，那麼我們還能指望社民主義提出什麼東西呢？
這種質疑在一九八一年時變得非常強烈：當時法國選出了最後一位社會黨總統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他在競選時承諾，將忽略歐洲層級的規範與協議，並為他的國家開創（社會主義的）未來。在兩年之內，密特朗就反轉了路線，就像幾年之後英國工黨所做的那樣，並且接受了如今看來無可避免的事情：沒有國家能推動鮮明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在稅制、重分配與公有制方面），如果這些政策跟國際協議有所抵觸的話。
即便在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已經深深融入文化裡的斯堪地那維亞，歐盟成員的身分（或甚至只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國際機構）就明顯限制了國內主導的立法空間。簡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早期的理論家如此熱切地把國際化描摹為資本主義的未來，如今這同一個國際化卻注定了社民主義的毀滅。
從這個觀點看來，社會民主主義──跟自由主義一樣──是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副產品：一個針對已開發社會中工業化帶來的社會挑戰量身打造的政治理念。不只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就連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介於激進目標與自由主義傳統之間的可行的折衷方案，在所有其他大陸上也缺乏廣泛的支持。在非西方的世界裡從來不缺乏革命社會主義的熱情，但是歐洲獨特的政治折衷往外傳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並不理想。
不只被侷限在一個得天獨厚的大陸上，社會民主主義似乎還是獨一無二的歷史情境的產物。為什麼我們應該假設這些情境可以再度出現？而且，如果這些情境不再出現，未來世代的人們為什麼一定要追隨他們的父祖輩，接受這種在過去數十年裡實行的保護性與審慎的政治折衷？
但是當情境改變，人們的看法也會跟著改變。那些堅信自由市場教條的狂熱支持者的聲音很快就會消失。由主要國家組成的所謂的G20集團深深受到被排除在G20之外的小國家的怨恨；而且G20試圖成為決定未來的決策中心一事，本身也帶有顯著的風險。然而這種集團的興起，清楚地確認了國家已返回舞台中央的事實。關於國家已死的謠言，一直被過度誇大了。
如果我們還要有政府，而且如果政府在人們的事務當中仍然要扮演相當角色，那麼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就一直會是重要的。我們可以從過去學到許多東西。愛德蒙．柏克在他對當時的法國大革命的陰鬱批判中，對人們幼稚的傾向提出警告，不要以未來之名輕易地摒棄過去。社會，他寫道，「……不只是一種介於現在生存者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且還要靠現存者、已逝者與將誕生者之間的合作才能存續。」
這個評論通常都被解讀為保守立場。但是柏克是對的。所有政治論述一開始不應該只是描繪我們與未來美好夢想的關係，也要重視與過去成就的關係，包括我們自己的，以及我們的前人所成就的。太久以來，左派漠視了這條先決要求：我們一直被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所桎梏，太過倉促地把過去的世界拋在腦後，並且對所有現存的事物提出激進的批判。這樣的批判或許是推行重大改革所必須的，但是也讓我們有偏離正道的危險。
因為，我們實際上只能依靠我們擁有的東西。我們是深深地根植於歷史裡的，如同十九世紀那些浪漫主義者也清楚知道的。但是在十九世紀，一整個世代都迫不及待地尋求改革，「歷史」坐在他們的肩膀上非常不安穩。在那時，過去的建制只是障礙。但是在今天，我們很有理由採取不同的思考。我們虧欠小孩一個比我們所繼承的更好的世界；但是我們也虧欠前人一些東西。
在社會民主主義裡，哪些已不可行？哪些仍待追求？
二○○九年十月我在紐約演講時，討論了這本書裡提出的幾個議題。第一個問題是一位十二歲的小學生提出的，我覺得很值得記錄在這裡，因為那個問題所關切的，正是我想放在結語裡的東西。發問者直接切入重點：「好，假如你在某一次尋常的對話或甚至辯論裡討論了這些議題，也提到社會主義這個詞，結果有時候就好像一塊磚頭砸在這個對話上，再也沒辦法讓它恢復原狀。那你會建議用什麼方式來恢復這場對話？」
如同我在回答他時所提到的，如果是在瑞典，這塊「磚頭」掉下來的情況不太一樣。甚至在今天，在歐洲人的討論中，提到社會主義並不會造成令人尷尬的沉默；就像在拉丁美洲或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也一樣不會。這是一種特有的美國式的反應。而且這位提問者，身為美國小孩，非常有理由這麼問。如果要讓美國的公共政策辯論改變方向，一個重大挑戰就是要克服對「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疑忌，包括對任何沾上一點這個味道或能用那把刷子抹一下的東西。
有兩種辦法可以回應這個挑戰。第一是乾脆把「社會主義」放到一邊去。因為這個字眼跟二十世紀的許多獨裁政權關聯起來，所以這個字眼跟理念已經遭到嚴重污染；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討論中排除這個字眼。這種作法的優點是簡單，但我們會被指責為虛偽。如果一種理念或一項政策說起來像社會主義、做起來也像社會主義，難道我們不應該承認它其實就是嗎？難道我們不能期望把這個字從歷史的垃圾桶裡找回來嗎？
我想不行。「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的理念，也帶著二十世紀的歷史。這本來並非不可克服的障礙：同樣的話也適用在自由主義身上。然而這歷史的包袱是真實的──蘇聯及其附屬國描述自己為「社會主義」，再多的辯護（「那不是真的社會主義！」）也無法迴避這個事實。以同樣的道理，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它的繼承者不可挽回地玷汙了，不管我們今天閱讀馬克思仍然可以獲得多少助益。在每一個激進的提議上使用「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等於招引不會有結果的爭辯。
但是在「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有顯著的區別。社會主義牽涉到轉型的變革：要打倒資本主義，換上以完全不同的生產與財產制度為基礎的政權。相對地，社會民主主義是妥協：它隱含地接受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制作為運作的框架，來關注廣大民眾到目前為止被忽視的利益。
這些差異是關鍵性的。社會主義（包括其諸多偽裝以及以組合概念出現的種種化身）已經失敗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不只在許多國家已經執政，甚至還超越了其創始者最狂野的夢想。這個在十九世紀中期被認為是理想主義與激進挑戰的政治路線，五十年之後在許多自由國家中已成為日常政治。所以，在西歐、加拿大或紐西蘭，當人們在談話中提到「社會民主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時，磚頭不會砸下來。正好相反，討論很有可能轉到非常實際與技術細節的軌道上：我們還能負擔得起全民退休金計劃、失業補貼、文藝贊助、低學費的高等教育嗎？還是這些福利與服務的耗費現在已經超過可以承擔的程度？如果是的話，又該如何把這些服務修正到可負擔的水平？當中哪些是絕不可少的，如果有的話？
由意識形態驅動的批判者間接提出的一個範圍更廣泛的問題是：這種社會服務國家應該照目前的形態繼續下去嗎？還是屬於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保護與承諾的體制，真的比一個由市場推動的社會（其中政府的角色被縮至最小）更「有用」嗎？答案取決於我們認為「有用」是什麼意思：我們要的是哪一種社會？而我們又願意忍受或追求某種安排，以實現那種社會？如同我希望在這本書中已經說清楚的，「有用」的問題需要用新的角度再提一次。如果我們把討論侷限在經濟效率與生產力的議題上，對倫理考量一無所悉，也不把所有更廣泛的社會目標納入參考，那我們就不能指望切入這個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還有未來嗎？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上一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之所以開始崩解，是因為社民主義發展不出一套能夠超越傳統國界的視野──實際可行的制度就更不用說。如果世界變得更小了，而且各個國家相對於國際經濟每日的運作也變得更不重要，那麼我們還能指望社民主義提出什麼東西呢？
這種質疑在一九八一年時變得非常強烈：當時法國選出了最後一位社會黨總統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他在競選時承諾，將忽略歐洲層級的規範與協議，並為他的國家開創（社會主義的）未來。在兩年之內，密特朗就反轉了路線，就像幾年之後英國工黨所做的那樣，並且接受了如今看來無可避免的事情：沒有國家能推動鮮明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在稅制、重分配與公有制方面），如果這些政策跟國際協議有所抵觸的話。
即便在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已經深深融入文化裡的斯堪地那維亞，歐盟成員的身分（或甚至只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國際機構）就明顯限制了國內主導的立法空間。簡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早期的理論家如此熱切地把國際化描摹為資本主義的未來，如今這同一個國際化卻注定了社民主義的毀滅。
從這個觀點看來，社會民主主義──跟自由主義一樣──是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副產品：一個針對已開發社會中工業化帶來的社會挑戰量身打造的政治理念。不只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就連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介於激進目標與自由主義傳統之間的可行的折衷方案，在所有其他大陸上也缺乏廣泛的支持。在非西方的世界裡從來不缺乏革命社會主義的熱情，但是歐洲獨特的政治折衷往外傳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並不理想。
不只被侷限在一個得天獨厚的大陸上，社會民主主義似乎還是獨一無二的歷史情境的產物。為什麼我們應該假設這些情境可以再度出現？而且，如果這些情境不再出現，未來世代的人們為什麼一定要追隨他們的父祖輩，接受這種在過去數十年裡實行的保護性與審慎的政治折衷？
但是當情境改變，人們的看法也會跟著改變。那些堅信自由市場教條的狂熱支持者的聲音很快就會消失。由主要國家組成的所謂的G20集團深深受到被排除在G20之外的小國家的怨恨；而且G20試圖成為決定未來的決策中心一事，本身也帶有顯著的風險。然而這種集團的興起，清楚地確認了國家已返回舞台中央的事實。關於國家已死的謠言，一直被過度誇大了。
如果我們還要有政府，而且如果政府在人們的事務當中仍然要扮演相當角色，那麼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就一直會是重要的。我們可以從過去學到許多東西。愛德蒙．柏克在他對當時的法國大革命的陰鬱批判中，對人們幼稚的傾向提出警告，不要以未來之名輕易地摒棄過去。社會，他寫道，「……不只是一種介於現在生存者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且還要靠現存者、已逝者與將誕生者之間的合作才能存續。」
這個評論通常都被解讀為保守立場。但是柏克是對的。所有政治論述一開始不應該只是描繪我們與未來美好夢想的關係，也要重視與過去成就的關係，包括我們自己的，以及我們的前人所成就的。太久以來，左派漠視了這條先決要求：我們一直被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所桎梏，太過倉促地把過去的世界拋在腦後，並且對所有現存的事物提出激進的批判。這樣的批判或許是推行重大改革所必須的，但是也讓我們有偏離正道的危險。
因為，我們實際上只能依靠我們擁有的東西。我們是深深地根植於歷史裡的，如同十九世紀那些浪漫主義者也清楚知道的。但是在十九世紀，一整個世代都迫不及待地尋求改革，「歷史」坐在他們的肩膀上非常不安穩。在那時，過去的建制只是障礙。但是在今天，我們很有理由採取不同的思考。我們虧欠小孩一個比我們所繼承的更好的世界；但是我們也虧欠前人一些東西。
